欧洲中心主义的错觉：发现东方化的西方

重要的是，指出我们主流理论中的欧洲中心论和隐含的欧洲必胜的偏见，并非必然使其产生错误。事实上，作为自称欧洲中心论的学者，戴维·兰德斯最近指出，欧洲中心主义有着非常充分的理由，因为是西方而非东方获得了胜利，只有欧洲人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现代化飞跃的开拓。因此，兰德斯将反对欧洲中心论的论述蔑称为“政治上正确的善良学说”，或是“欧洲恐惧症”，或是简单地说成是“糟糕的历史认识”。但是我的核心论点是，欧洲中心论的阐述是值得怀疑的，这并非因为它在政治上不正确，而是因为它确实与所发生的历史事实不符合，但是，戴维·兰德斯在其著作中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如其所言：

第三种流派（将包含在本书内）则认为，“西方－其他”（西方－东方）的二分法是根本错误的。在世界历史的洪流中，其他国家早期曾取得重大成就，欧洲不过是一位后来者和免费搭车者罢了。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历史记载表明，近千年来，欧洲（西方）一直是发展和现代化的首要推动者。还存在一个道德问题，有些人会认为，欧洲中心论对于我们是不好的，对于世界来说更是不好，应予避免。这些人是该这样做。但对我来说，相对于善心而言，我更钟爱事实。我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

但是，就我所参考的历史记载表明，在过去数千年的大多数时期，东方才是世界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保守的学者们都无一例外地把过去近千年来主导全球力量的优势划给了西方。但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大国只是由于一种欧洲中心的观点才似乎成了优势的一方，东方国家从一开始就没有被选择。就像在本书中所展示的一样，对于那些重要的亚洲大国（参见第2-4章和第7章）来说，所有所谓“主导­性­的西方大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居于下风。只是到这一时期几近结束时（1840年），欧洲国家才最终超过了中国。

然而，兰德斯仍然声称，即使所有这些都是真的，事实也仍是只有欧洲人才能独自跨越到资本主义现代化。或者就像林恩·怀特（Lynn White）[ 当代美国历史学家、环境伦理学家（1907—1987），著有《我们环境危机的历史根源》等。——译者]指出的那样：“有件事情是如此肯定，以至于用语言来描述它都似乎有些愚蠢：即现代技术和现代科学都明显属于西方世界。”但是，如我前面所述，西方只是跨越了通向现代化的终点线，因为西方通过传播和掠夺更先进的东方资源组合和资源而从中受益。我论述的成功必须是建立在所收集的实践经验的证据基础上，而不是因为它仅仅是“善心”，那么，有哪些实践检验的事实可以支持我的反欧洲中心论的论点呢？在转向（西方）通过欧洲帝国主义掠夺东方的资源之前，让我们首先转向（西方是如何）通过东方的全球化来传播和吸收东方的资源组合的。

一个显著的的例子就是我所称作的“瓦斯科·达·伽马神话”（见第7章）。 在西方，我们常常引以自豪的是，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第一个绕过了好望角，并且远航到达了东印度he East Indies）[ 旧时西方使用的一个含糊和不确切的名称，一般指印度、印度*半岛、马来半岛和马来群岛等。——译者]，他第一次与那时还处于孤立和原始状态的印度族人（Indian race）建立了联系。但是，早在此之前的20至50年间，*航海家艾哈迈迪·埃布恩-马吉德（Ahmad ibn-Majid）就已绕过好望角，航行到了非洲西海岸，并经由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此外,萨珊王朝的波斯人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就已经远航到了印度和中国，埃塞俄比亚人以及后来的穆斯林(之后约650年)也有过类似的航行。爪哇人、印度人和中国人都在达·伽马之前数十年，即使不是数世纪，远航到了好望角。不应忘记的是，达·伽马之所以能够成功航行到印度，是因为他有一个不知名的古吉拉特穆斯林领航员的引导。同样令人憋气的是，所有使达·伽马的航行能够进行的航船以及航海技术和技巧，实际上都是由中国或者是*中东国家发明的（当然经过了进一步改进）。这些技术都是经由*世界桥梁而向全球传播，然后被欧洲人所吸收（见第3章和第6－8章）。我们再加上一点,即大炮和火药是由中国发明并且也是这样传播出去的,那么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表明葡萄牙人所宣称的真正属于其自己的东西。最后, 就像本书所指出的那样，印度人并非是原始的野蛮人。事实上, 他们要比其葡萄牙“发现者”（这实际上是个不恰当的词）先进得多，因为在达·伽马宣称发现她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印度已经长期与亚洲、东非大部分国家保持着直接的贸易联系，并与欧洲保持着间接的贸易联系（见第2-4章）。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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