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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哭，我也是不能哭。不允许我哭，失掉了哭的自由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把自己弄得这样，连­精­神都给自己上了枷锁了。

这回的心情还不比去日本的心情，什么能救了我呀！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那只手把自己来打碎吗？

——（萧红1934年5月4日北平致萧军）

此时，萧军虽在上海忙着编《鲁迅先生纪念集》，却在萧红“起死的那个观念”的痛苦时分，愉悦地读着书，快乐地学跳“足声”舞，并回信告诉她，“学好了，将来好教你”。他不能理解她，或者说，他的心，已渐渐失去了感知她的兴趣。

她哭着看他的回信。她明白，在他心中，她已经不重要了。直觉如此残酷，因如此清醒而残酷。

你来信说每天看天一小时会变成美人，这个是办不到的，说起来很伤心，我自幼就喜欢看天，一直看到现在还是喜欢看，但我并没变成美人，若真是，我又何能东西奔波呢？可见美人自有美人在。（这个话开玩笑也）

……

我的长篇并没有计划，但此时我并不过于自责“为了恋爱，而忘掉了人民，女人的­性­格啊！自私啊！”从前，我也这样想，可是现在我不了，因为我看见男子为了并不值得爱的女子，不但忘了人民，而且忘了­性­命。何况我还没有忘了­性­命，这就是忘­性­命也是值得呀！在人生的路上，总算有一个时期在我脚迹旁边，也踏着他的脚迹。（总算两个灵魂和两根琴弦似的互相调协过）（这一句似乎有点特别高攀，故涂去。）

——（萧红1937年5月9日北平致萧军）

萧军，并不理解萧红对他的爱，甚至责怪她的爱过于缠绵，以致“为了恋爱，而忘掉了人民，女人的­性­格啊！自私啊！”在他面前，萧红的爱何其卑微而苦涩。她唯有自嘲和讥讽，自嘲高攀了他的爱，讥讽他一次又一次的出轨别恋。

然而尽管如此，当萧军来信谎称自己“身体欠安”时，她便毫不犹豫地离开北平，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仅隔一个多月，“七·七事变”爆发，8月13日，淞沪之战打响。在事关民族存亡的抗战形势下，他们之间的情感，不过是一本千疮百孔的线装书，谁也没有­精­力，再去拂拭与修补。

这人世如此悲凉

1937年9月末，萧红萧军与一批文化界友人，从沦陷的上海来到武汉。

在当地诗人蒋锡金的接洽下，二萧住进了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那是蒋锡金租住的房子。此后一段时间，小金龙巷21号，成了来自各地的抗战文艺作家的活动场所，东北作家端木蕻良，便是其中一位。

满族人端木蕻良，原名曹汉文，1912年9月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在北平加入左联；1935年完成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在东北作家群中产生了重要影响。1935年底，端木蕻良来到上海后，在鲁迅、郑振铎、茅盾等人的推荐下，开始频繁在《文学》、《作家》、《国民周刊》等杂志发表文学作品。1937年夏，端木受邀参加抗战文艺刊物筹备会，在这次会议上，与萧红相识，并与二萧成为朋友。

这年10月，在胡风、萧军的催促下，端木由上海抵达武汉，在小金龙巷与蒋锡金同住一室，会同二萧、胡风等编写抗战文艺刊物《七月》。在两个多月时间里，这三位年轻的东北作家相处融洽，尤其对萧红，端木所给予的体贴，犹如和风细雨，是彼时的萧军无法给予、也无心给予的温暖碎片。

她所怀念和缺失的，端木做了弥补。尽管，她怀念的是萧军与她的曾经，缺失的是萧军对她的疼爱，然而当这一切不再重来，当她的爱已成为卑微的仰视，当给过她深爱如今却无视她的那个人仍在身边，她甚至想抓住这机会做一个选择，她想告诉他的是，她萧红，可以离开他。

1938年元月，受刚成立不久的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的邀请，端木蕻良与萧红、萧军、艾青、聂绀弩等，从武汉启程，前往山西执教。二月初抵达临汾后，萧红任大学文艺指导，并与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的丁玲邂逅。

然而此时，举国之内，已几无宁静之地。他们前脚刚到，战火便追到了临汾。当时受邀而来的“民大”教师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随校撤往晋西南，二是跟随丁玲的战地服务团前往西安。

为去向的选择，萧红与萧军再度爆发了争吵。萧红选择跟随丁玲，萧军则坚持与“民大”一起撤离，并准备随时报效祖国，扛枪打游击。萧红的理由则是，作家的所长是拿笔战斗，对抗日救国来说，一个作家去当游击队长，不见得比当一个作家贡献更大。

此时，也许他们都明白，不同的选择是必然的，就像他们的情感，已到了必然抉择的时刻。他们谁也改变不了谁，谁也说服不了谁，战火在前，人生已容不得坐而论道和退步求全，他们前方只剩下一个界碑，叫做分道扬镳。

这一次，再不同以往。她曾经远去扶桑，出走北平，是负气的，虽然伤痛，心里却知道，疗好了伤她仍然要回到他身旁。但这一次，她是平静的，尽管心底的哀伤是静水下的波涛，谁也看不见。

正因明白这次分手的不可逆转，萧军才带着几分不舍，将萧红托付给了丁玲和聂绀弩。

多年后，聂绀弩回忆了临汾分别前萧军与他的谈话。

一个夜晚，萧军送我、萧红、丁玲、塞克、d.m.到车站，快开车的时候，萧军和我单独在月台踱了好一会。

“时局紧张得很，”他说：“临汾是守不住的，你们这回一去，大概不会回来了。爽兴就跟丁玲一道过河去吧！这学校（民大）太乱七八糟了，值不得留恋。”

“那么你呢？”

“我不要紧，我的身体比你们好，苦也吃得，仗也打得。我要到五台去。但是不要告诉萧红。”

“那么萧红呢？”

“哦，萧红和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的。”

“你们以后……”

“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怎么，你们要……”

“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还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妻，我决不先抛弃她！”

——（聂绀弩《在西安》）

遗憾的是，六年来，他们情感的纽带已被粗糙的岁月磨损得细如危弦，再也经不起振颤和磨折。临汾，成了二萧的分别之地。她终于丢下萧军，和端木、艾青、田间等人一起，随丁玲坐上了前往西安的火车。

当火车开出临汾车站时，萧红俯向窗口，默然地注望着孤独地站在月台上的萧军，她的明朗的眼睛突然开始湿润，然而她转过了脸去。

——（骆宾基《萧红小传》）

萧红走后，萧军看到一双被她丢弃的靴子，于是托人给萧红捎信说：“这双靴子不是你爱的吗？为什么单单地把它遗落了呢？”

她遗落的，岂止是心爱的靴子，还有她曾深爱着的萧军。

在西安，为了抚平分离的伤痛，或者为了尽快忘掉萧军，她与端木走得很近。在她心底，也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她也没有真正爱过这个小她一岁的男人。但端木出现得那样及时，出现在她最失意的时分。

然而此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怀了萧军的孩子。

多年前，萧军在她生命中出现时，她怀了别人的孩子；而今，萧军离去时，她却怀了萧军的孩子。她的人生，是脱了轨的人生，错了一节，便始终是错了。彼时她的情形，正如端木所说，“不愿意丢掉的那一点，现在丢了；不愿意多的那一点，现在多了。”不愿意丢掉的，是曾经的恋人；不愿意多的，是战争形势下不该孕育的小生命。

对端木的追求，她曾犹疑而矛盾。她爱萧军的侠义情怀和男子气概，却无法忍受他的恃强和不忠；她欣赏端木的温和谨持，却厌恶他的胆小势利。然而，此时的萧红，多需要一个人陪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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