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与此同时，他经历了两番生死体验。先是一场热病折磨了他四十天，高热头痛，一碗一碗地流鼻血；病刚好，一个结实如猛虎的同学在下河游泳时，因一个小小疏忽泅水而亡，四天后当人们将他肿胀变形的尸体从水中捞起——这一幕在沈从文眼中，像一枚锐利的钢针，终于刺痛了他的神经。

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与脆弱的­肉­身相比，人生更有价值的是什么？

他为此闷闷沉沉地躺在床上，想了整整四天。最后他终于得出一个结论：

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

他于是变得义无反顾，下定决心要去北京读书。当他向陈渠珍说起这个决定，这个凤凰出生的军人给了他有力的支持和温暖的鼓励。随后，带着几十块钱薪水，和陈渠珍给他的一个手谕以及一份勇气，他离开了生养他的凤凰小城，离开了沅水流经的故乡土地。

十九天后，一个风尘仆仆的青年，站在了北京前门火车站。

他在歇脚客店的旅客簿上一笔一划地写：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他终于来到了北京。他曲曲折折走了那么久，终于，走进了梦想那扇大门。

此时，正是1922年北京的夏天。

此时他并不知道，他写下的那个名字，将是一个传奇。

合肥张家的三小姐

此时，我仿佛坐在时间的荒涯里，闭上眼，耳畔有忽忽的风声。时光多么无情，就像浩荡长风，不停歇地疾飞而去，吹皱了多少胭脂面，吹过了几多离合，几多悲欣。

每天穿过柳林，仰头就能看见小城的钟楼，分分秒秒在眼前不急不忙地流走。我总要发一会呆。前一分，还是今生今世，这一秒，已是旧梦前尘。

身后，似乎涌起了一座时间海，分分秒秒的浪花，都在唱着远逝的曾经。

有些事情，有些风韵，只在历史的某一段缝隙中，才能被完美地雕刻诠释。

数年前一个深秋，夜宿一处前清老宅。良夜幽静，老宅内漏了一天井的月光。坐在旧式紫檀木大靠椅上，抬眼看天井上四方的星空，看到痴绝处，竟恍惚是坐在光­阴­的井底，刹那间，遍野都是漫漫时空的孤寂，浩瀚无垠。

那一刻，无我。在那样古旧的老宅，我显然是个多余。

只适合时光退转回去——纸糊的灯笼，穿旗袍的闺秀，咿咿呀呀的昆曲，和一大院子当时的月­色­。那时，没有我们。

我们穿不起那样的时光。它太含蓄典雅，太有内涵和风韵，是一袭端淑的旗袍，只有名门闺秀，才能与它两相合契。

合肥张家的世家名媛，民国最后的大家闺秀们，个个都是风华绝代，后世里再也找不到那样的佳人。曾有新时代的导演想拍“合肥四姐妹”，但他知道，他拍不了。他找不到那样的演员，可以演绎那个年代的优雅和记忆。

那么，只能原谅文字的贫乏，让旧时光幽长的影子在这里隔世重现。

就从这里开始翻页吧——辛亥革命前夕，合肥龙门巷张家府宅，诞生了一位三小姐。

1910年，夏末秋初。那时，远在凤凰小城的沈从文已满八岁，他正想着法子逃学，和野孩子们四处疯玩，或者趴在学校的孔夫子牌位前罚跪受笞……他不知道，那个将使他无比甜蜜又无比心痛的女子，来到了这个人世。

9月15日，合肥张家年青美丽的少夫人陆英撑起产后虚弱的身体，只看了一眼刚落草的小人儿，失望地哭出了声。又是个女孩，这已经是第三个了。婆婆很不高兴，她只希望添个孙子。

父亲张武龄倒十分开心，他给三女儿取名兆和。虽然出身钟鸣鼎食之家，他却是个含蓄儒雅之人，既博学多才，又开明民主，给子女们取名也极为讲究。张武龄一生共有子女十人。大女儿元和（字伯元），二女儿允和（字仲允），三女儿兆和（字叔兆），后来出生的四女儿取名充和（字季充）；六个男孩，分别取名宗和、寅和、定和、宇和、寰和、宁和。女孩的名字不仅没有半点含花带草的妩媚，并且都有两条修长的“腿”，张武龄希望女儿们读书成才，像男子那样走向社会，立足名世；男孩的名字都有家字头，显然，儿子们长大后是要光大祖业、承继家声的。自不必说，这是他的愿望。

合肥张家是名门望族。张武龄的祖父是赫赫有名的清末淮军将领张树声，是仅次于李鸿章的淮军第二号人物，历任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通商事务大臣等职。他留给后世最大的亮点是“儒将”之名，爱好昆曲，重视文化，曾主持重修了苏州沧浪亭内的五百名贤祠，并亲自撰写了宝带桥碑记。

张树声共有九子，长子张云端曾任四川川东道台。巧的是，张云端与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一样，声名显赫却膝下无子，更巧的是，也如沈宏富那样，他过继了自己的侄儿为子承继家业，这便是五房所生的张武龄。

仗着张树声创下的一份庞大基业，张家成了合肥的望族门第。张家拥有的万顷良田，仅归在孙辈张武龄名下的每年就有十万担租。难得的是，张家少爷没有半点纨绔之气，那些抽鸦片逛窑子玩纸牌的陋习，与他两不相沾；与他相投的，是报章杂志、诗词书画，以及从祖上传承沿袭的昆曲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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