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燕子归来,春暖花开。(2 / 2)

且听下回分解 张继合 45182 字 2022-04-21

● 泪水,轻轻地从妻子的脸上滑落,一滴一滴,凉凉的,掉在单田芳的心上。他粗糙的手,一遍一遍抚摸妻子的双肩和脊背,好像这样一来,笼罩家庭的灾难、恐惧和忧伤,就被统统地抚平、擦­干­了。

家,已经成了单田芳飘忽不定的梦。他甚至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和想像。或许,对于“反革命家庭”而言,什么灾祸都可能随时降临。那些残酷的­阴­影和王全桂的家,和老铁、惠丽的家,在时代的风雨中飘摇明灭,今天还拥有的一切,可能转瞬之间就会荡然无存。

单田芳梳理着风雨难料的世事,命运这种东西,的确有翻云覆雨的魔力。早年,父母的离异不就是先例吗?眼下,家破人亡的难友不就是明证吗?人生同灾难较量,总是显得弱不禁风。难怪哲学家帕斯卡尔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人这枝芦苇,多灾多难,因为充满了奇特的思想而越发具有悲剧­色­彩。虽说心志一落千丈,十分消沉,情感漩涡里的单田芳还是刻骨铭心地想念着自己的家和每一位亲人……

当初,关押在曲艺团的时候,家里常来送饭。尽管互相之间不允许见面,但是,空饭盒也能暗示很多信息。如果剩饭多,可能是里边的人胃口不好、心情很差,甚至挨打了;倘若饭菜吃得­精­光,他们就会欢天喜地,倍觉安慰。

为了保障单田芳的伙食质量,王全桂把家里那点儿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每天中午,饭盒里都装满了大米­干­饭、新鲜蔬菜和罐头瘦­肉­。这种丰厚的物质待遇,连送饭的“造反派”都感到酸溜溜的,他们掂着饭盒挖苦道:“瞧瞧!家属给你吃这么好的东西——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啊。便宜了你,真是糟践啦。不老老实实交代罪行,你对得起谁!”

横竖都是遭受毒打,心里的伤口比身上的疮疤更疼。单田芳深知那个饭盒的意义,再痛苦,也得硬撑着捏起筷子,一鼓作气地吞咽­干­净。事后才知道,天天跑腿儿的是儿子老铁,孩子一天天长大,都十来岁了,心事也日渐沉重,当他看到妈妈对着原封不动的饭盒抹眼泪时,就猜到了其中的原委。打那儿以后,他再也没做过“原物退回”的蠢事,而是替里边的爸爸藏着、掖着,只有他知道,爸爸到底怎么样。遗憾的是,单田芳的胃口总是好不起来,逼得孩子没办法,很多次,硬把盒子里的剩饭统统扒进自己肚子里。妈妈盘问起来,就立刻装出一副轻松快活的样子,说:“爸爸的胃口可好了,一人能吃俩人的饭……”

一个偶然的机会,父子俩终于见面了,这让失去人身自由的单田芳喜出望外。

那天,他被监督打扫卫生,正巧,曲艺团的大门泄开一条窄缝儿,外面的人来人往看得一清二楚。忽然,耳畔响起了熟悉的脚步声。这种感觉并不太明确,好像总有亲人在门外偷窥自己。单田芳故意躲开“造反派”的视线,趁人不备,探出了半截身子。他低低地叫了一声儿子的小名,还真灵验,门外那条小小的身影一晃——啊!果然是老铁!其实,孩子已经在附近徘徊很久了,难怪爸爸有心灵感应呢。

老铁两眼放光,欣喜若狂地奔过来,小声说:“妈妈叫我来看您,多少次也碰不着。今天,一放学就往这儿跑,我都隔着门缝儿看您老半天了……爸!他们打您没有?”

单田芳硬着嘴皮,说:“没挨打,我挺好。回家告诉你妈,别惦记……”潦潦草草地答了几句话,他便撵儿子快走,他知道,万一被发现,麻烦就大了。儿子恋恋不舍地离去,单田芳的心也跟着走了,哪怕有高墙大狱,他们的心也紧紧地连在一起。打这以后,他和家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信儿倒是捎过,也是慌里慌张像做贼似的。因为耳朵被打聋了,单田芳去鞍山市铁西医院就诊,当然,有专人严密监控,否则跑了怎么办。巧得很,刚进医院大门,就碰上了昔日的小师妹——这可不是“造反派”头目的老婆,如果都变成那号人,恐怕天下连个捎信儿的都找不到了。这位小师妹很机灵,俩人目光一碰,她就预感到有事儿。为了甩开“尾巴”,单田芳谎称上厕所,他们挤进一个非常僻静的旮旯儿里,心惊­肉­跳地见了一面。

一刻值千金。单田芳要言不烦,直奔主题:“师妹,我半年多没进家门,你嫂子、你侄子侄女怎么样,我一无所知。求你到家跑一趟,告诉他们,我挺好,让他们放心,无论遇上什么事儿,一定要往宽处想。我没犯罪,肯定能利利索索出来,肯定能平平安安回家……”

师妹不住地点头,答应得十分­干­脆:“你放心吧,我一定去,把你的意思带到!”她转身离去,单田芳的心也陪着自己的信使越走越远。一点萤火似的消息,都可能是单家明媚的阳光。回到诊室,他再也抑制不住脸上的笑容,手脚依然兴奋地发抖……

就在单田芳来回跑大洼的时候,造反组织公布了一项喜人的新规定:“牛鬼蛇神中,部分表现积极人员,允许回家探亲。”话音刚落,申请书便雪片似的飞到了“造反派”的桌子上。人们伸长了脖子等待着最终的答复。

单田芳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大好机会,但是,并没有抱多大希望。自己“罪过”那么重,表现那么差,这等好事儿,天上掉雨点儿也落不到自己头上。哪成想,太阳真的从西边出来了,他的探亲申请,很快准了下来。那天,已经荣升为“指导员”的“造反派”师弟板着脸向单田芳交代:“你最近表现不错,经研究,特许五天假。回家看一眼,马上赶回来。”他抬起腕子,看看手表,又补充道:“五天,不多不少。再过一百二十小时,此时此刻之前,天上下刀子你也得给我赶回来;否则,后果自负——走吧!”

踏归程青衣带雨 探骨­肉­芒鞋如飞(2)

单田芳二话不说,扭头就跑。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自己的,半点儿也不能糟践啊。他飞一样地奔回驻地,风卷残云似的收拾东西,随后,跑上大路,穿五叉口,过大洼县,上了营口码头的轮渡,直向鞍山驶去……

家园在望,他心里不停地敲小鼓儿。眼看快一年了,妻子的身体怎么样?儿女都长高了吗?家里一切都平安吧……汽笛长鸣,归心似箭,鞍山的楼群一点一点地近了,他不知道,该怎样跨进那扇薄脆的家门。

刚一进院子,老铁和惠丽便小鸟儿似的扑过来,高声呼唤着“爸爸!爸爸……”生怕不小心弄丢了阔别归来的亲人,转眼又是一个两手空空的梦。孩子们搂着风尘仆仆的父亲,王全桂望着魂牵梦萦的丈夫,泪眼相对,久久无言。

“家呀,我回来了。”单田芳嗓音哽咽,他环视着熟悉的一切:妻子、儿女、房间、家具,乃至被褥的颜­色­、窗帘的花纹……离别得太久了,差点就想不起这些针头线脑、温暖动人的小细节。

那天,单家真像过大年,浓郁的炖­肉­香味儿飘满了整个房间、整条胡同。

夜深人静,夫妻俩有叙不完的体己话儿。单田芳敏感地发觉,妻子明显见老了。刚刚一年,她的眼角眉梢、腮边额头就爬满了新皱纹,她两鬓增白,目光呆滞,当初作为名人ℚi子的自豪感与优越感,一丝也没有了。她可能为了丈夫的一餐好饭向邻里伸手,也可能为了孩子的一件棉衣缝缝连连……为了单田芳,为了这个家,她过早地衰老了,她噙着酸涩的泪水凝望归来的亲人,忧心忡忡地问:“你的事儿,啥时候才算完呢?”

单田芳轻轻地叹了口气,喃喃地说:“哪有个完呀。”

“难道,上边也不给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

“说法?哼!他们还肯轻易放了我?”

泪水,轻轻地从妻子的脸上滑落,一滴一滴,凉凉的,掉在单田芳的心上。他粗糙的手,一遍一遍抚摸妻子的双肩和脊背,好像这样一来,笼罩着家庭的灾难、恐惧和忧伤,就被统统地抚平、擦­干­了。

单田芳在心里千万次重复着:“全桂啊,是我害了你。假如老天有眼,再给我一次施展才华的机会,我会加倍地偿还、加倍地报答你和孩子……”

五天,每一寸光­阴­都那么金贵,似乎转眼就消逝了。单田芳特意抽出三天时间赶赴沈阳,那里,有疼爱了他一辈子的老­奶­­奶­,还有凉锅冷灶、半身不遂的老父亲……

遇车祸有惊无险 遭流放逆雪迎风(1)

● “倒骑驴”猛然失去了重心,停在原地旋风似的打转儿,单田芳也身不由己地随着车子扭起了大秧歌。三拐两拐,终于控制不住了,“哐!——”一声巨响,和迎面开来的大卡车撞了个正着。单田芳像个笨拙的面口袋似的横飞出去,摔倒在地之后,昏迷了足有两分钟。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头顶上已经聚拢起围观的人群,几十双惊恐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他微弱的肢体反应。

● 两个孩子都舍不得离开,惠丽撅着小嘴儿不吱声,九岁的老铁可就不像姐姐那么有“涵养”了,小家伙儿哭着喊着不肯就范。闹到最后,王全桂急了,举起巴掌就要抽耳光。单田芳按住妻子,轻轻拉过扭脖子的老铁,说:“孩子,这次去农村,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主意呀……”

单田芳返回­干­于沟不久,上边的命令就下来了:集训期满,全体返城。一到鞍山,又有了新­精­神,解除对“牛鬼蛇神”的集体看管,遣散回家。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结束了,既不发文,也不宣判,只是向全社会宣布:“你是大坏蛋。”

“牛鬼蛇神”们想和造反组织较真儿,最起码,是非曲直要弄清楚吧,否则,回到群众中间可怎么做人呢?然而,他们得到的答复却相当暧昧,既不说你究竟有什么罪,也不判你清白无辜,而是皮里阳秋地表示:“你们这些人的问题,由军管会负责,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如有疑问,可直接同他们联系。”可是,军管会在哪儿呢?弄到最后,这群“戴罪之身”还是大庙不收,小庙不留。事关原则的个人问题又被无限期地挂起来了。

“组织”,就是这么奇怪。你日子过得好好的,它找衅你;等你被折腾得水深火热的时候,却找不着它了。“牛鬼蛇神”们一声长叹: 还是各回各家吧。单田芳终于可以每天守着他的妻子儿女了。

深更半夜,大街小巷里便敲锣打鼓,说毛主席下达了“最高指示”:知识分子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鞍山市各级单位闻风而动,曲艺团也跟着闹起来了,几乎所有人都上交了申请,还有几个更积极的当众表决心,“咔嚓”一声咬破手指,刷刷点点地写起“血书”来。这些硬骨头当即变成了正面典型。造反组织也跟着起哄,大会小会一再表扬:“瞧人家张三,再看看李四,那些孩子自愿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在热烈的掌声中,表扬人的人以及被表扬的人都感到非常光荣、非常满足。

单田芳也夹杂在人群里,头头脑脑的看见了,便拿话“将军”:“人家都下去了,你老单怎么办啊?”单田芳一时语塞,倒不是害怕下乡,问题是下乡之后投奔谁。他从小长在城市里,对农村相当陌生,乡下甚至连个拐弯儿的亲戚朋友都没有。但是,政治气候来了,也不能无动于衷,更何况,头头儿们已经把话挑明了:“我们的原则是,一,组织安排;二,自己找目标主动申请。”单田芳想,反正早晚都得下放,何必等人家指派呢?还是赶紧回家商量商量吧。

听完这事儿,王全桂眼前一亮,她的老家在长春市附近,名叫“一间堡”,毕竟是乡里乡亲的,彼此也有个照应——蛮好!给他们寄封信说说呗。随后,单田芳向曲艺团郑重递交了赴农村Сhā队落户的申请书。当然,两口子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折腾到年底,一间堡那边也没肯收留他们。但是,起码这个时间段心里有个盼头儿,还不至于空虚无聊、没着没落的。

下放前那段日子,单田芳这帮“牛鬼蛇神”­干­什么呢?分组给曲艺团归置家当。东西并不值钱,无非是茶壶茶碗、破桌子烂板凳什么的,团里打算把这些玩意儿分发给下乡的职工。搬运东西的都安排好了,仨人一组,也累不着。不想,无意中赶上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差点儿就要了单田芳的一条腿。

那天的活儿比较远,就是去单田芳当年成名的那座“立山茶社”。三个人领着一头“倒骑驴(两个轮子在前边的“三马子”)”,歪歪扭扭地朝郊区奔,可惜,大家的“骑驴”技术都很差,只好一人一段路,替换着骑。赶到和平桥的时候,轮到单田芳了。这个地段十分开阔,马路顺着山势一泻而下,直抵鞍山钢铁厂的东大门。下班时间人来车往,熙熙攘攘,再碰上单田芳这个“骑驴”的生手儿,一上车就刹不住闸了,“倒骑驴”风驰电掣地滑向人群,他的脑子里除了呼啸的风声,一片空白。同行的俩伙伴儿只顾张着大嘴害怕了,哪儿还挤得出营救的时间?眼睁睁就是一场车毁人亡的惨剧。

幸亏单田芳及时恢复了理智,他使出浑身的力气向一侧猛推车把,为的是把强大的惯­性­破解开。最后,“倒骑驴”猛然失去了重心,停在原地旋风似的打转儿,单田芳也身不由己地随着车子扭起了大秧歌。三拐两拐,终于控制不住了,“哐!——”一声巨响,和迎面开来的大卡车撞了个正着。单田芳像个笨拙的面口袋似的横飞出去,摔倒在地之后,昏迷了足有两分钟。当清醒过来的时候,头顶上已经聚拢起围观的人群,几十双惊恐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他微弱的肢体反应。

单田芳缓缓地抬起头来,首先看到了胯下那辆严重扭曲变形的三轮车。哦,自己还活着!站起来吧。这么想,却一点儿也动不了,原来一条腿还在“倒骑驴”底下生生地别着呢。一见这个阵势,钻心的疼痛立刻就袭上来,单田芳的第一感觉是:我这条腿完了。

遇车祸有惊无险 遭流放逆雪迎风(2)

这起事故被息事宁人的单田芳独自包揽下来,他惟恐跟人矫情再生出其他的麻烦来。卡车司机和警察见没有纠纷,乐得拍ρi股走人,最后,只剩下他自己,在同伴的陪同下,一瘸一拐地回了家。恰逢老婆孩子去长春探亲,只留下他独自倚在床头,慢慢地卷起带血的裤脚儿验伤——哎呀!半条腿已然青紫臃肿,车胎的花印,深入肌肤……回想车祸的经过,单田芳惊出了满头冷汗,关键时刻,如果没有那段马路牙子垫起撞过来的车轮,恐怕自己下半辈子都要拄拐棍了。

几天之后,王全桂回家,见丈夫好端端地伤成了这样,顿时冒上一股无名火儿,她气急败坏地骂道:“真是他妈的横陇沟里捞磙子——一步一个坎儿!我们上辈子做过啥孽呀,这些倒霉事儿都让咱家摊上!”

骂也不解决问题,最后还得上医院,在造反组织的监控下,单田芳被送进鞍山市最权威的医院,照X光、上石膏板、打绷带……医生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伤得很严重,一定要注意休息,不可随便走动。”旁边的“造反派”不爱听了,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赶紧把这个“现行反革命”发配到边远的农村去,如果一拖再拖,说不定会节外生枝。揣着这个卑劣的心理,他们直接和主治医生交涉,希望能按照造反组织的意图涂改诊断结果。恰好,诊室的房门没关,只垂着一条白布帘子,屋内的对话被门外的单田芳听得清清楚楚。

“造反派”带着几分威胁的口气说:“大夫,这个人是‘现行反革命’,需要马上遣送到农村去监督改造。无论如何,你也得考虑一下自己的阶级立场吧。”

大夫则不卑不亢地回敬道:“我是医生,首先应该讲究医德,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写?那叫渎职。在我这儿,只有患者,没有什么‘现行反革命’。我必须对患者负责。他的腿严重挫伤,如果得不到妥善治疗,可能就有截肢的危险。这些情况你们知道吗?”

好心的医生自愿充当了挡箭牌,这回好,拿到医院的病假条,可以名正言顺地抱病休息了。俗话说:“官不差病人”,起码不用天天准时参加政治学习,下放农村的事儿也可以拖延一阵子。

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单田芳长长地舒了口气,他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屋顶寻思:将来会怎么样,谁知道呢?也不­操­那份闲心了,过一天算一天呗。想着想着,他昏昏沉沉地入睡,不知不觉间,窗外已是满天星斗。

一条病腿也挡不住被遣送下乡,尽管有医院的诊断证明打掩护,造反组织还是对单田芳下了最后通牒,限令他们全家必须在2月2日前赶到下放地点报到。眼看就到春节了,过完年再走不行吗?“造反派”把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绝对不允许!

那么,鞍山的房子呢?原来,“组织”上早有规定,三间房子按照国营牌价核收,房费外加遣送费,总共七百多块,拿上这些钱,单家四口就被彻底“扫地出门”,从此,与鞍山市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与这座城市的脐带,被活活儿地割断了。

两个孩子都舍不得离开,惠丽撅着小嘴儿不吱声,九岁的老铁可就不像姐姐那么有“涵养”了,小家伙儿哭着喊着不肯就范。闹到最后,王全桂急了,举起巴掌就要抽耳光。单田芳按住妻子,轻轻拉过扭脖子的老铁,说:“孩子,这次去农村,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主意呀——你不是最爱毛主席,最听毛主席的话吗?”

小孩子果然上钩儿,抹了把眼泪,执着地点点头。一看有门儿,单田芳便捡着更好听的说:“你想,毛主席叫咱们去农村,你愣不去,他老人家会生气的。况且农村比城里好玩多了,有山有水,有花草有树木……”老铁的­精­神头儿来了,追着问:“有苹果吗?”

“苹果?没有。那儿有的是玉米地。”

“好玩吗?”

“嘿!好玩得很,到地方你就知道啦。”

儿子趁机要条件:“去农村,可以;不过,我有个要求。”

“说!”单田芳倒愿意让老铁趁火打劫,­干­嘛叫孩子不高兴啊。老铁开出了自己的条件:“你不是说,农村宽广吗?我想在那儿学骑车——你得给我买一辆漂亮的自行车。”

单田芳略加思考,还是咬牙点了头。儿子知道父亲从不骗人,立时擦擦眼泪,心满意足地笑了。

单家的根须,整个儿从鞍山城拔出来,一辆拖斗大卡车塞进了所有的家当。卡车后边还尾随着一辆破旧的吉普车。遣送人员一脸的不高兴,他们面­色­­阴­沉地坐在车里,似乎谁欠了他们几百块钱。这种场面使单田芳想起了评书中林冲发配的情景,随即自嘲道:英雄落难,尚且无奈,我这样的小人物就更不在话下了。单田芳回过头来,摇头苦笑,又想,还提什么评书啊?赶路要紧。

在东北大平原凛冽的寒风中,汽车启动,车辆穿过隆冬时节灰蒙蒙的荒山秃岭,无限悲凉地驶往辽宁省台安县杜大连泡大队。

单田芳清楚地记得,离开鞍山的那天是1970年2月2日。王全桂把袖筒里捂得热乎乎的右手轻轻放在了单田芳冰冷的手背上,患难中的夫妻彼此凝望着,谁也不说话。然而,互相却能感觉到对方的心跳,两人的手握得很紧,也很扎实,似乎用指尖和掌心就可以默默地交流。单田芳注视着妻子,心潮起伏,暗自说:“全桂啊!谢谢你,危难之中能够常伴左右。现在,只有你,才是我惟一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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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车祸有惊无险 遭流放逆雪迎风(3)

王全桂与单田芳的婚姻算不上青梅竹马、举案齐眉,俩人的­性­格确有某些不和之处,年轻时,还经常­鸡­吵鹅斗、粗脖子红脸。眼下,是单田芳最倒霉的时候,妻子却死心塌地地支持他,下放改造也好,迁户农村也好,从来没有埋怨过。

个别人喜欢搬弄是非,曾当着王全桂说小话儿:“反正单田芳已经这样了,你还跟着他瞎跑个啥?­干­脆领孩子在鞍山一呆,谁也不能把你们孤儿寡母怎么样。”王全桂把心一横,说:“我们夫妻一场,同甘共苦,混到今天不容易。他是个说书的,啥活儿也不会做,到农村孤苦伶仃的,谁管?好端端一个演员就给糟践了。无论如何,我也得跟着,哪怕刀山火海也在所不辞,单田芳到哪儿我到哪儿……”

“文革”时代,因为阶级立场和政治利益,反目为仇、妻离子散的中国家庭不计其数。因为政见问题、路线问题,多少亲朋好友“划清界限”、拔刀相向?又有多少恩爱夫妻“反戈一击”、分道扬镳?在时代潮流和政治高压之下,人是那么无可奈何,那么身不由己。王全桂,一名普通的书曲艺人,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能做到“荣辱与共,生死相随”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她陪伴“戴罪”的丈夫下放农村,等于牺牲了后半生的幸福,“生死相托,不离不弃”,王全桂为他们这段并不完美的婚姻平添了一层可歌可泣的­色­彩。

虽然单田芳讲起评书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但是,在夫妻感情方面却内向而细腻,他不习惯在这种问题上单向标榜、自我表白,而是把个人的感受一点一滴地储藏在心底最隐秘的地方。自从1992年至今,王全桂早已过世多年,对她当年慷慨的付出,单田芳至今仍感喟不已。这正应了一位诗人的句子:“花开的时候不说,花落的时候不说。无法报答的时候,只有,默默地记着。”

夫妻俩默默地牵着手,彼此依靠,单家四口伴随着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黯然驶向陌生的远方。天地之间,梨花乱舞,苍茫一片。关山渺渺的尽头,谁也不知道,前面等待他们的又是怎样的生活和命运。

茅檐三重求残喘 蓬荜一家讨余生(1)

● 大队部办公室里早已是严阵以待,村支部书记、大队长、公安员,还有第三生产队的一把手,所有人都正襟危坐,怒目而视。单田芳一看就明白了,情况不妙。他进门就摆出了一副接受审判的姿态,在屋子中央垂手侍立。

● 单田芳赶到老队长坟前,长揖不起,眼泪刷刷点点地淌下来——当年蒙难时,那个帮助过自己的人哪里去了?那个尚未接受自己报答的恩人哪里去了?现在,纵然有条件置办好烟好茶好酒席,当年的恩人也不会再同自己一起享用、一块儿唠嗑儿了。坟前的单田芳深深嘱告:“老哥,我来看您来啦。我会一辈子记着你,想念你……”

杜大连泡大队,是台安县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距离县城大约二十多华里。单田芳他们的卡车在大雪里爬行了两个小时之后,终于到达了杜大连泡。

住处已经安置好了。房东姓张,单家住一间,房东住一间,厨房合在一起。乡下住房面积很大,屋里同时坐七八个人也不显局促。卡车刚进院子,村里男男女女几十口便跑出来迎接,他们像办大喜事儿似的张罗着。热情的社员早就给新迁来的住户烧好了土炕,这时候,三间旧草房,屋门大开,灶膛里的青烟和锅台上的热气不停地往外涌,村民们都笑呵呵地立在门外,上上下下地打量刚下车的单家人。

古道热肠——越是山高皇帝远的农村越是完好地保存了这种遗风。杜大连泡的人厚道,直言快语,到家里来串门也不见外,有烟就抽,有茶就喝,碰上吃饭也不拘束,主人一让,抄筷子就吃。单田芳家宽大的黄花松木炕沿上,几乎接待过全村几百口人当中的全部­精­英。

杜大连泡的第一顿中午饭是生产队包做的,人们并不在意单田芳是“现行反革命”,也没有一口一句“阶级斗争”地耍官腔,反倒显得格外亲切,这使单田芳心里很暖和。第二天,他就去第三生产队报到,随即变成了人民公社一名普通的社员。

安家后第三天,春节就到了。在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中,单田芳一家胡乱地吃了一顿除夕饺子。惠丽和老铁欢天喜地,有说有笑,夫妻俩却倍感背井离乡的无限凄凉。年,没滋没味的,有什么意思啊?

鞭炮的硝烟味儿还在街上弥漫着,大队里的通信员便找上门来。刚刚大年初五,大队领导就开始上班了,他们通知单田芳马上到大队部去一趟。还用问吗?肯定组织上有事儿!

此时,大队部办公室里早已是严阵以待,村支部书记、大队长、公安员,还有第三生产队的一把手,所有人都正襟危坐,怒目而视。单田芳一看就明白了,情况不妙。他进门就摆出了一副接受审判的姿态,在屋子中央垂手侍立。

大队长开了“当头炮”:“单田芳,你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吗?”

“知道。我,是说书的。”

“住口!没问你这个。我是问你的身份。”

单田芳支吾道:“我就是个说书的、演员——还有什么身份?”

大队长立起眼睛训斥道:“还他妈的装糊涂!什么说书?你是‘现行反革命’,知道不?现在还顽固不化、死不改悔!你的材料,我们已经全部掌握了,告诉你,下放到杜大连泡你的问题也没结束。听好了,从明天起,社员同志们休息,你——继续参加劳动。先清理卫生吧,大队小队院子里的积雪,全归你了。告诉你,放明白点儿,老老实实地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

刚消停了两三天,锁具刑枷又套上了。回到家,单田芳摔上门,一ρi股坐在炕沿上。王全桂试探­性­地问:“他们找你,是不是……”

“是!还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玩意儿。妈的,没完没了啦。”

妻子赶紧凑上来,从头看到脚,又问:“他们,打你没有?”

单田芳唉了一声,说:“也没怎么着,挨顿臭骂呗。”

第二天,刚吃完早饭,单田芳便跑到大队部报到。他拎着一把大扫帚东边忙完西边忙,积雪那么厚,地面又很宽大,一个人猫腰驼背,扫啊扫啊,时间不长,袄领子就湿透了,鼻腔和口腔里不停地喷出粗壮的白气。村里人都知道新搬来一家说评书的,在鞍山定成了“现行反革命”。有人远远地袖手站着,或者叼着纸烟,或者交头接耳,品评这个打扫卫生、接受监督改造的“活怪物”。

东北雪大,三天两头飘啊飘啊,单田芳手里的扫帚就没有闲下来,“刷——刷——刷——”从正月初五一直响到元宵节。乡下人勤快,过完正月十五就要预备开春了,大队长派给单田芳的任务就是——起粪,农村人都知道,这可是庄稼院里最埋汰、最叫劲儿的活儿。

猪屎狗尿牲口粪,再加上秸秆杂草、大便小便,掺和在一起沤烂,一到冬天便冻成了钢铁似的砣儿,把这些东西破成大大小小的块块儿,再码成垛,小的可以用铁锨铲,大块儿只能下手搬。大冷天,根本没有手套之类的劳保用品,你脏你臭你活该。尤其难挨的是“起圈”的时候,一铁镐砸下去,冰屑、粪渣四处乱飞,连个躲闪的地儿都没有,溅到脸上还生疼呢。

冬天遭罪,夏天也好不到哪儿去。单田芳跟社员学沤麻,把稀烂无比、奇臭熏天的粪汤子倒进土坑里搅拌,他甚至真被粪汤浇头,尝到过大粪的滋味。后来他曾对新闻记者们说:“我知道,大粪是咸的。”

茅檐三重求残喘 蓬荜一家讨余生(2)

作为一名艺人,抡鼓鞭还行,那些扯骨头断筋的力气活儿,怎么应付呢?单田芳没­干­多久,手上就磨起血泡来——钻心地疼。也不敢声张,不是来接受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的吗?刨几锹大粪就喊妈,也太丢人了。再说,叫苦也没用,“现行反革命”嘛,哪里敢和农民讨价还价呀?

一进庄稼地,单田芳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外行。活儿还没­干­多少呢,人先酥了,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三伏天的狗——张嘴喘吧。

杜大连泡,地势低洼,一到雨季就遍地汪洋,挖沟排水全仗着大铁锨、小推车。别人锨镐一抡,半天就刨出几十米长的地沟,单田芳就不行了,铆足了浑身力气,才只出人家三分之一的活儿。队长骂他连个娘们儿都不如,人家都收工回家,他还得加班接茬儿­干­。

为了练习挖沟,他专门找了一块“试验田”,按照老乡指点的要领,一垄一垄地翻,一米一米地拱。其实,这种工作原本不是纯粹的力气活儿,还有一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操­作技巧,摸索时间长了,很容易就能掌握。“试验田”里的单田芳咬牙挂倒劲,他就不相信自己是庄稼地里的笨蛋。苦苦地磨练过一些日子,又经懂行的乡亲指点,他终于变成了排水挖沟的熟练工。

推独轮车就更吃工夫了,是不是电影《朝阳沟》里有这个镜头?最初,下乡的知识青年银环看看“西洋景”还行,一亲自驾辕推车真是洋相百出。左摇右摆,歪歪扭扭,简直像跳大秧歌。其实,刚摸车把的单田芳也不例外,空车都推不利索,何况还装满了岗尖儿的泥土?三晃两晃,到底还是把持不住——翻了。行车的坡道一堵,上边的人埋怨,下边的人诅咒,自己便气急败坏地薅起车把,想破坏劳动工具:“真他妈废物!这点儿活儿都­干­不了。”怎么能成天遭人白眼儿当累赘哩?没有别的办法,练吧。往手心儿里啐了口唾沫,独轮车满载足有六七百斤,然后麻绳拴上车把,脖子里勒上套子,两臂平端,依靠脖子上的劲儿,一个骑马蹲裆式,走……

跟头趔趄地磨练了两年,单田芳由一名文弱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庄稼院里的好劳力。当初生产队分组下地,你推我搡,谁都不要他;现在,你争我抢,俨然就是块儿香饽饽儿。关东土语说:“一分饭,一分活,饭不跟着算没辙。”单田芳非常清楚,自己这个身份就等于“没有尾巴,会说话的驴”,如果伙食不到,折腾不了几天就玩儿完了。他明白,必须学会自己可怜自己,面对那些粗粗拉拉的高粱米饭,一点儿胃口也没有,怎么办呢?强迫自己进食,哪怕是猪槽里的泔水也得往下咽。

刚开始,吃一碗、两碗,后来,食肠被撑大,四碗、五碗都打发不了啦。到后来,五碗高粱米饭下肚,还得喝两碗稀豆腐。老年单田芳曾取笑说:“那阵子,连腰都不敢弯,饭菜就堵在嗓子眼儿这儿,稍微一动,就原封不动地吐出来了。”尽管如此,营养还是不够支配。从住地到工地,足有七八里,刚到地方,肚里的东西也消耗得差不多了,没到正午,就饿得脑门儿子冒虚汗……

当牛做马,仍然免不了挨骂。尤其是那个大队长,三天两头找衅单田芳,似乎姓单的多少有点儿笑模样,他就浑身不自在。当然,也有不见外的。比如“山羊胡子”饲养员,一有空就把单田芳拽进自己屋里,热情洋溢地说:“老单,歇歇脚儿,喝碗水,方便的时候,给我说一段,我知道你是评书界里的行家高手!”

单田芳一个劲儿苦笑:“老哥,我都沦落到这个地步了,还能说书吗?感谢您瞧得起我。不过,我实在不能从命。”

老头子不解地问:“为什么?”

“领导有话,只准我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山羊胡子”一挥胳膊道:“去他妈的!别听那帮小子瞎白话。说书怎么了?背后还有骂皇上的呢!尽管说,没事儿。他们挑刺儿,我给你挡着……”

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单田芳谨小慎微,一来,为保护自己;二来,惹是生非也犯不着。这张嘴已经为自己带了这么多麻烦,险些家破人亡,即使到了兔子不拉屎的农村,还有人盯贼似的监督自己。身逢乱世,不检点自己,能生存得下去吗?

尽管评书没说成,单田芳心里还是觉得挺温暖,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他横眉立目、呼来喝去,尤其是生产队长刘凤久,岁数比自己大,人也稳重,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软软和和的。他知道单田芳没­干­过农活儿,就笑眯眯地开导:“老单啊,都说此一时,彼一时,你可不能认死理、生闷气呀。既然下放到农村了,就安下心来好好过,农活儿上的事儿没关系,哪儿不会,就问,乡里乡亲的,谁都能教给你。”

话不多,也很平常,但是,这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交流啊。一个生产队长,不把单田芳当“阶级敌人”看,就已经令他非常感动了。跟刘凤久在一起,他愿意交心,在举目无亲的异乡陌路,这个老头子成了他惟一的亲人。

后来,单田芳落实政策,回村办手续,还专程去看望刘凤久,可惜,老头儿已经不在了。单田芳赶到老队长坟前,长揖不起,眼泪刷刷点点地淌下来——当年蒙难之时,那个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哪里去了?那个尚未接受自己报答的恩人哪里去了?现在,纵然有条件置办好烟好茶好酒席,当年的恩人也不会再同自己一起享用、一块儿唠嗑儿了。坟前的单田芳深深嘱告:“老哥,我来看您来啦。我会一辈子记着你,想念你……”

茅檐三重求残喘 蓬荜一家讨余生(3)

做人与待人不外乎三重境界:

最上乘的——雪中送炭。

较普通的——锦上添花。

最不济的——落井下石。

这三句话代表着为人处世的不同层次,虽说只有三个级别,可以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只有关键时刻,人才能分出三六九等、品­性­高低。和刘凤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杜大连泡的大队长,他就属于那种不帮忙、专添乱的人。自从鞍山迁来了“现行反革命”,他就一直把单田芳当作眼中钉、­肉­中刺,处处挤兑,时时挑刺儿。刚起了一天粪,好容易歇工了,他便沉着黑脸蛋子喝道:“单田芳,你——记住!每星期六必须到大队部汇报思想,继续交代你隐瞒的历史问题。”

当官儿的吩咐,敢不去吗?村里的大队长,虽说连个芝麻官儿都算不上,然而,他就是杜大连泡的“老天爷”,就是单田芳的“上眼皮”。什么名门之后?什么书曲世家?在大队长这儿统统都是扯淡。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算什么?曲艺大师又如何?只能让这个耀武扬威的家伙捏在手心儿里随意玩弄。要想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过上好日子,你得乖乖地听他的——这就是权力。

生离别老父饮恨 死相争幼子含悲(1)

● 单田芳像个无助的孩子,什么也不说,只是在妹妹的斥责声中不停地抹眼泪。等妹妹出完那口气,单田芳才哽咽道:“我,被劳改管制,没有一点儿自由。为了能抽身回来,我差点儿给人家下跪呀……”

● 单田芳一跺脚,屈辱地走了。回到家,便把自己关进了厕所,掩着嘴呜咽:“孩子,爸爸连累你啦。实在是没有办法呀。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 老铁两眼喷火,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骂不过,也打不过,他实在太小了,空旷的街上,只留下这个小孩儿匍匐着身子,像沙里澄金似的,一粒、一粒……吃力地捡着地上那十斤玉米。每一粒玉米都是孩子一滴眼泪,散落满地的是他破碎不堪的童心啊。

单永魁老了。他把自己关在沈阳的家里,一边颐养天年,一边默默地注视着儿子在鞍山的种种举动。在老人心里,单田芳还是当年的大全子,是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单田芳出车祸的时候,老爷子再也坐不住了,自己的病还没好利索,便从床上挣扎起来,拄上棍子,赶到了鞍山。

弱不禁风的父亲刚一露面,就把单田芳吓坏了。此时的老人面­色­苍白,神情萎靡,恐怕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想想,父亲也是苦命人,年轻时,天南海北挣扎了一辈子,又是战乱之灾,又是牢狱之灾,最后还被自己的老婆抛弃。等到风烛残年,差不多有今天没明天了,还是不得消停。而单永魁忧心忡忡地望着一瘸一拐的儿子,也心疼啊。儿子一步一个坎儿,啥时候能熬出头呢?可是,自己老了,也帮不上孩子什么忙,大老远赶来,能看上他两眼,也算个安慰吧。

单田芳成心留父亲多呆些日子,他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自己马上就要被下放到荒山野岭,或许这次分别即成永诀,过完这几天,爷儿俩就再也见不着了。他勉强赔起笑脸,说:“爸,这回来您多住些日子吧,俩孩子,都挺想您的。”

老爷子使劲儿点了点头,他愿意在儿子最艰难的时候,陪着他,看着他,哪怕一句话也不说呢,只是让孩子知道:“别怕,爸爸在。”

几乎是一天一天数过来的——四十天。这是单家祖孙三代最长久的团聚,老爷子扎到孩子堆里,和他们一起叽叽嘎嘎,说说笑笑,生命的余晖为他投下了极为短暂的绚丽­色­彩。可惜,上天留给他的天伦之乐只有这一点点,他想留也不能留,不愿意走也得走。“造反派”逼得太紧,眼看鞍山的房子就要核收了,单田芳这才张罗父亲返回沈阳。

就在汽车站分手吧。单永魁拉着他的大全子,一眼一眼地看着,浑浊的眼睛里汪满了泪水。他仍然想为自己的儿子遮风挡雨、出谋划策,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太晚了。嘴边的话反反复复就那一句:“全子!别着急,别上火,多往宽处想……”老人的嘴­唇­哆嗦着,实在挑拣不出更有力量的语言来,他能替儿子最后做的,也只有这么多。

走啦。就那么一转身,恋恋不舍地松开紧握的手,拖着老态龙钟的步子,缓缓地上了汽车。单田芳仍然记得那一抹残阳,浅淡的血­色­洒在父亲蓦然回望的脸上。

单永魁强忍着泪水,注视着车下的儿子,然后挥挥手说:“我走了。”汽车启动,烟尘四起。车窗里,单永魁频频地回首,不禁老泪纵横……

只是,那种不祥的预感验证得太快了。单田芳刚到杜大连泡两个多月,家里的电报便追了过来。电文很­干­脆:“父病重,速归!”落款是“沈阳”。他的心一下子就乱了,七上八下地瞎猜:是不是父亲想儿子了,使出来的“障眼法”?难道说,真的病重了?……不如直接跟村里汇报汇报;可是“牛鬼蛇神”属于强迫接受劳动改造的“阶级敌人”,这种身份,这个处境,谁肯随便准给探亲假啊?

攥着那份皱巴巴的电报,左右为难,最后还是不祥的预感占了上风——单田芳想,如果错过了这次父子见面的机会,恐怕终生后悔,自己的良心将受一辈子谴责。发憷,也得试一试。他壮着胆子找到了大队长,本想低声下气,好好求求他,万没料到,那家伙竟然听也懒得听,看都不屑看,顺手把电报扔在了地上,铁青着脸,从牙缝儿里迸出冷森森的三个字:“­干­活去!”

单田芳二话不说,默默地捡起电报来,走了。他知道,跟这号人根本讲不出理来,任何辩解和表白换来的定是更大的屈辱与责难——“唉,多余跟他废那口唾沫。”

第二天,单田芳正在地里­干­活儿,家里的电报又来了。虽说电文还是第一封那么长,中间却更换了一个字,口气大变:“父病危,速归!”

甭问,父亲不行了。单田芳丢下锄头,风似的奔向大队部,他挥舞着电报向大队长哀求:“我爸爸是半身不遂,现在真的病危了,无论如何您准我几天假,回去见最后一面吧。老人家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啊……”

大队长的脸绷得更厉害了,他鼓着眼珠子打断了絮絮叨叨的单田芳,说:“姓单的,你是什么身份,自己不知道啊!‘现行反革命’,罪大恶极呀!你以为监督改造是赶集看戏,来去自由吗?说白了,就是剥夺你的人身自由,等于监外服刑的罪犯!还想回家探亲?死了这条心吧你——滚!”

时间缓缓地流淌,冲刷着单田芳的耐心。他确信老父亲不久于人世了,或许已经与世长辞了。关键时刻,自己却不能在床前尽孝,不能在灵前守志,养了这个儿子有什么用啊!……

生离别老父饮恨 死相争幼子含悲(2)

一夜之间,单田芳整个儿人变了样:眼圈儿红肿,嘴­唇­起泡,神情也恍恍惚惚,耳边幻觉幻听,老父亲一直­操­着沙哑的嗓音远远地呼唤他:“田芳啊,大全子,你怎么还不回来呀?爸爸要走了,让我最后看你一眼吧……”

王全桂根本就劝不动,单田芳的心路越来越窄,半夜里哭醒,枕头都湿透了。生死离别,亲生骨­肉­不能团聚,什么滋味!他边哭边用拳头猛捶自己的脑袋:“爸爸,儿子有罪,儿子不孝啊!”

又过了两天,电报又上门了,­干­­干­巴巴几个字如雷轰顶:“父病故,速归!”

仅仅耽误了几十个小时,人就死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单田芳抓起电报直奔大队部。恰好,村上几个头头儿都在。没想到,为自己的父亲请治丧假还得当众哭诉,说真的,单田芳在人前没有这样不节制过。话未出口,大颗大颗的眼泪便滚落下来:“现在,人都没了,总该给我几天假,回去料理料理吧……”

大队长依旧无动于衷,他垂着松弛的眼皮,说:“你先回去听信儿。给不给假,我们说了不算,要请示公社。”

真是刁难人啊!“生养死葬”,天理人伦,怎么到了现在连最起码的人情事理都不顾了呢?在没有接到正式通知之前,单田芳还得下地劳动。心里能踏实吗?老父亲走了,自己的心也跟着走了。他眼里含着泪水,行尸走­肉­般地来来去去。单家的不幸遭遇在小小的杜大连泡也哄嚷动了,村民们私下里为他抱打不平,胆子大些的甚至破口大骂:“人家父亲死了,还不让回家,纯粹是欺负人!难道他们不是爹娘生父母养的!什么玩意儿……”

单田芳汪着一双泪眼站在大队长面前,对方两腿高跷,坐在办公桌后边,斜着目光朝着窗外,像对空气说话似的念道:“单田芳,经公社领导研究,破例准你五天假。记住,必须如期返回,否则,你小心着……”

单田芳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张大眼睛结结巴巴地问:“你,你是说——给我假了?”

大队长还是冷若冰霜,高声叫道:“对!给你五天假——这是革命组织对你的宽大。”

“是五天吗?”

“怎么,不够?”

“够了!够了……”单田芳不知所云,旋即飞奔回家。刚进院子,他便上气不接下气地吩咐:“全桂,快,给我准备准备,马上,回沈阳!”

老铁一蹦三尺高,他终于可以跟随爸爸去城里看爷爷了,尽管爷爷已经过世,再也不能像三个月前那样伸出胳膊搂抱自己的宝贝孙子了,但是,孩子仍然为能得到这个宝贵的机会而兴奋不已……

沈阳,成了单田芳的伤心之地。当年,母亲从这儿扬长而去。现在,父亲又从这儿不辞而别。世事沧桑,不堪回首啊。

刚敲开二妹的家门,劈面而来的就是疾风暴雨般的指责。妹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数落道:“三封电报,你没收到?一次一次催你,没听着?你为什么不回来,为什么?!爸爸就是惦记你呀,临死前,一边拿脑袋撞墙,一边叫你的名儿,‘田芳啊,田芳啊,你怎么还不回来呀……’爸爸流着眼泪等着你,就是不肯咽最后那口气!现在,人都化成灰了,你跑回来还有什么用!”

单田芳像个无助的孩子,什么也不说,只是在妹妹的斥责声中不停地抹眼泪。等妹妹出完那口气,单田芳才哽咽道:“我,被劳改管制,没有一点儿自由。为了能抽身回来,我差点儿给人家下跪呀……”说着说着,兄妹俩泣不成声。

抱回父亲的骨灰盒,单田芳的心“啪”的一声碎了,他失声痛哭:“爸呀,我回来了。儿子接您来了——咱们回家吧。”

回家。车站上送行的是两眼红肿的妹妹。三个月前,父亲就是这样被送上了远去的客车,西风萧萧,残照如火,一转眼,­阴­阳隔世。亲人相逢,也只有在如水如烟的深宵梦中了。

父亲睡在单田芳怀里,小心翼翼地回家了,骨灰盒端端正正地摆在了土坯房的堂屋里。“这个世界上谁都不收留您,还有儿子呢。”单田芳暗自祷告:“爸,有儿孙陪着,你就再也不会烦恼,再也没有痛苦了……”

父亲含恨而去,单田芳至今引以为憾。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自己连老人家一张像样的照片都没能留下。所有的思念,只能汇集到心灵的最深处。

经历过生死离别,单田芳才更理解评书里的喜怒哀乐,书里的人物才能有血有­肉­、活灵活现。比如《隋唐演义》中的傻英雄罗世信,最终葬身于陷马坑,被乱箭攒心。这个绝望的孤儿临死之前,最惦念的是义兄秦琼,单田芳对这个感天动地的场面处理得­干­净朴素,撼人魂魄,他这样演播:“傻子仰天长啸,大叫了一声:‘哥哥,见不着啦!’”

“见不着啦”,短短四个字,情深义长,惊心动魄。谁又能说这种炽烈的感情里没有单田芳个人的血泪?

应该说,评书表演最上乘的功夫绝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深厚的人生积淀所致;艺术家不是在演人物,而是在演自己——类似­精­彩的演绎,如果换第二个人,谁能模仿?恐怕杜大连泡那种社会底层的苦难早已在冥冥中注定,世纪之交的中国只能出一个至情至­性­,亦刚亦柔的单田芳。

杜大连泡那三间房子不过是个“纸糊的家”,那粗糙的屋顶和薄薄的墙壁挡不住外面突如其来的灾难和风雨。

生离别老父饮恨 死相争幼子含悲(3)

王全桂的肺气肿又犯了。谁让这个女人是急­性­子呢?一遍一遍地替丈夫上访,揣着厚厚的材料,从鞍山到沈阳,从市“革委会”到省“革委会”……冤啊!有人理你吗?回回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那些上访材料像捉迷藏似的,转了一大圈儿又飞回了杜大连泡。

大队长气急败坏地拍着桌子骂街:“单田芳!你小子不老实!指使老婆上蹿下跳、申冤告状,你还妄图翻案吗?!简直是顽固不化,反动透顶!”接下来,当然是变本加厉的迫害,什么活儿脏、什么活儿累,一股脑儿全推给单田芳。

连气带累,王全桂终于跌倒在了土炕上。像被绳子勒紧了脖子,她一口一口急促地喘着气,剧烈的咳嗽带出黏稠的黄痰,痰液里居然绞着团团血丝。肺气肿最怕寒冷,偏偏单家的“新居”是四壁透风,狂风暴雪肆无忌惮地灌进来,只能撕扯烂棉花、破衣服堵上那些龟裂的土坯缝儿。怎么取暖啊?先把王全桂围在厚被子里,再扎上头巾、掩上枕头,单田芳自己动手盘了个黄泥炉子,可是,一无煤炭,二没柴火,烧什么呢?幸亏攒着一堆烂皮鞋,撕一点儿,烧一点儿,总算屋子有一丝热乎气儿了。

尽管如此,也治不好王全桂的陈年老病。痰里的血丝越来越稠,人也开始高烧不退。这下,单田芳慌了,经人指点,他火烧火燎地跑到赤脚医生家里,进门就掉眼泪:“你大嫂快完了,我连支青链霉素都买不起。求你,千万想法给弄一针来,只能求你……”

赤脚医生的小媳­妇­儿是个热心肠,她说:“我这儿确实没有给人注­射­的青链霉素,只有给猪打的。不过,药理相通,酌减一些剂量或许能行。”小两口随即顶着风雪,跑出去十几里才取到那种药;如果没有他们暗中接济,恐怕王全桂早就不在人世了。

­肉­体的痛苦,成|人可以忍受。­精­神的折磨,孩子怎么煎熬呢?如果不是细心的单田芳,一双儿女含泪的历史,终将成为不解之谜。

女儿惠丽,稍大几岁,天­性­腼腆,学校里有人辱骂她,孩子总是涨红着脸不还嘴,背人的泪水只能往肚里咽。儿子老铁就不行了,年岁小,又倔,跟母亲的脾气非常相像。人家骂,他也骂;别人打,他也打……结果,总是自己吃亏。皮­肉­受苦倒不太要紧,那些刻毒的人身攻击实在叫孩子气炸胸膛。什么“反革命”的狗崽子,什么“老子反动儿混蛋”……噎死你!往往是,单田芳在大队部挨批,老铁在学校挨斗;可是,这些事情家里人根本就不知道。

不经意间,单田芳扒着学校的门缝儿亲眼看到了。

天啊!刚满十岁的儿子,正站在讲台上,低头、垂手、猫腰、驼背,像个罪犯似的让老师和学生们批斗。单田芳真想扑上去,把幼小、孱弱的儿子抱起来,藏起来,用父亲的身躯保护他。然而,斗争经验表明,那样做,只会招致更大的迫害和侮辱,意气用事挽救不了儿子,更改变不了家庭的厄运。

单田芳一跺脚,屈辱地走了。回到家,便把自己关进了厕所,掩着嘴呜咽:“孩子,爸爸连累了你啦。实在是没有办法呀。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老铁回来了,显然,眼里有泪。恐怕父母察觉,孩子扔下书包就想往外跑,把头扎进秋天冰凉的大水泡里,强迫激动的情绪平复下来。单田芳敏感地注意到儿子身上的种种异常,他一把扯住老铁,紧紧地搂在怀里。孩子像被捉的鲤鱼,使劲儿地摆动着头脚,但是,小脸儿上的伤口还是暴露在父亲的视野中:新伤是又红又紫的抓痕,条条见血。单田芳的心立刻被抓破了,他一声紧似一声地追问:“说,这是谁抓的?别怕,告诉爸爸,我找他们去!”

老铁再也抑制不住满腹的委屈,猛地扑到父亲怀里,纵声大哭。似乎是个没有人疼爱的小孩子忽然找到了保护和皈依,他的安全感、这个家的安全感都藏在爸爸瘦弱的怀抱里。他抽泣着说:“班主任……在批斗会上……抽了我……两个嘴巴……她还说……‘反革命’的狗崽子……打死活该……”

单家人被激怒了。王全桂轻蔑地指责丈夫:“你,就知道逆来顺受!孩子都给人欺负成啥样儿了!”单田芳火撞顶梁,他直接找到了小学校长那里,尽管压着火气和人家讲道理,可孩子挨打的事儿还是不了了之。

“反革命”不配有孩子!他们的子女都比不上一只受宠的小猫儿、一条漂亮的小狗儿。望着越长越高的老铁,单田芳的内疚之情又涌上了心头。

那天早上,等米下锅,老铁背着十斤玉米去“副业队”磨面,从朝霞满天一直排到暮炊四起,总算捱到头儿了,不巧,孩子慌忙,出门忘了带加工费,说起话来也就磕磕巴巴的。管事儿的认识他,一脸不耐烦地问:“快掏钱啊,要下班了。你倒是磨不磨呀?”

小孩儿只得实话实说:“叔叔,我没带钱,能不能……赊欠一下?过两天一准儿送来。”

磨面的工人不­干­了,瞪着眼珠子一百个不行。话说得也埋汰:“怎么?七分钱拿不出来,你们家穷疯了吧。我看,你这个小崽子是故意出洋相,趁机污蔑社会主义。滚!顶风臭八里的‘反革命’……”

老铁脸涨得通红,他想不明白,这些家伙为什么要污人清白。孩子不服,和那个工人顶撞起来:“你,凭什么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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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离别老父饮恨 死相争幼子含悲(4)

“骂人?我,我还他妈的给你扔东西呢!”说着,一把抢过了老铁怀里的簸箕,随手一扬,十斤玉米便暴雨般地飞溅了出去。接着,工人拍拍手,骂骂咧咧地拉上电闸,若无其事地走了。

老铁两眼喷火,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骂不过,也打不过,他实在太小了。空旷的街上,只留下孩子匍匐着身子,像沙里澄金似的,一粒、一粒……吃力地捡着地上那十斤玉米。每一粒玉米都是孩子一滴眼泪,散落满地的是他破碎不堪的童心啊。

那天晚上,单家断炊了。

老铁头也不回,朝着墙壁双肩抖动。单田芳一把抱起儿子,爷儿俩脸对脸,儿子扑到父亲怀里,哭啊哭……王全桂破口大骂,单田芳牙关紧咬,发出“咯吱咯吱”的滑错声。黑暗之中,一家四口的脸上,都闪着晶莹的泪光……

除雪连累小儿女 逃命顾念老夫妻(1)

● 单田芳拉着胶皮轱辘车从地里回来,脚下踏着满地青霜。刚拐进小队部,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自己那两个孩子冻得瑟瑟发抖,像冬眠的小动物一样蜷缩着偎依在一起。他们太累了,已在冰天雪地里沉沉入睡。单田芳的心被狠狠地捏了一把,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面颊滚落下来……

● 屋子里鸦雀无声,人们静观这场冲突的进展。这可是奇耻大辱啊!恐怕老单再也忍不住了,肯定要拍桌子、抄家伙儿啦。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眨巴着眼睛,观察,等待……真没想到,单田芳居然紧闭着嘴­唇­,一句话也没说,把碗筷轻轻放在桌子上,低着头,默默地走了……

● 饥饿、劳累、疾病、羞辱……死死地捆住了单田芳,他很清楚,如果这样持续下去,要不了多久,就会被那帮家伙活活地折磨死。一个胆大妄为的念头开始在脑子里打转儿,看来,不走这一步,早晚会上西天。什么主意呢?——逃跑!

遥远的温都尔汗忽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全世界为之震惊: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折戟沉沙,死在了熊熊烈火之中。

这个早已不是什么秘闻的消息传到杜大连泡的时候,已经是1972年的春天。民兵们戴着红袖标、扛着破旧的枪支,严阵以待。单田芳和本地的几个“牛鬼蛇神”被忽然集合到大队部,关进一间狭窄的小屋里,看管起来。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所有人都心惊­肉­跳,谁也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福还是祸。

村­干­部们来了,开始高一声低一声地训话:“知道为啥把你们圈在这儿吗?告诉你们,林彪死了!他狗胆包天,竟敢公然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之后,又携带老婆、儿子仓惶出逃,最后,机毁人亡,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针对这起反革命事件,你们几个都说说,老老实实地表个态。”

单田芳心里暗笑:“林彪死了?死就死了呗,碍着我们什么事儿了。自己的命都顾不过来,还管得着林彪的老婆孩子吗?”但是,政治表态,必须得随大流,无非是冠冕堂皇的套话。

单田芳当众表示:“林彪死了,罪有应得,大快人心。凡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绝不会有好下场……”

这个发言随即被村­干­部制止了:“停!这都是报纸上、广播里的词儿,用不着你重复;说新鲜的,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刚才,就是我的心里话。”

“胡说!你纯粹是蒙骗组织。林彪是你们的老祖宗,他在‘秘密讲话’中到处许愿,说有朝一日他掌握了党政军大权,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都要被全部释放;如今,他摔死了,你们能无动于衷吗?说!到底怎么想的。”

简直是戏耍人。林彪大红大紫的时候,“牛鬼蛇神”沾不上他的边儿,现在他臭了,又居然成了“现行反革命”的盟友!里外都是当官的占理,上哪儿讨公道去?

让说就说吧。单田芳再次捏着鼻子发言:“如果,林彪生前真讲过那番话,作为‘牛鬼蛇神’能获得自由,我当然高兴了。能给我自由的人死了,我自然会感到痛心……”

“好!这才是肺腑之言。”大队长带头儿鼓掌,龇着大牙,乐得前仰后合。显然,他是在拿着别人寻开心。

单田芳心里话,落到这帮蠢猪手里,我受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第三生产队新上任了一个小队长。这小子,坏得出名,村里人都骂他“头上长疮,脚下流脓”。坏怎么了,照样提拔,在第三生产队,一手遮天。他的出现,意味着单田芳多了一个要命的克星。为了行文方便,姑且叫他“三队长”吧。

那天,三队长喝多了,醉醺醺地晃过来,手里还拎着把镰刀。他那副德­性­实在是招人腻味,距离老远的时候,人群里便有人小声嘟囔:“小心点儿,这兔崽子准是灌马尿了。一喝多就找茬儿。”

话音刚落,三队长就站在了沟边儿上,一股刺鼻的酒气直冲过来。单田芳恰好在他脚底下­干­活儿,为了避开扑面而来的怪味儿,急忙扭过身去。

三队长眼尖,以为对方讨厌他,于是,斜茬子安到了单田芳身上。他短着僵硬的舌头叫道:“老单!你,那是­干­什么呢?”

单田芳头也不回,答道:“大伙儿­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呗。”

三队长挥舞着镰刀,暴跳如雷道:“废话!大伙儿都是人民公社社员,你他妈算什么东西!你是社员吗?你是‘现行反革命’,顶风臭八里。”

单田芳气得不知如何是好,本想跟他理论,可又极力把火儿压了下来——跟一个混蛋能讲出道理来吗?三队长自顾翻着白眼儿,叫嚣道:“你敢犟嘴!从今天起,你天天晚上到小队部报到,里里外外的积雪都给我打扫­干­净。限你两天扫完,否则,叫你小子好看……”

三队长两片嘴­唇­一碰,单田芳就得乖乖地出工。小队部几百平方米的大院子,一个人扫?甭说两天,十天也清不完啊。家里人一听,也急了。惠丽、老铁心疼父亲,自告奋勇出去扫雪。

东北的寒夜,风像刀子割耳朵,尤其是“鬼龇牙”的黎明时分,简直冻酥了人的骨头缝儿。借着满天星斗,爷儿仨开始在小队部的大院子里忙活开了。一对儿女,铲雪装车;单田芳自己驾辕,把牲口套勒在了脖子上,像毛驴似的“呼哧、呼哧”往野地里拉……­干­啊,­干­啊,爷儿仨个个儿都是满头大汗,热气腾腾。­干­了许久,场院里的积雪还是那么多、那么厚,一点儿也不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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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雪连累小儿女 逃命顾念老夫妻(2)

第二天夜里,大家­干­得更欢,直到公­鸡­打鸣、东方发白,活儿也没有过半。单田芳拉着胶皮轱辘车从地里回来,脚下踏着满地青霜。刚拐进小队部,他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自己那两个孩子冻得瑟瑟发抖,像冬眠的小动物一样蜷缩着偎依在一起,他们太累了,已在冰天雪地里沉沉入睡。单田芳的心被狠狠地捏了一把,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面颊滚落下来……自己的罪,为什么要转嫁到孩子身上?谁家的儿女不是躺在热炕头儿上、暖被窝儿里,为什么我单田芳的孩子要像牲口一样跟着大人活受罪!

孩子睡得那么香甜,做父亲的甚至舍不得惊醒他们。两个孩子揉着惺忪的睡眼,摇摇晃晃地爬起来,他们本能的动作就是去抓扫雪的工具。单田芳再也看不下去了,夺过笤帚簸箕,狠命扔在了车上。俩孩子惊诧地问:“爸,你这是怎么了?”

“不­干­了,咱们回家睡觉去。”

“可是,任务还没完成呢。”

“不用管它。爱怎么就怎么着吧,横竖是完不成。”

爷儿仨往回走,路上黑黢黢的,没有一个人,他们的脚步惊起了满街的狗叫。

单田芳只等接受三队长的处罚了。一天,两天……一个星期都没有动静。后来才知道,三队长那天说的是“醉话”,什么扫雪呀,什么限期两天完成?那家伙压根儿就没往心里去。

小队长,连个芝麻粒儿大的官儿都算不上,可是,就是这种“一肚子大粪”的人,酒后一句玩笑话,害得单田芳和一双儿女苦­干­了两个整夜——简直是拿人不当人啊!

评书里说“虎落平阳被犬欺”,现实就活活儿地摆在那里,村里一个不务正业的农民,属于那种獐头鼠目的地痞无赖;在是非颠倒、法治瘫痪的特殊年代,偏偏这种“人渣”吃得开,可以到处蒙事儿,他就敢对你吆五喝六,指手画脚。管你是什么著名演员、表演艺术家,在他们眼里,都是狗屁。他们甚至抱着一种偏执和变态的心理来整人——你不是知书达理吗?你不是细皮­嫩­­肉­吗?老子大字不识、耕地犁田,照样玩儿得你滴溜儿转,叫你敢怒不敢言。当单田芳为小队长一句醉话而星夜苦战的时候,谁可怜他?谁肯站出来为他说句公道话?在文化名义下的“革命”似乎故意开中国文化的玩笑。什么崇尚文明、人格尊严啊,知识分子最起码的斯文,早已统统扫地去了。

深秋时节,­阴­雨连绵。杜大连泡又变成了一片泽国。村里的当务之急就是挖沟排涝,筑坝固堤。

天天在水里泡着,人们已经提前了个把月穿上厚棉衣,但是,仍然浑身发抖。工地上燃起几堆熊熊的篝火,社员们围拢在一起背风取暖,不过,秋风太凉,篝火周围的人都是前胸微热,后背冰凉,个个儿都像半截冰棍儿。

单田芳他们那一组任务较重,既要垒堤坝,还得防渗水,一旦找到渗漏的窟窿,立刻扔土袋子填堵。当时,没有探测仪器找窟窿,就得靠人下去摸,齐腰深的水,冰冷刺骨,人们大眼瞪小眼儿,谁也不肯出头儿。

大队长瞟见了单田芳,便厉声喝道:“老单,下去!”单田芳二话不说,脱去棉裤棉袄,只穿件小裤头儿,“噗通”一声,跳下了深潭。这种倒霉的差使,除了他单田芳,不可能派给第二个人。等跳进去,他也害怕了,让冰水一炸,立刻感到呼吸急促、四肢抽搐,甚至连站的力气都被抽光了。

“队长,让……让我­干­……­干­啥呀?”

“­干­啥?你以为下河游泳啊——快找窟窿。”

就靠脚趾摸?上哪儿找窟窿去?人都冻挺了。单田芳在水里四处乱跳,胡乱指挥了一阵子,就被叫上岸来。这时候,他如同触了高压电一样,目光呆滞,体如筛糠,牙齿互相错动,发出“咯咯”的声响……如果再多呆五分钟,恐怕连爬都爬不出来了。单田芳慌忙披着老棉袄、守着篝火堆,半天都没有缓过神来。

旭日东升,漫长的秋夜总算熬到头儿了。大队长挥着胳膊宣布:“­干­了一宿活儿,社员同志们都辛苦了!现在都到副业队去,喝两碗热乎乎的稀豆腐暖暖身子,就算犒劳乡亲们啦。”

副业队,没有食堂,屋子里摆了几张桌子,还垒着一铺大火炕。豆腐房嘛,常年不熄火,房间里暖和得犹如三月小阳春。大家都挤进来凑热闹,每人领到了一副碗筷,边谈笑边等待着豆腐出锅。单田芳也叽里哆嗦地挤在人群里,腋下夹着一双筷子、一只碗。

这时候,外号“大舌头”的大队公安员气宇轩昂地踱进来,他眼尖,一下子就瞄见了人丛里的单田芳,脸­色­立刻­阴­沉了起来。

“单田芳!你­干­嘛?”

“大队长说,­干­了一宿活儿,让来喝点儿稀豆腐。”

“大舌头”听完,立刻红了眼珠子,指着门外大叫:“滚——滚!”满屋子的目光都集中到他们俩身上。“大舌头”歪着脖子抢白道:“革命群众喝稀豆腐,你算什么东西!呸!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配吗?麻溜儿地,给我滚出去!再磨蹭,老子要你好看!……”

大庭广众之下,单田芳遭人辱骂,真想找个地缝儿钻进去。分明是拿人不当人,你们凭什么骑人脖子拉屎!欺负一个外来户,连最起码的脸面都不给留。在他们眼里,单田芳算什么?猪狗不如啊!

除雪连累小儿女 逃命顾念老夫妻(3)

屋子里鸦雀无声,人们静观这场冲突的进展。这可是奇耻大辱啊!恐怕老单再也忍不住了,肯定要拍桌子动家伙儿啦。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眨巴着眼睛,观察,等待……真没想到,单田芳居然紧闭着嘴­唇­,一句话也没说,把碗筷轻轻放在桌子上,低着头,默默地走了……

晓月孤星,枯枝败叶。单田芳独自坐在木头堆上,心赛油烹。他叫着自己的名字,单田芳啊单田芳,你怎么了?你究竟做了什么孽,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随便一个人就能欺负你,随便是谁都拿你不当人?三十多岁了,老婆卧病,孩子受气,家不像家,业不像业,连吃喝都混不出来。实指望戴罪立功,拼命­干­活儿,到头来还是叫人百般羞辱,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真不如一死了之……

单田芳的脚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他的脑子彻底乱了,心脏发疯似的狂跳,似乎一张嘴就能飞出胸膛。狂热、暴躁、迷乱、冲动……受到强烈­精­神刺激的单田芳明显感到,自己的情绪即将失控——想是要疯了、要死了!只要朝前再迈半步,所有的痛苦都将随之了结。一念之差,­阴­阳隔世……

同样在“文革”时代饱受棱辱的中国作家沈从文曾感慨地说过:“我连死都不怕,还怕活吗?”其实,活,远比死更需要勇气。常言道:“千古艰难惟一死”,相比而言,某些人的死亡反倒意味着解脱,甚至是退让和逃避。倘若苟活人间,则要依靠自己的臂力,泅渡苦海。最残酷的状况不是撒手人寰,而是咬牙活下去。

紧要关头,单田芳挽住了脱缰狂奔的情绪,他猛然收住了陡崖上悬空的脚步,迅速打消了那个自杀的念头:“我­干­嘛要死?我偏不死,有本事朝后看,有朝一日,我的问题水落石出了,倒要看看那些栽赃陷害、颠倒黑白的跳梁小丑儿们、那些把人整得死去活来的政客骗子们,落一个怎样的下场。我单田芳且活着呢!”

偶然,造就了历史。就在一念之间,中国十年之后的曲艺史被彻底改写,一位“评书大师”瞬间超越了自我,也超越了苦难人生。他确立的信念就是活着,为了等待正义、等待胜利而执着地匍匐、顽强地挣扎……

由于受凉,单田芳开始大量便血,裤裆里淋漓不绝,惹得周围的人笑声四起,调侃道:“老单!ρi股上咋那么多血啊?来月经了吧,哈哈哈……”

病得这么厉害,是该找医院治一治了。单田芳不得不去告假,大队长眼皮儿都不撩,硬邦邦甩过来一句话:“治什么治?不行!”

没有村­干­部的认可,进县城是没门儿了,他又找到了本村的赤脚医生,对方一检查就慌了,不停地埋怨说:“你怎么现在才就医呀,太严重了。不是吓唬你,再拖下去,命就没啦!”

“可是,跟队长请假,人家不准。”

医生绝望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如果再不就医,你——也只有……等死。”

便血的事儿还没理出头绪,鞍山忽然来人了。

大队通讯员一溜烟儿地跑来通知单田芳去接受讯问,边走着,通讯员边悄悄地透露底细说:“老单,是你们曲艺团的人。八成是为你上访的问题……”单田芳一听就明白了,又是找茬儿来的。果然,鞍山派下来的两位领导同志,都是他曲艺团里的老熟人。

当初,单田芳的声望与事业如日中天,家里总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那时候,这两位领导还是不入流的小人物,平常笑眯眯的,见人总是打哈哈,也常围着单家打转转——多少沾点儿小便宜儿呗。要么捞两条热带鱼,要么搬几盆花草,赶上单田芳心情好,就结伴出去喝茶聊天,或者打打乒乓球……当然,埋单的都是单田芳,那几位多是蹭吃蹭喝、白要白拿。家庭条件好,单田芳也从不在乎金钱方面吃亏还是沾便宜。

称兄道弟的日子一去不返了,如今老单家倒了霉了,人家反倒爬上了领导的高位。小脸儿也绷起来了,一副大义灭亲、公事公办的派头儿。

大队长先开腔:“单田芳,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三四年来,多次主使你家臭老婆子到处上访。那些乱七八糟的材料,全部转到你原来的单位了——这两位同志,就是专程来核实问题的。你不是冤吗?如今三头对面,说说吧!”

曲艺团的领导也Сhā了言,声音稳健而庄严:“单田芳!看看,这些东西,都是你写的吗?”

“是。”单田芳瞟了一眼桌上的上访材料,语调比刚才发言的领导还冷漠。

“既然冤枉,为什么当初你要承认呢?”

“我从来没有承认过;即使承认,也是被逼的。你们严刑拷打,轮流审讯,一宿一宿不让睡觉,我实在受不了啦。”

另一位领导沉不住气了,也加入“战团”,他摆出了一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姿态,说:“你的问题太严重啦。我们从鞍山到台安,就是为了对你负责。可是,你怎么还这样执迷不悟啊?不要再胡闹下去了,否则,谁也挽救不了你。刚刚三十几岁,还年轻嘛,只要放弃‘反革命’立场,洗心革面,认真改造,还是有出路的。难道你要继续与人民为敌吗?!”

这套官场辞令,打发谁?单田芳早就听腻味了,他的回答很­干­脆:“有关我的问题,绝不更改。不白之冤,一定要申辩到底。”

除雪连累小儿女 逃命顾念老夫妻(4)

两位领导被噎得说不出话来,随即恼羞成怒,霍然站起来,指着门外吼道:“出去,给我出去!”

单田芳不卑不亢地顶撞说:“是你们叫我来的,也不是我自己上赶着。出去就出去。”

对方给他气懵了,居然望着大队长声讨:“看看,他有多猖狂;不!简直是猖獗……”

在他们的声讨中,单田芳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可能没人知道,单家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

队上派发的那点儿口粮,只够塞牙缝儿,三口两口就吃光了,家里的积蓄又单薄,为了填饱肚皮,只有典当些零散物品,比如衣服、皮鞋、闹钟、手表什么的。可惜,这些东西也有卖光的时候,很快,家里就断了炊。

单田芳从工地上回来,锅里只刮出了一小盆儿稀糊糊儿,那是懂事的女儿把刚鼓牙儿的青玉米给粉碎了,连浆带皮,煮在一起,只为爸爸熬了多半碗。单田芳端起玉米糊糊儿,眼泪滴滴答答地掉进了碗里。

饥饿、劳累、疾病、羞辱……死死地捆住了单田芳,他很清楚,如果这样持续下去,要不了多久,就会被那帮家伙活活地折磨死。一个胆大的念头开始在脑子里打转儿。什么主意呢?——逃跑!

正当他酝酿出逃的时候,有人已经先行了一步。那就是新来的“牛鬼蛇神”周士。这个二十多岁的漂亮小伙儿为单田芳蓄谋已久的行动计划增添了宝贵的实战经验和信心。

“牛鬼蛇神”的工地,等于一座没有围墙的监狱,里面的人既没有行动自由,也没有思想自由,甚至连私下交心都要东张西望、鬼鬼祟祟的。­干­活儿的时候,周士悄悄地凑到单田芳跟前,借着对火儿的空当压低声音说:“单大哥,这个鬼地方不是人呆的——我得跑了!”

单田芳心头一震,惊愕地瞅着他反问道:“跑?”

“对!我实在受不了这份活罪了。­干­活儿当牲口,批斗当猴子,就是不把咱们当人,横竖是死路一条,还傻呆着­干­嘛?”

“可是,往哪儿跑啊?”

“中国地方大了,哪儿藏不了个把闲人?”

“万一跑不成,再给他们抓回来,那可是罪上加罪呀。”

“呵呵……瞧我的吧。”

本以为是句发泄私愤的玩笑话,谁知,半个月之后,周士真的逃跑了。事情败露,杜大连泡立刻乱了营,周士的老爹开始接受无休无止的揪斗和审讯。老头儿哭丧着脸指天发誓:“他上哪儿,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一个大小伙子有胳膊有腿儿,跑了,我一个孤老头子怎么管得了啊?”他万变不离原词,村里的头头儿们也无可奈何。

监控对象出逃当然是杜大连泡的新鲜事儿,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对周士的下落做出了种种猜测。单田芳也替那个小伙子捏着一把汗,盼望他能远走高飞。至少,他逃跑的成功经验可借来参考。

周士出逃案闹得沸沸扬扬,又过了半个月,大家都惊呆了,尤其是单田芳,他最不想看到的一幕终于出现。

在一片绚烂的残阳里,一群扛枪的民兵和公安人员押解着手戴镣铐的周士,从公社那边的土路上缓缓地走来。杜大连泡儿那些“人五人六”的家伙又有活儿­干­了,审讯、逼供、开批斗大会……周士犯事儿,其他“牛鬼蛇神”一律陪绑,会场上,“雁别翅排开”,单田芳他们低头哈腰地肃立在“主犯”身后。

这场风波平息之后,单田芳探到了周士被抓的真实底细,他先逃往鞍山的哥嫂家,本来指望远走新疆,可是跑到天津就没路费了,晚上住进售票厅,不小心让人给发现了。他对单田芳说:“怪我虑事不周,才栽了个大跟头。下次,一定当心。无论如何,得逃离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望着周士,单田芳琢磨着自己。逃,还是不逃?逃出去怎么办?被抓回来又怎么办?……这些念头儿汩汩地在心里沸腾,他第一次感到,人生这盘棋局是如此残酷,一招走错,就再也不能回头了。其实,选择就是赌博。杜大连泡显然是一盘死棋,水深火热的现状逼着单田芳铤而走险,身不由己地去做一回疯狂的“赌徒”。

促使他最后决断的是星期六的批斗会,“大舌头”公安员再次拿他开刀:“单田芳,你那些喊冤叫屈的材料已经转到公社去了,好家伙,上秤一称得多少斤!写吧,写也没用,你翻不了身。材料上那些话,全属反革命言论,随便拉出一条来,都得枪毙了你!我告诉你——不,我正式通知你:公社决定,下星期在十几个大队游斗你……”

游斗?那简直是一种­精­神酷刑啊,不但丢人,还可能丢命。单田芳暗自琢磨:看来,只有逃跑一条路了。

主意拿定,单田芳心里反倒轻松了许多,当初惶惶不安的恐惧感也烟消云散。当天晚上,夜静更深,夫妻俩紧锁房门,悄悄地在炕上咬耳朵,这是单田芳第一次向妻子吐露自己的“逃跑计划”。迷迷糊糊的王全桂一下子坐起来,眼睛瞪得包子大,老半天她才缓过气来,惊恐地问道:“你,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单田芳一字一顿地说:“全桂呀,你看,眼下的形势,我还活得下去吗?尤其是这一身病,再耽误,只有见阎王了。在我的冤案平反昭雪之前,我不能死。可是,怎么活呀?惟一的出路就是逃出去。我相信,跑得了,就能活。”

除雪连累小儿女 逃命顾念老夫妻(5)

妻子心惊­肉­跳地问:“要是……逃不出去,像周士那样被逮回来,怎么办啊?”

“就这两条路,一,跑了,活了;二,被他们五花大绑地抓回来。万一被抓,我就不能和你们娘儿仨在这间茅草房里一起过日子啦。如果,我不在了,你可得咬紧牙关,把咱们这两个孩子拉扯大。将来,等我的官司翻了个儿,你别忘了到我坟上烧几张纸,告慰一声。即使我死了,在天之灵也会回来守护着咱们这个家……”

不等单田芳说完,王全桂慌忙捂住他的嘴:“别再往下说了。咱们从来没有伤天害理,也不会遭那种歹毒的报应。既然你都计划好了,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办吧。我一个­妇­道人家,帮不了你多大忙,我会乞求老天爷,保佑你平安无事。你出去以后,无论处境怎么样,都想办法给家里通个信儿,我们娘儿仨牵肠挂肚啊……”

这才叫生死离别,夫妻俩有说不完的真情话。屋外开始下雨了,窗棂纸飞溅出“劈里啪啦”密集的水声。老天有眼啊,滂沱大雨为这次“逃跑行动”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天越来越亮,门缝儿里透进来微薄的青光,单田芳拎起小包裹,无限伤感地说:“全桂,我,要走啦。”

妻子痛苦地别过头去,丈夫用粗糙的手掌轻轻抹去她腮边的眼泪。然后,俯下身子,挨个儿亲吻熟睡的儿女,心里说:“惠丽,老铁,乖乖的。爸爸永远……想你们,爱你们……”

推开柴门,外面风雨交加。单田芳把心一横,转头钻入了浓浓的雾气之中。跌滑、泥泞……跋涉在空无一人的土路上,他的心也是空的。这个流过汗也流过泪的地方,眼看就要成为历史了。

潇潇秋雨中,那座居住了四年的土坯房遥遥在望:老婆的唠叨、孩子的欢笑、温暖的炕头还有全家人渴望过好生活的梦想……都装在小小的草窝儿里了。如今,人去房空,这美好的一切还会回来吗?

走上小木桥,单田芳朝自己的家园投去最后一瞥,最后一跺脚,返身消失在茫茫秋雨的最深处……他清晰记得,那个湿漉漉、急匆匆的清晨是1974年4月25日。

逃跑的第一站是沈阳。

从杜大连泡到台安县城,二十华里,单田芳几乎是一溜小跑,半个小时就赶到了汽车站。不巧,雨天各线班车停运。他暗自琢磨,为了抢时间,步行上沈阳吧,脚程顺利的话,一天一夜就到了。正当他摩拳擦掌准备上路的时候,开往盘锦的车开门揽客了。也行,走一步算一步吧,离杜大连泡那个是非之地越远越好。

上车之后,单田芳高高地竖起了领子,警惕地观察着车厢里每位乘客,似乎他们都有可能是后边撵上来的特务,那种感觉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一会儿惦记老婆和孩子,一会儿琢磨投奔的去处,一会儿又算计公安与民兵……提心吊胆地颠簸了四个小时,客车终于驶进了盘锦县城。

风风火火地跑到盘锦火车站,距离发车还有一段时间,利用这个空当,单田芳分别写了两封信,同时投进了邮筒。

第一封,是为了摘清王全桂的连带责任,谎称自己到省里上访,不弄个水落石出绝不回头,反正全家人也不在一块儿过了,就此断绝夫妻关系,将来,大家各奔前程——当然,这是说给外人听的。

第二封,写给了新上任的公安员:“我一不偷,二不抢,三不杀人放火,­干­嘛要逃跑呢?之所以不辞而别是要亲自到沈阳告状,按照党的政策,我的家属不应该受到责难吧……”

两封信施的都是“稳军计”,后边的路,就要一看天意、二碰运气了。好不容易挨到晚上,单田芳第一个检票进站,匆匆忙忙地坐上了开往沈阳的列车……

摇摇晃晃总算到沈阳南站,抬头看看大钟,已是午夜十二点。站台上冷冷清清,单田芳的腹内也咕咕乱叫——从杜大连泡出来,折腾了二十多个小时,水米未进,怎么能不饿呢?刚钻出站台,他就找了一家小食品店,买了一个最大、最黑的面包,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面包味道可真好啊!那种特有的馨香一直持续到现在。单田芳时常对人感慨:“别看我年届古稀了,山珍海味不稀罕,惟独这种大面包能占住嘴,一点儿一点儿地撕着吃,津津有味。”

啃着黑面包,他左思右想盘算着投奔的地儿,合计了半天,还是觉得刘宗仁大叔那儿最保险。老头儿住在沈阳,算是父亲生前的莫逆之交。当年王香桂改嫁,刚出监狱的单永魁几乎­精­神崩溃,那时候,刘宗仁夫­妇­登门求教,单永魁还把身上的弹弦子的技艺传授给了刘的妻子。从此,两家人你来我往,走动得相当亲近。

俗话说:“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不知道如今的刘家是否愿意收留自己。一路想着,摸到了陋巷深处,单田芳凭着记忆认出了刘宗仁的家门。他机警地打量打量四周,沈阳的小巷里悄然无声,一片黑暗……

觊觎小手艺糊口 偷卖水泡花痛心(1)

● 老头儿是个高调门儿,夜静更深,传出去很远。单田芳惟恐惊动四邻,赶忙拦了一句,然后,单刀直入地说:“大叔,我,我来求您来啦!”

● 单田芳喝着刘宗仁亲手炖的鲤鱼汤,心里充满了感激。但是饭后,刘家爷儿几个的“小动作”却令他备觉蹊跷。他们极为神秘地闩上大门,撂下窗帘,放着电灯不用,点燃的却是豆大的煤油灯。屋子里一片昏暗,人影摇摇,大家各自忙手里的活儿,谁也不出声……

● 见女儿委屈成那样,父亲的心都碎了,他的脸上泪珠纵横。男人,不到极度伤心、绝望透顶的时候,怎么会有眼泪?单田芳仰天长叹:“惠丽呀,爸爸没本事啊!拖累你们为我遭受这样的苦难和欺辱,爸爸对不起你……从明天开始,咱们不卖啦。”

古语说:“求于人者,畏于人。”投奔刘宗仁,单田芳也是踟躇再三,惟恐人家脸­色­难看,自己吃了闭门羹。后半夜了,巷子里黑咕隆咚的,空无一人。虽说为了避免惹人注意不敢闹动静,但是总得敲门才能进屋吧。第一次敲,轻轻的,怯怯的,里面没有丝毫反应;再来一次,力度稍大一点,总算惊动了已经熟睡的刘宗仁。窗纸一亮,屋内传出苍老的声音:“谁呀?”

单田芳立刻贴近门缝儿,低低地应道:“我!单田芳啊。”

刘宗仁“哎呦”一声,迅速拉开房门,谨慎地探出身子,一边朝四周观望,一边招呼说:“快进来,快!”单田芳的双脚刚跨进门槛,老头儿便立刻上了门闩,随即拽着客人钻入了里屋。

刘宗仁的老伴儿过世多年了,撇下一大群孩子嗷嗷待哺。刘家棉被底下横七竖八地都是腿,一条隔山把二十平方米的居室分成两个房间,大的,归孩子;小的,给老头儿自己。那个时代的城市贫民,差不多都挤在这种小鸽笼式的建筑里。

借着暗黄的灯光,老头儿上上下下地打量单田芳。他满脸狐疑地问:“你这是从哪儿来?”

单田芳叹了口气,说:“从农村来。就是我下放的那个地方——台安县新开河公社,杜大连泡大队。”

“听说……”老头儿故意压低嗓门,又凑近了一步,问:“听说,你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了,是真的吗?”

单田芳苦笑着点点头。刘宗仁恶狠狠地骂道:“这帮狗娘养的!好端端一个说书的,怎么就成了‘反革命’?这年头儿,今天抓俩‘走资派’,明天逮仨‘老特务’,眼见这个国家就没好人啦。”

老头儿是个高调门儿,夜静更深,声音传出去很远。单田芳惟恐惊动四邻,赶忙拦了一句,然后,单刀直入地说:“大叔,我,我来求您来啦!”

刘宗仁一听“求”字,便安静下来,直盯着对面的年轻人,问:“借钱啊?说个数儿,用多少。”

单田芳摇摇头,说:“不是借钱,是想临时借个地方。”这话令人费解,刘宗仁一脸茫然,他弄不清来人的真正意图。这边没有停顿,还在继续自己的话题:“大叔,我被屈打成‘现行反革命’,下放农村,监督改造,四五年了,受的那些折磨和羞辱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全桂不忿,上访了一百次,可是,上访一次,我挨斗一次,那帮家伙心狠手黑,变本加厉。我连条活路都没有了。这次我来,就是想亲自上访,找讲理的地方好好说一说。住哪儿呢?我就想到您了。能不能容我在家里落落脚儿?”

老头儿一拍大腿,爽快地应承道:“行,行!就住这儿。有我在,还能叫你睡马路啊!”他的慷慨令单田芳感动不已。很显然,刚才那番话有水分,为什么要跟老头儿撒半截儿谎呢?当然也是被逼无奈,一个走投无路的“逃犯”,怎么敢直截了当地把详情全盘儿端出来?碰上胆子小的,还不把人家给吓死啊?这样轻描淡写地支应一阵,有什么事儿将来再说吧。

总算顺利地留下了。单田芳脱掉身上的湿棉袄,倒头便睡,刘家热乎乎的火炕让他倍感安全和舒适……

单田芳装模作样地跑到“省革委”上访,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一位戴金丝眼镜的副处长漫不经心地咂着嘴,说:“你这个问题,最快,也得半年——能解决就算幸运喽。先回去,等着吧。”

这哪儿像办事儿的做派?纯粹小官僚的嘴脸。单田芳无­精­打采地往回走,心里琢磨着下一步的出路,尤其挠头的是怎样挣钱糊口,总赖在刘家也不是长久之计。刘宗仁极为厚道,似乎并不在意家里多一双碗筷,他拍胸脯承诺:“下一步,没什么好商量的,就住大叔家。”

单田芳笑着晃脑袋:“一天两天还凑合,工夫长了,我也不­干­。你家孩子多,收入又不宽裕,再多出一张嘴,无论如何也不行。”

老头儿沉吟了一会儿,说:“暂时先这样,我也帮你想想办法。你放心,只要我能揭开锅,就不会让你饿肚子!”

真是义气!单田芳喝着刘宗仁亲手炖的鲤鱼汤,心里充满了感激。但是饭后,刘家爷儿几个的“小动作”却令他备觉蹊跷。他们极为神秘地锁上大门,撂下窗帘,放着电灯不用,点燃的却是豆大的煤油灯。屋子里一片昏暗,人影摇摇,大家各自忙手里的活儿,谁也不敢出声……

有意思!这些花花绿绿的碎纸片和玉米皮儿究竟是做啥用的呢?刘宗仁笑呵呵地卖关子:“你问­干­啥用的?嘿!可千万别小瞧这玩意儿,做好了拿出去卖,一家老小,吃喝用度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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觊觎小手艺糊口 偷卖水泡花痛心(2)

彩纸条、玉米皮在他们手上一转,随即变作朵朵鲜艳的小花儿。石蜡加热,再倒进模子里定型,然后冷却,石蜡便脱胎成活灵活现的小鸭子和小金鱼儿。这些漂亮的小东西一进清水,立刻晶莹剔透,光彩照人。刘宗仁托起一只水光荡漾的罐头瓶,指点道:“这叫水泡花儿。我们一家八口,就指它活着呢!”

单田芳非常疑惑:“水泡花儿?倒是很漂亮;可是,不起眼儿的小东西,赚得了几个钱儿?怎么能养家呢?”

刘宗仁翻眼睛合计合计,答道:“如果管得松,每天挣三五十块不成问题。”

“三五十块?那可是天文数字呀!”

老头儿“嘿嘿”一笑,补充道:“也有倒霉的时候,赶上警察民兵、戴红箍儿的拉大网,这些货一准被摔个稀巴烂。或者­干­脆把兜售东西的人带进派出所——可劲儿收拾你呗。为了躲避搜查,只好东奔西窜,再不济,也能赚十六七块。”

单田芳动心了:按照这个收入,每月也能挣五百多呢!一个国家­干­部上一年班也见不着这么多钱啊。做这个营生,吃饭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看这个年轻人眼神儿倍儿亮,老头儿明白了###分,他捅破了那层窗户纸,说:“有兴趣的话,你也卖这玩意儿算了。”

单田芳急不可待地接茬儿道:“大叔,这也正是我所想的;只是,我这个身份,怎么敢抛头露面啊?”

刘宗仁点着他的鼻子笑道:“你可真是个死心眼儿,你不方便出头,还有惠丽呢。­干­这种活儿,小丫头、老太太最合适了,警察民兵手重,又推又搡,可是,谁好意思拿女人开刀啊。”老头儿继续做动员:“技术上的活儿,让俺家小三儿教你。等惠丽到了,叫他们小姐儿几个一块儿上街……”

话虽不多,单田芳的眼前变得一片光明:“对呀!把惠丽从家里调来,我们爷儿俩联手­干­。”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让单田芳兴奋了一整夜。后来那些日子,他一边在刘家的“地下作坊”里充当“见习学徒”,一边设法和家里人取得了联系。

出逃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单田芳的信件直接寄给一户姓孙的邻居。两家距离很近,就隔着一道秫秸篱笆。孙家的小儿子在台安县皮鞋厂当工人,眼看到了娶媳­妇­的年龄,可惜,没房子,婚事一拖再拖。老孙头儿便暗地里打单田芳那几间房子的主意。他确信单家被屈含冤,早晚要离开杜大连泡,因此,私下里交往也不避讳,见面就提,希望单家在返城之前,把房子落到孙家名下。多了这层关系,单田芳的信件便能“暗渡陈仓”,顺利地转交王全桂。

信寄出去了,内容简单而暧昧,意思是说:“我已经上访了,很好。让惠丽速来。” 为了掩人耳目,信封上的地址都是假的,即使被人偷拆了也截获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当然,妻子摸到了丈夫的下落,她立刻就明白要把女儿支派到什么地方去。

第三天中午,单田芳正忐忑不安呢,惠丽就到了。风尘仆仆的小姑娘直勾勾地望着跑出屋门的父亲,大眼睛里蓄满了晶莹的泪水。刚刚分开七天,一分一秒啊,掐着过,孩子和大人一样,心里还不知怎样惦念着逃门在外的亲人呢。惠丽叫了一声“爸爸”,便张开双臂投入了父亲的怀抱,父女俩都哭了……

单田芳迫切想了解家中的情况,他一句追一句地问,惠丽却“咯儿咯儿”地笑起来,答道:“妈妈好,家里好,一切都好。详细情况过会儿再说吧。”一听这话,单田芳高高悬着的心才缓缓地落了下来。

草草地吃完中午饭,爷儿俩便离开刘家,想找个背静的地方好好聊聊。一毛钱,乘车到沈阳故宫,他们穿过八王殿和大正殿,随后,坐在一处金碧辉煌、阳光明媚的殿脚下。这个时节,游人稀少,似乎整座故宫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大院子里太安静了,除了一群麻雀当空盘旋、唧唧喳喳地乱叫,再就是廊前檐下的铜铃在风中叮咚脆响……又得浮生半日闲啊!拉着女儿的手,单田芳开始详详细细地打听七天以来家里的种种变故。

“现行反革命”畏罪潜逃了,杜大连泡重新掀起一轮缉拿风波。

单家老小心惊­肉­跳,村上的头头儿也满腹狐疑。单田芳失踪当天,大概十一点钟左右,大队部里跑腿儿的通讯员来了,隔着窗户急匆匆地问:“老单在家吗?”王全桂回答:“不在!早晨就下地去啦。”通讯员应了一声,扭头离去。

快吃晌午饭的时候,公安员登门。他带着满身泥水,胳膊底下还夹着一把镰刀。来人也没进屋,只在外边喊道:“老单家的,等你们当家的回来,让他立刻到大队部去一趟——有事儿。”里边应了一声,公安员便头也不回地出了院门。

又过了一个小时,头头儿们终于沉不住气了。通讯员、公安员还有三队长一起找上门来。大队公安威风凛凛地站在当院,劈头质问:“你们家老单到底去哪儿了,说实话!”

王全桂早有心理准备,推得一­干­二净,她没好气儿地抱怨道:“这个挨千刀的,从来都是抬ρi股就走,根本也不提他去哪儿、去­干­啥,我们也懒得问。”

三队长斜着眼睛瞅着她,­阴­阳怪气地喝道:“你别装蒜了。村里村外,除了耗子洞,我们都翻遍了,连个人毛儿都没看着。上吊得有根绳儿,投井得有个声儿,杜大连泡,ρi股大的地方,他能藏哪儿去!是不是……跟当初周士一样,偷着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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觊觎小手艺糊口 偷卖水泡花痛心(3)

王全桂心里有鬼,听他这么一说,当然很紧张。她的身体微微地哆嗦了一下,脸上却十分镇静,毕竟是艺人嘛,会演戏,她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支应三队长:“呦,你可真能开玩笑。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扔下一大家子人,他往哪儿跑?他舍得下我这个臭老婆子,还舍得下亲生儿女吗!”

那几位村­干­部想想也对,一对眼神儿,走了。

惠丽和老铁大气儿都不敢出,战战兢兢地躲在屋子里不敢露面。一家老少谁也不知道单田芳的下落,只盼望自己的亲人腿脚快点儿,跑得越远越好;千万别叫民兵五花大绑地押回来。王全桂盘腿坐在炕上,不停地抽烟,在四处弥漫的烟雾中,她暗暗地合计下一步的应对策略。

第一天,就这么熬过去了,村里没再找麻烦。

第二天,还没动静。

第三天,王全桂被召进了大队部,几个头头儿开始会审。

不用问,单田芳是跑了。究竟流窜到什么地方,做老婆的一定摸底牌。这次,王全桂改变了战术,她转守为攻,又哭又闹,俨然是天下最大的受害者。为了不露马脚,她还咬牙切齿地痛骂自己的丈夫:“他成天犯神经,两眼发直,自言自语,谁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现行反革命’呀,走投无路,说不定心路一窄,跳河去了。这个王八蛋!要是真寻了短见,可就把我们娘儿们给坑啦……”

女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还真把那群头头儿给唬住了,他们开始可怜这个“反革命”家属,甚至反过头来宽慰她:“你别胡思乱想,老单不是那种没良心的人。可能一时糊涂,走了当初周士那条路,相信他会悬崖勒马,迷途知返。你先回去等等,一旦有了他的消息,马上通知大队……”

村里这一关,总算过了。可是,亲人下落不明,全家人依旧是心急如焚,正当他们敲小鼓的时候,老孙家悄悄地捎来了单田芳的密信。王全桂立刻催促女儿进沈阳,一篮子­鸡­蛋成了惠丽赶集上庙的掩护道具。机灵的小姑娘飞也似的赶到县城,买完票就慌里慌张地上车了,哪儿还有心思变卖篮子里的东西?沉甸甸地拎着走吧。

单田芳卷了一只蛤蟆筒旱烟,点着,足足地吸了一大口,随后,痛快淋漓地吐出一团淡紫­色­的烟雾——这是他多年养成的、最舒适的抒情方式:谢天谢地,酝酿已久的“逃跑计划”终于大功告成,自己可以腾出手来,专心致志地研究“水泡花儿”了。

评书里有的是历史典故,太公卖面、刘备卖鞋、秦琼卖马、杨志卖刀……几乎所有的潦倒英雄和落魄书生都曾沦为小商贩儿。古人瞧不起蝇头小利、撂地摆摊,可是,困境之中,也只能靠这种不太体面的手段来自己拯救自己了。似乎古人的小买卖儿十分风雅,20世纪70年代初,沈阳又多了一位卖水泡花儿的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也曾披露过这段历史。观众们感到风雅吗?好玩儿吗?细心人肯定注意到了,屏幕上,手擎水泡花儿的单田芳始终都在含泪微笑。

沈阳太原街,是全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商店林立,顾客如流,街道两旁还有许多“打游击”的小生意人。虽说那个年代高喊割掉“资本主义尾巴”,可是“尾巴”越割越多,即使警察、民兵轮番出动也无济于事。太原街上天天都在打游击战。

有人高喊一嗓子:“警察来啦!”“嗡——”小商小贩都像苍蝇似的飞光了。警察一撤,“刷——”人们又三三两两地飞回原地。这种飞来飞去的买卖居然能长年存活,卖水泡花儿自然也会有生意做。

刘家小三儿、小四儿,先把罐头瓶、玻璃杯灌满水,再把扎好的花儿往里一放,晃动两下,水里的花儿就艳丽地绽开了。小姐儿俩举着瓶子、尖着嗓子向过路人叫卖,一会儿就被大姑娘、小媳­妇­围得严严实实的,人们像抢购冬储大白菜似的掏腰包,你一瓶、我一瓶,工夫不大就卖光了。单田芳带着惠丽在暗处观察,不到三四天时间就变成内行了。

事先和刘宗仁讲好的,赊货。甭管卖多少,只要能挣出几个饭钱,就算不给人家添麻烦了。当天,就点了一百个水泡花儿,沉甸甸地装进黄书兜里,单家父女拎着自己的货,走上了长街。惟恐警察逮住,­干­脆换个地方,这么大的沈阳城,哪儿还不卖东西呀。两眼一抹黑,边摸边看呗。

第一次单独练摊儿非常不顺。整整一上午,穿街过巷净走路了,连张都没开。中午时分,爷儿俩串到了郊区附近、城乡结合部,这些地段警察是没了,可是买东西的也找不着。惠丽觉得,郊区的人肯定都挺富裕,反正也没人管,自己先进去试试。孩子走了,单田芳蹲在村外守候,他六神无主,情绪焦躁,生怕女儿出点儿啥事儿。

正当他一口接一口猛吸纸烟的时候,惠丽喜形于­色­地跑了回来。父亲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样?”女儿双手一摊,笑眯眯地答道:“爸,你看!两毛钱一个,全都卖光啦!”单田芳长出了一口气,说:“总算开张了,接着去吧!”

惠丽腿脚麻利,刚跑出去半袋烟的工夫,便又乐颠颠地奔了回来,水泡花儿都卖了,手上还多了两只大­鸡­蛋——据说是没钱人拿东西换的。看来,郊区乡村也下货呀。这下子,单田芳心里有底了。惠丽一五一十地往外卖,他就叼着纸烟等在外边,慢慢悠悠、怡然自得,一副寓公垂钓,沉稳轻松的模样。

觊觎小手艺糊口 偷卖水泡花痛心(4)

那天,手里的货兜售一空,遗憾的是,路跑得太远了,往返足有二百多里。当爷儿俩筋疲力尽地赶回刘家的时候,已经是满天星斗,夜近子时了。刘宗仁等得眼睛都红了,一听他们的辉煌成果,顿时喜出望外,接着,又心疼地感叹道:“二百多里呀,牛马牲口都打哆嗦,人就更顶不住了。”

尽管如此,生意还得做。刘宗仁供货,只收工本费。单家爷儿俩上街,肯下辛苦。一连三天,纯利润居然卖到了二十多块,对于一贫如洗的单田芳来说,简直就是乞丐捡着了狗头金。他美滋滋地想:“一直这样­干­下去,将来的衣食住行就都有着落了。或许,水泡花儿就是养活我后半辈儿的营生呢……”

在刘宗仁的引荐下,单田芳找到一处临时的住所。房东是个姓金的孤老头子,爱说爱笑爱喝酒,时间不长,彼此就混熟了。虽说房子破旧肮脏,可是单田芳一点儿也不嫌弃,他照旧给老人沽酒割­肉­,像伺候长辈那样待承。金家简陋的屋檐下,又传出了少有的说笑声。

几天之后,王全桂忽然从天而降。她也是不放心,偷偷地跑出来探望惠丽和丈夫的日子怎么过。这下好了,杜大连泡那边也没有再追究,单田芳这儿也找到新营生了。王全桂提出自己的想法:先靠水泡花儿挣钱,如果步子扎实,攒下积蓄了,再把老铁接出来,使一分为二的家庭合二为一。

没想到,她刚离开沈阳,单田芳这儿就出岔头儿了。惠丽去沈阳南站办事儿,无意中碰到了父亲的师弟——也就是那位一心想把单田芳置于死地、一拳打破他耳膜的专政队队长。幸亏惠丽眼尖躲得快,想想就后怕,万一给那家伙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单田芳也犯了疑心病,虽说茫茫人海,无边无际,但是沈阳距离鞍山只有九十公里,来往于两座城市之间的熟人很多,一旦暴露了自己的行踪,就会惹出更多、更大的麻烦。父女俩越想越害怕,最后,还是单田芳拿了大主意:“离开沈阳,咱们远走高飞,飞到他们谁也找不着的地方去。”

惠丽忽闪着大眼睛问:“爸,咱们谁也不认识,去哪儿呀?”

单田芳略加思索,胸有成竹地吐出了两个字:“长春。”

当天晚上,这个想法就摊到了刘宗仁的小炕桌上。老头儿沉吟不语,寻思了半天才问:“去长春,有投奔吗?”

“有!全桂的舅舅在那儿。”

刘宗仁点点头,说:“也好,听说那个地面儿不错!你去闯荡闯荡,行不行的,再说。”他歪着脑袋想了想,又补充道:“货呢,这么办——我和孩子们每天在固定工时以外,给你加加班。你来回脚儿就把东西捎走了。”

果然,临走的时候,单田芳得到了一千个水泡花儿,这是刘宗仁和他的孩子们加班加点赶制出来的。拎着货,单田芳拉着惠丽登上了发往长春的列车。

长春,是单田芳孩提时代的摇篮,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散落着五颜六­色­的回忆。当时,父母红遍城里的茶社,有家,自己觉得那么踏实,那么有依靠。可惜,母亲走了,父亲也过世了,没有人再为自己遮风挡雨了,“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如今,轮到单田芳做父亲的时候了,温暖的家在哪儿呢?

如今的长春绝非解放前夕可比,到处都是林荫大道、高楼大厦,可是,偌大的城市却没有一处容身之地。父女俩手牵着手,流浪在当年熟悉的大街上。

最令单田芳感伤的是五马路上的“北海茶社”,一到那儿,母亲高昂的嗓音、清脆的鼓点以及父亲激越的三弦声便萦绕在耳畔,似乎双亲正在里面演出,父亲、母亲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能招呼自己。想着想着,单田芳的眼圈儿红了,暗叫:“妈,你还记得你这惟一的儿子吗?我,是大全子,想你呢……”

转了好几个弯儿才找到王全桂的舅舅,终于在老头儿居住的地下室里安排了床铺。

第二天拂晓,单田芳便叫醒熟睡的女儿,收拾好必备的东西,直奔长春最繁华的路段,重庆路,五商店。这里属于市区消费的制高点,流金淌银,财源滚滚,可惜满街飞钞票,伸手也够不着,警察民兵天天查,谁还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撂地儿”?安全第一,还是挪挪窝儿,五商店不行,去二商店,虽说这个地段冷清了不少,但是,一天也能卖出二百多个货。小本小利的,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子——知足常乐吧。

闲散下来的时候,单田芳还摸索着自己制作水泡花儿,毕竟人家的小作坊不是自家的,而且,沈阳、长春还距离那么远。没过多久,他居然变成了熟练工。他在中央电视台曾当众制作的水泡花儿,就是那个时候学成的手艺。

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那年冬天,在五商店门口,惠丽被冷不丁冲出来的警察逮了个正着,躲在暗处的单田芳不敢出面,只得眼睁睁地望着女儿被推推搡搡地带进了派出所。他像热锅上的蚂蚁,苦等了大半天,下午的时候,惠丽才被释放,她一直向前走,头也不回……

单田芳边追边喊:“惠丽,惠丽!……”惠丽这才回过头来——呀!女儿面颊红肿、缕缕抓痕,美丽的大眼睛里满是泪水。一见父亲,她便委屈地大哭:“那帮王八蛋!踢我后腰,抽我的嘴巴,还薅着头发往墙上撞——现在还疼呢。爸……”

觊觎小手艺糊口 偷卖水泡花痛心(5)

见女儿委屈成那样,父亲的心都碎了,他的脸上泪珠纵横。男人,不到极度伤心、绝望透顶的时候,怎么会有眼泪?单田芳仰天长叹:“惠丽呀,爸爸没本事啊!拖累你们为我遭受这样的苦难和欺侮,爸爸对不起你……从明天开始,咱们不卖啦。”

“不!”惠丽倔强地一甩小辫子,擦­干­脸上的泪水,说:“我不怕,他们越打我越卖,明天还来,看谁敢把我杀了?”

单田芳百感交集,搂着女儿失声痛哭:“孩子,我的好孩子!……”

就在单田芳自学“水泡花儿”技术的时候,王全桂又赶到了长春,她不但捎来刘宗仁制作好的水泡花儿、模子和蜡壶,还找到一位深居简出的老舅妈,在她家那两间小房里,重新安顿了下来。

日子不多,长春的生活安定了下来。单田芳觉得,一分为二的家庭应该合二为一了,于是,把儿子老铁从杜大连泡接过来。至此,单田芳割断了与杜大连泡的所有联系,长达四年的“下放生活”宣告结束。接下来,等待他的是四年更为传奇和曲折的“流亡岁月”。

大搜捕侥幸漏网 小买卖勉强容身(1)

● 当惠丽惊恐万状地跑到桃园路市场的时候,单田芳魂儿都吓飞了。他气喘吁吁地冲进院子,此时,老婆、儿子已经变成了半死不活的“血葫芦”。邻居们正七手八脚地包扎伤口,鲜血把厚厚的纱布都浸透了。“怎么能这样呢?”单田芳咬着牙关,低低的嗓音骂道:“这只‘活驴’!”

● 全城戒严,开始了地毯式的大搜捕。躲在胡同深处的单田芳毛了,他担心派出所查夜把自己揪出来。想来想去,上街乱转不行;投亲靠友也不行,­干­脆,奔火车站吧,那里人头攒动,连个Сhā脚的缝儿都没有,依靠厚厚的人墙做掩护,或许能混过这一关。

通过王全桂那位老舅母,总算找到了安身之地。两间房子,小是小了点儿,桌椅板凳也很简单;可是,单家还是接二连三地有客来访。

在所有来客中,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她就是王全桂的亲表妹。姐儿俩多年不见,刚碰面又说又笑又抹眼泪。这回好了,长春又多了一门亲,大伙儿走动起来,互相也有个照应。于是,那位表妹频繁光顾,恨不得踢破单家的门槛。

真是拔起萝卜带起泥,自从认了漂亮表妹,她的三亲六故也跟着纷纷登门,单田芳深居简出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最令人头疼的是表妹的亲弟弟:大老粗儿一个,喝酒吹牛满嘴脏话,而且还看不出别人的眉眼高低。一到单家就是缠人讲评书,而且是啰里啰嗦,死磨硬泡,他以为单田芳是免费雇佣的“故事大王”,随时都可以呼来唤去,供自己开心解闷。

每次进屋,那位表弟都是一副大大咧咧模样,隔着门帘就嚷:“大姐夫,我最爱听《童林传》了,听说‘紫面昆仑侠’死在了剑山,哎,到底死没死?你再给我详细说说……”

单田芳打心眼儿往外腻味这个“赖皮表弟”——为行文方便,姑且叫他“赖皮”。

本来亲戚里道的,犯不着伤和气,可是,“赖皮”实在招人烦。跟他翻脸吧,得罪不起,不就是说几段评书费两口唾沫吗?依着他起码还能练练嘴皮子。哪成想,对方一听就上瘾,根本不管你屋子大小、工夫长短、情绪好坏,只顾一头倒在床上,挺大的个子,横躺竖卧,连最起码的礼貌都没有。

听书的时间久了,“赖皮”还琢磨­干­事业的新点子呢。他目光炯炯地说:“大姐夫,­干­脆咱们开场说书算了。听众,我召集;份子钱,我代收。谁他妈敢不给,老子找人弄死他。姐夫,你只管动动嘴儿,大把的钞票可就来了,这比满世界卖水泡花儿强一千倍、一万倍……”

把自己的前途交给这种人,那不是开玩笑吗?躲都躲不开,还上赶着抛头露面让“造反派”抓呀?单田芳深知,打场子说书的事儿绝对不可行。他最大的理由就一条:“自己是‘现行反革命’——公安部门还到处通缉呢,跑出去说书,就等于飞蛾投火。”虽然这个特殊的身份从未公开过,但是,快嘴儿的王全桂已经忍不住向她的表妹、表弟们走了口风。对此,单田芳极为不满。

说书的事儿刚放凉,“赖皮”又从别处横生枝节。他擅自提出,要经常往单家带些朋友来。单田芳急忙婉言谢绝:“千万别那样。这儿不是我的家,是借宿。房东老太太喜欢清静,受不了外人打扰。咱们是知己的亲戚,你来无所谓,再把生人领来乱糟糟的,就不合适了……”

“赖皮”立刻不爱听了,他嚼着满口脏话编派道:“你这个狗窝大的地方的确是不能呆了。猪圈里养不活千里马,花盆里栽不下万年松,这样吧,换套房子。租也行,买也行;你没钱,我有!”说完,撇着嘴,拔脚就走,他“咚咚咚咚”的脚步声一直响到楼下。

时间不长,房子还真到手了。位置在长春市南关,属于那种紧傍河沿儿私自乱搭建的简易民居。当然,没有产权。一共两间,白灰墙、洋灰地,卖方要价二百三十元——这笔钱对单田芳来说的确是个大数目。虽说代价高了些,单家人对这套小房子还算满意,利利索索地交接完毕,随即安排搬家。

在这件事儿上,“赖皮”也算立了一等功,他拍着胸脯吹牛皮:“大姐夫,房子是以我的名义买的,你就踏踏实实住着吧。什么派出所、公安局,都不敢上这儿来找茬儿。有我顶着,你怕什么?”那口气,简直是黑社会老大的做派。

买到这套房,“赖皮”就更赖皮了,他不但以功臣自居,还以主人自居。不经过任何人同意,他踢门就进。每天早来晚走,吃饱喝足了还得让单田芳讲两段评书以资消遣。这小子优哉游哉,过着老太爷式的滋润生活。本来,他和自己的亲娘老子就不和睦,这回好,终于找着不花钱的饭局了。

短期应酬这种人还勉强,时间一长,脾气暴躁的王全桂不­干­了。她怎么能看得惯为所欲为的小混混儿?尤其是后来,“赖皮”时常带他的哥们儿来单家聚会,要么听评书,要么唱大鼓,弄得屋子里乌烟瘴气,杂乱不堪,哪儿还像住户人家啊,简直变成茶馆了。

王全桂终于压抑不住了,一场意外的“流血冲突”终于使她和“赖皮”表弟抓破了脸儿。

当时,恰好单田芳去桃园路卖货,没在家。醉醺醺的表弟又来敲门了,他“高八度”问王全桂:“我大姐夫呢?”

王全桂故意没好气儿地说:“他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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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搜捕侥幸漏网 小买卖勉强容身(2)

“躲了——躲谁?”

“躲你!”女人瞪圆双眼,霍然而起,指着对方的鼻子说:“他太烦你啦,没完没了,成天缠着人家说书。咋的?欠你的呀,就得当你的奴才呀!”

表弟的火儿也撞上来,他以酒盖脸,气急败坏地骂道:“真是他妈的忘恩负义!我给你们找房子,以我的名义买房子……怎么,听他说那几段破玩意儿,了不起呀!”他眯缝起眼睛打量着全桂,说:“我算他妈看明白了,根本不是大姐夫恶心我,简直就是你——你这个臭老婆子里里外外瞎挑拨。”

王全桂立时涨红了脸,恶狠狠地冲上去应战:“对!就是我挑拨的!你能把我怎么样?”

“赖皮”恼羞成怒,他挥起胳膊动了粗,一手抓住女人的头发,劈面就是一个大嘴巴。王全桂也不示弱,顺手抄起煤槽旁的铁炉钩,狠劲儿砍了下去……一男一女在屋子里角斗起来,一边扭打,一边叫骂。外边,老铁听见动静不对,立刻扑进屋子,加入了战团。母亲挨打,儿子自然下手不轻,他抡起大木棍子照准“赖皮”就砸,瞬间,对方鲜血直流。气急败坏的“赖皮”丢下王全桂,返身奔向老铁,进行疯狂报复。如果这场殴斗再持续下去,眼看就要出人命了……

当惠丽惊恐万状地跑到桃园路市场的时候,单田芳魂儿都吓飞了。他气喘吁吁地跑进院子,老婆、儿子已经变成了半死不活的“血葫芦”。邻居们正七手八脚地包扎伤口,鲜血把厚厚的纱布都浸透了。“怎么能这样呢?”单田芳咬着牙关,低低的嗓音骂道:“这个活驴!”

果然是“活驴”,连他亲爹都管不了。“赖皮”的父亲指着窗外,愤愤地说:“前边就是派出所,你们报案去,让那帮警察教训教训这个不长毛的畜生!”

报案——这不是开玩笑吗?单田芳躲的就是公安局,怎么能自投罗网呢。可是,又担心“赖皮”找些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暗地里报复,只好破财免灾。在朋友的斡旋下,单田芳带领老铁当面赔礼道歉,又去东大桥一家饭店里摆了一桌丰盛的“谢罪宴”。当这场冲突划上句号的时候,单家已经花掉了整整五十块钱。20世纪60、70年代,五十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国家­干­部一个月的收入,这得卖多少瓶水泡花儿才能赚回来呀?

殴斗过后,王全桂脑袋上留了几个­肉­疙瘩,每当早晨梳头,她总是愤愤地诅咒,咬牙切齿骂“赖皮”不得好死;单田芳则趁机打圆场:“你伤得那么重,死里逃生就算便宜你了,找没人的地方偷着乐去吧,还穷叨咕啥呀……”

此后一段时间,从沈阳接来了刘宗仁,这才是单家真正的恩人。全家老少像供奉神仙似的招待老头子,简陋的小屋里开了一个星期的“流水席”,今儿­鸡­鸭鱼­肉­,明儿好酒名茶,甚至连重庆传来的麻辣火锅都没有放过。

刘宗仁满面红光,快活极了。他非常清楚,单田芳在心里给自己腾了一块儿地方,他绝对是个知恩图报、滴水涌泉的男子汉。这种出­色­人品,难找啊。离开长春那天晚上,老头儿借着醇厚的烧酒劲儿,拉开了封存已久的手提包,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掏出一枚­精­致的小模子,还有一把小蜡壶。他感慨万千,端详着这些东西,说:“这点手艺,我就毫无保留地送给你了。”老人送给单田芳的是自己的看家本事,也是赖以生存的饭碗。常言道:“宁舍一锭金,不传一句真。”如果不是肝胆相照,刘宗仁绝不可能这样做。对此,单田芳感念至今。

考虑到安全原因,单田芳曾短期回过沈阳。当他返回长春以后,住所又重迁过一次。王全桂一手张罗,花了二百七十块钱,在南关附近的永安桥,买了一座僻静的小套院——这是离开鞍山之后,单田芳真正意义上的家。

布置妥当之后,一尘不染的新居便弥漫起温馨的气息。环顾四壁,单田芳生出无限的感慨:终于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床,安全、舒适,天上下刀子也不再害怕了。有个家遮风挡雨、落脚驻足,这个愿望简单而朴素,可是,生活就是不给他喘息的机会。“世外桃源”的小日子还没过一个月,新的意外又来纠缠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逝世。全中国都被悲伤的­阴­云笼罩着,老百姓无法相信“神采奕奕、容光焕发”的伟大领袖也会卧病在床,“万寿无疆”的红太阳也会悄然陨落——没有了他老人家指引航向,中国这条巨轮可往哪儿行驶啊……大江南北,哀乐回荡,收音机里、报纸上……到处都在设灵堂,开追悼会,八亿中国人含泪戴上黑纱和白花,虔诚地悼念自己的开国领袖。

与此同时,各种武装力量也处于高度战备状态,国内局势骤然紧张起来。长春出动了大量的警察、民兵和街道­干­部,四处巡防,严格纠察。单田芳的水泡花儿是卖不出去了,只能猫在家里避风头。

当地一个突发事件加剧了长春的紧张空气。市中心的广场上,忽然发现了几条反革命标语,在全国上下共同悼念毛主席的特殊时期,小标语自然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市里把它定为限期侦破的大案子。如此重大的政治任务当头,公安部门、民兵组织几乎倾巢出动,声言要活捉那些以身试法的反革命罪犯。很快,全城戒严,开始了地毯式的大搜捕。

躲在胡同深处的单田芳毛了,他担心派出所查夜把自己揪出来。想来想去,上街乱转不行;投亲靠友也不行,­干­脆,奔火车站吧,那里人头攒动,连个Сhā脚的缝儿都没有,依靠厚厚的人墙做掩护,或许能混过这一关。

大搜捕侥幸漏网 小买卖勉强容身(3)

从永安桥到长春站,十多里路,单田芳只顾埋头走,不知不觉就到了。挤进候车室,里边满满当当都是人,污浊的空气混合着浓重的霉味儿和烟草味儿。他三步两步就蹿到一个空位子上,然后垂下脑袋,开始一点一点地消磨时光——熬着吧,过了这一晚上就平安无事了。他又想起了当年从杜大连泡出逃的周士,那个倒霉的小伙子就是在天津火车站的售票厅里落网的。单田芳暗自祷告:“老天爷保佑,我可别做‘周士第二’呀……”

正胡思乱想的时候,候车大厅里的人群开始­骚­动,穿制服的警察和戴袖标的民兵涌了进来,候车室各个出口,包括厕所的小门全被严严实实地封锁了,随后,对旅客挨个儿搜查……单田芳脑袋一炸,想: 这下完了!跑?不可能,等着束手就擒吧!

大厅里乱作一团,申斥声、争辩声、小孩子的哭声,还有广播喇叭里的喊话声……此起彼伏。单田芳按捺住慌乱的心神,大眼睛叽里咕噜转着,四下寻找可能脱身的突破口,他不甘心就这样葬送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有一线希望,也要逃跑。最后,他决定孤注一掷,硬往外闯,反正也是被抓,说不定趟一回地雷还能侥幸过关呢。想到这儿,他霍地站起来,径直向民兵把守的偏门奔去。

民兵立刻警惕地瞪起眼睛,问:“­干­什么的?站住,接受检查!”

“检查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来送站的。”

“送站也得检查!”

“检查什么,我孩子还在外边等着呢,丢了谁负责?非检查的话,我去把孩子领过来……”他一边敷衍,一边加快脚步,最后夺路而逃。单田芳趁那几个民兵还没醒过神儿来,便一头扎进了人丛,不见了;嘴里还虚张声势地喊呢:“孩子,别哭,爸爸来啦……”

刚出火车站,就兔子似的飞奔,好不容易到了安全地带,单田芳已经是吁吁直喘、脸­色­煞白了。真后怕呀!恢恢法网再次和自己擦肩而过,意外的祸端怎么总是死死地纠缠呢?

那一夜,单田芳披着寒冷的星光,转遍了长春的大小街道,直到晨曦初上的时候,才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了永安桥。

还好,家里平安无事,老婆孩子一觉睡到了大天亮。单田芳的“车站历险记”再次让家人目瞪口呆——太传奇了吧,简直像听评书一样。似乎命运坎坷,劫数未满,又好像是吉人天相、神佛共佑,单田芳的生活总是一波三折、险象环生,又往往能在关键时刻峰回路转、化险为夷。

当然,意外并不全是祸事,也有令人喜出望外的时候,比如惠丽的那个小对象。

单家住在长春南关的大杂院里,那段日子相对平稳。可是,“赖皮”天天屁颠儿屁颠儿地跑来,今天领张三,明天又叫李四,反正都是他圈子里的狐朋狗友。其中也有几个喜欢文艺的,专程跟来,在单田芳面前唱段大鼓、说段快板什么的,请行家给摘摘毛儿啊。无形之中,单家的小屋就变成小剧场了。窗外总有黑压压的脑袋挤在一起偷听。

那天,有人表演对口快板《学雷锋》,门外照样围满了听众。大概是天太冷了吧,有位陌生的毛头小伙子不请自来,拉门就进屋了。坐在炕上的王全桂立刻变了脸,高声斥责道:“你是­干­啥的?”

小伙子非常尴尬,憨厚地解释说:“我,就是这个院的。进来,听几耳朵。”

女主人二话不说,张口就撵:“我不认识你,出去!”

小伙子还真老实,既不恼火,也不辩解,就那么蔫溜溜儿地退了出去。虽说,第一次被轰出去了,时隔不久,一次机缘巧合,使单家的大门永久­性­地为他敞开了。基本是经人介绍,这个名叫刘长生的青年居然成了王惠丽的心上人。谁听说过,丈母娘赶走亲姑爷?新人结婚之后,刘长生一提起这段往事就吐舌头,当然不能记老丈母娘的仇了,只怪那时候太毛愣,太不礼貌。王全桂也乐,要不是驱逐了小伙子一次,印象还没有现在这么深刻呢。

其实,这门婚事也属于时代的产物,倘若按照老单家当初的门第,一不愁名望,二不缺金钱,宝贝姑娘独一枝,绝对舍不得潦潦草草地嫁掉;可惜,家道衰落,逃亡途中,哪还有那么多讲究?好在,刘长生老实厚道,家里又没有什么牵挂,他能真心善待惠丽,也算姑娘有了良好的归宿。况且,女儿出嫁,距离也不远,一来,可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二来,彼此也好有个接济。

婚后的惠丽依然常在娘家,照样帮助母亲料理家务。她照样举着水泡花儿站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中沿街叫卖,清水溅到棉手套上,还没来得及抖落就结成了冰碴儿,两只红萝卜似的小手儿全给冰凌糊住了。单田芳心疼女儿,不忍她冒着严寒白白地张罗,便亲手把每天一半的收入硬塞到惠丽的衣兜儿里……

两家人,一条心,亲人们互相搀扶着跋涉在茫茫的风雪中。单田芳在温暖的亲情里,度过了20世纪70年代最艰难的几个年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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