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香桂结束了在吉林市“九江茶社”的演出。听说长春、沈阳已经相继解放，失散的家人也该最终团聚了。于是，单家四口坐上了火车，从抚顺拐了个弯儿，直奔东北第一大都市——沈阳。
最快活的就是单田芳了，他随着车身颠簸着，思绪也一起一伏地难以平静。他想到最疼自己的奶奶，还有另外两个妹妹，他们见到大全子以后，是不是还认得呀？离别一年，就像漫长的几个世纪，他的心早已Сhā上了翅膀，飞得比火车轮子还快。
刚到沈阳火车站，欢迎的人群便潮水般地涌上来。其中既有单家的亲戚朋友、曲艺同行，还有北市场上“四海升平大茶社”的掌柜及其随从。激动的人们握手啊、拥抱啊、感慨啊……说不尽的战乱飘摇，死死生生。
单永魁一家刚刚安顿好住处，单永槐就把远在天津的老太太接回来了。单田芳想念奶奶都发疯了，刚得到消息，拔脚就跑。他雇了辆马车，一溜烟似的朝铁西区奔去。三叔说书的茶社就在那片市场里。从北市到铁西，横穿整个沈阳城，一时间，车轮马足，尘土飞扬，单田芳双眸放光地催促车老板儿：“快点儿！我有急事儿！再快点儿！”
刚到茶社，单田芳便飞也似的蹿进去，哪里还顾什么人多眼杂？进屋之后，直奔三尺书台。单永槐说的是《三侠剑》——“蒋伯芳棍扫萧金台”，正热闹的时候，台上的演员忽然发现一个陌生的男孩子直愣愣地站在面前。这是谁呀？不认识。再仔细端详，竟是自己的亲侄儿！书台上，叔侄俩直愣愣地对视着，流泪眼对流泪眼，伤心人对伤心人。他们嘴唇颤抖，却不知道先说什么好。
“你是……”
“我是……大全子！”
单永槐惊叫了一声：“大全子！”
单田芳哽咽着，说：“三叔，我，我好想你呀。”“想”字出口，小男孩儿把头一低，泪如泉涌，千言万语堵在嘴边吐不出来： 三叔，我还好好地活着。我长高了吧？是不是黑了，瘦了？咱们一家终于团聚了……
单永槐想像不到这个大孩子是怎么在刀尖儿上逃出来的，也想像不到他对亲人深深的思念和无限的依恋。孩子急不可待地央求：“三叔，咱们回家吧。我想……马上见到奶奶。”说到“奶奶”，单田芳的眼里又噙满了泪水。
单永槐立刻打发茶社里的伙计护送侄子回家，马车穿街走巷，很快就到了。脚还没落地，喊声先进了门，单田芳响亮地叫着：“奶奶！奶奶……”
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带着两个小孙女从屋里走出来，她昏花的老眼居然认不得朝思暮想的宝贝孙子了。当孩子一头扎进她怀里的时候，老太太仍然不敢相信，她抚摸着单田芳的小脸儿，嗫嚅道：“这不是做梦吧？你，真是我的大全子？你真是？”
“奶奶，是我呀！我是大全子。”
老太太呜呜地大哭起来，她搂着孙子，老泪纵横：“大全子，你可把奶奶想死啦！”
“奶奶，我……天天做梦都梦见你。”
祖孙二人，相拥而泣。这就是评书里常说的“悲中喜”、“喜中悲”吧。旁边，两个小女孩儿也跟着抹眼泪，要不是奶奶在场，单田芳都认不出亲妹妹了。哥哥变，她们也变，兄妹几个都在乱世风雨中顽强地成长着。
老太太被孙子接走了。刚到北市场的家，单田芳便像小猴子似的跳进院门，扯着嗓子喊：“我奶奶回来啦！赶快出来迎接呀！”
房门“呼”的一声打开，单永魁三步并做两步跑出来，“咕咚”一声跪倒在老娘膝前，感天动地地大叫：“妈！儿子不孝啊！您老人家受苦啦——”他边哭边爬，两只膝盖当脚走，死死地搂住老太太的双腿。望着跪在眼前的儿子，老人泪眼婆娑。这哪是死里逃生的儿子？一年不见，他就满脸皱纹、目光浑浊了！刚刚三十来岁呀，还没有过盛年,就已经未老先衰。老太太心疼死了,暗想,那段走投无路的日子，他是怎么熬的?
单家三代，哭一阵，笑一阵，悲喜交加。那个硝烟尚未散尽的时代，有多少破镜重圆的中国家庭上演过这催人泪下的一幕，又有多少人家，永远也不可能有单家这样幸运的机会了。隔着模糊的泪眼，单田芳欢喜地注视着每一张面孔，暗想：“谢天谢地，我们一家人总算活过来啦！”
新中国成立，普天同庆。单家也开始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奶奶又做起了大管家，单田芳也从繁重的家务事里抽出身来。他又背起当年的书包，重新回到了母校——协心完小。虽说中途入学，单田芳却格外勤奋，时间不长，他就成了名列前茅的优等生。正当单家好日子开头儿、母亲的曲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突如其来的烦恼又不请自来了。
最令人头疼的是，王香桂忽然染上了毒瘾——抽大烟。
受株连父母被捕 留遗恨小妹夭亡(2)
刚建国那会儿，抽大烟属于犯罪行为，弄不好就得下大狱。但是，王香桂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吵也好，闹也好，总是那套词儿：“我生了那么多孩子，又一年到头给这个家当牛做马，浑身上下都是病。如今我老了，累了，不抽两口儿撑着，谁出去挣钱？一家老少喝西北风啊！”这种毛病可不比别的事儿，既要命，又败家，肯定没有好下场。单永魁当然是据理力争，寸步不让。两口子的矛盾公开化，甚至频繁地在家人面前粗脖子红脸，唾沫星子乱飞。王香桂脾气“帅”，根本不买别人的账，说到兴头儿上，索性丢下一家老小，拔腿走人。借口很简单： 我有病，说不了书啦，要回天津老家休养一阵。
王香桂走了，一个月音讯皆无。单永魁礼节性的“求和”书信也没得到任何回应，这个厚道的汉子一筹莫展。最后，还是老太太看出了门道，她耐心地开导儿子说：“永魁，你比香桂大几岁，就让她一步，别再嘴硬啦，去天津请她回来吧。两口子嘛，狗皮袜子没反正，何必那么死心眼儿呢……”单永魁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随即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还好，没出别的岔子。半个月之后，夫妇俩又兴高采烈地回到了沈阳，好像任何不愉快都未曾发生过。或许，两口子已在私下达成了某种妥协。自打王香桂从天津回来之后，她那杆大烟枪便在家人面前公开化、合法化了，顾虑重重的单永魁一味地依从妻子，甚至还委曲求全地帮着打下手儿，不是熬烟膏儿，就是递烟泡儿，忙得不亦乐乎。每当王香桂躲在小屋里吞云吐雾、飘飘欲仙的时候，单家都是大门站岗、二门放哨，过后还得用大蒲扇驱赶烟雾，以免鸦片特殊的气味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母亲的“小Сhā曲”刚刚结束，父亲的大麻烦就来叩门。
1950年初春，沈阳满城鹅黄浅绿，闷了一冬的人们纷纷走出户外享受新鲜的空气与明媚的阳光。
单田芳还记得那次宴会，家里高朋满座，有曲艺演员佟浩儒，还有他的朋友王子明，另外几名男女就不熟悉了。席面上，斟酒布菜，谈笑风生，宾主都开心极了。看得出，满口京腔的王子明是来求单永魁办事的。当时，单永魁只知道这位陌生的座上客是“朋友的朋友”，并不清楚他的真实姓名和具体身份。据说，此人刚从天津赶来，想在沈阳北市场租赁一门脸儿，卖王家祖传的熏肉和烧酒。既然是好朋友佟浩儒的引荐，单永魁自然是满口应承，大包大揽。工夫不长，王家的熏肉烧酒店在北市场开张了，据说，生意还挺红火。本来帮朋友一个小忙算不了什么，然而，就是这点儿鸡毛蒜皮的琐事竟把好端端的单家推入了无边苦海，它的后遗症直接影响到了单家三代的人生命运。
初春的深夜，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胡同里的人们，单田芳刚从被窝儿里露出脑袋，一道电光便照到脸上，几个陌生人裹挟着冷气冲进屋子，大声喝道：“都老实点儿！谁也不许动！”单田芳心里怦怦直跳，他不清楚这突如其来的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灯光炫目，适应了好半天才看清屋里的一切： 为首的是街道派出所的小张，其他几个都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单田芳暗自嘀咕：“是不是我妈抽大烟的事儿犯了？真给翻出来可怎么办呢？……”
单永魁以为半夜查户口，正要够墙上的牛皮纸口袋，立刻被那几个人制止了：“别动！”随即，有位负责人开始查问：“你叫什么名儿？”
“单永魁。”
“王香桂是你什么人？”
“我爱人。”
“她在吗？”
“正在奶孩子。”
“叫她出来！”
“孩子还没满月，不方便吧？”
“有什么不方便？都得出来！”
见躲不过去了，王香桂便潦草地披上羊皮袄，神色恐慌地走出里屋。她最担心藏在家里的“大烟枪”，万一被查出来，麻烦就大了。
那位负责人似乎并未深究她细微的表情变化，只是把手一扬，问：“你叫王香桂？”这边恭恭敬敬地回了一声：“是。”
“好啊，那请你跟我们到派出所走一趟吧。”
“去、去那儿——干什么？”
“有个问题，跟你核实一下。”
王香桂走了。单田芳望着母亲远去的身影，心急如焚。他还没醒过味儿来，剩下的人便开始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全家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点心盒子里的大烟枪被迅速拽了出来。
单永魁父子大气儿都不敢喘，心里不住地敲小鼓儿：“这下完蛋了，人赃俱获。”那个起获“赃物”的人似乎并不吃惊，只轻轻一笑，把东西丢回去，说：“呦，你们家还干这个……”显然，人家查的不是大烟枪。那么，究竟还有什么小尾巴攥在他们手里呢？前思后想，单家老少清清白白，再也没有犯忌讳的事儿了。
单田芳与父亲面面相觑，枯坐了一宿。次日中午，单永魁被带走讯问。
单田芳又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按照奶奶的吩咐，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朝三舅家狂奔。三舅是曲艺界里的“明白人”，也是单、王两大家族的“智囊”，慢说家里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就是圈子里的是非恩怨，他也能当家主事，很有些“姜太公在此，诸神让位”的宗主派头儿。如今，单家有难，只有投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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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株连父母被捕 留遗恨小妹夭亡(3)
单田芳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三舅家，惊愕地发现，屋子里空空荡荡，舅妈正歪着脖子，向隅而泣。原来，舅舅也在三天前的夜里被带走了。
不得已，单田芳又求到单永槐门下，这位三叔一拍大腿，愤愤地埋怨道：“谁让你爸你妈结交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哩，怎么样？出事了吧！”埋怨归埋怨，还得出来收拾残局。单永槐分析的结果是： 单、王两家同时出事，绝非巧合，也不可能仅仅是为了抽几口大烟，看来，这个案子大有来头。
派出所也问过，公安局也找过，就是打听不出单永魁夫妇的下落。事情一拖再拖，三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音信。单家居然碰上了一桩“无头案”。文艺圈儿是个巨大的是非窝子，屁大的事儿也能添油加醋，谣言满天飞，何况陷入官司里的是东北三省的两大“书曲世家”。似乎一夜之间，这个消息就传遍了，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可不得了啦，老单家、老王家被抓了，恐怕是捅大娄子。说不定得罪了哪个大人物……”
真是“现世报”，一向威风八面的书曲世家转眼就遭人冷遇。当初，高朋满座；如今，门可罗雀。单田芳的感觉最明显了，过去，宾客来访，对待自己热乎极了，一口一个“大侄子”地叫着，比亲人还亲；现在呢，走得脸对脸，人家都扭脖子，甚至老远就躲开，那情势，比碰上麻风病人还晦气。少年单田芳深深地体味到了什么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就很容易解释，他的评书怎么会时常表现出对社会的远观与怀疑。
沈阳那个漫长的春天，使单田芳触摸到了人性固有的弱点。他对一切美好的标榜再也不盲从、不轻信了。
新政权正在全国肃反、镇压“反革命”，沈阳城的大街上天天都有警车呼啸而过。从瑞雪飘飞的二月，到柳绿桃红的五月，单田芳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父母音讯杳然，他们不会被抓去当“反革命”吧。
单田芳祈祷爹娘千万别出什么意外，否则，这个家，就彻底垮了。他挤进观看公告的人群，伸长了脖子努力张望，天啊！有个姓单的！心马上紧缩起来。再一看，哦，同姓不同名——太好啦。孩子心里哆里哆嗦，又疯跑着去查看其他地方的“生死簿”。还好，哪张“黑名单”上都没有父母的名字，也没有三舅的名字。惊恐的单田芳只能以这种最简单、最笨拙的方式来判断亲人的旦夕福祸。
那段日子，一个未成年的半大男孩灰溜溜地穿行在街巷深处，谁来关心谁来疼啊？甭说亲戚朋友躲着走，就是学校里的老师都变成了“凤凰眼儿”。当初的单田芳是什么光景？语文也好，数学也好，全校学科竞赛也好，绝对是第一，这样品学兼优的学生到哪儿都是“王牌尖子”、“领袖人物”，一见他，老师打心眼儿里往外喜欢。如今，单家摊上官司，一切都变了。单田芳周围的世界简直是天上地下两重天。同学们有说有笑，只要单田芳一露面，马上散场。老师跟他讲话也是脸色阴沉、爱理不理的。
自尊心强的单田芳终于忍不住了，他找到班主任杨老师。还没说话，泪水先在眼窝儿里转：“杨老师……为什么……我不属于……欢乐的集体了？”
“你？你……现在跟别人不一样。”老师的话头儿有些硬邦邦。
单田芳立刻追问：“怎么不一样？”
“呵呵……你们家有什么事儿，你自己知道。”
滚烫的童心一下子凉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单田芳的嘴巴颤抖着，半个字也吐不出来，他绝望地站在那里，默默地叨念：“原来，快乐不再是我的，生活也不再是我的了。这个世界，已经把我抛弃了。”谁会多看一眼这个失魂落魄的小人儿？谁又能排解得了他内心的积郁和痛苦？热闹是别人的，单田芳只有眼巴巴地看着，他只是幸福生活的旁观者，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实，那么遥不可及。明媚的阳光根本就照不到他心灵的深处。
校长、教务长三番五次地找他谈话，见面没别的，劈头就问：“你爸妈被抓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儿？”单田芳被激怒了，他鼓起眼睛反驳道：“怎么回事儿？你问我，我问谁呀！不知道……”
大山一样的压力，成年人都顶不住，何况十多岁的孩子。单田芳后来回忆说：“那些日子，我天天晚上做噩梦，让野狗咬、被饿狼追……总是大呼小叫地惊醒过来，满身冷汗，四肢发抖。”
还能安心念书吗？算了吧，单田芳就想脱光膀子出去打零工。父母养不了家了，撇下一个老奶奶、四个小妹妹，这个担子再重也得挑，哪怕挣个块儿八毛的也可以贴补家用啊。摸到了孙子的心思，奶奶横竖不答应，说：“大全子，趁早别打这个主意。你还小呢，太小啦，细骨头嫩肉儿的没长成，累出毛病来可是一辈子遭罪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单田芳不敢违拗年迈的奶奶，既然小工打不成，还是继续念书吧——先将就着呗。
五月的小雨，淅淅沥沥，滋润着广袤的黑土地，也打湿了少年单田芳皱皱巴巴的心情。
单田芳放学回家，刚要出门挑水，就给派出所的周组长撞了个正着。对方乐呵呵地招呼说：“先别挑水去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好消息？”没有坏消息就算万幸，单家已经很多日子没听到过好消息了。单田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又问了一遍：“什么……什么好消息？”
受株连父母被捕 留遗恨小妹夭亡(4)
周组长凑上来解释：“上边来人通知，明早七点，分局开会。我看，八成是……”他神秘地压低嗓门儿，四下望了望，才说：“八成是，你妈那档子事儿。”
果然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单田芳心花怒放，激动得一宿没合眼。第二天清早，他忐忑不安地赶到分局大门口。透过细密的雨丝，两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 啊，是母亲和姥爷！憋了四个多月了，他压抑在心里的喊声像火山一样喷薄而出：“妈！”
母亲身子一颤，慢慢地扭回头来：“是……大全子！”
“妈！”单田芳带着湿漉漉的雨水扑了过去，饱受委屈的孩子终于见到亲人了，他一下子扎进了母亲怀里，纵情地流淌着积蓄已久的泪水。有妈在，不会感觉自己是孤儿。母亲的泪水也滴滴答答地落在儿子的脸上……
“妈，他们，让你回家了？”
妈妈点点头，随即看看四周，不安地问：“全子，怎么就你一个人？你爸呢？”
“出事儿第二天，爸爸就接你去了。他也是四个多月没回家。你们……没在一起呀？”
妈妈立刻脸色陡变，她迷茫地晃着脑袋。单田芳不知所措地问：“那么，我爸去哪儿了？还有二舅三舅……”
妈妈拧起眉毛，疑惑地瞪着眼睛，问：“他们都……出事啦？”
“和爸爸同一天被带走的，现在，谁也没有下落……”
原来，父母没在一起。满以为他们会一块儿回家，不可能了——爸爸肯定还被关在什么地方。还是先回家吧，妈妈惦记着她月子里扔下的小女儿。
奶奶噙着泪花跟儿媳妇交代：“快去最后见一面吧。你走后，那个小可怜儿已经病得不行啦。孩子就是活活儿地等着妈妈回来，怎么也不肯咽最后那口气……”
母亲发疯似的扑进里屋，抱起奄奄一息的女儿，撕心裂肺地叫着：“小萍，小萍！乖宝宝，妈回来了，你睁睁眼啊！……”
可怜的宝宝，在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远很远，最后一刻，她依然眷恋着自己的亲人。可能，她已经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了，然而，母亲心连心的呼唤竟使这个垂危的小生命神奇地张开了无神的眼睛。奶奶赶忙催促道：“快！快给孩子吃口奶，省得娃娃走得太委屈。”又颤声呼唤孩子：“乖，吃——妈妈喂奶呢……”
母亲三把两把扯开衣襟，她擦了擦干瘪的Ru房，把奶头儿慢慢送进婴儿的小嘴儿里。那两片小嘴儿早已经没有血色了，干裂，无力，轻轻地翕动了两下，也不知道吃着了没有。一旁的单田芳激动地喊道：“妈，你看——妹妹吃哩，妹妹……”
孩子的小脑袋软软地歪向一边。她走了，带着人世间最宝贵的一丝母爱，带着这个家庭最后的一点温情，走了，再也回不来啦。
单田芳抬起一双泪眼，望着天空默默地祷告：“小妹呀，妈终于让你等到了。哥哥会天天想你，还有咱们全家……”
母亲回家来，可是父亲在哪儿呢？
王香桂回家的第二天，派出所的小张就登门道贺：“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该说书还说书吧。”似乎，他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满天乌云就散了。
当然要说书，那是一家人的饭碗啊！再度出山的王香桂不像经受过丝毫磕碰，反倒气贯丹田、韵味十足了。她演出的茶社，海报一出，照样是应者云集，甚至比当初还红火。单田芳察觉到，台上台下，母亲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台上意气风发，台下则是魂不守舍。还用问吗？惦记生死未卜的亲人呗。石沉大海的局面令她唉声叹气、无所适从。这期间，单家也得到过不少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有的说，在沈阳火车站见过单永魁；也有的说，见他被带到北京了……但是，王香桂一条也不相信，她只想静静地等待，直到获得确切的音讯。
整整僵持了一年零三个月。忽然，单家收到了一张明信片，歪歪扭扭的几个字令全家人如获至宝，落款是“单永魁”。笔迹也像，大致内容是：“我在外边很安全，正在学习，请家里人别惦记。如果方便，寄过一些生活用品和香烟来……”
王香桂马上照办。东西汇出去不久，很快就收到了单永魁的第二封来信，白纸黑字，一清二楚，说他被拘押在北京，没有生命危险，家里人可以前往探视了。王香桂七上八下的心总算有了着落，她立刻掐断了签约的演出，双脚如飞地跳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几天以后，风尘仆仆的王香桂返回沈阳，一眼就能看出来，她目光炯炯，神色开朗，和前些时候判若两人。带回来的消息说，单永魁很好，家里随时都可以去北京探视。至于罪名，这边没问，那边也没提——肯定跟抽大烟那件事儿拉扯不着。
单田芳嘴快，立刻提出想去见父亲。母亲沉吟了一下，居然爽快地答应了。不料，兑现这个诺言足足等了三年。
就在王香桂进京的第三年头儿上，单永魁又来信了，明确告诉家里： 他已被宽大处理，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现在北京市第一监狱服刑。希望家人能来看他，一并把手表、凡士林和辣椒油等日常用品捎过去。
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停当了，这次南下的，果然是单田芳。
列车呼啸，风驰电掣地驶向关内。窗外，远山乱舞，色流疾飞，单田芳一直瞪着圆溜溜的眼睛，从夕阳晚照到满天星光。他想像着大墙深处的父亲，四年之久，骨肉离散，也不知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他暗自呼唤着父亲：“爸，等着我，大全子看你来啦……”
受株连父母被捕 留遗恨小妹夭亡(5)
一路颠簸，长夜无眠。旭日东升的时候，北京火车站的大钟敲出浑厚的声响，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回荡在长安街的上空。单田芳通过了出站口，望望四周陌生的楼群，想，虽然到了天子脚下，首善之区，自己也是两眼一抹黑；又不是来旅游的，赶紧找第一监狱吧。他拎着鼓鼓囊囊的包裹，叫了一辆三轮儿就朝目的地奔去。
总算到了！铁门、高墙……探视罪犯，当然要经过森严的警卫和审查，末了，单田芳按照序号等待传唤，坐起了冷板凳。前头已经排了二十几个家属，轮到他进门早已是望眼欲穿了。钻进小角门儿，是一个空旷的大院套儿，荒凉、寂寥，只有起起落落、旁若无人的麻雀。“刷刷”的脚步忽然刹住了，单田芳像被定在原地一样不能挪动。对面的房檐下是谁？强烈炫目的阳光毒辣地照着，那个人半边白亮半边黢黑，就像一个梦，既虚幻，又真实，一点一点地转过身子……真的是，朝思暮想的亲人！
“爸爸！”苦涩的呼喊伴着恣肆汪洋的泪水喷涌而出，儿子张开双臂，迎接梦一样虚幻的重逢、梦一样真实的父亲。这个许久没有父母翼护的大男孩儿，咬牙支撑着破碎的家，他不想父亲看到自己的肩膀有多疼，只愿告诉，儿子有多么想念他。
单田芳含泪微笑，揽住父亲，说：“爸爸，我来……看您来啦。”父子俩彼此注视着，肚子里憋着说不完的知心话。
单永魁从上衣口袋里取出法院的判决书递给儿子，说：“已经……判了——六年。”单田芳磕磕巴巴地问：“什么……什么罪？”父亲挥挥手道：“你自己看吧。”
一共是三条“重罪”，不偏不倚，每条判两年。大致是：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佟荣工（化名王子明），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以六十元钱资助“反革命”罪犯生活费，加刑两年。再加上一条类似的罪名，单永魁总共获刑六年。
单田芳立刻红了眼，问：“爸，你知道那个王子明是干嘛的吗？”
“不知道。”
“是啊，不知道，凭啥逮捕你？凭啥判你的罪？！……”正当他为老实忠厚的父亲大喊大叫鸣不平的时候，四周的管教人员被惊动了，他们围拢上来质问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青瓜蛋子”：“这是什么地方？你瞎嚷嚷啥！”单田芳不服气，两方面气粗声高，越吵越僵。最后，他居然一甩袖子，走人了。光顾吵架，捎给父亲的东西还拎在手里，可再想回头，为时已晚。虽说最后把东西勉强留下了，遗憾的是千里迢迢的会面却只持续了短短的五分钟。
当天晚上，单田芳悻悻地坐夜车，匆匆赶回沈阳。
一进家门，亲戚朋友聚了一大屋子，他们都等单永魁的信儿呢。结果，吵架的事儿一亮，母亲的大巴掌就劈头盖脸地扇过来。儿子捂着火辣辣的脸，大气儿都不敢出。王香桂声色俱厉地教训道：“叫你去看人还是去吵架！十几岁了，连句人话都不会说……”
打归打，骂归骂，事已至此，还有什么法子呢？五分钟虽短，却成了单田芳终生的遗憾。他后来说：“那也是我几十年来为人处事的历史上，最失败的一页。”
单永魁继续他的监狱生涯。北京市第一监狱，服刑四年；黑龙江省密山县监狱，服刑两年。就在他出狱前夕，又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王香桂正式提出——离婚。
理由很简单，单永魁是“反革命”，这属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为了自己的演艺生涯和发展前途，夫妻二人必须分手，才能在政治上彻底“划清界限”。
密山监狱里的单永魁惊呆了，他曾亲眼目睹很多“狱友”家庭离异，心里还很庆幸自己的婚姻固若金汤，哪儿成想，在即将合家团聚的时候，一纸冰冷的离婚协议书丢在了眼前。他不相信，也不甘心，希望和王香桂见上一面，但是，监狱负责人转告说：“签字吧，人家不愿意再见你啦。”单永魁摇摇晃晃地扶住土墙，险些摔倒。他一滴眼泪也没有掉，心里非常清楚，多年的婚姻就这么完了。
单永魁撂下签字笔，王香桂便正式走出了单家的大门。虽然，她舍不得几个亲生儿女，每个月仍然寄来六十块钱的生活费，但她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选择了抛弃单家的老老少少，远走高飞，过甜甜美美的小日子去了。
这场婚变结成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深深地烙在单田芳的心上。他始终不能原谅母亲的薄情与轻率，从此，也不愿意再同母亲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她义无反顾地走了，丢开了一切珍贵的东西，包括夫妻恩义、呣子深情，她已经不属于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了。
哈尔滨，同样位于关外，也落着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飘着家里那种淡蓝色的炊烟。而在单田芳看来，它却在天之尽头，是那么遥不可及。每月六十元的汇票，是母亲同孩子们惟一的联系，可是，那一点儿钱总会让他的心，隐隐作痛……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同一天，王香桂也死在了哈尔滨。当时，单田芳正隐遁长春，躲避追捕，他没能亲自奔丧，也不想出席那种场合，只派出儿子作为代表前往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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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校园无奈下海 拜名师慨然登台(1)
● 当单田芳无限伤感地回望东北工学院的楼群时，已经忍痛阉割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他很清楚：“这辈子，做工程师、当技术员的梦想，就这么完啦……”
● 在他们的婚姻中，单田芳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然而，他没有别的选择，最后还是接受了王全桂。
● 1956年，农历正月初三，单田芳首次在鞍山市内的茶社登台亮相，他带来的是拿手好戏《明英烈》。多少年过去了，那场演出还历历在目，至今想来，他还不断地唏嘘：“这关键性的一步是真难走啊！”
● 《童林传》引来了滚滚财源——老天爷，每天都不下十块钱！那是个什么概念？跟现在月薪上万差不多。正场演员立刻矬了半截儿，但是，单田芳成名已是众望所归，大势所趋了——任何外来手段和人为干预都无法阻挡。
母亲甩手一走，单家的半边天塌了。家庭裂变，单田芳无从Сhā手，皱皱巴巴的心却始终阴沉着，怎么也快活不起来。当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沈阳市第二十七中学的时候，著名学府东北工学院的大门朝自己敞开了。那个时代，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和其他同学一样，单田芳也做着五光十色的“纯情美梦”，盼望将来能出人头地，做一名优秀的技术员和出色的工程师。
很小的时候，家里人就向他灌输这样的思想： 等你长大了，一定要考政法大学，毕业出来当法官、做律师，那些人物都是在社会上做阔事儿的。假如真有那一天，单家就可以改换门庭，永不再当招人瞧不起、受人欺负的曲艺演员了。说书唱曲有什么出息？水平再高也不过是舞台上的玩物、跑江湖卖嘴皮子。单田芳立志要念大学，完成家人的心愿，改换单家的门风。
东北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眼看，就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想不到，命运再次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让唾手可得的锦绣前程与他擦肩而过。东北工学院的凳子还没坐热，单田芳就因病被迫休学，好不容易挣到手的机会，又飞走了。
倒霉嘛，年纪轻轻得痔疮，想来还是中学临毕业落下的病根儿。二十七中当时把三天的运动会当作毕业联欢会。单田芳规规矩矩地坐着，ρi股就没有离开过石头台阶。也许是着了凉，痔疮的痛苦越来越严重，实在熬不住了，只能进医院。最后，城里一家小有名气的肛肠医院为他开了刀。手术算是成功了，但没有完全除根，单田芳进东北工学院报到时还带着病，是一瘸一拐咬牙去的。满指望，换个环境，心里一痛快，病就好了，哪儿成想，大学一年级的功课挺重，昏头八脑地忙活了三个月，讨厌的痔疮又犯了。没有办法，还是进医院吧。他重新被送上了手术台，一连动了三次刀，啰里啰嗦的，那点儿病总算控制住了。等出院返校一看，大学里的功课早就掉队了；尤其是俄语，本来就头疼，捏着鼻子还学不好呢，更何况长时间耽搁。单田芳神情黯然地坐在教室里，似乎摆在面前的出路条条都走不通。难道真要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吗？他千般不忍、万般留恋，可是，糟糕的现状又叫他无可奈何。
另外，还有一桩烦心事儿，那就是——钱。
当初，母亲在，“板鼓一响，黄金万两”；如今不行了，母亲改嫁，家里的财路差不多都给堵死了。虽说每月有哈尔滨寄来那六十元的抚养费，但六十元人民币不是六十两黄金啊。有这种腻味事儿拽着，念书自然就没了信心。夹缝儿里的单田芳左顾右盼，实在是两难，最后，把心一横，想： 干脆辍学，挣钱养家吧！
身为长子，不得不扮演“人梯”的角色，家庭危难，长子必须应声而出，牺牲自己。单田芳的命运始终贯穿着这条悲情的主线。特殊的家庭背景过早地赋予了他沉重的生存负担，他不得不早熟，不得不早慧。为了全家老少更好地活着，他无可奈何地放弃了上大学的锦绣前程。当单田芳无限伤感地回望东北工学院的楼群时，已经忍痛阉割了自己年轻时代的理想。他很清楚：“这辈子，做工程师、当技术员的梦想，就这么完啦……”
上大学的路子断了，还有就业呢，这一步对于人生来说相当关键。《水浒传》里阮氏兄弟曾拍着脖子叫嚷：“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其实，单田芳也有这种念头。中学毕业找工作，当然是高不成低不就；没活儿干，只能乖乖地呆在家里。小伙子血气方刚，呆得住吗？成天心如浮草、憋得难受。就在他困惑地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一个年轻女子出现了。这个年长几岁的姑娘叫王全桂，也就是他后来的结发妻子。
谈起自己的婚姻，单田芳毫不隐讳，他曾在公众场合坦率地表示：“我跟全桂不算情投意合、两情相悦，结婚也是凑合。我之所以接受了她，一句话，就是为了报恩。”
报恩？这话未免过于生分，却是单田芳的真实想法。如果不是母亲扬长而去，父亲服刑未满；如果不是自己辍学待业；如果不是单家老小贫穷潦倒，无人接济……那么，王全桂就不一定会出现；即使出现，也未必能导致男婚女嫁。在他们的婚姻中，单田芳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还是接受了王全桂。
从师门而论，王全桂应该叫王香桂“师姑”，早在王香桂没有改嫁之前，两个人就走动得很亲近，隔不多久就要聚一次，彼此也不见外。后来，王香桂走了，单家的日子越来越艰难，王全桂却不是那种人走茶凉的“势利眼”，她依然记挂着前情，向单家伸出了援助之手。王全桂腿勤、嘴快、心肠热，绝对是位招人喜欢的好姑娘。
别校园无奈下海 拜名师慨然登台(2)
王全桂也是书曲艺人，和王香桂一样，没文化，艺术上全凭口口相传，死记硬背。王全桂的脑子好使，悟性也高，她倾慕识文断字的“读书人”，在照料单家生活的同时，正好向赋闲在家的单田芳讨教。毕竟这个小伙子是念过大书的人，有学问，有见识，能给艺人的唱词曲文挑毛病。就这样，两个年轻人时常为一段鼓词争论得热火朝天。说实话，单田芳正是王全桂心目中的理想伴侣。如果说，单家的“突变”给了王全桂接近单田芳的机会，那么也只是言中了一半；促使两人走到一起的另一半，就是曲艺。倘若没有这个共同的话题，想跨越婚姻的门槛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单田芳和王全桂终于在营口正式结婚了，时间是1954年10月1日——那年，新郎才刚刚十九岁——新婚燕尔呀！单田芳蒙蒙眬眬的感觉是：“从此开始了似乎是甜蜜、又似乎含着苦涩的婚姻生活……”
婚后，单田芳仍旧赋闲。王全桂用鼓槌儿敲来的散碎收入养活着新组建的家庭。虽然吃饭不成问题，但是，单田芳一直疙里疙瘩的。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怎么说也是家里的男子汉，靠老婆一口一口地喂食儿，太没面子了。他恨不得立马找个挣钱的道儿；但是，养家糊口，谈何容易啊！正当单田芳坐卧不宁的时候，评书艺术上的引路人出现了，他就是自己的师父——李庆海。
李庆海可是曲艺界的老前辈，早就已经名满关东了。这位轰动一时的评书演员也是单家的至交，单永魁夫妇还没离婚的时候，他就是家里的座上客，即使单永魁稀里糊涂地摊了官司、后来又身陷囹圄，李庆海的亲热劲儿也从未削减过。他照样隔三差五地跑来串门，嘘寒问暖，很是知己。
李庆海非常看好单永魁的宝贝儿子，老头儿相信自己的眼力，夸赞之词，常挂在嘴边上：“这孩子，是块儿好材料。”他不只一次跟单永魁吹风：“大全子聪明过人，肚子里有墨水儿，要是学说书，将来必定是一员大将。如果你和孩子都愿意，我李某毛遂自荐，愿意做大全子的启蒙老师！保准他成名天下……”
吹风也没用，让亲生儿子下海说书绝不那么容易。单永魁是圈儿里人，深知作艺的艰难；另外，在当时那个年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古训还非常盛行，不到万不得已，谁肯吃“开口饭”呢？不但老一辈持这种看法，就连单田芳自己也抱类似的态度。因此，李庆海总是不能如愿，他说一回，单永魁便嘻嘻哈哈地搪塞一回，就是不往正事儿上提。眼看收徒的指望泡汤了，李庆海仍旧不死心。等到单家势败，单田芳赋闲的时候，他再次拣起当年的话茬儿。这次，他有意瞒过单永魁，而是直接找到了单田芳。
老头儿从心里赏识单田芳，真想雕琢这块难得的好材料儿，所以劝慰起来也是格外实在，满腔至诚：“大全子，家里这个局面，你也该考虑出路了。你那个大学念不念的无所谓，大学毕业不过当个技术员，每月工资撑死不到六十块；熬白头发混个工程师，能挣多少？八十四！那点儿收入跟艺人怎么比？我看，你还是说评书吧！干好了这一行，照样吃香的、喝辣的，风风光光一辈子……”
在曲艺界，哪有师父上赶着求徒弟的？如果不是李庆海慧眼识珠、有“爱才癖”，人家何必左一趟右一趟地磨嘴皮子？他给单田芳的“判词”非常明确：“你说书，得天独厚。第一，出身门里，长期耳濡目染，在娘胎里就有功底，只要想学，一点就透。第二，有文化，有见识，当今书曲界就缺少你这样的‘文曲星’……”
三说两说，单田芳的心活了，他犹犹豫豫地说：“我怕……干不了。”
李庆海眼眉一挑，埋怨道：“什么干不了？就看你想干不想干。谁比谁能耐多少啊？不都是学嘛。只要你点头，准成！”
李庆海，这个旧社会过来的“文盲评书表演艺术家”，以他的直觉和执着，为中国曲艺界及时地留住了单田芳，是他改变了年轻弟子的人生道路。当单田芳正式跪倒在李庆海脚下，虔诚地拜师学艺的时候，李庆海开心地笑了，他总算得到了这个称心如意的宝贝徒弟！按照曲艺行论资排辈，应该到“田字辈”了，李庆海为“大全子”起了个响亮的艺名——单田芳。或许没人意识到，当“大全子”成为“单田芳”，并在圈儿里“喝号戴花”的时候，一个新的评书时代已经随着这个年轻人的皈依、随着滚滚东流的历史大潮，拔锚起航了。
1954年，单田芳正式下海。想想那些同龄人，正坐在大学讲堂里刻苦攻读，自己也只有羡慕的份儿。看来，与工程师和法官是终生无缘了。说真的，即使已经下海了，心里也多少有些不情愿。他轻轻地叹了口气，无限感慨地说：“时也，运也，命也——或许，这就是命啊。”
1955年，单田芳跟随王全桂的演出团体迁到辽宁鞍山。
鞍山，是东北的工业重镇，它几乎成了钢铁的代名词。每到深夜，灯火通明，钢花飞舞，座座厂矿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荣景象。经济发达，自然人多钱厚。常说：“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所谓“大邦之地”往往都是艺人们纷纷落脚儿的风水宝地。据说，当时的鞍山，光书曲艺人就有五六十位，可以想像，在这儿打场子该有多么艰难。
别校园无奈下海 拜名师慨然登台(3)
从艺之后的单田芳，虽经名师传授、高人指点，但终究是纸上谈兵，没有参加过实战演出。小伙子脸皮儿薄，背人的时候，词儿也熟，嘴儿也溜，讲起来“呱儿呱儿”的；可是，一上台就完了，心慌意乱，腿肚子转筋，还说什么书啊？净顾自个儿抹冷汗了。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就跟王全桂叹气：“看来，我是上不了台啦。不行，就给人家跑跑龙套、打打杂儿，心甘情愿地做个小工吧。”王全桂笑了，作为艺人，她当然知道，迈第一步的时候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还没有艺术实践的单田芳心里敲小鼓儿再正常不过了。
鞍山给了单田芳投师访友、谈艺论道的机会。虽说台上打哆嗦，台下却是紧忙活。他先后结识两位同行： 一位是赵玉峰，人称“关里关外第一把金交椅的大将”。当年，单永魁提念起他来，总是尊称“舅舅”，从单田芳那儿论，应该叫师爷或者舅爷。干脆，称呼师爷吧，这样方便，亲近。另一位是杨田荣，也占“田字辈”，江湖大排行，还得叫人家一声“师哥”。一摸到这两位的信儿，单田芳便马不停蹄地赶去拜望。当然是揣着小心眼儿了，请人指教，希望能在艺术方面有所长进。
单田芳夫妇合计好了，便拎着点心盒子找到了赵玉峰说书的前进茶社。望着老朋友的后代，赵玉峰喜上眉梢，他不紧不慢地问：“你不是考上大学了吗？”
单田芳不好意思地解释道：“不念了。嘿嘿！我……已经……下海啦。”
“师父是谁？”
“李庆海。”
老头儿眼睛一亮，说：“哦！早有耳闻，真是名师出高徒啊！”
彼此寒暄了一阵子，赵玉峰便来了精神头儿，他无限感慨自己同单永魁夫妇的交情，又对老单家的不幸遭遇摇头叹息，随后说：“你学说书，我最赞成。这是你明智的选择。书曲行，文化人少啊，如今，你来了，就是我们的‘状元’。将来，把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整理整理，传诸后世，那可是功德无量啊。”
赵玉峰极为欣赏眼前这个举止儒雅、随和礼貌的年轻人，他神采飞扬地挥动着胳膊，爽快地应承道：“从今天起，我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学习也好，切磋也好，悉听尊便！”
单田芳也格外动情，他站起来，给老人毕恭毕敬地行了一礼。
单田芳的评书里有句名言：“不服高人有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本人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哪怕遇到一名普普通通的演员都不肯交臂而失，更何况赵玉峰这样的书曲大家呢？见面第一天，爷儿俩就感觉肝胆相照，推心置腹，他们谈了很多，很久……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罔，就是糊涂——天天像老牛那样撅着ρi股学习也会犯迷糊，为什么呢？机械、盲目、不得要领。看来，天才与勤奋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虽说邂逅了赵玉峰这样的高手，但是，单田芳绝对不会端过来照抄，他在艺术上始终是挑挑拣拣，反刍消化。这正是单田芳的过人之处——无门派地交游，有选择地吸收；否则，他永远超越不了自己的老师，至多是“李庆海第二”，或者“小赵玉峰”。京剧大师马连良先生不是说过吗？“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其实，任何门类的艺术都是一个理儿。应该庆幸，单田芳的确是个会学习的人。
比如，赵玉峰的《明英烈》，活儿挺瓷实，却不叫座儿。二百多人的茶社，只有寥寥几十位听众。单田芳觉得蹊跷，便仔细品味赵氏版本的《明英烈》，看看毛病到底出在哪儿。这就要得益于名门出身了，《明英烈》是老单家看家的买卖，王香桂与单田芳的三舅都在这部书上下过苦工夫，而且各有惊人之笔。揣摩了许久，他终于把刺儿挑出来了，赵玉峰的评书关节不严，主题游离，再加上“扣子”散漫，所以抓不住听众。晚上的书场一散，单田芳便随师爷返回住处，爷儿俩盘坐在橘黄|色的灯影里，一边喝茶，一边叙谈。单田芳把自己的想法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并且，壮着胆子在师爷面前讲了一段“单氏版本”的《明英烈》……没想到，赵玉峰非但没有脸热，反而双瞳放光，一拍大腿，说：“太好了！小子，你行啊。冲你现在这个水平，完全可以登台说书啦！”
单田芳连忙摆手，推说自己不敢。“不敢？”老头儿立刻吊起脸，指着他的鼻子，一字一句地质问道：“有什么不敢？凭什么不敢？过了我这一关，还有啥可怕的？就像你刚才那么说，用不着发挥，上台照端，肯定能火起来！”
得到了师爷的褒奖，单田芳的底气也鼓足了，他心里话：“既然干了这一行，就不能瞻前顾后、扭扭捏捏，早晚都得登台亮相，何必躲躲闪闪像个娘们儿似的？干！”小伙子主动敲开了鞍山市曲艺协会会长的房门，迎面就提：“会长，我要说书！”
那时候，曲艺行可是有尺寸的，登台也好，演“正场”也好，得具备相应的艺术资格，摸摸脑袋就是一个岂不就乱套了吗？当时的单田芳还属于学员——尚未出徒的“青瓜蛋子”，谁肯花钱听你的书！怎么办呢？曲协会长满屋子踱步，单田芳也是心急如焚……
为这件事，曲协先后开会研究了几个月，总算给出了明确的答复： 单田芳可以登台，但不能占“正场”，先试着说“板凳头儿”吧。
别校园无奈下海 拜名师慨然登台(4)
“板凳头儿”又叫“掐灯花”，是书曲行话，说白了，就是见缝Сhā针、补空垫场。“黄金时间”留给大腕儿名角儿，剩下的工夫，人们下班的下班，吃饭的吃饭，书场里客少座稀，那些小徒弟，就可以加塞儿了。凭良心说，给单田芳一个“板凳头儿”也算格外破例。
为了给这位年轻人捧场，“曲协”还专门做了宣传，提前很多天，鞍山街头便出现了大幅海报。单田芳回忆说：“当我上街，第一次看到印着自己名字的大海报时，心跳不止，脑袋胀大——紧张啊！”谁知道初出茅庐第一仗能不能打好呢？反正只有两条路： 不是露脸，就是丢人，对于一名年轻演员来说，不同的结局就意味着不同的命运——首场演出，太关键了。
立刻Сhā手准备吧！圈儿里的同仁被邀请来充当观众，单家宽大的客厅里摆开了阵势，一张书桌，两排椅子，所有的客人都瞪着大眼睛、一丝不苟地挑毛病。单田芳本人更是手心里捏着一把汗，除了请人“摘毛（找缺点，提意见）”，还日日夜夜地下苦功，嘴里嘟嘟囔囔尽是书套子，甚至连梦话里都是这些内容……
1956年正月初三，单田芳首次在鞍山市内的茶社登台亮相，他带来的是拿手好戏《明英烈》。多少年过去了，那场演出还历历在目，至今想来，他还不断地唏嘘：“这关键性的一步是真难走啊！”
那天，正场演员是位唱西河大鼓的，按辈分单田芳该叫人家婶儿。她表现得非常友好，自己的节目刚完，便特地为下面的“板凳头儿”做了良好的铺垫：“各位先别走，下面上场的是一位年轻演员——我们书曲界的后起之秀。他要给大家说一段《明英烈》，希望多多捧场。”
还真不错，台下的观众都没走，眼巴巴地等着新手登台。虽说老演员已经做了善意的铺垫，但并未消除单田芳的紧张情绪，他完全处于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激动得两眼放光、四肢微颤。从后台到前场只有二十几步，他却不知道上台迈的哪条腿。管他呢！反正是船到桥头自然直，登台之后，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在观众眼里，台上的年轻演员风华正茂、浓眉大眼，嘴角儿还挂着一丝谦和的笑容——小伙子挺有台缘嘛。人们七嘴八舌地品评着，单田芳也准备就绪了，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稍微清了清嗓子，随后，娴熟地拿起惊堂木，“啪”地一拍，正式开书。
早已滚瓜烂熟的《明英烈》就像洪水决堤那样，一泻千里，奔涌出来。当然是很卖力气了，嗓门儿有多大使多大，口齿要多灵有多灵，什么起承转合，什么轻重缓急，都靠边儿站吧，单田芳满肚子都是词儿，真是不吐不快，越说越凶，生怕讲慢了一点儿就赶不上末班车似的。评书的节奏一乱，演员心里就没底了，越来越快的语速根本无法控制，而且是讲得越快越冒汗，简直不是在说评书，而是评书在拽自己百米冲刺……就这么气喘吁吁地追赶了两个小时，最后终于说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然后，鞠躬，下台。
单田芳谢完幕，里边的棉衣全都湿透了。事后一扒拉算盘才知道，肯定有一拨子听众捧场，要不，怎么能一下子挣到四块两毛钱哩！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当时，人民币相当瓷实，鸡蛋三分一个，猪肉四毛一斤，上好的面粉也不过一块钱——四块二，可以买不少东西呢！尤其这笔钱是单田芳有生以来第一次凭本事赚来的，就显得格外特别、格外有意义。
他揣着钞票欢天喜地地赶回家，月子里的妻子王全桂还等着茶社里的消息呢，她见面就急着询问：“怎么样？”单田芳把钱往妻子怀里一放，眉飞色舞地说：“看！今天的收成。想不到，我也能挣钱啦。往后，你就舒舒服服在家呆着吧，我养活你们……”
首战告捷，并未完全树立单田芳的信心。会不会，这四块两毛钱只是一个偶然，或者巧合？万一第二场叫不上座儿来，可就把自己夹住了——继续说吧，没几个人听；不说吧，已经开头儿了。倘若真到了听众寥寥无几的地步，上吊的心都有。
第二天，单田芳忐忑不安地走进了书场，老天保佑，还有一大片观众。好啊，不冷场就是胜利。《明英烈》说到了第三天，台下的观众越来越多，这让他高悬的心缓缓地落了下来。说书也从容多了，不再像第一场那样通篇没有标点符号。人们越来越喜欢这个大眼睛的小演员。
赶上星期天，茶社里座无虚席，《明英烈》的名声已经传扬出去了，观众花钱，听的就是单田芳。他清楚地记着，那一天收入惊人，俩小时竟然挣了八块多——破天荒啊！就是成了名的“正场演员”也极少达到这种水平。
师兄杨田荣一直在背后鼓劲儿：“行！就这么干。这个阶段也别纠缠什么技巧，也不在乎挣钱多少，要紧的是练胆子，练嘴皮子。以你现在的身份，没空场就已经很不错啦；有些说了半辈子书的老先生，也难免碰上‘坐白’的时候。”
单田芳的心里越来越踏实，书也说得越来越“油”，整个鞍山城都传遍了：“听说了吗？最近，出了个新人叫单田芳！”曲协和茶社的人也偷着乐，觉得给单田芳开绿灯这步算走对了，名利双收。将来谈论起来，咱这个台口成就了名演员，脸上光彩呀。
天气逐渐转暖，关外的柳树纷纷露出了鹅黄的苞芽儿，单田芳的《明英烈》也该煞尾了。随着那些正场演员走吧，三转两转，到了全市最著名的“宜昌茶社”，那儿可是出红角儿的地方。单田芳依然说他的“板凳头儿”，为了历练自己，他选中了鞍山很少有人碰过的《童林传》。
别校园无奈下海 拜名师慨然登台(5)
说真的，这部书他根本就不会，只是听别人说过，想开书，靠的就是记忆力和想像力。这就看出书曲世家和白衣布丁的分别来了，在师兄杨田荣的帮助下，单田芳一点就透，举一反三，可以顺着别人的书套子摸下去，能讲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行家听了绝不会产生“剽窃和改装”的感觉，不服行吗？这个行当里，除了七分功夫，还必须具备三分天才。
中国人强调“家学”，单田芳就是传统“家学”的受益者。老师夸他天生就是书曲圈儿里的“虫儿”自有道理。玩儿也好，闹也好，近水楼台先得月，不经意之间就能从父母、叔伯乃至艺人同行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这种滋养是潜移默化的，也是不可替代的。就像把一个学说话的孩子送到国外，十年八年，多么复杂晦涩的语言都能烂熟于心，运用自如。单田芳得天独厚的书曲世界早就把他浸润透了。《童林传》一炮红遍鞍山城，靠的绝不是运气。
《童林传》引来了滚滚财源——老天爷，每天都不下十块钱！那是个什么概念？跟现在月薪上万差不多。正场演员立刻矬了半截儿，但是，单田芳成名已是众望所归，大势所趋了——任何外来手段和人为干预都无法阻挡。当地人送他一个响亮的绰号：“板凳头儿大王”。什么意思呢？全社会认可了单田芳，接纳了单田芳！评书里常这样打比喻：“一个雷天下响。”二十一岁的单田芳已经在鞍山这座曲艺重镇稳稳当当地扎住了根……
社会成功人士，要名有名，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但是，单田芳的胃口大得很，他绝不满足于做什么“板凳头儿大王”。古人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即使称得起“大王”，也还是“板凳头儿”啊。刚得了这点小成绩就洋洋得意，未免过于渺小了。
如果说，《童林传》确实为这个年轻人带来了地域性的声望，那么，要真正成名就必须踢开脚下的“板凳头儿”。具备了强烈自信心的单田芳开始起早贪黑地在家练功：练云手、拉架子、揣摩人物心态、设计面部表情……又对着镜子练口技、背贯口、摆扇子、找身段……书曲演员技术性的问题，在单田芳那里全部重新规范，三尺书台，举手投足都是二五更的苦功夫。梨园行极为推崇的“大净”袁世海，已经到了出场观众便“叫好儿”的地步，人家一抬腿，一落步，就是比普通演员高，用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话来解释：“活儿好啊，背后的功夫大了。”单田芳猫在家里，练的也是这一工。更何况，身边还有名师指点，高人传授。
赵玉峰，已经成了单田芳的忘年之交。他心甘情愿地做这位后生的“活靶子”，满身的绝活儿，毫无保留地抖落出来，一点一点地展示给他看。单田芳是个“见高人偷三招”的聪明演员，每天正晌，他匆忙的脚步便带着风尘赶到了赵先生那儿，除了听书，就是记录，那些沉吟良久的思想结晶，都被他一笔一画地挪到了笔记本上。白天看完还不算，每天夜里，他都不忘登门讨教，几乎是风雨无阻。单田芳的思想甚至超越了前辈，他既看到了赵玉峰说书太蔫儿的毛病，也悟到了人家茅台酒一样“过口留香”的隽永风格。
赵玉峰太喜欢单田芳了，在技艺上当然要倾囊而赠。一方面，讲解自己的评书艺术，另一方面，又不厌其烦地介绍北京、天津、沈阳等地的书曲名家，甚至连那些人的熟语、包袱都拉扯出来，逐个盘点，惟恐单田芳消化不了。
虽说属于同辈人，师兄杨田荣，也是启蒙老师之一。单田芳在宜昌茶社的演出即将结束，该预备转场的书目了，鞍山那么多艺人，几十张嘴一块儿说评书，别人说过的自己一定要躲开。但是，书目有限，哪有那么多新鲜东西呀？单田芳开始冥思苦想。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杨田荣出来支招儿了，他怂恿道：“《三侠五义》没人说，就弄它吧。”单田芳一笑：“可是，我不……不会呀。”师兄爽快地应承：“我会，我给你念。”
从此，两人的空闲时间挤得满满当当的，一壶茶，两张嘴，一个记，一个念。窗外，或是雨雪纷飞，或是皓月当空；屋里，一干就是俩小时。杨田荣不但热心，而且心细，长长一部书，被他掰开揉碎，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比如脸谱怎么开、包袱怎么使、贯口怎么用……单田芳“鱼过千层网”，念一遍，写一遍，然后现趸现卖进场子表演一遍；回家，还要就着灯火记心得，密密麻麻，越摞越厚……20世纪末叶，他的《三侠五义》迷倒了上亿听众，为什么？其实，早在年轻时代就积淀过心血了。
单田芳何等聪慧！他深知自己师承方面是“脚踩两只船”：赵玉峰，京剧出身，武功过硬，有“铁板铜琶歌大风”的气派，他吐字行腔，马上步下，长靠短打，既潇洒大度，又准确到位；只是文化底子不太厚，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给人以表演上内涵不足的遗憾。杨田荣呢，评书路子宽，台风稳健从容，美中不足就是过于“文气”，缺少赵玉峰的“武夫”气质。单田芳瞅准了，开始在这两位名家身上寻找“自己的东西”，超人的天分和卓越的悟性使青年单田芳师法前贤，为我所用，他的评书技艺开始迅速成长，很快拔节、开花、抽穗、结果……
常人不理解单田芳近乎“一夜成名”的神话，或者以为靠运气，或者以为凭关系，其实，作艺之难，有目共睹，还是用那句民间俗语来解释吧：“人前显圣，背后受苦。”
别校园无奈下海 拜名师慨然登台(6)
鞍山，单田芳寓所。三更的灯还亮着，隔夜的茶还续着。衾枕之间，无眠的眼睛还在黑暗中一丝不苟地闪动着……有谁知道，风华正茂的单田芳为什么一天天地消瘦了？为什么满脸疑云？为什么欣喜若狂？
作艺难啊！但是，社会对于风口浪尖上的名家就是那么苛刻：没有名，瞧不起你；成了名，诋毁你。个中甘苦，也只有自己知道。
单田芳的名气越来越大，从鞍山到东北三省，又拥书入关，红遍了全中国，但是，他心里依然装着那些帮助过他的人、爱他的人。20世纪70年代末，单田芳红极一时，他在鞍山市广播电台录制《隋唐演义》，居然意外地遇到了杨田荣。这位大师兄病魔缠身，老得不成样子了，当年一表人才、风流倜傥的小伙子转瞬之间成了齿摇发秃、弱不禁风的老年人。听说，他患上了心肌梗塞，这种病随时可以把他拉进太平间。师兄弟劫后余生，百感交集。
单田芳揽住杨田荣的肩膀，恳切地问：“师哥，您听我的书了吗？”
杨田荣喘息了半天才回答：“刚才，你录音的时候，听了一段。”
单田芳毕恭毕敬地讨教：“您看，比过去，有没有长进？”
心直口快的师兄未加思索，说：“我给你的评书归纳了八个字，‘刚则有余，柔则不足’。听得出来，这么多年，你下了苦功啦，技艺长进很大，行当里讲究的‘平、爆、脆、帅’你都具备，如果再加上一个‘柔’字就更没挑儿啦。”
多年之后，单田芳还一往情深地回忆道：“从艺几十年，我一直用这八个字来检查、对照自己，从不敢懈怠。”
韩愈说：“圣人无常师。”其实，有成就的人大多都是博采众长，融会贯通。除了听赵、杨两家的评书，单田芳还向其他同行求教，比如，石长岭、肖浩然等等，都曾给过他不小的启发。单田芳说：“我就像蜜蜂那样，采百花酿蜜。鞍山的七家茶社，每天三场书，都是我骑车赶场，一字不漏地听遍了。”
一年之后，单田芳被破格批准“由学员变演员”，正式结束了短暂而火爆的“板凳头儿”生涯。当时，他刚刚二十二岁，说起来，也算同侪翘楚，称得上是少年得志了吧。
一部书红遍鞍山 两夫妇远走边城(1)
● 一旦火了，城墙都挡不住。所有的艺人都清楚，在鞍山混，过了“立山”这一关，将来想不红都难。单田芳经过了“最高考核”，并且创造了“最高票房”，他的艺术声誉随即飙升，无论走到哪儿，只要一提“单田芳”这三个字，观众立刻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
● 二罪归一，团里的领导个个儿都戴着“有色眼镜”，远远地打量单田芳：“此人，只能利用，不可重用。”那个红极一时的青年评书演员，一下子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他永远变成了“灰色”，或者更深的颜色。从此万劫不复。
鞍山，是单田芳艺术的“发祥地”，二十刚出头儿，事业便开始芝麻开花节节高，全城二十一家茶社，都成了他施展才华的舞台。似乎带着几分神气儿，这个崭露头角的小伙子，走到哪儿，红到哪儿。标志着单田芳最终“拿下”鞍山的，是他开创了“立山茶社”的最高票房纪录。
“立山茶社”，称得上鞍山市最讲究的娱乐场所，客流量也最大。在曲艺行里，这儿是绕不过去的大码头，如果不在“立山”红，就等于关起门来打场子，混出点儿小名气也没谁认你。
“立山茶社”的当家人李氏兄弟属于极为老到、相当挑剔的商人，他们手里的王牌就是占了块好地盘儿。常说“店大欺客”，一点儿都不假，对于借场子演出的艺人，李氏兄弟横挑鼻子竖挑眼。圈里人背后骂街说：“这么苛刻，都赶上皇帝选媳妇儿了！”尽管如此，说书唱戏的依然争先恐后，趋之若鹜，毕竟“立山”是块肥得流油的风水宝地，有本事在那儿落脚，很快就能成事儿。好处大，门槛自然就高，在“立山”门外转悠的艺人中，既有渴望平步青云的无名小辈，也有圈里圈外混出了声望的沙场老将。
单田芳非常意外，“立山”怎么会如此迅速地找到了自己头上。他们为什么在几十位著名演员中，单单把“红绣球”抛给了初出茅庐的“少壮派”呢？书曲界的同行们也百思不得其解，他们瞪圆了眼睛，密切地注视着事态发展。与此同时，鞍山的街头巷尾也哄嚷动了：“听说了吗？‘立山’提名点姓请单田芳，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儿啊……”
其实，任何机会都是“三分人事七分天”，李氏兄弟的高姿态也不是偶然的。首先，单田芳的评书一套接一套，在鞍山已经有了很强的市场号召力；其次，“立山”内部出了点儿小岔子，有个女演员“产后惊风”，倒在床上无法登台。场子不能空，牌子还不能倒，李氏兄弟这才惦记上了名声日隆的单田芳。
说实话，“立山”有请，年轻的单田芳的确有点儿受宠若惊，如果做得精彩，很可能会因此奠定自己在鞍山书曲界的地位。这一炮打响，才算真正走红。他暗自憋足了一股气，最终敲定，上《水浒后传》。几天之后，“立山茶社”门口竖起了巨大的广告牌子，标名：单田芳，《后水浒》。整个鞍山城都期待着这出即将上演的好戏，一方面，听《水浒》；另一方面，则是想看看单田芳闯这座头号码头的最终结果。
从家到“立山”十多里路，那时候可不像现在的某些大腕儿或者名角，车接车送，前呼后拥，威风得很；单田芳怎么办呢？一辆破自行车来回蹬。他起劲儿地骑着车子，两眼盯着路，心眼儿里还盘算着当天的评书：今天这场，包袱怎么使、扣子怎么拴、贯口Сhā在哪儿……一路上，风驰电掣，嘟嘟囔囔，不了解内情的还以为小伙子犯了精神病。十几里路，脑子被挤得满满当当，没有一丝空闲的地方。
破车子“喀嚓”一架，赶紧往书台上跑，此时的“立山茶社”已经是人头攒动、宾客盈门。第一天，单田芳就暗自纳闷儿：“怎么只上了八成座儿啊？莫非我会在这个码头翻船？”
眼看就要登台了，胡思乱想也无济于事，还是活儿上见功夫吧。单田芳开书就是“大闹忠义堂”，紧接着“石迁、武松误走平凤岭”，然后是“火烧少林寺”、“大闹周家寨”……评书一折一折地说下来，确实很精彩。没过两天，“立山茶社”便百分之百客满了。
每天上午，十点半开书，茶社大门十点就上锁了，晚到一小会儿，哪怕是一眨眼的工夫，台下就没有落脚地儿了，再有钱，也买不来单田芳一场书。关在外边的观众，急得血贯瞳仁，大呼小叫。更有甚者忍不住“咣咣”地砸门；而那些挤上座儿的茶客们则安安静静地坐在原地，一律伸长了脖子、直愣着双眼，如醉如痴地跟着单田芳的评书走。除了偶尔的咳嗽声、轻微的呼吸声，整座茶社一片寂静，只有单田芳在三尺书台上折扇轻摇、纵横捭阖。舞台上空，轻烟弥漫，四壁之间回荡着他潇洒通透、亦庄亦谐的演播声。每天同一时刻，年轻的艺术家就成了所有观众的目光焦点和精神领袖。
关外的秋天不长，一场大风过后，东北大平原漫长的冬天就来了，隔夜的鹅毛大雪几乎把鞍山掩埋了起来。
单田芳刚推开房门，便惊喜地叫了一声“好大的雪啊”——眼前，彻地连天，一片白。下雪固然是好事儿，可是，积雪深可没膝，还怎么出门儿演出啊？这种天气，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茶社了，不如老老实实地在家呆一天吧。当时，电话、交通都不方便，也没办法和茶社联系，单田芳觉得，反正这个天也上不来茶座儿，去不去“立山”报到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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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书红遍鞍山 两夫妇远走边城(2)
结果，他想错了。你休息，观众舍不得休息，什么叫风雨无阻啊？开书的时间刚到，“立山”的伙计便心急火燎地跑到了门上，一边擦汗一边喘息着招呼：“单先生，赶紧去吧，就等您呢！急得大伙儿嗷嗷直叫，茶社的房顶子都快给掀开了。”
这个消息太意外了。单田芳二话不说，拽上大衣往外就跑。十几里雪路踩在脚下，“咯吱咯吱”山响，他跟着伙计顶着风雪急匆匆地赶了一个小时才到，累得呼呼直喘，汗流浃背，一摘帽子，头上便冒起了热腾腾的白气。当单田芳披着满身雪花走上书台的时候，茶社里顿时掌声雷动。
望着这些虔诚的听众，泪水在自己的眼圈儿里打转儿，单田芳恭恭敬敬地向台下深施一礼，只轻声说了句“对不起”，便直奔主题、书接前文……
这才叫“冷局难成，热局难散”。一旦火了，城墙都挡不住。所有的艺人都清楚，在鞍山混，过了“立山”这一关，将来想不红都难。单田芳经过了“最高考核”，并且创造了“最高票房”，他的艺术声誉随即飙升，无论走到哪儿，只要一提“单田芳”这三个字，观众立刻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对于茶社来说，请到了单田芳，就算接来了财神爷，他已经变成了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具备了强大的市场号召力，正所谓“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古人说：“浮名易得，真艺难求。”大红大紫的单田芳并没有因为“立山神话”而心满意足，他确信，“艺无止境”，自己这两下子刚刚开始，要想跟那些前辈名家相比，还得勤学苦练啊！如果眼前确实获得了一点成绩，那么，也只能说明第一个回合打得不错，后边的艺术道路还长着呢。
名望与日俱增，单田芳却过得一点也不轻松。常言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躺在家底上吃老本儿，早晚得被别人淘汰。在他的精神世界里，除了评书还是评书。白天，自己登台；晚上，观摩别人；刚一回家，潦潦草草地擦一把脸，匆匆忙忙地扒拉几口饭，气儿也不喘便扎进书本里，念呀，写呀，记呀……直累得头昏脑胀、腰酸背疼。
本来，单田芳是个爱玩的人，打扑克、搓麻将、下馆子、侃大山……可现在已经完全顾不着了，他甚至幻想能在时间面前使一个“分身法”。鲁迅先生把时间比作“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是有的。可是，单田芳已经把自己手上那块破“海绵”压榨得一丝水汽儿都没有了。
那段日子，单田芳的笔记心得写满了十几本，翻开每个本子、每张页码，都能听到他艺术上拔节抽穗的声音。遗憾的是，这批宝贵的资料终究没能熬过“文革”，造反派一把大火，纸灰乱飞，什么心血啊、精神财富啊，全都没了，烧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当然，这是后话。
很多听众可能会“误读”单田芳，认为他是曲艺界的“老人儿”，除了表演传统评书之外，还有什么更出色的本领呢？不错，传统评书的主要构件就是才子佳人、江湖剑侠。英雄气短也好，儿女情长也罢，都属评书的一大题材，但绝不是惟一的。其实，在“古战场”纵横驰骋、叱咤吟啸的单田芳，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直接参与了全国性的“新书运动”，称得起是最年轻的“革新派”人物。
鞍山市第一个响应号召的评书演员是杨田荣，他被市曲艺家协会委任为“新书研究小组”的组长。文化口的领导当然不会错过单田芳，第一号谈话对象就是他。上边表达的意思很明确：“你年纪轻，有文化，悟性高，反应快，这次‘新书运动’可得响应号召，带个好头儿啊。你把传统评书放下，创作新的吧。”单田芳毫不犹豫，痛痛快快地答应了。
说干就干，马上着手另起炉灶，当然，背后撑腰的还是他的师兄杨田荣。哥儿俩仔细地研究底本、认真地切磋套路，时间不长，就可以公开演出了。好在，新评书人物不多、情节简单，把故事顺个大概，上台就说。从Chu女作《平原枪声》讲起，一直到《红岩》、《草原烽火》、《红色保险箱》，甚至还把国外的题材拽过来，前苏联的侦破小说《看不见的战线》也搬上了评书舞台……这样忙碌了一个阶段，居然成绩可观，他们先后创作出的“新书”足有三十多套。
与此同时，市曲协开始收编社会上的个体演员，把这些人归拢起来，组织成立了鞍山市曲艺团。收入由个人与茶社分账，上缴管理费之后，全部归自己。这时候，曲艺团也开始发工资了，单田芳的月薪标准是八十四元。
可怜，这个曲艺团生不逢时，刚落地就吃不饱饭，那些响应政治号召的“新书”叫好不叫座儿，靠说传统评书积攒起来的家底眼看就要花光，谁也不知道入不敷出的状态究竟能维持多久。曲艺团的头头儿们个个儿愁眉苦脸，再不想办法改变局面，恐怕连基本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其实，单田芳心里早就结上了疙瘩：
一、团里养着成批的闲人，很多部门光吃不干，甚至连话都懒得说。
二、劳动与报酬严重脱节，自己冲锋陷阵，即使挣来金山银山也多拿不到一分钱。
中国人就有这么个倔脾气，“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年轻气盛的单田芳一度心态失衡，他不想叫别人养活，也不想平白无故地养活别人。旧社会也好，新社会也好，艺人从来都是靠本事吃饭，问心无愧；但是，长期为一群不相干的人“做稻粱谋”，他始终想不通，也说服不了自己。
一部书红遍鞍山 两夫妇远走边城(3)
与此同时，妻子正和他闹别扭。听谣传，单田芳和一位漂亮的女同事“关系过密”，本来这是一条捕风捉影的“花边新闻”，可头脑简单的王全桂竟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把这点儿事儿直接捅到了曲艺团领导那里，结果弄得鸡飞狗跳，满城风雨。两口子粗脖子红脸地打离婚，如果不是领导出面干预，恐怕，他们的婚姻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结束了。
王全桂很拧，一半生曲艺团的气，一半生丈夫的气。怒火上来，管他什么后果？首先，辞职，也不管组织同意不同意，拉上孩子就走了。她从弥漫着煤烟味儿的鞍山，一口气跑到了草原深处的海拉尔。遥遥千里，劳燕分飞，好端端一个家，就这样被拆得七零八落。
对峙了一些时候，最终，妥协的还是单田芳。他给团里支应了一声，随后，拎起铺盖卷儿，北上海拉尔。
少了这根台柱子，鞍山市曲艺团就更没有主心骨了，满指着单田芳创收哩，怎么忽然间抬脚走人啦？为了“招安”他们夫妇，领导还专程追到了海拉尔，好言好语地许诺“加薪”、“调级”，但是，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了。
对于单田芳来说，拉弓没有回头箭。面对能言善辩的“说客”，干干脆脆就是一句话：“不回去！”领导也急了，想，这两口子真是犟得没道理。回到鞍山，团里死死地控制住他们一家的户口和粮食关系，在那个时代，没有这两件东西，就等于是“黑人”，有钱你也没地方买吃喝去。鞍山抄了单家生存的后路，在外漂了一年多，单田芳终于沉不住气了，他磨破嘴皮开导王全桂；孰料，执拗的王全桂，做了不悔，悔了不做，她气哼哼地说：“我就是不回去。回去，也没有好果子吃。”
知识分子往往顾虑很多，心事都比较重。单田芳也不例外，他更多地考虑将来的生存，尤其是子女的升学、就业问题。权衡利弊，还得回去。单田芳果断决定，回迁鞍山。王全桂却为此埋怨了丈夫一辈子，直到1992年去世。因为，团里只接收了单田芳，她却成了“化外之民”，哪儿也不要了。
不是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吗？单田芳却不得不默默地咀嚼“回头草”。虽说鞍山市曲艺团没有对他最后封死大门，然而，有过“前科”的人总是招人怀疑。出走，只是其中一件。还有，单永魁的历史问题。他曾暗中资助过“反革命”，并坐过六年监狱，仅此一件，单家的子孙都要跟着背黑锅。即使单田芳的业务再硬、贡献再大，也卸除不了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什么“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反右派斗争”……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单田芳就得站出来交代问题。
二罪归一，团里的领导几乎都戴着“有色眼镜”，远远地打量单田芳：“此人，只能利用，不可重用。”那个红极一时的青年评书演员，一下子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他永远变成了“灰色”，或者更深的颜色，从此万劫不复。尽管你拼命干活儿，有些名气，但是，一涉及到个人的实际利益，比如入党、晋级、提干等等，就没你什么事儿了，甚至，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样的无职无权的头衔都得不到。他惟一的“功名”就是鞍山市曲艺家协会会员——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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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居被围难避祸 束手就擒可蒙荫(1)
● “大批判”的火药味儿直刺鼻孔，恐怕这次是在劫难逃了。单田芳心里乱成了一锅粥，好在眼神儿还清楚。他非常震惊，那些揭批自己的“活跃分子”，不是私下的老熟人，就是单家的座上客。当初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纷纷剥去了温和的伪装，一律换作了“横眉冷对”、“金刚怒目”的模样。
● 在众目睽睽之下，像战俘一样举手投降。这一瞬，成了单田芳毕生的伤痛。他永远也忘不了那段狼狈不堪的历史——时间是：1968年4月13日，午夜。
1966年，毛主席戴着“红卫兵”的袖标神采奕奕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文化大革命”缓缓地拉开了序幕。全国各地都行动起来，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无不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文革”迅速演变为一场规模空前的全###动，在运动刚开始的日子里，很多人热情高涨，那些年轻学生纷纷组织起来，擎起大红旗、勒上红袖标、晃着红宝书……在铺天盖地的口号声中，投身于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
政治运动又来了。一提这几个字，单田芳就头疼，他可是鞍山曲艺界老牌儿的“运动健将”——不管你多么敬业、多么忠诚、多么无辜，只要政治上出现一点儿风吹草动，绕来绕去，最后倒霉的还是你。经历了那么多事情，这个结果几乎变成了铁定的规律。
每当运动临头，单田芳心里就敲小鼓，他暗自埋怨：“中国的运动太多了，一个接一个，何必呢？把‘人整人’的劲头儿用到本职工作上、用到国家建设上，多好。”
想归想，在实际工作中还得“随大流”。历史大潮面前，没有谁能抗拒得了，当局者能保持相对清醒的思维，已经很难得了。
“文革”全面展开之前，辽宁省辽阳县的唐家房子是曲艺团搞“四清”的点儿，当时，队员们正清得来劲儿，忽然，鞍山的指示到了，召所有“四清队员”火速回城，参加新运动。
什么运动呢？集中学习，批判“三家村”。矛头一致对准了并不相识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先是文化局派的工作组领着读材料，然后再集思广益，反复讨论；随后，开始“引火烧身”，说白了就是自我检查，交代问题。
这次，风头儿很紧，文化局的头头脑脑都把行李搬到曲艺团，住下了。团里的人被分成多少拨儿，一个接一个同领导谈话。当然，运动气氛被渲染得格外神秘，哪怕个别谈话也要像瞧妇科病似的，紧闭房门、拉严窗帘，彼此一脸阶级斗争地秘密进行。谁也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只有领导小组那几个核心人物掌握谜底。
谈话阶段结束，便开始张贴大字报。文化局、曲艺团的大院里立刻热闹起来，你贴我一张，我贴你十张，而且越贴越上瘾，越斗气儿越足。时间不长，大字报就臭街了，形形色色的揭发、诋毁、谩骂……铺天盖地，乃至曲艺团大院里根本就找不着抹糨糊的地方，甚至连厕所里都罩得严严实实。单田芳苦笑了一下，想，挺好，拉屎撒尿都不耽误政治学习。
据说，书法家启功先生正在北京，他也在运动中被抽调出来，专司书写大字报。事后，他对人调侃：“有的是笔墨纸张，有的是豪言壮语，抓过来就写呗。我的字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取名‘大字报体’。”
同期，还有打扫卫生的沈从文。晚年，他曾对年轻人讲：“我一个人包着几间厕所，打扫得可干净了。”说完，放声大哭。想必清理便池中的秽物并不是全活儿，此外，他肯定还要被迫阅读墙上那些诋毁、侮辱他的大字报和小字报。
群众运动这种差使，怎么能少得了单田芳陪绑呢？一大早，兴师问罪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迎着曲艺团的大门，尺幅最大、字数最多、标题也最醒目：“单田芳”三个大字故意套红，前边的黑体字赫然标注着“反党黑头目”。主题也是横眉立目的那种：“单田芳，你要彻底交代问题！”末尾还缀着三个巨大的惊叹号，活像三条无情的棍棒。说实在的，单田芳看到攻击自己的大字报，又可气，又好笑，内心还夹杂着深深的恐惧——这些信口开河、污人清白的词儿是从哪儿扣出来的！
还没等他喘过气来，团里的批判大会便拉开了帷幕。大家刚一落座，单田芳就成了众矢之的。从发言策略上可以看出眉目，整个场面酷似打球，有主攻手，有二传手，有前锋，有后卫……这可不是喝茶聊天闹着玩儿，真要上纲上线啊。当场发言的人酷似神圣不可侵犯的“审判官”，你拍桌子我瞪眼，好像全世界的真理就掌握在他们几个手里，别人只有老实交代、被动挨打的份儿。
“大批判”的火药味儿直刺鼻孔，恐怕这次是在劫难逃了。单田芳心里乱成了一锅粥，好在眼神儿还清楚。他非常震惊，那些揭批自己的“活跃分子”，不是私下的老熟人，就是单家的座上客。当初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纷纷剥去了温和的伪装，一律换作了“横眉冷对”、“金刚怒目”的模样。
“天啊！这是怎么啦？”单田芳怀疑眼前的一切是做梦，可是，他骗不了自己的感官，也糊弄不了自己的心——原来，这就是人性！不只评书作品里出现那些忘恩负义、落井下石的势利小人；如今，自己身边背后，活生生的，这不多得是嘛！单田芳的心重重地沉下去，他暗中叫苦：有“朋友”出卖，这次政治运动自己无论如何是跑不掉了。
迁居被围难避祸 束手就擒可蒙荫(2)
常言道：“好马出到腿上，好汉出在嘴上。”但是，嘴巴好使未必就是福音。“文革”当中多少无辜的冤魂毁在了嘴上？就算讲话很不是地方，也不应该因言获罪、因言致死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闻所未闻的荒唐事多啦。
说句公道话，单田芳也有人格弱点，他太直率，没有城府，尤其是扎进朋友堆儿里，精神头儿一来，总会跟人家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地交心。不管这个事儿多么犯忌讳，只要一过脑子，必要给出一个明确的态度，毫不含糊。口无遮拦，快人快语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娘胎里带来的个人品性，即使意识到了也难以纠正，哪怕到了胡子一大把的年纪，也未必能脱胎换骨，洗心革面。
听听批判大会上的“揭发材料”，就知道单田芳是多么单纯了。可以肯定，这些话绝非空|茓来风。可怕的是，有些人故意断章取义，添油加醋，倘若再和当时的政治挂钩，说不定会酿成家破人亡的现实悲剧。“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大概《红楼梦》里的家人小厮们大打“太平拳”就是这种心态。落井下石、卖友求荣等下流行径为人所不齿，然而，这种民族劣根性却潜藏得很深，极易在大是大非面前彻底暴露。常言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两口子都可能出现那副绝情的嘴脸，遑论普通朋友、一般同事哩。
单田芳低着头，面色阴沉，耳朵里灌满了对他愤怒的声讨与挞伐：
“你在背后说，现在挣钱少，不如单干好……”
“你影射新中国比不上旧社会……”
“你替反革命老子叫屈鸣冤，到处散布对政府的不满……”
辩解还有什么用？人家嘴大，自己嘴小。经过精心组织策划，套上你就跑不了。单田芳费了半天唾沫，还是被扣上了大帽子：“态度恶劣，对抗运动，存心和革命群众唱对台戏……”
还搜集其他证据干嘛？仅凭这三条就够了。很快，单田芳被划进了问题严重的垃圾堆里，和团长张树岭、师兄杨田荣等人一起关进了职工食堂。
见单田芳也被关押起来，张树岭莫名其妙地问：“怎么回事儿？”单田芳耸了耸肩膀，自嘲地说：“他们怕你们几个太寂寞，派我来调剂调剂，呵呵呵……”
都被羁押在“小号”里了，有什么可乐的？这就是单田芳的脾气，再苦也得活着。
说是“小号”，其实并非监狱里那种限制罪犯人身自由的小牢房，不过取一个吓人的名字，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隔离反省。白天被组织监控，晚上还能回家吃饭睡觉。采取特殊的管理形式无非是想敲山镇虎，给当事人施加一种精神压力。单田芳心里没鬼，上边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反正是不就范。他梗脖子硬挺，凭经验判断，似乎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这次运动非同一般，或许，要出大事情了。
果然，“小号”里的人很快被释放出来，交代问题的事儿也搁起来不提了。从北京传来消息，中央各大院校已经开始“全国大串联”，普通群众也可以组织起来“造反”！京城的大街小巷里，回荡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谁还管什么工作组、学习会？“嗡”的一声，放羊了！
“革命”的洪流迅速波及到偏僻的鞍山，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应运而生。你说你革命，我比你还革命，街面上出现了各种来头的政治旗号，往往是一拨儿拥护张三，另一伙儿保护李四——彼此政见不同，难免产生摩擦、互相攻击。小城市，一宿就乱了。关在“小号”里的人谁还理会呀？团里那些活跃分子都争先恐后地上街闹革命去了。
乱了正好，回家歇着，免得吵吵嚷嚷耳根子不清净。单田芳揣着躲清闲的心思，悄悄地猫了起来。
曲艺团里的两拨儿“造反派”，已经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平常的好朋友、好同事，甚至兄妹父子都闹翻脸了，纷纷红着眼珠子站在了政治的对立面上。文艺界分成了互相敌对的两派势力，一个叫“钢都红色文艺造反团”，另一个叫“毛泽东思想造反团”，他们到处鼓唇摇舌拉山头，管你是谁，必须要有个态度，不是同志，就是敌人。
单田芳在家也呆不下去了，他不得不做必要的表态，稀里糊涂地加入了“钢都红色文艺造反团”。打那以后，单田芳也不觉得孤单了，煞有介事地穿上“造反派”的标准服装，举着红语录，四处串联。说是串联，其实啥也不干，大部分时间都顶着革命的名义游山玩水。而那些热衷于派性之争的人则惟恐天下不乱，各种组织之间甚至发生“武斗”，打得天昏地暗、头破血流。“钢都红色文艺造反团”也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单田芳却远远地躲在家里，不肯参与，他的行为底线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伸手——群众之间一无仇，二无恨，干嘛非要互相动家伙儿？千万不能造这种孽。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文革”中也有相似的经历，他深有感触地回忆道：“我们都是战斗剧中的演员，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会演，但也是在扮演角色。有时，我也扮演批判别人的坏角色，写大字报谴责和反对别人！我们不得不演……我想，经过那些年，我的确懂得做人应当超脱一些，境界要高一些。”回首那段狂乱的岁月，单田芳同样为自己头脑清醒、远离武斗而倍感欣慰。多年以后，重新检视个人的历史，对于绝大多数整过自己的人，他并不记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做出种种反常的举动。既然都是受害者，又何必揪住不放，斤斤计较呢？”也许，单田芳这种想法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谓的“超脱”和“更高的境界”吧。
迁居被围难避祸 束手就擒可蒙荫(3)
1968年3月，外边的形势越来越严峻，群众“武斗”不断升级。巴掌大的鞍山城，今天抄了一位老干部的家，明天又捉住一名反动学术权威……街头巷尾的气氛紧张而微妙，哪怕参加过造反组织的也是人人自危，惟恐别人身上的“无妄之灾”会忽然降临到自己头上。
单田芳夫妇同样是提心吊胆，王全桂怕丈夫给对立面“掏走”，索性动员丈夫搬家。鞍钢第二宿舍像是较为安全的“避风港”，那里是“钢都大联合”的总部，平时住着一二百人，好歹可以互相照应，起码也能壮壮胆子吧。主意拿定，单田芳收拾好东西，就搬了过去。没有想到，这座普通的职工宿舍楼竟成为单田芳跌入“人间地狱”的起点。
当时，一次群殴事件就发生在鞍钢第二宿舍，它使青年单田芳经历了血与火、灵与肉、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从此，他与家庭的命运急转直下——劫难叩门，十年暗无天日的炼狱生涯积聚在前边等着呢。显然，他个人的巨大悲剧不过是政治运动中微不足道的牺牲品。
挨到了4月，也就是单田芳刚刚搬家不久，鞍山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大牌子还没挂稳当，就把矛头指向单田芳所在的“钢都大联合”。“钢都”属于老资格，人多势众，兵强马壮，上上下下足有几十万人，怎么会把|乳臭未干的“革委会”放在眼里？为了争地位，“钢都”立刻派人进京上访，希望“中央文革小组”给一个公正的说法。
与此同时，鞍山的形势急转直下，“钢都”与“革委会”难免一场冲突。双方都寻求军队的支持，甚至私下购买枪支弹药武装队伍，一旦发生冲突，双方绝不手软。
鞍钢第二宿舍楼前的群殴，一触即发。
4月12日，大批学生在“革委会”的指使下包围了这座建筑。毫不知情的单田芳朝楼下一望，天啊！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情绪激愤的围攻者。当天下午，对方下达了最后通牒：楼内全体人员，立刻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否则，后果自负！
僵持到第二天清早，还是没达成妥协。外边的人急了，学生们群情激愤，直往楼里冲。“钢都”这边也不示弱，一方面召集紧急会议，组织抵抗，一方面电告辽阳、海城的兄弟单位迅速救援……宿舍楼主事的造反派头头儿抡着拳头叫嚷着，“哗”的一声，竟然从床下拽出满满的两箱手榴弹。据守大楼的“造反派”还有一百多人，有一个算一个，每人发两颗。文艺界的同志也不例外，虽说只剩下单田芳他们四个，派发数额反倒增加了一倍，人手四枚手榴弹。其实，多发两枚也不起任何作用，这些文化人根本就没有摸过真正的弹药，到底怎么用，谁也不清楚。掖在身上，不过是壮壮胆子。
这时候，楼外开始发动进攻，一霎时，撞击声、粉碎声响成一片。里边的人则居高临下，隔着门窗扔石头、石片。守方的强悍势头刚过，随即又引来了楼外新一轮的攻击……
双方展开了“拉锯战”。战斗持续到中午，“革委会”的人再次组织突击，宿舍大铁门很快遭到了破坏，“钢都”的第一道防线失守。楼外的人们不顾四处乱飞的石块儿，直往里冲……
里面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人手有限，地盘狭窄，在外面的攻势面前，一寸一寸地往后退缩。忽然有人惊呼：“外边冲进来了！”果然，戴柳条帽儿的学生已经冲破了宿舍楼办公室的大门……
单田芳他们四个“文化人”夺路而逃，从二楼上三楼，最后躲进了四楼的厕所里。每个人的心都止不住怦怦狂跳，胸脯剧烈地起伏着，活像拉风箱似的。大家呆呆地望着那几颗手榴弹，这些倒霉的玩意儿不但没能壮胆，反倒成了累赘，万一被“革委会”的人逮住可怎么办？有一百张嘴也洗刷不干净啊。
在这几个难兄难弟中，单田芳算是老大哥，他的意思是：“哪怕被人打死，这几颗手榴弹也不能使用，否则，有理也讲不清了。为了不招惹麻烦，立刻把它们处置掉！”身上不能带，楼里又没地儿藏，正着急的时候，忽然吹来一阵凉风，轻轻地推开了厕所的小门，单田芳下意识地朝里看了看，蓦地眼前一亮，说：“哎！把这几颗手榴弹塞进大便池里，再放水一冲……”四个人全都同意。可惜，下水管是弯的，手榴弹是直的，塞进去的东西死死地卡在了管子当中。时间紧迫，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暂时不被发现就行。包袱甩掉了，几个人相视而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们谁也不觉得这是在掩耳盗铃。
第二宿舍楼外边，冲进来的造反派展开了地毯式的大搜寻，房间、走廊、地下室，甚至连厕所都不放过。看来，躲在厕所里也得给“革委会”抠出来，还是再挪个地方吧。四个人像无头苍蝇似地瞎跑乱撞，很快就被冲散了，只剩下单田芳和另一位更年轻的伙伴儿，俩人气喘吁吁，面面相觑。干脆，上四楼阳台，躲避一阵儿算一阵儿，说不定能蒙混过关。
大楼里一片漆黑，外面却是皓月当空。探照灯打出许多雪亮的光柱，围着大楼左摇右晃。外面的队伍越来越多，不但有学生，军队也介入了。跑？恐怕肋生双翅都飞不出去。
单田芳他们蹲在阳台上喘粗气。伙伴儿脸色煞白，浑身哆嗦着问：“师兄，怎么办啊？出去，还是……”他不错眼珠儿地盯着单田芳，似乎这位师兄的表情里藏着什么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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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居被围难避祸 束手就擒可蒙荫(4)
单田芳没有吱声，其实，他也紧张得要命，思绪绞成了一团乱麻，乱七八糟的念头在脑子里打滚儿，去还是留？似乎怎么走都是一盘死棋。
大概夜里十一点钟，外边的高音喇叭开腔了：“‘钢都大联合’的反革命分子们，你们已经被革命群众层层包围了！你们已经日暮途穷了！希望你们认清形势，举手投降。否则，我们将采取果断行动，你们一切后果自负！现在到了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向革命群众谢罪的时候了！鞍山市革命委员会将保障你们的人身安全，你们要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否则就是自绝于革命，自绝于人民……”
这个满口火药味儿的广播每二十分钟一次，方圆几里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单田芳身边的小伙伴儿又哆嗦开了，他嘴唇青紫、结结巴巴地催促道：“师兄，赶快，拿个主意吧。”单田芳叽里咕噜地转着眼珠子盘算：“看形势，无论如何得出去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能赌，也只有赌这一把了。”
就这样，单田芳和那位小伙伴儿从四楼下到一楼，高高地举起双手，缓缓地走出了沉重的大铁门，一步一步地迈进了“探照灯群”雪亮的光圈里。人们的眼睛已经花了，除去刺目的白光，什么也看不见。在众目睽睽之下，像战俘一样举手投降，这一瞬，成了单田芳毕生的伤痛。他永远忘不了那段狼狈不堪的历史——时间是：1968年4月13日，午夜。
单田芳和同伴被押进了投降队伍。单田芳Сhā到后三排，也像别人那样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忽然从斜刺里冲进来三个学生，他们高声质问：“谁是‘钢都’的？滚出来！”
单田芳和那个同伴都是“钢都红色文艺造反团”的成员，敢承认吗？同伴嫩点儿，居然对人家说：“他和我，都是……”还没等伙伴说完，单田芳慌忙拽了拽他的衣襟，可惜为时已晚，三个学生立刻想卷袖子抓人。千钧一发之际，看守“俘虏”的解放军战士跑过来，厉声喝道：“你们干什么！”
学生态度蛮横，梗着脖子说：“我们是‘学校造反团’的，要提他们几个审讯！”
“不行！没有‘革委会’的命令，谁也不准提！”
双方激烈地争执起来，一边要抓人，一边就不让，到底还是解放军牛气，他们态度坚决，不松一点儿口，争执得不耐烦了索性背过身去不答理那三个学生了。“学校造反团”的人碰了软钉子，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闭上干涸的嘴巴，灰溜溜地走了。
这件事，回想起来就后怕，直到老年，单田芳还念念不忘：“幸亏当时没被他们提出来。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就算出了人命，又能到哪儿叫屈鸣冤去？倘若出现那种悲剧，恐怕十年之后，三尺书台上也就没有我单田芳啦。”
历史总是这样偶然，无数个偶然的链条串起来，便成了必然，变作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虽说，单田芳侥幸在鞍钢第二宿舍死里逃生，但是，厄运并未因此而放过他。更大的灾难说话就来……
高墙戴罪炼生死 炮师喋血泣鬼神(1)
● 一名“造反派”不容分说，迎面就是一脚，不偏不斜，正踢到嘴巴上。顿时，单田芳两眼发黑，头脑轰鸣，他下意识地一摸，突出的牙齿全被打落了。不敢声张，更不敢吵闹，他含着满口鲜腥、炽热的脓血，愣是挺过来了。
● 单田芳顾虑重重地捂着腮帮子说：“我年纪轻轻就拔光这嘴牙，活像小老头儿似的，丢人不？”医生一挥手，解释道：“要想正常生活，早早晚晚你得拔。”果然，全部拔掉了，换成满口的假牙。当时，他刚过而立之年。
● 单田芳此生最大的“不良嗜好”就是这时候染上的——抽烟。除了香烟，一无所求。
在森严的警戒下，鞍钢第二宿舍楼的“俘虏”们被押走了。他们一个挨一个，顺着街巷鱼贯而行，路越走越黑，四周的建筑和树木暗藏在夜幕的深处，若隐若现，模模糊糊。单田芳凭直觉判断，带他们去的地方很可能是“鞍山炮师”。他时常光顾炮师对门的小饭店，因此刚到门口，就找准了精确的地理坐标。
不错，目的地正是鞍山炮师。几十个人一同被关进了陌生的围墙里，那种感觉很像走进了《西游记》中的“无底洞”，既看不到归路，也摸不着前途，一切都令人惴惴不安，无所适从。队伍中，没有一个人交头接耳，甚至连咳嗽都不敢放大声音，只听见陡峭的老式木制楼梯发出“咚咚咚”杂乱的空响。
人群被拆散后隔离在不同的房间里，一个“造反派”指着二楼右侧的一间屋子命令道：“你，还有你，进去！”不等反应过来，单田芳及其同伴就被推进房间。
单田芳冷不防跌了个大趔趄，差点儿撞到了什么人身上。仔细一瞧，吓了一跳：一个人直溜溜地被绑在暖气管子上，好半天，才认出来，他也是“钢都大联合”的人，矿工，姓名不详。
矿工似乎也认识单田芳，但碍于“造反派”看贼似的死盯着，大家都“道路以目”，谁也没敢搭话。
几分钟之后，屋外跨进一位深蓝装束的“公安”，他歪着脖儿，斜着眉毛，“滋儿”一口“滋儿”一口地抽着烟卷儿，不怀好意地说：“你这个‘反革命’，呆会儿好好收拾你！”单田芳的心“咯噔”一下，想，这回有罪受了。但是，那个家伙转来转去，并不急着下手，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忽然，屋门被踢开，涌进一群人来。哟！都是鞍山文艺界的，什么话剧团、评剧团、京剧团、图书馆……惟独没有曲艺团的。领头儿的倒非常熟悉——京剧团里著名的“王大锣”，平常见了单田芳有说有笑，还蛮亲热。如今，彻底变了，“王大锣”改为了“王大刀”，他指着单田芳的鼻子骂大街：“你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成天摇晃那枝破笔攻击‘革命委员会’。你算什么东西？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死心塌地地跟新政权唱对台戏……呸！”
这边骂着，那边冲上来一个人，劈头就是一拳。单田芳的脑袋结结实实地撞到墙壁上，又反弹回来，眼前立刻一片漆黑，金星乱晃……
话剧团的一名大个子，脸儿熟，他平常寡言少语，这次，也要当众打打“太平拳”。大个子分开人群，Сhā了进来，“啪！啪！啪！……”可怜单田芳，不能反抗，也无法躲藏，只能听任雨点似的巴掌削到自己脸上……一分一秒都那么漫长，犹如经历了几个世纪，黑洞洞、空荡荡，总也看不着光亮、摸不到尽头。
单田芳在“文革”时期的特殊遭际，恰恰是他沦为了某些人极端行为和病态心理的牺牲品。你不是社会名流吗？你不是少年得志吗？这回轮到你倒霉了，老子就是见不得别人过好日子！既然是对待“阶级敌人”，就不能心慈手软，拿当时最流行的语汇讲：要批倒斗臭，再踏上亿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在特殊的时代洪流中，慢说个人，连整个中华民族都成了无辜的受害者。
这时，门一开，推进一个女人来。她的头发被薅过，还是被剪过？早就乱成了一蓬野草。脸上条条伤痕。天啊！他们竟然连女人都不肯放过——这个女人可是鞍山市评剧团数一数二的青年演员啊！国家多年培养出一名优秀演员，容易吗？何苦往绝路上逼、往死里整呢？单田芳的内心隐隐作痛，他不停地问自己：难道说这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
夜更深了，单田芳根本就睡不着，与其说肉体痛苦，还不如说精神受到了毁灭性的摧残。太多残酷的现实，他解释不了，更无法接受。古语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今，这种命运真的落到了自己的头上。这才是身逢绝地，叫天不语，唤地不灵。再了不起的人物，只能咬牙忍受着。
单田芳的内心里默默地呼天抢地，“造反派”们却不给他太充足的思想空间。后半夜，忽然一阵吆喝，“反革命”俘虏统统被喊了出来。令人窒息的空气中，听得见每个人急促的呼吸和狂乱的心跳。工夫不大，开来一辆大卡车，人们挤进狭窄的车厢里，摇摇晃晃地驶入了茫茫的夜色。
汽车停稳，车门大开，单田芳第一个跳了下来。由于长时间屈膝蹲坐，两条腿早就麻木了，脚尖儿刚一落下，全身就瘫软在原地，怎么爬也起不来。这时候，一名“造反派”不容分说，迎面就是一脚，不偏不斜，正踢到嘴巴上。顿时，单田芳两眼发黑，头脑轰鸣，他下意识地一摸，突出的牙齿全被打落了。不敢声张，更不敢吵闹，他含着满口鲜腥、炽热的脓血，愣是挺过来了。
高墙戴罪炼生死 炮师喋血泣鬼神(2)
常说，“十指连心”，那只是个比喻，其实，血肉之躯的任何一个部位受损都非常痛苦。牙齿，更是奇特——人这一辈子，可以健康长寿，不进医院，却没有人能回避牙医。不难想像，满口健康的牙齿被瞬间摧毁，该是怎样死去活来的痛苦感觉。
一口烂牙跟了单田芳好几年，饮食肯定受影响，凉的不行、烫的不行，硬的更不行，凑凑合合地吃点儿稀粥蛋汤豆腐脑儿什么的吧。尽管如此，还是疼痛难忍，最后只得去看牙医，人家乐呵呵地调笑道：“都烂成这样了，还留着它干啥？全拔了算了。”单田芳顾虑重重地捂着腮帮子说：“我年纪轻轻就拔光这嘴牙，活像小老头儿似的，丢人不？”医生一挥手，解释道：“要想正常生活，早晚你得拔。”果然，全部拔掉了，换成满口的假牙。当时，他刚过而立之年。
拔牙尚属后话，当时单田芳连喊疼的勇气都没有。借着朦胧的晨曦，他辨了辨自己的方位：对面是胜利宾馆，那么，刚才下车的位置就是工人夜大。看来，拘押地不是监狱，仍旧在鞍山市区。刚喘上一口气，他们又被带上汽车，足足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这回四周都是高墙、铁门、大院套……从布局上看，好像也不是监狱。七十多号“俘虏”被领进了一座长长的筒子楼，空旷的大房子里，两边是木床，中间是过道。难友们利用分配床铺的空当彼此对视，原来，好些人都鼻青脸肿，谁比谁也好不了多少。
刚刚住下，严格的“准监狱”生活便开始了：早晨起床，所有人员都靠墙站着，然后开饭：清汤、窝头、咸菜疙瘩。接着，就是无休无止的审问、核查、对证……
一个星期之后，看守宣布：“写明你们的住址，可以通知家人来送东西了。”
送东西，自己最需要什么呢？单田芳此生最大的“不良嗜好”就是这时候染上的——抽烟。除了香烟，一无所求。再说，目前这种生死不明、吉凶未卜的处境，怎么会写张条子就有人来送东西呢？对于看守的口头许诺，他根本就不抱任何幻想。
人前频遭青白眼 心下尽展黑红伤(1)
● 都是好话吧？没用！不但没用，而且有害。后来，为了再次“立功赎罪”，那个小伙子竟然在关键时刻出卖单田芳，把刚才那番肺腑之言稍加整理，添油加醋，然后敬献给了“革命组织”——叫你善良，叫你多嘴，末了就活该你倒霉！
● 小头目转到单田芳背后，一边拽绳子，一边刻薄地说：“太紧是吧？我给你松，我给你松！”他勒着绑绳，似乎这种动作能给他带来兴奋和快感。勒啊勒，“咔嚓”一声，单田芳惨叫着、翻滚着，跌倒在剧场的舞台上。
● 单田芳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甚至丧失了最起码的自制力，他言不由衷地向凶手求饶：“别再打啦……”可是，当理智回归的时候，单田芳又无法原谅这种怯懦的举动，“啪！啪！啪……”不停地削自己嘴巴子，骂自己是软骨头。
黑夜悄然隐退，一切都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单田芳所见的铁门、高墙、大院套的确不是监狱，而是鞍山市收容所。在那儿关押了半个月，天天被审讯、批斗、写材料，十几个小时熬下来，好像肉体和思想都是别人的，自己只是跟着跌跌撞撞地赶路程，既不知道为什么忙，也不知道忙到最后是什么。惟独亲情这缕丝线还在随风飘荡，白天还好，脑子里一塌糊涂，到了深夜，尤其是月上窗棂的时候，所有的心思便都回家了。
单田芳最惦记两个人：奶奶和父亲。奶奶的岁数越来越大，身体也大不如前了。父亲，娶了个后老伴儿，对人还算体贴。家安在了沈阳，几个妹妹常来常往，照顾着他们。
一想起体弱多病的妻子，单田芳就心疼，也不知她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怎么过。尤其是自己失踪这段日子，王全桂那个火爆脾气能受得了吗？丈夫下落不明，家里的天就塌了。后来，他从儿子“老铁”嘴里打听到了当时的情况：
自从单田芳搬进了鞍钢第二宿舍，时常几天不回家，王全桂急得坐卧不宁，热锅上的蚂蚁似的。鞍钢宿舍出事当天，她把家里仅存的一点儿细粮捧出来，做了单田芳最喜欢吃的包子、花卷和馅饼，东西刚出锅，就拉上俩孩子直奔鞍钢宿舍。可惜，娘儿仨迟到了一步，连门都进不去了——大楼已经被“造反派”包围了……
平常，王全桂见了老鼠都“妈呀”乱叫，这次，胆子却格外大。她直勾勾地盯着远处的鞍钢宿舍，里面囚禁着自己的亲人，百十米的距离近在咫尺，可是，在她的眼里，却像生与死的两个世界。她真担心丈夫会从屋顶上或者窗户里跳出来……呆呆地注视了很久，没有人跳楼。还好，真的没人跳楼……王全桂失魂落魄地走回了家。
这个性情暴烈的女人确实被吓坏了。她脸色铁青、双唇颤抖，眼睛里空空荡荡的，怎么也生不出营救丈夫的好主意。那些近乎神经质的言语弄得儿子莫名其妙，她面色灰黄，急切地问：“老铁，现在啥也别想，你立刻回答我：你爸——他究竟能好能坏？还是能坏能好啊？”
儿子不知她葫芦里卖什么药，便顺口答腔：“能坏！呵呵呵……”
王全桂立刻就变了脸，一把推开“老铁”，发疯似的扑进里屋，跪在炕上磕头作揖。没人知道，这个绝望女人是怎样含着眼泪祷告亲人的名字，她只要自己的丈夫平平安安、欢欢喜喜地回来，拉扯一家老小过日子……
王全桂娘儿仨出现在鞍山市收容所的时候，已是事件发生的十多天之后。当“造反派”头头儿拉长了大驴脸招呼人的时候，单田芳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呢。看守甩手一指，漫不经心地说：“家属看你来了。”单田芳眼前一亮：原来，是真的！看守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像大磨盘似的，沉重地砸在他薄脆的心上。
亲人相见，恍若隔世啊。一家四口，面面相觑，居然谁也没有一句话，只能靠眼睛交流，靠心灵揣摩……
默默地接过家人送来的纸烟，单田芳根本就不知说啥好。
这段浑浑噩噩的日子苦熬了两个月，才算告一段落。其间，老婆孩子先后来探望过两次，每回见面家里都迫不及待地问：“挨打了没？什么时候出来？”单田芳只能无可奈何地一笑，怎么答复呢？究竟什么时候能重获自由，恐怕只有天知道。
在收容所关押了半个多月，接着换地方。这次有三十几个人上了囚车，单田芳也在其中。
车过鞍山虹桥，从铁西往东，穿过“二一九”公园到达鞍山打靶场。在这儿老调重弹，继续批判、斗争，没完没了地检查，无止无休地交代。“老资格”们除了检讨自己之外，还要批判资历较浅的后来人。“造反派”们有言在先：“你们完全一样，都是罪行累累。但是，要通过斗争这帮家伙，争取立功赎罪。”
单田芳心里极其反感，暗道：“什么立功赎罪，纯粹是群众斗群众，这叫什么玩意儿啊！我才不掺和呢。”抱着这种念头，他的斗争工作自然就不“彻底”。一轮到他值班，那些新来的“反革命”总会得到私下关照，比如喝水啦、吃东西啦，都尽量满足。浩劫之后，这些“搞小动作”的人都成了好朋友。但是，被囚在靶场里的时候，干这种事儿却需要担当极大的风险，一旦上纲上线，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上边肯定调查：你单田芳什么阶级立场？什么政治态度？人家嘴角儿一歪，就会让你比新来的“反革命”还惨。因此，心眼儿活动的人都想处处表现自己，决心“立功赎罪”的也大有人在——和单田芳同寝室的小伙子就属这一类。
人前频遭青白眼 心下尽展黑红伤(2)
按照辈分，那个小伙子是杨田荣的弟子，应该称单田芳为“师叔”。成天住在一块儿，平常私交也不错，因此，单田芳和他说话就比较随便。一次，批斗鞍山市人民医院的主治医生付波，本来屋子里很平静，是“文斗”，忽然，那个小伙子跳起来一脚踢在付波的脸上，医生顿时两颗门牙脱落了。这种哗众取宠的政治投机行为很招人反感，事后，单田芳真诚地批评那个年轻人，说：“喊口号，怎么攻击都没关系，应付上边嘛。可是，付大夫是个非常不错的人，你何必下死手呢？都在难中，这不叫自残骨肉嘛！”
都是好话吧？没用！不但没用，而且有害。后来，为了再次“立功赎罪”，那个小伙子竟然在关键时刻出卖单田芳，把刚才那番肺腑之言稍加整理，添油加醋，然后敬献给了“革命组织”——叫你善良，叫你多嘴，末了就活该你倒霉！
单田芳评书里有几个老词儿：“白眼儿狼”、“狼崽子”，不知道是不是指的这种人。古语说：“英雄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话虽偏颇，情理在焉。
“文化大革命”不断朝纵深发展，斗争的策略与方式也是一天十八变。前些时候，“阶级敌人”还要集中批斗，日子不长，又改为分组进行了。一道命令传来：各归各口，拎包回家。单田芳长出了一口气，想，总算可以出去透透风了。
鞍山市曲艺团出面接人，管事儿的正是团里当红的造反头目之一。还好，单田芳同他们两口子极为熟悉，平常就以师兄弟相称，夫妻俩也很会来事儿，小嘴儿倍儿甜，见了他不笑不说话，一口一个大师哥。有了这层关系，单田芳非常就待见人家。业务上，翻着箱子底传授；生活上，二话不说就掏腰包。据说，小两口结婚的时候，单田芳还随了一份厚礼，喜筵上，他被奉为上宾。如今，这位小师弟来接管自己，肯定彼此会有个照应。但做梦也没想到，单田芳错打了算盘，前来接洽的师弟忽然变作了另外一个人，横眉立目，一脸悲愤。单田芳立刻从头凉到脚，无产阶级专政的“阶下囚”还有什么好说的？认命吧。
在几个“造反派”的挟持下，他们徒步走进了市区的“二一九”公园，从这儿到工人剧场，足有十几里路。刚到公园正中，单田芳便被喝住，对方命令他反背双手，然后，拽出一条事先预备好的绳子，非常麻利地捆绑起来。捆完了，又给他披上一件蓝外套。经过这番掩饰，便可避免公园里行人围观。
六月的鞍山，阳光明媚，绿荫遍地，一行人“悠闲”地穿过茂密的林木。不了解内情的，还以为单田芳是首长，正在随员的陪同下背着双手，悠闲地散步哩。
“工人剧场”早就严阵以待了。拐进剧场的那条巷口已经扯开了巨大的标语横幅，上面的黑体字赫然写道：“打倒反革命分子单田芳！”刚把他押送到门口，就有人抬出预备停当的大木牌，死沉死沉地挂在了单田芳的脖子上。这下，他只能低头猫腰撅ρi股，被人推推搡搡地架上了主席台。台下人群黑压压的一大片，人们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打倒单田芳！”“声讨反革命！”……
真是造物弄人啊！曾几何时，那个被掌声簇拥的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青年劳动模范、鞍山市曲艺团的顶梁柱，转眼之间，成了“现行反革命”！口号声浪搅混了他的思维，他暗问自己，眼前的一切，是现实，还是梦境？他幻想着一觉醒来，固有的生活秩序都恢复了，那些罪恶、丑陋与痛苦不过是一枕黄粱。遗憾啊，他欺骗不了清晰的感官，更左右不了未来的命运，自己内心的呼唤也是一浪高过一浪：“我单田芳不坑人，不害人，一片赤诚，可昭日月。我只想凭手艺吃饭，靠本事说书，有什么罪？凭什么这么虐待我！这个历史玩笑开得太过分了吧……”
当他悄悄扫视身边的时候，哎呀！一起挨斗的竟然有十几个人，师兄杨田荣也挂着大木牌，低头哈腰、规规矩矩地立在台口。心里“啪”的一声，踢翻了五味瓶，单田芳的脑子更乱了。
据著名作家邓友梅回忆，频繁的政治运动把王蒙、刘绍棠、丛维熙和邓友梅等青年作家，打成了所谓文坛“四只黑天鹅”，个人自然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文革”期间，邓友梅和单田芳曾经在同一个群众大会上挨批斗。“那时候，我们在台上低头猫腰、撅着ρi股，真是人不人、鬼不鬼的，就算彼此认识、熟悉，谁敢答理谁呀？就得活活儿地忍着，极其绝望，甚至没人敢想将来会拨乱反正，重新做人。”这就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命运，许多人被放在了同一位置上。
批斗大会正式开始。那位师弟指着台上挨斗的一排人，极为轻蔑地叫嚷道：“哎，哎，哎！都给我听着。你们这些‘反革命’，抬起狗头来！互相认识一下，让革命群众也瞻仰瞻仰。现在，听我的口令，先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接着，他开始挨个儿点名，以冷峻的口吻喝令：“单田芳！你是重案犯！说！在鞍钢第二宿舍，你向革命群众扔过几颗手榴弹？炸死了多少革命小将？……”
多年以后，有位河南书迷附会说，单田芳繁体的名字可以分拆：“单”字七个口，“田”字五个口，再加上他身上一张口，他独自就占了十三张嘴。从名字上看，单田芳天生善辩，难怪评书讲得那么好。可是，十三张嘴又能怎么样呢？人家要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子子孙孙都翻不了身。冤吗？活该！摊上这种事儿算你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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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前频遭青白眼 心下尽展黑红伤(3)
几十斤的大木牌，沉甸甸地挂着。勒进皮肉的绳子，死死地绑着。艳阳高照，三伏盛夏，一站就是两个时辰，单田芳浑身都湿透了，活像蒸锅里捞出来的落汤鸡。“造反派”可不管你死活，他们折腾累了，找凉快地儿歇着，“反革命”尿了裤子都没人问。
单田芳打算求人给松松绑绳，他可怜巴巴地四下张望，嘿！小师妹正站在不远的地方——虽然她和“造反派”师弟是夫妻，大概，师妹做不出六亲不认的事儿来吧。于是，单田芳压低嗓门儿向她求援。相隔距离很近，对方立刻就听见了。那位师妹先是一愣，随即便镇静下来，她大摇大摆地走到近前，斜着眼，很不耐烦地问：“你叫我？什么事儿！”
单田芳陪着苦笑、低声下气地哀求道：“师妹，求你跟师弟通融通融，我身上的绳子太紧了，能不能，给我松一松？”
昔日的小师妹，今天“造反派”头目的夫人，一转身，向台上招呼。“造反派”头目立刻应声跑过来，问：“什么事儿？”师妹朝单田芳一努嘴儿，拖着长腔地打哈哈：“单田芳说了，绳子勒得太紧，不舒服，想让你给松一松。”
这句话可捅了马蜂窝，小头目转到单田芳背后，一边拽绳子，一边刻薄地说：“太紧是吧？我给你松，我给你松！”他勒着绑绳，似乎这种动作能给他带来兴奋和快感。勒啊勒，忽然“咔嚓”一声，单田芳惨叫着、翻滚着跌倒在剧场的舞台上，脑袋重重地撞在胸前的木牌上，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鼻青脸肿的单田芳忽然清醒了：“他们一点人性都没有了，这是往死里整我呀！”
就是这条绝情的绳子，在单田芳的胳膊上勒出三道疮疤，紫红紫红的，扎进了肉里，也勒到了心的深处。两年以后，疮疤宛然，就像昨天才刚刚褪下绑绳似的。
“文革”时代的倒霉蛋儿统称为“牛鬼蛇神”。对单田芳这种“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留什么客气？“造反派”的策略就是一鼓作气，穷追猛打。
第一套方案：万炮齐轰。
单田芳一边忍受肉体折磨，一边接受集体质询。某些人的“聪明才智”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层出不穷：挂木牌、戴纸帽儿、坐飞机、喷气式等等，五花八门。其实就是一句话，侮辱人，折磨人，让你的人格尊严和心理防线彻底崩溃。这些千奇百怪的新招法，在单田芳身上反复使用了无数遍。
揭批过程简直是疾风暴雨，强加于人。什么窝藏军火啦、包庇坏人啦、投掷手榴弹啦、迫害“革命小将”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甚至还公开讹诈说：“现在，我们人证物证俱在，有的是关于你的检举揭发材料，就看你的认罪态度啦。”
单田芳也毫不示弱，他铁嘴钢牙咬得结实：“手榴弹，没扔；革命小将，没炸！反正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不信，去工人夜大、铁西收容所、鞍山打靶场随便调查吧。”
“你们不是有检举证人吗？好啊，把他请出来，我愿意当面对质……”
话越说越僵，气儿越来越足，“造反派”最拿手的就是——打！叫你嘴硬。
第二套方案：收买供词。
“造反派”师弟早就策划好了，他怒视着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单田芳，喝道：“低头！你看什么？！哼，马上就有你好看的！”呷了一口水，又端出了早有预谋的词句：“单田芳，你罪行累累，罄竹难书。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今天，不让你交代了，先听听革命群众的揭发吧！”
话音刚落，便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真是难以置信，揭发者竟是那位“鞍钢宿舍事件”中的“患难战友”。此公刚一上场，声泪俱下的表演就开始了，他无限痛悔地指着单田芳，咬牙切齿地叫道：“我检举你！给我灌输资产阶级思想，传播封建主义流毒，我上了你的当啦！从此，你我一刀两断，划清界限……”
“难友”的主要论据是：一、单田芳同情反革命分子，为“杀人魔王”付波叫屈鸣冤。二、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大肆诋毁社会主义。
检举者如是揭发：“姓单的！你家贴过一张毛主席接见赫鲁晓夫的画像，你竟然指点着说：‘瞧！这俩人，正斗心眼儿呢。毛主席笑嘻嘻的，啥意思呀？——伙计，来吧！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保你捞不到任何便宜。赫鲁晓夫又是啥意思呢？——本人来华访问，不捞点儿油水儿，绝不回国’……”
调侃领袖，这还了得！检举发言尚未结束，台下便响起排山倒海的口号声：“打倒单田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
群情激愤，检举者终于逮住机会一显身手了。那位年轻的“难友”抄起一把笤帚，向单田芳劈头盖脸地猛抽起来，“啪，啪，啪！……”身材单薄的单田芳左躲右闪、连连后退，最后竟被对方一掌推出一丈多远，头磕在墙根里，瞬间，天旋地转，爬了半天才起来。
不等他站稳，当头头儿的师弟也加入了“战团”，他挥舞起大皮带，“Сhā花盖顶”似的抽向单田芳。皮带挂着风声，雨点似的落下去，单田芳的耳朵“嗡嗡”乱叫——其实，他当场就被打聋了。据说，此后两年多时间，他的听力嘈杂模糊，几乎什么都听不清。
听听“革命群众”的检举材料吧，再清楚不过了，单田芳这种纯真、坦率的性格，在那个因言获罪的年代，势必步步该灾，处处有难。他发迹靠嘴，倒霉还是因为嘴。其实，纵然他是个聋子、哑巴，也不能远祸全身，最要命的是他有才华，有名气，有常人无法超越的锦绣前程。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大自然同人类的游戏规则往往是出奇地相似。
人前频遭青白眼 心下尽展黑红伤(4)
有人当面对质：“1962年闹灾荒，你竟然煽动说，‘宣传社会主义这好那好——究竟哪儿好？什么家家有汽车，户户住楼房，穿西服、打领带，喝牛奶、吃面包……描述得跟天堂一样，实际怎么回事儿？连饭都吃不上了。喊一嗓子，肠子肚子咕咕乱叫，让我说社会主义好，有那个力气吗？’姓单的！这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言论，你说没说过？”
又有人指鼻子声讨：“你说各行各业应该干好本职工作，不应该炼什么钢铁。本来啥都不会，还愣要‘放卫星’，净吹牛×——你竟敢污蔑我党吹牛×！真是反动透顶啊！”
……
粗略一算，揭发罪行足有四五十条，从单家祖宗十八代一直挖到鼻尖儿底下。奇怪的是，那些抄后路的“革命群众”，当初个个儿都是单家的座上客或者老熟人，三天两头踢门槛，赶上吃就吃，赶上喝就喝，说话从来不避讳。这下可好，择清自己，反咬一口，都腆着脸来兴师问罪啦。
控诉仪式完毕，又该“造反派”师弟登场了。他那双钉着元宝钉的高腰猪皮鞋第一百次出现在单田芳眼前。
曾几何时，也是这双鞋，踩破了单家门槛，那会儿可没有现在耀武扬威的表情，是去拜师学艺的。师弟恶狠狠地说：“单田芳！你已经不可救药了！你是不是觉着自己念过几天破书，肚子里有点儿墨水，我们就对你束手无策啦？”说着，他那条牛皮三角带又抽到了单田芳身上……
短袖衬衫，毫无遮拦，单田芳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甚至丧失了最起码的自制力，他言不由衷地向凶手求饶：“别再打啦……”可是，当理智回归的时候，单田芳又无法原谅这种怯懦的举动，“啪啪啪……”不停地削自己的嘴巴子，骂自己是软骨头。
打手的逻辑不过是以兽性待人。单田芳的精神铠甲，片片剥离，纷然羽落，再要强也无法抵御对手的肆虐——自己两手空空，赤身祼体，又不能反抗，只有乖乖地等着被侮辱、被宰割。
欧洲有幅著名的油画，一名男人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处决，奄奄一息中他却依旧拽着自己的裤带，死也不肯把私|处暴露出来——这是濒死者最后的一点尊严。可叹单田芳，却连这点儿尊严都无法保留。那帮打手，就是要他出洋相，就是要让那个风光占尽的优秀演员变成猪狗，而且万劫不复，永世不得超生。
单田芳轻轻地抚摸着伤痕累累的身体，想：“我做不了岳飞那样的大英雄，我只是个说书的，草民一个，为什么不能让我像人一样地活着！……”
没有外界干扰的时候，单田芳便忍不住落泪了。这满腹委屈和心底的积怨该向谁倾诉啊！他疯狂地想念远方的奶奶、父亲；可惜，他们已经不能像少年时代那样翼护自己了。他疯狂地想念妻子、儿女；然而，如果他们眼睁睁地望着亲人惨遭毒打，不知道该有多伤心。男人啊，不能养家全小，已经很惭愧了，难道还要给他们平添更多的痛苦和眼泪吗？
单田芳抬头仰望苍天，却无法看透，这场不白之冤何时才能熬出头……
荒野醉揾离人泪 羁旅感念侠义情(1)
● 一行孤雁，两地离人。想着想着，可爱的儿女又浮现在眼前，单田芳终于忍不住纵声长啸：“老铁，惠丽，爸爸在这儿呢……”暂时没有迫害的皮鞭，也没有霸道的约束，一个伤心欲绝的男人流浪在空旷的野地里，歇斯底里地呼唤着远方的亲人。他恣肆汪洋地流淌着不为人知的眼泪。
● 老马一拍大腿，豪爽地说：“你这人，怎么娘们儿似的？这些东西，你先用着。有就还，没有算拉倒。我比你宽绰，起码不为这十块八块作瘪子。”话到钱到，老马硬塞给了单田芳十元钞票、十斤粮票。攥着老马慷慨的馈赠，单田芳的心打了几十个滚儿……
1968年底那个冬天，寒冷而漫长。单田芳这批“牛鬼蛇神”是在鞍山市委党校度过的。“山中无甲子”，古人诗句里描写的是神仙般的生活，清风明月，闲云野鹤。而单田芳呢，却过着地狱式的日子，当然也不会在乎什么皇历或者月份牌了。耗着呗，混一天是一天，反正也逃不出去。
肥厚的积雪无声无息地融化着，东北大平原似乎一夜之间就绿了。望着湛蓝的天空，单田芳暗自叨念：“什么时候，这场乌烟瘴气、人神共愤的浩劫才能结束啊？”
一天，在外边干活儿，单田芳忽然发觉了很多异常的迹象：“造反派”们匆匆忙忙，进进出出，还成堆成堆地焚烧各种文件资料，党校的大院里烟雾弥漫，纸灰乱飞……慌里慌张的这是要干什么呀？好像战败之前的大溃退。莫非，要出什么大变故了？
1969年4月，上边的命令传下来了。凡在市委党校集训的人员，包括所有的“牛鬼蛇神”在内，一律下放到营口附近的干于沟。据说，那里距鞍山一百多公里，归盘锦管辖，到处都是盐碱地、蛤蟆塘，铺天盖地的芦苇被常年不息的野风吹得“刷刷”作响，也不知道是萧萧不绝的风雨声，还是汹涌而去的波涛声。不是说“大风浪里炼红心”吗？这种荒山恶水的地方才好呢，要多革命有多革命。
可笑的是，一百多公里也要上演“集体政治秀”。“造反派”们个个儿拍着胸脯表决心：什么车，什么马，任何交通工具都不用。我们要像老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样，用一双脚底板儿“量”到干于沟。
虽说有一辆破汽车，那是给老弱病残预备的，“造反派”们瞟了一眼车上的人，一脸瞧不起的样子——自己长脚不走路，也不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坐这种慢腾腾的“俘虏车”简直不如个三寸金莲的老娘们儿，哪有点儿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
“长征路上表忠心，誓死不搭俘虏车。”一帮小伙子高呼着口号，飞似的远去。俘虏车上的“杂牌军”便摇摇晃晃地跟在他们ρi股后头。
可惜，那帮人实在经不起现实的推敲。原来，具有“钢铁意志”的“造反派”们也是肉做的，口号归口号，迈腿归迈腿，一百公里走不到一半，就都没电了。歌儿也不唱了，肩膀也不晃了，纷纷耷拉下脑袋往“俘虏车”跟前凑，有的不好意思直接上车，还要等别人让一让；有的已经顾不得许多了，索性三步两步便跳进车厢。车厢里到处都是腿，已经严重超载，累得那辆破汽车马达轰鸣，似乎一口气喘不上来就要彻底抛锚了。
太阳落山的时候，疲惫不堪的队伍慢慢地接近了干于沟。有人指着远方隐隐约约的轮廓喊道：“前边就到啦，干于沟！”
果然，很远的地方冒出来一小片儿暮炊人家。接着刚才的话茬儿，有人笑了一声，说：“看着挺近，还远着呢。望山跑死马呀。”应声的是位老太太——原鞍山市文化局的局长张蔚然。本来是顺口答腔，没什么别的意思，不料，她无意中捅了“造反派”的肺管子。工夫不大，队伍前后口哨乱响，有人高喊：“有敌情！马上集合召开批斗大会。”张老太太随即被揪出了车厢。
批斗开始。这边质问：“张蔚然，你说，什么叫望山跑死马？！”
老太太不知所措，连忙解释：“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瞧着近、距离还很远……”
“不对！”这边又喷开了唾沫星子：“你分明是别有用心，把革命群众比做畜生——马就是畜生，你指桑骂槐，居心何其歹毒……”
跟着就有人迎风接屁，呼口号：“张蔚然恶毒攻击革命群众罪该万死！”“打倒‘走资派’张蔚然！”……喊声此起彼伏，四野震荡。那些高嗓门的革命者似乎瘾头儿很充足，每遇批斗，必定神情亢 奋，甚至暂时淡忘了旅途的疲劳。
人丛里的单田芳心中暗骂：“这叫什么玩意儿！连句人话都听不懂。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年月，跟谁说理去？”
张蔚然的情况人们都很了解，文化局长嘛，她爱人在市委宣传部做副部长，老太太主持文化局多年，德高望重，大家亲切地称呼她为“老妈妈”。既然是主管领导，周围就少不了别有用心的家伙溜须拍马，尤其是某些女人，总是跟她搂脖子抱腰、勾肩搭背，恨不得撒娇打滚儿叫亲妈。老太太也是个热心肠，对这些人像亲生儿女一样，赶到家里还要好吃好喝好招待。结果，“文化大革命”一来，张蔚然倒霉啦，一下子成了鞍山市著名的“走资派”和专政对象，当初那些搂脖子抱腰的家伙，立刻变了脸争先恐后地围攻老太太。这个滑稽的批斗大会就是“现世报”。
荒野醉揾离人泪 羁旅感念侠义情(2)
到了干于沟，单田芳负责挑水，张蔚然管着烧火，俩人有了单独接触的机会。看着老太太蓬头垢面，守在烟熏火燎的灶膛前边，单田芳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叫物伤其类，同命相怜。瞅瞅四周没人，他便凑上去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张局长”。老太太惊讶地抬起头，满脸的皱纹清晰可见，“局长”的称呼让她既陌生、又不安。张蔚然心有余悸地注视着单田芳，半晌又垂下眼帘，轻叹了一声说：“什么局长啊？我是走资派。”
单田芳至诚地重复着刚才的话：“张局长，别那么说，在我的心里，您永远是局长。”
张蔚然心头一热，眼泪淌了下来。
单田芳继续说：“老局长，这回，您该看清了吧，那些落井下石、恩将仇报的都是什么人。过去，您掌权的时候，他们可都是车前马后的大红人儿啊！”
老太太悲愤地点了点头，自言自语道：“看清了，清清楚楚。可是，也晚啦……”
初春的干于沟，芦苇丛生，水洼环绕，在此驻扎的“牛鬼蛇神”迅速建成了几排红砖房，进屋支张铺，就算落脚儿了。当然，还要继续交代问题，接着深入批判，剩下的时间就是参加劳动。万顷芦苇，一望无际，割去吧！一条绳子一把刀，干活儿的天天泡在苇塘里。偷懒可不行，苇子割少了，连烧水做饭都供不上。别看芦苇非常细软，收割起来却十分扎手，一不小心就刺出血泡，单田芳的双手早就被豁成破麻袋片儿了。即使这样，也得咬牙忍着。
转眼到了“五一”节，也算是举国欢庆的大日子。干于沟的“牛鬼蛇神”破例放了假，可以从食堂领肉领菜自己做饭，甚至还破天荒地派发了几瓶葡萄酒。
刀勺一响，饭菜上桌了，一向滴酒不沾的单田芳开始借酒浇愁。心里不痛快，再加上连连喝了好几杯，他醉了，趁别人没注意，便踉踉跄跄地跑到户外，任莽莽苍苍的西北风呼啸而过。单田芳漫无目的地朝前走，一群受惊的野鸭“噗噗啦啦”地飞起来，“嘎嘎”鸣叫着盘旋环绕。苇塘深处，蛙群也在长一声、短一声地鼓噪……
酒，是个拿人心性的东西，单田芳耳热心跳，神魂飘摇，再也把持不住自己了，压抑已久的思乡之情顿时奔涌而出：家里到底过得怎么样呢？全家究竟何时才能团聚？……他默默地祷告：“亲人啊，我单田芳每天都在苦苦地想你们！不能给家里遮风挡雨，还要连累你们担惊受怕，我心里难过呀……”
一行孤雁，两地离人。想着想着，可爱的儿女又浮现在眼前，单田芳终于忍不住纵声长啸：“老铁，惠丽，爸爸在这儿呢……”暂时没有迫害的皮鞭，也没有霸道的约束，一个伤心欲绝的男人流浪在空旷的野地里，歇斯底里地呼唤着远方的亲人。他恣肆汪洋地流淌着不为人知的眼泪。呼啸的野风最好调个头儿，把丝丝缕缕的喊声吹送到鞍山，吹到那副熟悉的窗棂底下。
男人背着人的痛哭该有多么软弱，多么绝望。然而，谁也帮不了他。谁也挽救不了他。劫难深处，单田芳只能用瘦弱的肩膀生生地扛着，咬紧牙关，一天一天地忍耐、煎熬……
干于沟似乎不像市委党校那么阴森了，斗争形势稍一缓解，“牛鬼蛇神”们便从苇塘的淤泥浊水中拔出腿来，或者修筑小型火车道，或者到码头上卸船，要不，就是推着“轱辘马子车”来来往往地运货。
单田芳得了个新差使，负责为“革命群众”买菜。说是买菜，麻烦透了，门口又没有菜市场，必须跑出五十里，进大洼县城采购东西。一条麻袋一捆绳，当天必须打来回，全凭走啊！往返一百里，脚板儿起泡都没人知道。趟着露水出门，还得顶着星星回来，整个人都软成一根面条儿了。
路上，就一处打尖的镇店——五叉沟。
那家独一无二的小杂食铺里，都是些乡下出售的便宜货。吃的，有炉果；喝的，有汽水和瓶装啤酒。那时候，能叫半斤炉果、一瓶啤酒已经算相当奢侈了。单田芳可舍不得，同行的人有吃有喝，有说有笑，他就远远地躲开，找个没人的地儿抽烟。不渴吗，不饿吗？当然不是——嗓子冒烟儿、肠子乱叫，看别人吃得上劲儿，自己偷着咽口水呀。如果花掉兜儿里仅有的几块钱，家里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每月三十块，他只能留下十二元。这俩小钱儿，能潦潦草草地哄饱肚皮就相当不错了，哪里还买得起炉果和啤酒啊？
按理说，二十几岁就成名的单田芳早就该攒下家底了，可是，他手头儿太松，拿钞票当白纸，花起来横冲直撞，毫不顾惜。当初，家里条件优越，生活很讲究，常年雇佣保姆，还格外养活着六七口闲人。单田芳爱热闹，动不动就请客摆席，或者下馆子吃饭，似乎兜里总有花不完的钱。王全桂喜欢养花种草，买！用小拉车一趟一趟往家运。像这样没有算计地过日子，挣多少钱也攒不下。想到这儿，单田芳就恨自己，干吗那么铺排、张扬？如今混到了忍饥挨饿的地步——活该，这是上天的报应！
2005年，单田芳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采访的时候依然抱着这样的态度。他说：“我成名太早了，从来也没有缺过钱，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穿什么，真享福啊。做梦也想不到会下放到农村，又积肥又沤麻，冬天，铁锹凿在坚硬的大粪块上，迸火星子；夏天，水里的‘马蹄子’爬满在身上密密麻麻，一抖搂开，皮肤上到处都是血。对照以前丰衣足食的日子，现在活受罪，简直就是报应。”
荒野醉揾离人泪 羁旅感念侠义情(3)
苦难中的单田芳痛苦地检点自己，他感谢生活给予了自己这个观照人生的好机会。这与“文革”时代的巴金有相似之处，巴老也曾经在运动之初激动过，甚至曾真的以为自己罪孽深重，并愿意在群众面前积极改造、立功赎罪。中国知识分子的虔诚与单纯可见一斑。
就在单田芳饥肠辘辘的时候，同行的老马头儿伸出了仗义的援手，他凑过来关切地问：“老单，怎么不垫巴两口？不饿？该不是——没钱了吧？”
单田芳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老马一口一个“不应该”，随后扯着他埋怨道：“早说啊！干嘛勒着裤腰带。来，我借你十块。”单田芳摆手谢绝：“不，不，不……我，没钱。就是借了，也还不起您。”老马一拍大腿，豪爽地说：“你这人，怎么娘们儿似的？这些东西，你先用着。有就还，没有算拉倒。我比你宽绰，起码不为这十块八块作瘪子。”话到钱到，老马硬塞给了单田芳十元钞票、十斤粮票。攥着老马慷慨的馈赠，单田芳的心打了几十个滚儿：落难之中，别人给针鼻儿大的好处都是雪中送炭啊！那个年月，政治划线，像老马这样不嫌弃对方埋汰、真心实意地拉一把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从干于沟到大洼县，走马灯似的跑了半个多月，单田芳浑身的骨头都散架了，他从来没感到过那么疲惫，那么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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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归程青衣带雨 探骨肉芒鞋如飞(1)
● 小师妹很机灵，俩人目光一碰，她就预感到有事儿。为了甩开“尾巴”，单田芳谎称上厕所，他们挤进一个非常僻静的旮旯儿里，心惊肉跳地见了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