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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卖书生涯苦并快乐着。

在《东莞日报》文艺部编辑主任李逸江老师在他的《打工诗人的卖书生涯》报道中这样写道：

1994年6月，新华社发了通稿，报道了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打工妹汪雪英写的诗集《漂流花季》在北京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全国至少有百十家报纸刊登了这一消息，不久之后，广东的《佛山文艺》丛刊《外来工》杂志主编刘宁老师又为她发表了一条书讯，从此，打工妹汪雪英成了青年女诗人汪洋，在全国出名了。

我知道汪洋，是一位来自江西永新县的农村打工妹，只有初中学历，但从来没有见过面，她曾给我写过几封信，地址是常平镇某管理区一家杂货店。我以为她成了杂货店的老板，就要求她在信中把电话号码告诉我，以便随时联系，谁知她毫无反应。

今年10月中旬，我打电话给我在常平镇桥梁餐厅的朋友刘利民先生，请他帮个忙，找一找她，当天下午，我到了常平镇，在刘利民先生的带领下，终于见到了汪雪英，原来她并非什么杂货店老板，只是租住了杂货店老板后面的一间出租屋，如果我打电话给她，就算是传呼，杂货店老板也要收她一元钱。

80年代，南下大军如滚滚潮流，汹涌澎湃。我曾在1986年写过一篇介绍南下打工妹的文章，叫《N妹在东莞》，发表在《黄金时代》杂志上。我按照当地群众的习惯把来自外省的外县的女民工称为“Nan妹”，虽不算准确，却绝无褒贬，在神州大地，南下打工是十分新鲜的事情，一个打工妹写了诗，就更加值得骄傲。

眼前的汪雪英，完全不是我想象的样子，我想象中的打工妹，是身穿统一工作服，发梢上戴着一朵鲜艳的红花，配着耀眼的厂徽，出入工厂车间，在大街上流连徜徉，端坐在电影院里，一群无忧无虑，神采飞扬的年青姑娘。而这位不到30岁的汪雪英，穿着一身非常朴素十分整洁的衣衫，在狭窄的出租屋里，在为出生才五个月的儿子洗澡，原来她早已辞了工，暂时做了家庭主­妇­。屋子是陈旧的，狭窄的，只有几十平方米，住着两对夫妻六口人，这是常平地区常见的十二椽瓦，（当地农民叫十二坑瓦）砖房子，月租一百三，住着两家人，没有更多摆设，没有电视机，没有报纸杂志，写作的桌椅同时也是吃饭的桌椅，只有一部小型收音机，收听广播和国家大事，煮饭的炉子散发出一股刺鼻的煤油味。

汪洋的感情表达方式不是那种兴高采烈的，大喊大叫的，对什么事物，她都显得很有节度，成竹在胸，没有特大的抑扬顿挫，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不亢不卑的、准确的、清晰的、甚至是平静的叙述。仔细听，仿佛一道美丽的山涧清泉，汩汩流淌，显示出一个女人成熟的风韵，对于一个普通打工妹出书这件大事，她说只是做了一件平常的事，书全部卖了出去，她没有亏本。没有亏本就是有钱可赚，赚多少，她没说。她的本意也不是赚钱，找到了这种情感表达方式，已经足够。她说话的语气异常平淡。仿佛是叙述一个平常的故事。

18岁那年，她和千千万万南下大军，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东莞。

18岁的少女，心中都有一个美丽的花篮，装满着五彩缤纷的幻想。见到南下打工这个波澜壮阔的场面，见到改革者的前沿阵地——东莞日新月异的变化，姑娘们十分激动，于是大家互相鼓励，一起写诗。她的书出版了，她亲自去卖书，对于卖书，我有过种种设想，是摆摊，沿街叫卖，还是委托新华书店出售？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作家签名售书》，描述过作家签名售书的情景：年近六旬的老作家，满面红光满头大汗地被围在众多的学生中间。一双双年青的、少男少女的手伸向他，一本本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从他的脸前、眼前、额前、耳朵前后、手下、笔下、腿下、胳膊窝下伸过来，人群中不时传来“给我签，给我签！”的请求哀求命令和说不清是何种语气的呐喊，还有更激烈的欢呼起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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