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蛹蚕化碟,丑小鸭蜕变成白天鹅
31.
蛹蚕化碟,努力的结果是有了一些成绩,文学改变了一个女人的人生。
有时,路过黑板墙报竟然看见工友在抄摘我的诗文,有时我故意让出版面不登自己的文稿,工友们会问:“阿英,怎么不见你的诗,是不是工作太忙?”这让我很欣慰也很感动。
这期间,吟香诗社办得红红火火,人气甚旺,我的诗歌也被不少诗友和读者摘抄,我也因之交了不少爱好文学的朋友,这段时期是我写作最丰收的季节,广东的打工杂志大都有我的诗作和散文。在这个百多人的诗社成员中,我的诗曾一度好评如潮般涌来。常常有不认识的读者从远远的地方给我写来热情洋溢的信,或打来电话,激励我走向文学的圣殿。
读者们那么喜爱我的诗,这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鼓励,我想,我的诗歌一定有市场需求,为了出版自己的诗集,1993年元旦节那天,我与同事陈昌志一起去邮局,寄出了7000元,同时也寄出了厚厚的一叠诗稿给北京民族出版社。走出邮局的那一刻,我的心像被掏空了一样,那是我两年来苦挣苦捱所积攒的血汗线啊!回到工厂办公室,厂长开玩笑地说:“阿英,这下好了,你的钱寄出去也没了,你的诗稿也没了,可千万你的书不要出版不了也没了呀!”不像现在有一些出过书的朋友,可以向他们咨询,我身边的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才能去出版一本书籍,你让我问谁好呢?这种事,在1993年的东莞,这座当初没有成立作协也没有一家出版社的二级城市,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难怪我的诗友和工友们不理解。
次年6月,千呼万唤间,我的诗集《漂流花季》终于载着三只青鹤从北京飞临我的案头,封面是蓝色的,三只展翅飞翔的青鹤,承载了我的理想。我高兴得泪眼模糊,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打工妹。当我把出版的诗集赠寄给远在江西老家已为人母的荣时,荣激动地哭了。她在信中说:“我们这群快乐的丑小鸭终天有一个飞了起来。”
诗集首印3000册,没到年底就脱销了,仅我所在的工业区就创下了一天内销售300册的记录,节假日,我亲自拿了诗集到常平的一些工业区、厂区去做签售活动,对比一些专业作家出书难以卖出的情形,我是幸运的。我知道,我所写的这些诗歌,并不比那些知名诗人们,或者专业作家们写得更好,而是因为我道出了我们这些漂在异乡的打工者的心声。
同年9月,好消息不断传来,妹妹顺利考进了县城二中,弟弟考入了吉安师专中文系。这实在是天大的喜讯。虽然都不是什么名牌大学,但我已经很开心的了。我想:“该我家花钱的日子还在后头呢!不过,能让他们圆我的大学梦也值。没钱,有父母和我们三姐妹扛着,应该也可以应付的了。”晚上,也许,我做梦都会笑醒的。
记得1993年底10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广东卫星广播主持人白雪的邀请,电话直播采访我打工成才的事迹。那天我讲了两个小时,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原原本本地讲给收音机前的听众。并与听众连线,解答听众的问题,一个南开大学的女学生问了我一个问题。
她说:“你每天那么努力工作和学习,你的动力源是什么?我的回答很让她失望也振奋。”我说:“我只是需要,觉得女人除了工作,应该还有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仅此而已。”94的元旦节,广东卫星广播“打工明星耀珠江”栏目播出了我向打工朋友向大家拜年的贺信,主持人白雪深情款款地读完我充满诗情的信,我的泪无声地流淌下来。
我要离开我深爱的这片土地,回到家乡去,作为一个已为*、将为人母的女人,面对生育与升职这两个问题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生育。
我知道,作为女人,就一定要有牺牲,这种牺牲是每个女人都要经历的。我牺牲的是我那份开展得很好的工作,及前方看得见的机遇和前程。我的前方铺好了一条路,而我却要提前退出这个历史舞台。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回到老家能继续我的文学梦吗?
走之前,小桦送了我一条丝巾,春霞是惠州总厂的财务,经常过这边厂里来和我对帐。她送了一条自己亲自编织的网状三角形围巾给我,很漂亮的那种,我拿了与她们每个人的合影。像宝贝一样带回了江西老家。其实,我也只是一年,就会重新回来这里上班的。
作者题外话:<<漂在东莞2:水样年华》、《挣扎:一个女人的广告江湖》继续阅读,这也是作者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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