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蛹蚕化碟，丑小鸭蜕变成白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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蛹蚕化碟，努力的结果是有了一些成绩，文学改变了一个女人的人生。

有时，路过黑板墙报竟然看见工友在抄摘我的诗文，有时我故意让出版面不登自己的文稿，工友们会问：“阿英，怎么不见你的诗，是不是工作太忙？”这让我很欣慰也很感动。

这期间，吟香诗社办得红红火火，人气甚旺，我的诗歌也被不少诗友和读者摘抄，我也因之交了不少爱好文学的朋友，这段时期是我写作最丰收的季节，广东的打工杂志大都有我的诗作和散文。在这个百多人的诗社成员中，我的诗曾一度好评如潮般涌来。常常有不认识的读者从远远的地方给我写来热情洋溢的信，或打来电话，激励我走向文学的圣殿。

读者们那么喜爱我的诗，这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鼓励，我想，我的诗歌一定有市场需求，为了出版自己的诗集，1993年元旦节那天，我与同事陈昌志一起去邮局，寄出了7000元，同时也寄出了厚厚的一叠诗稿给北京民族出版社。走出邮局的那一刻，我的心像被掏空了一样，那是我两年来苦挣苦捱所积攒的血汗线啊！回到工厂办公室，厂长开玩笑地说：“阿英，这下好了，你的钱寄出去也没了，你的诗稿也没了，可千万你的书不要出版不了也没了呀！”不像现在有一些出过书的朋友，可以向他们咨询，我身边的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才能去出版一本书籍，你让我问谁好呢？这种事，在1993年的东莞，这座当初没有成立作协也没有一家出版社的二级城市，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难怪我的诗友和工友们不理解。

次年6月，千呼万唤间，我的诗集《漂流花季》终于载着三只青鹤从北京飞临我的案头，封面是蓝­色­的，三只展翅飞翔的青鹤，承载了我的理想。我高兴得泪眼模糊，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打工妹。当我把出版的诗集赠寄给远在江西老家已为人母的荣时，荣激动地哭了。她在信中说：“我们这群快乐的丑小鸭终天有一个飞了起来。”

诗集首印3000册，没到年底就脱销了，仅我所在的工业区就创下了一天内销售300册的记录，节假日，我亲自拿了诗集到常平的一些工业区、厂区去做签售活动，对比一些专业作家出书难以卖出的情形，我是幸运的。我知道，我所写的这些诗歌，并不比那些知名诗人们，或者专业作家们写得更好，而是因为我道出了我们这些漂在异乡的打工者的心声。

同年9月，好消息不断传来，妹妹顺利考进了县城二中，弟弟考入了吉安师专中文系。这实在是天大的喜讯。虽然都不是什么名牌大学，但我已经很开心的了。我想：“该我家花钱的日子还在后头呢！不过，能让他们圆我的大学梦也值。没钱，有父母和我们三姐妹扛着，应该也可以应付的了。”晚上，也许，我做梦都会笑醒的。

记得1993年底10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广东卫星广播主持人白雪的邀请，电话直播采访我打工成才的事迹。那天我讲了两个小时，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原原本本地讲给收音机前的听众。并与听众连线，解答听众的问题，一个南开大学的女学生问了我一个问题。

她说：“你每天那么努力工作和学习，你的动力源是什么？我的回答很让她失望也振奋。”我说：“我只是需要，觉得女人除了工作，应该还有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仅此而已。”94的元旦节，广东卫星广播“打工明星耀珠江”栏目播出了我向打工朋友向大家拜年的贺信，主持人白雪深情款款地读完我充满诗情的信，我的泪无声地流淌下来。

我要离开我深爱的这片土地，回到家乡去，作为一个已为*、将为人母的女人，面对生育与升职这两个问题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生育。

我知道，作为女人，就一定要有牺牲，这种牺牲是每个女人都要经历的。我牺牲的是我那份开展得很好的工作，及前方看得见的机遇和前程。我的前方铺好了一条路，而我却要提前退出这个历史舞台。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回到老家能继续我的文学梦吗？

走之前，小桦送了我一条丝巾，春霞是惠州总厂的财务，经常过这边厂里来和我对帐。她送了一条自己亲自编织的网状三角形围巾给我，很漂亮的那种，我拿了与她们每个人的合影。像宝贝一样带回了江西老家。其实，我也只是一年，就会重新回来这里上班的。

作者题外话：<<漂在东莞2：水样年华》、《挣扎：一个女人的广告江湖》继续阅读，这也是作者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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