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首异处的方之王 216
东西合璧的水力时钟 224
这里的老虎会吃人 224
来自远古的天籁之音 229
屈原祠中的“西瓜敦” 236
来自圆明园的“浮屠” 242
绘画
中国的绘画有悠久的历史，如果从内蒙古、甘肃、山东、新疆以及东北各地的原始岩画和1986年发现于甘肃秦安大地湾的原始地画来看，绘画的历史已不下五千年。从已知战国帛画算起，至今已有两千余年。
汉代纸发明后，画家开始用毛笔在纸上绘画，才逐渐演变成现在的中国画。三国时期是中国画的重要发展阶段。初期的绘画题材以佛像画和道教画为主流。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极大地影响了书画的发展，但是士官大夫们开始涉足书画创作和书画理论，而且出现了卷轴画，使书画的收藏开始成为可能。这一时期故事画、风景画占据了主导地位。史书记载的魏晋时期有成就的画家达百余人，比较著名的有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等。由于年代久远，真正的原作已经散失无存，只有后人的临摹本。如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为隋朝时期的摹本，《洛神赋》为宋朝摹本。到了唐朝，由于唐诗的成就和影响，绘画重情趣求意境，文人士大夫追求的抒情性空前突出，题材也丰富起来，出现了大量的山水画和人物画，脱离了道释绘画的范畴。
五代时期的绘画不但改变了晋唐时期山水空勾无皴的初级程式，发展成为皴染完备的山水派系。北宋的山水画风承继前人风格，在五代的基础上更趋成熟。南宋以后蓬勃发展的江南经济促进了绘画艺术的繁荣。“南宋四家”的崛起，成为当时画坛的主流。元代文人画派生而来，水墨山水特别兴盛。明清时期，宫廷绘画兴盛，绘画风格多变，后期相继出现了多种画派。
丰富的绘画历史造就了文人雅士收藏绘画作品的传统。绘画发展以及收藏和历代帝王的个人爱好不无关系。乾隆皇帝爱好风雅，在清朝继承明内务府绘画精品的基础上，大量的征集流散在民间的个人收藏字画，使字画集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正因为如此，这些美轮美奂的绘画作品在近代八国联军入侵以后，大批的流失海外。
目前中国流落海外的历代名画据初步统计，有记录可查的就达万件，美洲、日本和欧洲各占三分之一，且美国收藏最多。仅在美国的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有多达1200余幅中国著名的绘画精品。
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的中国绘画最多，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最精。据统计，流失到海外的国宝级别的唐代卷轴画有20余张。此外，敦煌17窟收藏的经卷、诗画、书画，时代历经盛唐、晚唐、五代到北宋，以英国和法国收藏最多。流失的宋代卷轴画也有二三百张；元代近200张；明代名画约有8000余件；清代约有万余件。著名文物鉴定大师张伯驹曾向国家捐献过大批古代书画精品，他也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以吾国历史之久，文化之先，而隋以前之画，竟无一件流传，亦良可慨叹！”而本章主要讲述了众多流失海外的绘画精品中的少数几件，希望通过介绍可以了解到关于国宝绘画的宝贵价值与在海外的坎坷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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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史上的“开卷之图”
名 称：女史箴图
年 代：东晋时期（公元400年左右）
材 料：彩色绢本画
题 材：人物画。中国人物画以线条表现人物的神情为其主要特点，常把对人
物性格的表现，寓于环境、气氛、身段和动态的渲染之中。
国宝规格：纵厘米，横厘米
文物价值：是目前世界上尚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专业绘画作品之一，被誉为中国
美术史的“开卷之图”。
流失时间：1860年
收 藏 地：大不列颠博物馆
流失原因：第二次鸦片战争
曲折经历
“春蚕吐丝，流水行地，以形写神，皆出自然。”中国古代绘画史上当此巨赞者，唯有东晋顾恺之的绢画——《女史箴图》。200年前，它是乾隆皇帝的案头爱物，如今却作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深藏库房秘不示人。
《女史箴图》原画作于东晋时期，故事源于西晋晋武帝时期。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死后，儿子司马衷即位，史称晋惠帝。晋惠帝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昏庸无能皇帝。他从小就不爱读书，整天只懂吃喝玩乐，不务正业，朝中大权尽落于皇后贾氏之手。贾氏为人心狠手辣，荒淫无度，引起朝中众臣的不满。大臣张华便收集了历史上各代先贤圣女的事迹写成《女史箴》一文，以示劝诫和警示，当时流传甚广。后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根据文章分段为画，除第一段外每段皆有箴文，各段画面形象地揭示了箴文的含义，故称《女史箴图》。
《女史箴图》艺术价值颇高，从问世起就一直是历代宫廷收藏的珍品，后人也多有临摹。由于年代久远，现在世界上仅存两幅临摹品，其一为北京故宫收藏，为宋人临摹，笔意色彩皆非上品，价值不是很高；另一幅就是这件藏于大不列颠博物馆的隋唐时期摹本，是罕见的艺术珍品。
大不列颠博物馆的这个摹本也是我们现在尚能看到的最古的画卷。它虽是摹本，但依旧是公认的画中上品，风格古朴，色泽鲜艳，末署“顾恺之画”，一直被视作顾恺之传世名画的代表作，为历代皇宫贵族珍藏。历代学者也对《女史箴图》极为看重。现存画卷上仅历代题跋签章就占据了一半版面，且每一个在上面留有名字的人都曾声名显赫。
宋代的书画艺术达到绚烂之境，由皇家编纂的《宣和画谱》中即对该摹本做了极为详细的记录。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的米芾，收藏宏富，涉猎甚广，鉴定精良，在他的著作《画史》中对这个摹本也甚为称道。明代著名的画家、书法家、绘画理论家董其昌，以及明代著名鉴赏家项墨林等也对《女史箴图》颇为赞赏。清朝乾隆皇帝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收藏家，清宫书画许多是他亲自选定收藏的，其中自然少不了这幅《女史箴图》摹本。乾隆帝甚至把它视为案头之物，在卷尾留下亲笔题字。
乾隆帝之后，皇室把《女史箴图》珍藏在圆明园中。1860年八国联军进京，洗劫圆明园。英军上尉基勇从圆明园盗出并携往国外，从此《女史箴图》神秘失踪。1903年，由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女史箴图》又被另一名英国上尉约翰以区区两英镑的价格卖给了大不列颠博物馆，国宝从此流落他乡。
时光荏苒，一百多年过去了。正所谓“盛世兴收藏”，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起飞，我国富涵文化韵味的收藏市场也在蓬勃发展，古色古香的中国人物画越来越受到收藏者的青睐。然而，一直作为大不列颠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女史箴图》却从来都秘不示人。在大不列颠博物馆存放《女史箴图》的斯坦因密室登记册上，只有上世纪20年代两个日本人来现场临摹过的记录。一直到2002年，《女史箴图》终于在中国学者谢成水面前揭起了神秘的面纱。
2002年10月，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艺术研究室主任谢成水赴大不列颠博物馆学习，被特许进入斯坦因密室临摹敦煌壁画。当他进入密室时，意外发现西面墙前有人架起了精密相机翻拍一些绘画作品，其中一人正是自己熟识的伦敦大学学者马柯士。马柯士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的，说起来跟他还是同行呢。于是谢成水礼貌地上前打招呼。
西墙上的神秘白色垂幔是拉开的。谢成水见到了令自己十分吃惊的一幕，在中国神秘失踪的《女史箴图》竟然在这里。西墙的玻璃罩后面挂着上下两段长卷，上半段是历代题跋签章，下半段正是现在存世最早的中国绢画《女史箴图》。谢成水万万没有想到，这让所有中国画家都朝思暮想的画卷，竟会如此简单而戏剧性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马柯士告诉激动的谢成水，伦敦大学和大不列颠博物馆正准备编一本《女史箴图》论文集，所以特地翻拍原作。说话间，保护《女史箴图》的最后一道屏障——挡在画前的长条有机玻璃也被工作人员卸掉了。谢先生被允许拿着放大镜对原作进行一番研究。这幅《女史箴图》是大不列颠博物馆最重要的东方文物。拿着放大镜细细观察一番后，谢成水告诉马柯士，希望做现场临摹，以便做更深入的研究。马柯士答应了，并出面帮助申请，最终得到馆方同意。一年后，敦煌绢画的研究结束时，谢先生开始了他的临摹工作。由于时间的原因，谢成水只临摹了画卷后部保存完整的近1米的画卷。
《女史箴图》的这次神秘露面震惊世界，中国也开始为流失文物的回归做出进一步努力。
回归难题
2002年10月，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设立了“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并实施了系统的“国宝工程”，在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广募资金，促成流失海外的国宝文物回归祖国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这些国宝的回归仅限于部分私人收藏品以及等待在拍卖行拍卖的文物。《女史箴图》一直被誉为是大不列颠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现在不要说回归，世界上能看到这幅画的人都寥寥无几，在博物馆的层层限制下，只有很特别的专家才可获得机会参观。中国学者的愿望是，哪怕看到《女史箴图》一眼也好。
2005年3月18日，在中国政府和学者的不断努力下，“世界文明珍宝——大不列颠博物馆250年之藏品展”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开幕。这是大不列颠博物馆首次前往中国办展。可惜的是，与中国公众见面的272件稀世文物中，唯独没有被大不列颠博物馆视为“最重要收藏”的中国文物。2006年4月，在南京展出的海外流失画作展上，由日本二玄社复制的部分国宝中，《女史箴图》在展出之列，中国学者才有幸一睹这幅国宝的全貌。
国宝内涵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个文化大融合，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大一统的局面被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松弛，各种学术思想相对显得活跃，艺术要表现的主观情趣被凸现出来，画家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到刻画人物的性格方面来。《女史箴图》就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绘画作品之一。
流传于世的《女史箴图》中，人物神态宛然，仕女端庄娴静，神态优美而庄重，布置闲雅，线条循环婉转，均匀优美。女史们着下摆宽大的衣裙，修长婀娜。每款衣裙配之以形态各异、颜色艳丽的飘带，飘飘欲仙，雍容华贵。在整个人物构图上，均以细线勾勒，只在头发、裙边或飘带等处傅染以浓色，微加点缀，不求晕饰。整个画面典雅宁静又不失亮丽活泼，其卓越高妙的绘画技艺是无懈可击的。
《女史箴图》共有12段，流传至今的只有九段，其内容是教育封建宫廷妇女们如何为人，如何自保的一些人生经验和道德箴条。九段内容据各段空隙所书箴文依次为：冯媛趋进、班婕辞辇、世事盛衰、修容饰性、同衾以疑、微言荣辱、专宠渎欢、靖恭自思、女史司箴。这九段中，画家并不是只作抽象的描绘，而是塑造了现实生活中的典型环境，刻画出典型人物。其中的第一幅，画的是冯昭仪以身挡熊，保卫汉元帝的故事。
汉元帝游园时，因一只大熊快要爬过护栏而引起了一阵慌乱紧张，画中汉元帝、卫士及其他官女惊慌失措，都是一幅逃跑的神情，与冯婕妤（昭仪）神色镇定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突出了冯婕妤的形象。第二幅是表现班姬不与汉成帝同车的故事。皇帝出门乘的轿车不叫“轿”而叫“辇”。皇帝乘辇而出，在古代是常有的事，可顾恺之却从这常见的事中受到启发，画了一幅皇帝乘辇，老百姓抬辇的图，皇帝一副安逸享乐的样子，老百姓却有被迫劳作的苦痛。第三幅画的是山水鸟兽，与汉画像石、敦煌北魏壁画画法相似；第四幅描写宫廷妇女化妆，表现的是“人咸知修其容，莫知饰其性”一节的修容情形；原文的含义是告诫女性不要专门爱打扮而不修养“德性”，表现这一复杂而抽象的内容是不易的。画面中一贵妇席地而坐，一侍女为其理发梳妆。侍女（站立者）头梳高髻，上Сhā步摇首饰，髻后垂有一。画家通过宁静而肃穆的环境，表现出贵族闹情逸致的空虚生活，手法极其高妙。第五幅表达的是夫妻之间也要“出其善言，千里应之”，否则“同龛以疑”。第六幅是表现一夫多妻制；第七幅是表现“欢不可以渎，宠不可专”的内容；第八幅是表现妇女必须服从丈夫的支配；第九幅是“女史司箴，敢告庶姬”。描绘的是一女史形象，对她那种监视宫女，动不动就记录宫女言行的情节，表现得细致入微又深刻传神。
在这幅长卷中，顾恺之的“游丝画法”和“传神写照”画论都得到最充足的体现。因此，西方美术界也把它视为中国古代绘画的代表作，称誉它是“一切都达到圆熟境地”的“完美无缺的佳作”。
国宝价值
《女史箴图》是我国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专业画家东晋顾恺之的传世之作，也是当今存世最早的中国绢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幅画也是最早的一幅“以形传神”绘画艺术的杰出作品，因而它除了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之外，还具有其他画科难以比拟的史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俗话说“纸寿千年，绢寿八百”。这幅《女史箴图》隋唐时期的摹本，流传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画中人物衣着依旧飘逸，眼睛传神入化，她们的身姿仪态中透露出了这些古代宫廷妇女的身份和风采。
人物画是中国画中的一大画科，力求人物个性刻画得逼真传神，气韵生动，形神兼备，同时还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求得人物和整体布局的统一。晋以前的中国画家就善于用细线勾勒人物，这种线条均匀而有节奏，连绵缠绕，顾恺之则将这一技法推向极致。特别是他明确提出了“以形写神”，使人物画向着“神形兼备”的方向发展。后世学者称其勾勒轮廓和衣褶所用的线条“如春蚕吐丝”，也被形容为“春云浮空，流水行地”。在笔法上，《女史箴图》中保留了这种线条的连绵不断、悠缓自然、非常均和的节奏感，笔迹周密，紧劲连绵，其作品中绝妙柔美的线条及作品的细腻受人推崇备至。画中将线条与美丽的色彩配合起来，创造了色彩与线条的复杂韵律，波状翻转的衣褶、飘带，精心梳理的发型等都表现出感性和飘逸动感的活力。
在文献资料中，顾恺之的绘画作品流传不多，唐代《贞观公私画史》一书共收录十七件，《历代名画记》中收录二十九件，到了宋代，入内府见于《宣和画谱》的书中明确记载，《女史箴图》是宋徽宗所收藏的顾恺之的九幅作品之一，可见顾恺之的真迹在宋代已是寥寥无几。它是世界美术史上公认的中国超级国宝，是精品中的精品。
同类国宝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艺术珍品多不胜数。古代人物画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吸引着国内外的众多收藏家。
顾恺之的另一幅人物画名作《洛神赋图》全世界流传五种版本，除北京故宫博物院、东北辽宁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段摹本外，唯一流落海外的是被清末美国活动家福开申在担任政府顾问时买走的，现存放在美国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这也是最早最精的一个摹本。它用神话隐喻着失落了爱情的感伤诗篇《洛神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篇重要作品。顾恺之亦领会作者的情怀，把曹植和他的侍从在洛水之滨遥望作为开卷，寄寓着他苦恋的、美丽的洛水女神，出现在平静的水上。画面上远水泛流，洛神含情脉脉，似来又去，洛神的身影传达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无限惆怅的情意。
随着情节的不断发展，流淌了千年的洛水苍茫深远，倾诉着聚散离合，洛水中似乎袅娜浮现的洛神，裙裾飞扬的秀色淹没在青山绿水之中缓缓浮动，恍如隔世，把曹植和洛神的爱慕表情，衬景车船、女娲、雷神、鱼龙，无不生动欲活，画家细致、准确地描绘了曹植和洛神在感情上的变化，格外传神，动人的向世人诉说着生死两茫茫的爱情故事，整幅长卷一气呵成，全卷交织着欢乐、哀怨、怅惘的感情，人物神情描绘的出神入化，堪称绝世精品。
其他流失国外的名作还有南宋玉涧所作的《山水晴峦图》，现藏日本出光美术馆。南宋是我国水墨画艺术高峰时期，玉涧（也叫做莹玉涧）是代表人物之一，是一名在西湖净慈寺出家的僧人。此画将道释人物画的用笔应用于山水画中，用笔挥洒自如，整体看似简单，实则富于变化，将传统水墨画技法发挥的淋漓尽致。一点一滴，一勾一画，无不尽显功力。笔墨效果借纸张渲染，反复品味，其韵味无穷。画面上题诗一首，把中国画、诗、禅宗的关系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使此画更加显得珍贵。
顾恺之传奇
顾恺之，东晋著名画家，生于公元345年，卒于公元406年，字长康，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工诗赋，擅书法，尤精于绘画。
顾恺之是东晋时期最伟大、最具有代表性的划时代人物。其画，被东晋著名宰相、“淝水之战”总指挥谢安称为“自生人以来未有也”。他也确实是杰出天才，举世无双，如同一颗耀眼的明星点缀照耀着国画艺术的千秋长河。他被誉为中国艺术史上有名的“三绝”，即：才绝，画绝，痴绝。他的人物画除释道佛像、宗教壁画外，大量的是古代仕女、名流画像。作画力求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主张画人物要有传神之妙，运用“铁线描”“高古游丝描”勾勒出劲挺有力的细线，用淡墨晕染增强质感，衣服线条流畅而飘逸，优美生动，充满艺术魅力，人物五官描写细致入微，动态处理自然大方，并以人物面部的复杂表情，来隐现其内心的丰富情感，所绘人物神采飘然，很有浪漫主义的色彩。顾恺之画嵇康、阮籍肖像的时候，很长时间不点睛，自云“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即这个，指眼珠）”。他曾经为裴楷画像，颊上添上三根毛，而益觉有神。
顾恺之有著作《魏晋胜流画赞》流传至今，此篇讲临摹的方法，以及选绢、着色、布局、画山、画人应该注意的事项，其中保存了一些作画的经验。他又一著作《画云台山记》，是一篇有历史价值的文章，其中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对中国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历史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
名 称：《历代帝王图》
年 代：唐代初年
材 料：绢本设色。绢的显著特点是质轻，易着色，在唐代以前大多都在绢上
作画。绢画难以保存，现在所存绢画大多为稀世珍品。
题 材：肖像画
国宝规格：纵厘米，横531厘米。
流失时间：1925-1931年
收 藏 地：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流失原因：民国期间被溥仪变卖
曲折经历
《历代帝王图》始作于唐朝初年，唐太宗时期著名画家阎立本所作，是表现帝王生活的人物画，又称《古帝王图》，是中国绢画的代表作。
《历代帝王图》创作完成之后一直收藏在唐朝内务府中，到了宋代开始有了明确的收藏者记录。最早收藏这幅图卷的是宋代名臣富弼，他不仅是一位为官清廉的朝廷大臣，而且对书画颇为爱好。目前判断这副画卷伪真的主要根据也是图卷中富弼的题识。在富弼之后，另一个比较有名的收藏者是宋朝名士杨褒。有史料记载称流传至今的彩色绢本，是杨褒根据白麻纸唐画传摹后，设色附彩的摹本，今已难以考证。
宋高宗时期的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周必大的著作《益公题跋》中，详细记载了国宝在杨褒以后的流传历程。吴升从杨褒处得到了图卷，作为家传珍宝，后代因为家境贫困将该幅绢画典当，无力赎回，被周必大以十万钱购回家中。当时的画卷已经“断烂不可触”，周必大又花了四万钱找到画工李某修复后才可以观看。
在周必大修复绢画之后，《历代帝王图》一直作为私家藏品，不想南宋时期被朝廷收去，从此《历代帝王图》也就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宝，被历代皇室秘密收藏起来。直到清朝乾隆年间，《历代帝王图》才从皇家手中流失到民间，被世人竞相收藏。此后，《历代帝王图》曾辗转于蔡友石、孙星衍、李佐贤、李吉安等人手中，后又被内务府收藏，存放于清王朝的皇宫大院内。
1860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进行了野蛮的劫掠和焚烧，圆明园内难以计数的珍奇宝贝、历代典籍被大量掠到海外，《历代帝王图》因存放在皇宫得以幸免。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宫中文物的命运始终随着国运与时局的变化而动荡起伏。
溥仪住在紫禁城的最后几年，朝廷处在一片末日的混乱当中，溥仪甚至开始监守自盗。作为逊位皇帝，溥仪并不敢直接把东西拿出宫去，而是制造机会，用赏赐近臣的名义把许多宫中的东西带出宫。溥仪曾让他的弟弟溥杰进宫陪读，由太监用黄绫将书画、善本包好，交给溥杰，再由溥杰带出宫外。单是从1922年9月到12月三的个月中，便盗出历代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其中便包括这幅《历代帝王图》。被彻底赶出紫禁城后，溥仪把这些文物分装在十八个大箱内，通过姻亲关系找到当时的全国税收督办孙宝琦，获得减免税，一路绿灯运到了天津英租界事先买好的洋房内。此时的《历代帝王图》毕竟还在国内，勉强还可以算的上安全。
到了1924年，冯玉祥打进北京城，溥仪被逼离开北京，在日本警察“保护”下潜至天津日租界原张彪的私宅“张园”内，并建立了一个“小朝廷”，随后还成立了所谓的“清室驻津办事处”，依然维持着奢华生活。民国政府每年拨给溥仪四百万元生活费，但仍无法满足皇家奢华的生活。溥仪为了支撑门面，开始一点点变卖他当初偷运出来的书画。这些书画由旧日臣工陈宝琛、宝熙、郑孝胥等人经手，通过古董商等各种人物搭桥卖出，《历代帝王图》也在这一时期流落民间。
据王庆祥先生撰《伪满小朝廷覆灭记》书中《八·一五这一天》一文所述，溥仪把《历代帝王图》赏赐给经手人陈宝琛的外甥刘骏业，刘骏业通过古董商把画卖给了林寿图，林寿图是闽中著名大收藏家，所收藏的商周秦汉及唐宋元明清之书画金石，多而且精。后来华北伪政权头目梁鸿志听说此事，以自己和林寿图是亲戚的关系，将此画骗到手。梁鸿志以十四万银元将此画售给了日本人，却只分给林寿图六万元，二人因此而绝交。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历代帝王图》流落到了美国，被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至今。
国宝内涵
《历代帝王图》的艺术成就代表了初唐人物画的最高水平，在古代绘画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唐代是中国画繁荣、鼎盛的时期，在绘画题材方面倾向面对现实。这一时期人物画不仅大家辈出，描绘人物的技法也得到了全面发展。阎立本溯源顾恺之又融进恢弘博大的气度，他在《历代帝王图》中，以刚劲而厚实的线条恰当而真实地刻画出古代帝王的个性特征。
画卷共包含了十三个帝王及一些侍从的肖像，帝王的上方书写有庙号、姓名及在位年数。这十几位皇帝依次是前汉的昭帝刘弗陵，后汉的光武帝刘秀，有才有艺的魏文帝曹丕，憨厚的蜀主刘备，深沉的吴主孙权，统业天下的晋武帝司马炎，粗野但有策略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外柔内凶的隋文帝杨坚，聪明浮夸的隋炀帝杨广，美才兼备的陈文帝陈，以及软弱无能的陈宣皇帝陈顼等。
阎立本对于曹丕、司马炎、宇文邕、杨坚等统一天下，或促成国家统一的帝王，除了表现出他们的个人特点外，也表现了他们共有的一种庄严气概，人物刻画得“貌宇堂堂”、“威武英明”，都有一副“王者气度”和“伟丽仪范”。而南朝陈后主陈叔宝乃亡国之君，阎立本就把他处理成以油掩口的委琐之态以表示对他的蔑视。至于偏安江南的其他陈朝的帝王们则都缺少英雄气概。陈顼是一个纵容政治败坏而毫无办法的帝王，人物则显得黯弱无力、浮夸平庸，有显著的不同。
画家把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在皇帝的面部特征上。画他们不同的嘴部表情，胡髭的软硬和疏密，或尖、或圆、或大或小的眼睛，而且从眼睛的不同角度，不同方向以及目光的敏锐程度上刻画每一个帝王的性格特征。其中也不乏作者自己对各朝各代帝王的主观情感在里面。作者对人物的描绘没有停留在形似的层面上，更没有将上述明主、暴君或庸君进行脸谱化、漫画式的处理，而是根据每个帝王的政治作为和不同的命运，加以个性化的描绘，通过对眼神、嘴角及面部肌肉的微妙刻画，表现出他们的心理、气质和性格。为了突出主体人物，帝王同侍从在身材和用色上均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体现了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全图线条挺拔有力，色彩凝重，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在画面的布局上面，有“右相驰誉丹青”之称的画家阎立本时刻忘不了自己是个宰相，君贵臣贱他分得清清楚楚。例如，在有的画中君臣共处，他总是君大臣小，君近臣远，君中间臣两边；若画中有侍童，则都有一种卑贱、僵硬的神态。
国宝价值
古代绢的发明在纸之先，用绢来作书画的年代也比较早。不过绢有一个缺陷，无论保存条件有多好，即使不受任何意外损伤，单是空气的自然侵蚀，也会使年代久远的绢变得很脆。百年以上的绢，已经没有任何柔韧性了。明代初年的绢，至今大多已经腐败得不能碰触。而宋代的绢，因裱装得比较好，目前还可见到。至于宋代以前的绢，虽然有，但也已经辨不出模样了。流传至今的这幅《历代帝王图》已经有千年历史，虽然在辗转收藏中，原貌有所增损，如衣襟边缘上的朱色纹饰，就是近代的收藏者妄加涂饰的。但是此画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艺术上，仍然堪称绝世珍品。
西方绘画史中一流的画家，大都与肖像画有缘。有的画家最主要的成就就在肖像领域。然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肖像画很少。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曾一度辉煌，它的出现早于西方肖像画###个世纪。之后，由于中国文人画重神不重形的艺术主张，使得山水画、花鸟画得到发展，而人物画、肖像画则极度衰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代帝王图》显得尤为珍贵。总体来讲，《历代帝王图》作为中国肖像画的经典作品，把帝王的气势和内心世界体现无疑，画家的色彩审美水平完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都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回归难题
阎立本流传至今的摹本作品共有6件。其中两件在大陆，一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步辇图》，描绘了唐太宗李世民接见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的场景，这件作品参加了上海博物馆成立50周年纪念国宝书画特别展；二是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萧翼赚兰亭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两件：一件是《职贡图》，一件也是《萧翼赚兰亭图》。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则收藏有这件《历代帝王图》。还有就是现藏北京国子监孔庙的《孔子弟子像》手卷北宋时期摹本。目前，《历代帝王图》回归祖国的希望十分渺茫。这六件作品中，《孔子弟子像》品相最好。它曾被日本收藏，最后在相关人士的努力下，成功回归祖国，它的回归经历也许可以为其它国宝的回归提供一些经验。从《孔子弟子像》的“回家”经历可以看出，在对待流失海外文物问题上，面对现实，区别对待，本着求同存异、加强合作、保护文化遗产的原则，通过国际合作方式进行保护，不失为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同类国宝
中国绘画艺术在世界绘画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如今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绘画的收藏热度也越来越高。
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的唐代张萱的《捣练图卷》，它也是流传下来的一幅魏晋以来传神写照的人物画的典范之作。全卷十二人，分成三组，生动地表现了宫廷各种活动中妇女们的情态，刻画了不同人物的仪容与性格，人物形象逼真，刻画惟妙惟肖，设色艳而不俗，连煽火小孩的怕热和观看女孩的好奇也被生动真实的展现出来了。此长卷线条细腻均匀，乏转折而富弹性，以鲜丽重彩渲染，将宫廷妇人加工白练的劳动场景描绘得美不胜收。反映出盛唐崇尚健康丰腴的审美情趣，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物造型的典型时代风格。尤其是人物的造型气度和色彩凝重而质丽之极的高雅风格更是无与伦比。
在俄罗斯东方艺术博物馆珍藏着一幅唐代著名画家周的名作《贵妃出浴图》，这也是一件绝世珍品，画家极力表现骄、奢、雅、逸的气息，柔软温腻的姿态。他善于观察人物复杂的性格和分析人物的心理。画中妇女浓妆，长裙，从披纱中能看出丰满的肌肉。其画风“衣裳简劲，彩色柔丽，以丰厚为体。”他的画作直到现代，仍然是美术院校重点临摹的对象。
多面手阎立本
阎立本（约601-673年），雍州万年（今陕西临潼）人，祖籍榆林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他出身于贵族世家，父阎毗在北周时为驸马，入隋后官至将作少监，掌管宫廷建设。他的父兄都擅工艺、建筑和绘画，并且驰名隋唐之时。阎立本继承家学，具有多方面的才能，绘画、工艺和建筑无一不精。他善画道释、山水、鞍马等，尤以道释人物画著称，善于刻画人物性格，曾在长安慈恩寺两廊画壁，颇受称誉。基于此，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的肖像尤为可信。
阎立本最初在李世民的秦王府中画《秦府十八学士图》（秦府十八学士是李世民网罗的一些后来帮助他统治天下的人才）。李世民作了皇帝以后，他又画了《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由李世民亲自写了每人的赞语。此外，他还画过《外国图》、《永徽朝臣图》、《昭陵列像图》。
阎立本的作品是对唐代伟大政治事业的颂歌。阎立本的作品《步辇图》，描绘了唐太宗接见向唐求婚的吐蕃使臣禄东赞的情景，真实地反映了汉藏两族友好亲密的关系。这是一幅有重要价值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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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壁上的图书馆
——华丽的敦煌莫高窟壁画
名 称：莫高窟壁画，
创作年代：公元4世纪—公元10世纪
类 别：石窟壁画。石窟是依山开凿的佛教建筑物，绘制在石窟墙壁上或顶部
的图案，称为石窟壁画。
流失时间：1914—1925年
收 藏 地：中国流失的敦煌莫高窟壁画较多，现大多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
博物馆以及英国的大不列颠博物馆。
流失原因：20世纪初期，由于当时政府监管不力，国外大量打着“考古”名义的
文化强盗对我国敦煌莫高窟壁画进行大肆盗取。
曲折经历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是举世闻名的佛教遗址，因建造在莫高山上而得名。它位于甘肃省敦煌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前临宕泉，东向三危山。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一个名叫乐的和尚，特杖西行，来到莫高山下。正值夏日的傍晚，落日悬挂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晚霞映红了西天。抬头仰望，乐和尚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巍峨的三危山上，金光闪闪，状若千佛。这个夕阳映照的沙漠奇景，深深地震慑了乐和尚，于是他认定这就是他风餐露宿所要寻找的佛教圣地。于是乐和尚在此安营扎寨，到处募捐，修建了第一个洞窟。不久，一个名叫法良的禅师到此修行，在乐的洞窟旁开凿了第二个洞窟。以后人们陆续修建，从十六国一直到元朝，延续了十个朝代1500多年，先后开凿了一千多个洞窟。这些洞窟密密麻麻地排列在莫高山的崖壁上，上下五层，长达好几公里。
历代的民间艺术家呕心沥血，在莫高窟里创作了大量精美的彩塑和壁画。莫高窟壁画在艺术上的巅峰时代出现在隋唐时期。“安史之乱”后，敦煌落入吐蕃手中，发展缓慢。宋朝时期，敦煌归西夏统治；到了元朝，敦煌重新划入中央政府管辖。西夏和元朝的统治者都信奉佛教，莫高窟壁画的艺术水平在这几百年间虽不再处于鼎盛时期，但还是有一定的发展。明朝建立以后，敦煌已经被废弃在国门之外了。直到清代康熙后期，清王朝才逐渐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但清朝对莫高窟的保护和发展，并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工作。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莫高窟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一个四处漂泊的王姓道士在窟南区北段住了下来。但王道士只是把莫高窟看作一个供他居住的场所，看到洞窟里面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就开始清除莫高窟内沉积的风沙。洞窟里的壁画此时早已被风沙侵蚀得失去了光彩，王道士对这里进行了修缮。他用石灰把自己所住的16号窟内的墙壁刷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里面呈现出刺眼的白色为止。这是敦煌壁画遭受的第一次劫难，也是最莫名其妙的一次。
莫高窟壁画再遭劫难源于藏经洞的发现。1900年，王道士在莫高窟里发现了藏经洞。藏经洞内大量敦煌遗书的重新发现，致使世界各国的所谓“探险家”闻讯蜂拥而至，用哄诱欺诈的手段，以区区几百两银子，从愚昧无知的王道士手中骗走了数万件价值连城的敦煌文物。1914年至1915年，俄国人奥登堡率考察队来到莫高窟，此时的敦煌遗书已经被运往北京，奥登堡花了很大功夫从当地人手中收集了3000多卷经书后还不过瘾，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敦煌壁画上。他拍摄了大量的壁画照片，然后用斧头剥落了第263窟的将近500幅壁画。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俄军匪兵逃到这里，被督军杨增新缴械后拘留在洞窟里。俄匪在里面盘锅做饭，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甚至无聊地把部队番号和姓名刻写在壁画上，致使大批壁画被烟熏火燎所毁坏。
当敦煌遗书的价值在国外被认知时，引起了另一位“强盗考古学家”华尔纳的注意。华尔纳是哈佛的教授，对中国文物觊觎已久。看到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记》后，他开始对敦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渴望亲自去实地考古发掘，满足自己对中国文物的贪欲。
1923年，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组成了以华尔纳为队长，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的霍拉斯·翟荫为队员的第一支考察队，开始了以去甘肃敦煌考古为主要目的中国之行。1923年7月，华尔纳一行来到中国，打着考古的旗号，从北京出发，途径洛阳、西安，一路上挖掘了无数中国古墓，盗取了数不清的奇珍异宝，于1924年1月21日到达敦煌。
华尔纳的到来使敦煌壁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华尔顿到达敦煌的时候，藏经洞里的经书已经没有了，他把目标转移到壁画上。华尔纳被眼前这座沙漠中的伟大艺术画廊震惊了——14世纪前的画工们留下的精美绝伦的人物画象，只有很少几个西方探险家曾经看见过的飞天，深深的震撼了华尔纳，他心里暗暗惊呼：“这正是我心中惦念的神佛，它们确实存在着！”
他一个洞挨着一个洞地观看，很快另一种情绪又支配了他。正如他给自己妻子写的信中所说：“我就是折颈而死，也要带回一些壁画……它的末日就在眼前了。”华尔纳决定剥取壁画，在动身来中国之前，他曾到专门研究意大利壁画技巧的哈佛大学助教丹尼尔·汤姆生那里学习喷胶技术，带有一种能够使壁画分离的特殊化学溶液。敦煌壁画绘制时在墙壁上刷了一层掺有草灰的泥，厚约二三厘米，只要先把固定颜料的无色药液涂在墙上，片刻之后，再把经过加热的胶水状底基涂到壁画上，就可剥离壁画。
当时敦煌正值隆冬，洞窟内的温度在零度以下，固定剂溶液还没有渗透到墙皮里面就已经结成了固体，加热到沸腾的胶水却几乎无法在它凝固之前涂到垂直的墙面上。华尔纳做了很多实验，毁坏了数十幅壁画后，最后采取叫人举着上面放着加热胶水的火盆，自己蘸着胶水往壁画上涂刷的办法剥离壁画。经过整整5天的盗剥，他终于较完整地剥下了第139、141、144、145号洞中精美的唐代壁画12幅，其中包括《张骞西域迎金佛》图，加上被他损坏的部分，华尔纳一共盗取了26方，共有32006平方厘米的壁画。
1925年春，华尔纳带着他所谓“侦察之旅”中劫获的珍宝凯旋而归，轰动了整个美国，华尔纳也一夜之间成了全美知名的探险家、考古家。接着他受命组建第二次福格中国考察队。5月中旬，考察队到达敦煌。华尔纳第一次考察的破坏行为已使当地老百姓十分气愤，他们特意组织了一队人马专门监视考察团的行动。美国考察队在莫高窟参观时间被规定不得超过两个星期，而且还有军警的“保护”，华尔纳想剥离壁画的企图遂化为泡影，甚至连拍摄壁画也因窟内禁用闪光灯而变得不可能。在如此严密的监视下，考察团一行在参观了3天壁画(5月21-23日)后草草结束了考察活动，于24日匆匆离开敦煌向东折回了西安。
此后的莫高窟壁画虽然一直在当地老百姓的保护下没有遭受到太大的硬伤害。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被誉为“敦煌艺术保护神”的常书鸿从国外来到敦煌并在异常艰苦条件下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年久失修的莫高窟进行了清理保护。
1963年国务院拨款对残破不堪的洞窟进行了全面的加固和维修，使这座古老石窟的外貌焕然一新。那鳞次栉比、重重叠叠的洞窟犹如蜂巢嵌在刀削斧劈的断岸上，在神秘的三危山下的峭壁上，在茫茫戈壁沙漠的怀抱中，闪烁着动人的光彩。
国宝内涵
敦煌石窟始建于公元366年，至今有1600余年历史，是我国也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如今，当年乐樽和尚开凿的那个石窟早已无法分辨出来，在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后人把前人绘制的壁画用泥土覆盖，再画上新的壁画，使相当多的洞窟内形成了数层壁画的奇观。莫高窟历经上千年风沙侵蚀仍然保存着数十个朝代的750多个洞窟，45000平方米的壁画，如果把所有艺术作品一一陈列起来，便是一座超过25公里长的大画廊。
敦煌莫高窟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部分。其内容可分为佛像画、故事画、经变画、山水画、动物画、佛教史迹画、神话题材画、装饰图案画等。既有反映宗教题材的，也有反映当时一些生产劳动场面、社会生活场景的，为研究4世纪到10世纪的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在这里汇集成斑斓景观，因此学者都将敦煌莫高窟壁画称作是“墙壁上的图书馆”。
以反映宗教题材的壁画占莫高窟壁画的大部分。这里壁画因为“写佛”，在创作上受到很大限制，但由于古代画匠的杰出才华和非凡的想像力，采取了“以人写佛”和“佛的世俗化”的表现手法，因而与现实生活有了十分密切的联系。
最负盛名的第二百五十四窟中有一幅“鹿王本生”的北魏壁画是“佛的世俗化”表现手法的杰出代表。它描述的故事是由佛化身的九色鹿救起来一个不慎落水的人，溺水的人要答谢恩情，当九色神鹿的奴仆。神鹿对他说只要不告诉别人自己的所在就行。溺水者发誓不说，否则就长满身的疥疮。王后在梦里梦见九色鹿后，想取鹿皮做一件美丽的衣服，于是国王下令悬赏捕杀九色鹿。溺水人看到告示后背信弃义，带人去指认九色神鹿。九色神鹿当面指出溺水者的忘恩负义，国王为之震动，不再猎杀九色鹿。其结果就像壁画上描绘的那样，溺水人满身长出了疥疮。此幅壁画以山峦、树石为构图上的自然分割物，故事情节按横向顺序延展，每一段的情节都有说明文字。该幅壁画在构图、色彩处理、造型上具有高度的艺术技巧和浓郁的装饰趣味，是经典的壁画作品。
莫高窟壁画的人物造型精细，体态生动，男子宽衣博带，气象雍容；女子体态丰肥，艳丽多姿。尤其是菩萨像，更多的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之美：端庄文静，窈窕可爱，温柔亲切，一如凡俗。开凿于元代的第3窟南北两壁，画着极其精美的千手千眼观音像，这两幅千手千眼观音像以线写形，以色显容，用遒劲有力的线条勾勒人物轮廓，轮廓内再淡施晕染，有些不施色彩却见肌肤，是人们公认的敦煌壁画的极品。
壁画的内容丰富多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成百上千的飞天，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也是敦煌艺术的标志。壁画上的飞天，有的臂挎花篮，采摘鲜花；有的怀抱琵琶，轻拨银弦；有的倒悬身子，自天而降；有的彩带飘拂，漫天遨游；有的舒展双臂，翩翩起舞……只要看到优美的飞天，人们就会想到敦煌莫高窟的艺术。
国宝价值
莫高窟的壁画显示了各族艺术匠师非凡的创造才能和高超的艺术造诣，是极其珍贵的古典艺术遗产。从开凿的第一天起，莫高窟便以它那兼容并蓄的恢弘气度，吸取和融合了当时欧亚大陆所有人类文明的精华。我国的雕塑和绘画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美术史上有记载的许多著名画家的作品多已失传，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宋代绘画的原迹，已视为珍宝了，更不必说宋代以前的了。在敦煌，完好地保存了丰富的壁画和塑像，各朝代的壁画表现出不同的绘画风格，为研究我国美术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是中国古代美术史的光辉篇章，因而被国际上称誉为特殊“博物馆”，是一部跨越千年的“形象历史”。
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绵延千年，其艺术形式既继承了本土的艺术传统，又不断接受融合域外印度、中亚、西亚的艺术风格，向人们展示了一部佛教美术艺术史，及其佛教中国化的渐进历程。它是中国艺术与西域艺术往来交流的历史记载，对研究中国美术史和世界美术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敦煌莫高窟壁画不仅是一座艺术宝库，还是一本记录千年历史的百科全书。许多早已尘封千百年的历史细节，依然真实地记录在敦煌4万多平方米的壁画中：各式各样的农耕工具、舟船车舆、民族服饰，还原出一幅幅多彩、神秘、富于创造的生活图景。
我国近代建筑学家梁思成曾经三赴五台山，目的是寻找一座唐代木结构的寺院——佛光寺，但三次寻访未果。“七七事变”前夕，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来到敦煌，偶然见到了第61窟里的“五台山图”，上面清晰地标注着一个名叫“大佛光之寺”的寺院。在这幅图中，从山西太原经石崖关、忻州定襄和从河北镇州经柳泉店、龙泉店、永昌，翻越丛山、跨过溪流，途经诸多关隘险要，最终都抵达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几条路线及途中的“大佛光之寺”等寺庙、村镇描画得须眉毕现。梁思成沿着图中指引的道路上五台山时，终于在深山中找到了一千多年的古老建筑佛光寺。这个典故充分的说明了壁画的历史价值。
被誉为莫高窟保护神的常书鸿这样评价敦煌的壁画艺术：“敦煌美术对于中国传统的大众艺术的研究以及在人物画像、色彩和空间表现三个方面，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影响最大，可以说重新阐释了传统的中国美术史。”
回归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