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医生一听赵老师已交了辞职信，明天就去办理手续后，彻底傻眼了，不哭不闹了，可眼里全是泪水，最后将孩子交到我手里，无声地回了卧室，过了很久，里面传来压抑的号哭声：往后可咋活啊……

我忙向赵老师使了个眼­色­，让他赶紧去里屋。

赵老师不情愿地念叨一句：不就辞职吗？教师有啥好的，吃不饱，饿不死，我早就不想­干­了。

里屋传来赵老师信誓旦旦的豪言壮语：一定在公司闯出名堂来，­干­好了，一个月就能挣来教师一年的工资。

男人的誓言总是很动听，恋爱前为规划两口小家，结婚后为规划三口大家。都让女人怀揣着期望，过起平淡却又不失奢望的平凡生活。

生活在平淡中一天天过着，在这个小四合院里，住着10口人，每个人都按部就班地打发着每一天的生活，就如同房东大爷手里的弹球，在循环中旋转，有摩挲，也有响声。

北屋多了点笑声，孩子会走路了，也会叫出爸妈了，只是妈妈的尊称有时也套用到我的头上，尽管是个赝品，我也时刻专心履行一个保姆的职责。赵老师的变化最大，一改过去不修边幅的习惯，每天夹着公文皮包，穿着西装，皮鞋也擦得很亮，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在院子角落休眠了，他也挤公交上班。同样的变化是：赵老师戒了烟，而键盘的敲击声更加悠长了，有时候甚至通宵达旦。

赵老师早出晚归，宁医生更是没时间，买菜的任务落到我身上，好在不远处有个零散的卖菜地摊，菜样不多，可比较新鲜，有时候实在没空，我会提前一天跟老乡小吴打声招呼，让她去菜市场买菜时顺便代劳。虽说赵老师改头换面了，赵家的生活也没大改善，有时候宁医生会讥讽一句：到年底我看你挣不来以前工资的一半。

北屋夫­妇­为了平淡的生活而繁忙奔波着，我这个保姆也真正领会到做饭带孩子的辛苦，好在中午雇主夫­妇­都在单位吃饭，午饭我一个人很容易打发，赵老师把做好的拉面放在冰箱里，放上几棵青菜做拉面吃也不耽误带孩子，可跟在警察家相比，我属于重苦力了。

今天东屋的小媳­妇­没像往常一样跟丈夫去外面烤红薯，东屋小两口一向是早出晚归，我很少跟他们照面，他们像是属于这京城黑夜的人，将所有的时光都打发在那辆三轮车上，随轱辘而转动。我抱着孩子在院子里练习走步时，小媳­妇­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拨浪鼓到了我身旁逗着孩子玩。她看上去跟我年纪相仿，身材不高，却很壮实，皮肤黝黑，是典型的村­妇­形象。我们一边逗着孩子，一边说着话。我问她今天怎么没出去。她说身体有些不舒服，这几天老想吐，怕是怀孕了。女人在知道自己有身孕时，一般都会欣喜，有种即将成为人母的自豪感。但她却愁眉苦脸的，看不出一点高兴的样子。看在眼里，我也没想多问，她自己小声跟我说：我们还没结婚哩。我明白她忧愁的原由了。在城市未婚先孕那是新潮，可同样的事搁到乡下，那就是丑闻了，挺着肚子出嫁，即便在现在的乡村，那也是见不得人的事儿。那就赶紧结了呗。我说。小媳­妇­摇头说，他们家连个睡觉的炕都没有，咋结啊？一大家子四代人挤在一个小破窑洞里。未出家门前，我一直以为家乡贫瘠的土壤让人看不到希望，可等进了城，我才发现家乡并不是自己想像中的贫穷，至少能填饱肚子，住上瓦房，而听到耳里的才是真正的贫困，肖老师描述的大山，小媳­妇­说到的窑洞，让我感受到大江南北的另一片土地上的贫瘠，也正是为了逃避那些贫瘠的土地，人们才从四面八方拥到这遍地黄金的混凝土里淘金。殊途同归，小媳­妇­开始埋怨起自己的男人来，说自己当初也有份不错的工作，在一家西北面馆做服务员，包吃包住，一个月能挣到四五百块钱。可自从跟了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在外面卖红薯，除去房租和日常开销，两个人能挣到手的还不到500元。指望这点钱将来回去开新窑洞安家，不知要熬到猴年马月了。虽说对男人有抱怨，可在我问起他们怎么认识的时，小媳­妇­谈起来，一样声情并茂，流露出陶醉：那是个冬天的早晨，他运气太差，刚一上街就被城管逮个正着，结果什么都没了，带着一身霉气坐在我那个面馆里吃早餐。等我过去结账时，他一摸口袋，连5元钱也凑不齐。小声跟我解释说，自己是卖红薯的，没开张就遭遇城管了，才卖出一个去，就3元钱，让我给他垫上两块，明天还给我。我一看他挺老实的一个人，不像撒谎，说话又是老家那边的口音，就信了，没跟老板声张，自己给他付了5元钱，说3元钱留着回去当车费吧。原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只当帮老乡一把，也没指望他还钱。可第二天一早面馆开门，他真就在门旁等着我，还我钱后一直道谢。此后，他成了我们那里的常客，每次过来都送我一个红薯，结果我就被一个烤红薯的拐到这里了。小媳­妇­的故事浓缩在一个烤熟的红薯里，皮黑但­肉­香，让我很受感动，也许在这寂寥的都市里，像这类红薯牵连出的爱情故事，给许多异乡人带来一丝­色­彩，苦涩里透出甘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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