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的变动是由贷款需求的变动或贷款供给的变动引起的。贷款供给的变动虽然比贷款需求的变动小，但也是易于变动的。放款的意愿在投机时期开始时比平时强烈，而在随后人们突然抽回资本的时期则要比平时小得多。在投机时期，放款者同其他人一样，愿意通过扩大信用来扩展他们的业务；他们借出的不属于自己的资本多于平时（正象其他各种商人和生产者使用的资本多于平时一样）。因此，这个时期是利率低下的时期，虽然利率降低还有其他各种原因（我们在后面会讲到）。反之，在抽回资本的时期，利息总是急剧上升，因为许多人极为迫切地需要借钱。而贷款者一般都不愿放款。这种不愿放款的心理发展到顶点．就称为“恐慌”。当商业界（有时也在非商业界）连续发生出乎意料的破产事件时，人们便会彼此不相信对方的偿付能力，以致所有的人不仅不愿提供新的信用（除非借主接受很苛刻的条件），而且会尽可能收回原先提供的一切信用，此时便会发生恐慌。银行存款被提取；钞票回到发行者那里换取硬币；银行家提高贴现率，并拒绝惯常的透支；商人则拒绝为商业票据延期。在这种时候，如果法律试图阻止人们超出一定限度支付或收取利息，则会产生最不幸的后果，以往的经验已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法律这样做，那么不能以5%的利息借到钱的人，就不是支付6%或7％的利息，而是不得不支付10%或15%的利息来借钱，以此补偿放款者有可能遭受法律制裁的危险，或者不得不大亏其本地贱卖有价证券和货物以取得现金。

在商业危机与商业危机之间的间歇时期，由于渐进的积累过程，利率通常具有逐渐降低的趋势；在各大商业国家，积累过程则快得足以使投机活动的发生具有周期­性­；因为，如果几年间没有发生危机，在此期间又没有为投资开辟新的、有吸引力的途径，则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在这几年里寻觅投资场所的资本大为增加，致使利率大大降低，这从证券价格和汇票贴现率〔的升降〕可以看出；利息的减少诱使〔资本〕所有者甘冒风险，以期获得较大的收益。

利率有时还会或多或少地受到不常见的偶然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往往会改变收取利息的阶级和获得利润的阶级之间的分配比例。以下两个作用正好相反的因素就属于这一类，这两个因素是过去几年才出现的，现在正在英格兰发生巨大的影响。一是金矿的发现。不断地从各产金国运来的大量贵金属，可以有把握地说，完全加到供给借贷市场的资金之内了。增加的巨额资本没有在上述两个资本家阶级之间分配，而全部加在了收取利息的阶级所拥有的资本上，因而扰乱了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原有分配比率，并有将利息压低（与利润相对而言）的趋势。另一因素为有限责任股份公司的合法化，这一因素是新近出现的，其影响与上述情形相反。这些公司的股东（其人数目前正在迅速增加）几乎全部出自贷款阶级：过去他们是将可以自由使用的资金存入银行，由银行贷出，或者将它投放在公私证券上，收取利息。但他们在某一股份公司（金融公司除外）入股后，就在其所持有的股份的限度内成为靠自己的资本经营的商人；他们不再是贷款者，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已转变为借主阶级。他们的认缴额是从供给借贷市场的资金中抽取的，而且，他们自己也变成了争取分享剩余借贷资金的竞争者。这一切的自然结果是利息上升。因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如果英格兰的通常利率与普通商业利润率相比所占的比率，高于新近黄金开始流入以后的任何时期，那是不会使人惊奇的。

贷款需求的变动要比贷款供给的变动大得多，而且变动的周期也较长。例如，战争时期是从借贷市场汲取资金非常多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政府一般会进行一些新的借款，而且，只要战争持续下去，这些借款通常会一次紧接一次地进行，因而一般利率战时总是高于平时，不论当时的利润率如何，从而使工业部门得不到通常能够得到的借款。在上次对法战争期间，有一段时间政府不能以低于6％的利润获得借款，其他一切惜生自然也至少要付6％的利息。即使政府不再订立其他借款契约，这些借款的影响也不会完全消失；因为已经订约的政府借款会为该国大量增加的可以自由使用的资本继续提供投资对象，一旦国债还清，这些资本就会加在尚在寻觅投资对象的资本上，从而（且不管暂时的扰乱）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长久地降低利率。以上所述是政府的战时借款对利息产生的影响，突然开创出某种新的具有普遍吸引力的长期投资方式，也会产生这种影响。近代历史上规模可以同战时借款相比拟的唯一事例，是铁路建设所吸收的资本。可以肯定，这种资本主要得自银行存款或人们手中的储蓄，这种储蓄本来也会成为银行存款，或最终会用来购买证券，而出售证券的人则可以用所得的钱贴现票据或贷款取息。在上述任一情况下，这种资本都是对一般贷款资金的一种支取。事实上，很明显，如果不是特地为从事铁路冒险事业而储蓄的，则如此使用的金额必然来自工商业者的实际资本，或者来自本来会借给工商业者的资本。在前一情况下，工商业者因资本减少，资力不足，不得不成为较大的借主；在后一情况下，他们所能借入的金额就要减少；这两种情况都具有提高利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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