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数量有限的东西，即使其所有者并无一致的行动，也仍然是一种被垄断着的东西。但是，即使是在被垄断的情况下，凡是自然的赐物（即其存在无需任何劳动或任何支出），如在其所有者之间有竞争，那么只有当其存在量小于需要量时，才能有价格。如果一国全部的土地都需要耕作，则此全部土地都可产生地租。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不论其面积大小），其人口的欲望要求耕作其可能耕作的全部土地。人民所必需的食物和其他农作物，即人民愿意并且能够作为报酬向其耕作者支付价格的食物和其他农作物，即使并不耕作所有的土地（有时只耕作一小部分的土地），也总是可以得到的。社会在最初阶段，首先是选择最容易耕作的土地，到了比较进步的阶段，则选择土质最肥沃的或地理位置最便利的土地。因此，不论在哪个时代，总是有若­干­土地不能产生丝毫的地租。所以，土地，除非在肥沃程度上或地理位置上属于优良等级，因而其存在量小于需要量，否则决不能产生地租。对于土地的利用，如不忍受较不利的条件，则将无法获得为社会所需的所有生产物。

世界上的有些土地，象阿拉伯的沙漠，任凭投下多少劳动，都不能生产任何生产物。又如英国的硬沙质荒地，虽然可以生产一些生产物，但在土壤的现状之下，是不足以抵偿生产费用的。这样的土地，除非将化学应用于农业（这尚有待于发明），除非有人在土地的表面铺上各种新的成分，或者将它们同现有的成分相混合（实际上是创造新的土地），否则其耕作是不可能获得利润的。如果在下层土内，或在附近的地方，含有符合这种要求的成分，那么，甚至改良那些希望最少的土地，也可成为投机的对象。但是，如果这样的成分，其价格颇高，还须从远处运来，那么，即使“私有财产的魔力”有时也会使其实现，但总是很少有人会为了利润而这样做。不可能产生利润的土地，有时也在亏损的情况下耕作，这种土地的耕作者的部分生活必需品是由其他来源供给的，例如接受救济的穷人和一些修道院或慈善机关接济的农民。比利时的贫民聚居地，可以说就是其中一例。可以作为生活手段而耕作的劣等土地，其生产物必须勉强可以抵偿种子、其耕作者的食物以及查默斯博士所说的他们的第二劳动者的食物（所谓第二劳动者，即需要向他们提供工具和其余的生活必需品的劳动者）。某一定的土地，是否能够生产比这更多的东西？这不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而是自然常识的问题。这里假定，土地既不提供利润，也不能向劳动者提供其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任何东西。因此，这种土地只能由劳动者自己来耕作，否则就会在金钱上受损失，更确切地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产生地租。能作为一项投资而耕作的劣等土地，是这样一种土地，即其生产物，在收回种子之后，不但能向农业劳动者以及他们的第二劳动者提供食物，而且还能向他们提供比简单生活必需品多的当时一般水平的工资，并能向曾为上述两类劳动者垫付工资的人们提供一笔盈余，相当于这些人将其资本作任何其他用途时所能得到的利润。某一定的土地，是否果能生产比这更多的东西？这不仅是自然的问题，而部分地还取决于农产品的市场价值。土地，除了向直接间接为此土地而工作的所有的人提供食物之外，是否还能为其劳动者和资本家提供些什么？当然，这取决于其生产物的剩余部分能按怎样的价格出售。生产物的市场价值越高，则越能在土质较劣的土地上进行耕作（当然要能够对所使用的资本提供通常的利润率）。

但是，土地的肥度在上等土地与下等土地之间的逐渐变动，是不容易觉察到的，土地位置的不同，即其距离市场的远近，情形也是如此。因为有的土地肥力极差，不论其生产物的价格如何，都不足以抵偿其耕作的费用。显然，在任何一个范围广泛的地区内，一定也有一些土地，不论其生产物的价格如何，按该价格出售其生产物之后，刚能支付耕作者的工资，并对所使用的资本给以通常的利润，除此之外没有剩余。因此，这种土地，除非其生产物的价格上涨，或者，除非由于某种改良而使土地的肥力提高，否则，地租是不可能产生的。然而，社会显然需要这种土地生产的作物，因为，如果比这种土地更肥沃或地理位置更好的土地已可充分满足社会的需要，那么，其生产物的价格就不会上涨，其耕作也就无法获得利润。因此，这种土地仍会被耕作。于是，我们可以归纳出一条原理，即，在一个国家中，凡是适宜于耕作的，且其耕作不受法律或其他人为障碍阻止的土地，只要仍有一部分尚未耕作，那么，实际耕作的最劣等土地（就肥沃程度和地理位置而言），是不产生任何地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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