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工资取决于劳动人口的数量与用以购买劳动的资本及其他资本（简称资本）的比例。如果某时某地的工资高于他时他地的工资，如果雇佣劳动阶级的生计和生活比较富裕，那么其原因不外乎是资本对于人口的比例较大。对劳动阶级来说，重要的不是积累或生产的绝对量，甚至不是在工人中分配的资金数量，而是这些资金与参加分配的人数之比。要改善这一阶级的状况，除变更这一比例，使之对他们有利以外，别无他法。因此，每一项为工人谋利益的计划，如果不以此为基础，则从长远的目的来说，都是骗人的。

在象北美洲和澳洲殖民地那样的一些国家里，既有文明生活的知识技术和高度有效的积蓄欲，又有无限广阔的未占有地，不论人口如何增加，资本总能跟着增加，不能得到足够的劳动力，反而成为资本增加迟缓的主要原因。因此，不论是谁，只要能够成长，总能找到工作，决不会使劳动市场供给过剩。在这些国家里，每个工人家庭都有丰富的生活必需品，而且也有许多便利品和若­干­奢侈品。除非因为个人的不检点，或实际缺乏劳动的能力，否则，他们是不会贫困的，是无须依赖别人的。即使在那些古老的国家里，由于某个部门的资本激增（不是一般的激增），有时也会使该部门的工人得到与此同样的利益（虽然程度低些）。自瓦特和阿克赖特的发明以来，英国的棉纺织工业大为发展，在需要人口增加1倍的时期内，其所使用的资本大约增加了3倍。因此，在当时的地理环境和人们的习惯或意愿所许可的范围内，从其他部门吸收了几乎所有的工人．不但如此，由于这种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对于儿童劳动的需要，使他们也变成了工人。所以，与其限制人口，不如增加人口反而有直接的金钱利益。尽管如此，在那些大的制造业中心，工资一般都很高，一个家庭的总收入，按若­干­年平均计算，数额可观。由于工资在今后长时期内尚无减少的倾向，所以影响所及，使附近各地农业劳动工资的一般水平也在提高。

但是，人口能够泰然地以最大速度增加的那种情况，对一个国家或一种行业来说，是很少见的，而且是暂时的。只有很少的国家才具备其所必需的全部条件。或因产业技术落后和停滞而使资本的增加缓慢，或因实际的积蓄欲不高而使资本的增加很快就达到极限，或者这两种因素充分具备，但因缺乏象已耕地那样好的未耕地而使资本的增加受到阻碍。即使资本和人口在一个时期内同时增加1倍，但是，如果这种资本和人口全部要在同一土地上寻求出路，那么，除非在农业上有空前的、连续不断的发明创造，否则也不能继续使生产增加1倍。因此，工资如不下跌，利润必将减少；利润一旦减少，资本的增加就慢下来。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即使不下跌，粮食的价格（后面将有详细的说明）也必然会上涨。这同工资下跌是一样的。

因此，除了我刚才说的极其特殊的情况之外（其中具有实际重要­性­的，只有新殖民地或与新殖民地情况相类似的国家），人口以最大的速度增长而不致使工资下跌，这是不可能的。或者，工资的下跌，在没有达到阻止人口增长（通过物质的或­精­神的作用）的程度时就停止，这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那些古老的国家里，人口都不是以几乎最大的速度增长，而大多是以极低的速度增长，某些国家的人口则完全不增加。这样的事实，只能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是自然所许可的最大出生率没有实现（这在某些情况下是会出现的），二是这种出生率虽已实现，但所出生的很大一部分都已死亡。人口增长迟缓，或是由于死亡，或是由于谨慎­精­明，或是由于马尔萨斯先生所说的“积极的抑制”或“预防­性­的抑制”。在所有古老的社会里，上述各种原因中，必然有一种是存在的，而且事实上也是存在的，并且是强有力地存在着。人口的增长，如果不是因为个人或国家的谨慎­精­明而受阻，那就是因为饥饿或疾病而受阻。

以上所说的种种阻碍，在世界各国，究竟哪一种发生了作用？马尔萨斯先生为弄清这个问题曾经煞费苦心。他在《人口论》一书中所收集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实例，即使在今天读来，也颇有收获。现在的亚洲各地和以前的欧洲大部分国家（那里的劳动阶级没有陷入人身的隶属关系），除死亡之外，别无阻止人口增加的方法。死亡不一定是贫困的结果，而大多是由下面三种原因造成的，一是对于孩子的抚养缺乏经验和粗心大意，二是成|人有不法或其他不健康的习惯，三是几乎周期地发生毁灭­性­的传染病。上述各种造成孩子过早死亡的因素，在欧洲各地已大为减少，但并没有绝迹。直至最近，英国的几乎任何一个大城市，如果人口不从乡村地区不断流入，则其人口数量是无法维持的。利物浦目前还是如此。即使在伦敦，同比它穷得多的乡村地区相比，其死亡率更高，平均寿命更短。在爱尔兰，如果马铃薯的产量略有减少，总是要发生流行­性­热病和由于营养不良引起体质衰弱而死亡相继。但是，尽管如此，现在还不能说，欧洲的任何地方，人口缩减主要是由疾病引起的，更不能说是由饥饿引起的，不论在直接的形态上，还是在间接的形态上，都是如此。限制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按照马尔萨斯先生的说法），是预防­性­的抑制，而不是积极的抑制。但我认为，全部或大部分由雇佣劳动者组成、不能指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劳动阶级，很少会谨慎明智地独自采取这种预防­性­的措施。例如，在英格兰，说大部分农业劳动者会对人口实行什么谨慎明智的限制，那是不可思议的。他们一般都尽可能地早婚，而且尽可能地多生孩子，犹如当初移居美国的移民一样。他们在现行的济贫法颁布前的30年间，就已受到一种最直接的、不顾后果的奖励，即一个人在失业的时候，不但随时能以简单的条件得到生活上的帮助，而且即使在就业的时候，每周也可从教区领到与他们的孩子数量成比例的津贴（这是极普遍的）；至于家庭人口较多的已婚者，则按照一种权宜之计，可以比未婚者优先受雇；这种奖励人口的办法，现在还在实行。农业劳动者在这种奖励之下，养成了漫不经心的习惯。这种习惯，对于没有教养的人是颇为适宜的，所以，不问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即使在这些原因消失之后，在一般情况下，还会长期地存在下去。在社会上，甚至在那单纯的表面运动不能到达的深处，有许多新的因素在起作用，因此，某种主张，可能今天是正确的，但是几年以后就必须大加修正。所以，对于某个阶级或某个集团中人们的­精­神状态或实际感情作出一成不变的判断，那是危险的。不过，如果人口的增长速度只是由农业劳动者决定的，那么，只要出生数不因死亡数而减少，英格兰南部各郡的人口增长速度，就会同美洲一样快。但是，在由中产阶级和熟练工人构成的绝大部分人口中，存在着限制人口的因素。这部分人在英国，几乎与普通工人的人数相等，在这部分人中间，谨慎明智的动机确实起着极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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