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投标佃农制度，毫无例外地指劳动者在缔结租种土地的契约时没有租地农场主介入，而且这一契约的各种条件，特别是地租的数额，不是由习惯决定，而是由竞争决定的一切租地制度。在欧洲，这种租地制度的主要实例是爱尔兰。投标佃农这一名称就是从那里产生的。爱尔兰的大多数农业人口，除了北爱尔兰租地权所造成的例外情况，直到最近都还是投标佃农。确实，即令是最小的一块土地，许多劳动者也不能以永佃户的资格得到（我们可以设想这是由于地主或已占用土地的佃农都反对将土地细分）。但是，由于缺少资本，不以货币而以土地支付工资的习惯很流行，因此，投标佃农或较大的租地农场上对其所雇用的临时工，一般也不以货币支付工资，而是向他们提供已经施肥的土地，允许他们耕作一个收获期，作为工资；这种办法，当地称为Cona－cre。他订有支付货币地租的契约，地租额通常为1英亩若­干­，但实际上并不支付货币，是以按货币折算的劳动来清偿债务。

在投标租佃制度下，产品被分为两部分，即地租和劳动者的报酬；后者显然是由前者决定的。劳动者所得到的只是地主所未取走的。劳动者的处境取决于地租的多寡，而地租是由竞争调节的，因而它取决于土地供求之间的关系。对土地的需求取决于竞争者的数目，也就是全部农村人口。因此，这种租佃制使人口法则直接对土地发生作用，不象在英国那样对资本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取决于人口和土地的比例。因为土地的数量是固定的，而人口却可以无限制地增加，因而如果没有力量可以抑制人口增长，对土地的竞争很快就会促使地租提高到某一最高点，超过这一点，劳动者就无法生存。因此，投标租佃所造成的结果取决于人口增长受控制的程度，这种控制或者来源于习俗，或者来自个人克制，或者来自饥荒和疾病。

要说投标租佃制度绝对不能使劳动阶级过上富裕生活，未免有点过于夸大。假定在下述习惯于高生活水准的人们中实行这种制度，这种人除土地生产物由于技术提高而增加，因而能够在生活不致感到不方便的情况下支付较高的地租以外，除非在付过地租以后还留有许多生活费，否则就不会支付较高的地租，其人口的适度增长也不致造成会引起竞争、从而促使地租提高的失业人口；那么，这一耕作阶级就可以获得同在其他制度下租种土地的人们一样良好的报酬，拥有同后者一样多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然而，如果地租是可以任意决定的，他们就不能享有托斯卡纳分益佃农从他们与土地的结合中得到的那种特别利益。他们既不能利用他们东家的资金，也不会象永佃农那样肯花力气和动脑筋来弥补资金的不足。相反，租地人的努力所造成的土地价值的提高只会使他在下一年或租约期满后支付更高的地租。地主如果比较公正，见识也较高，也许不会利用竞争带给他们的好处；地主们利用这种好处的程度也因人而异。但是，指望整个阶级或整个集团都会采取有损于其直接的金钱利益的行动，那是肯定要落空的；一个人在考虑是否要为比较遥远的未来作出目前的努力或牺牲时，如果稍有努力或牺牲的成果可能被别人拿走的疑虑，他的判断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在这一问题上，疑虑和不确定­性­具有同样重大的影响力。消除这种不确定­性­的唯一措施是建立一个惯例，保证同一使用者具有永久租佃权，而且不经公众一致同意地租不得增加。北爱尔兰承租权就是这样一种习俗。退佃的承租人要从他们的后继者那里取得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额，作为农场的转让费，这一金额首先使对此土地的竞争实际上局限于出得起这笔钱的人们；同一事实也证明，地主尚未充分利用已经受到很大限制的竞争，因为地主收到的地租没有达到新的承租人不仅承诺而且实际支付的地租总额。新的承租人付出巨额转让费，是由于他充分相信地租不会提高；因为习惯可以保证地租不提高，这种习惯不为法律所承认，但有约束力，这种约束力出自法律以外的某种制裁，而这种制裁爱尔兰人是充分了解的。这些支柱少了任何一根，在进步社会中就不可能形成限制地租的习惯。如果财富和人口固定不变，则地租一般也固定不变，由于地租经久不变，人们有可能认为它是不可变动的。但是，财富和人口的一切增加，都有提高地租的倾向。在分益佃农制度下，有一种已经确定的方式，它使地主一定能够参加生产物增加部分的分配。而在投标佃农制度下，地主只能靠重订契约来做到这一点。在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里，重订契约几乎总是对地主有利。因此，地主的利益同“将地租变成一种固定的要求权”的习惯的发展显然是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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