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奴隶国家的居民与他们的可耕地相比为数很少，奴隶在尚可忍受的管理下进行劳动，就能生产出比他们本身需要多得多的东西；特别是，因为对他们的劳动实行了必不可少的大量监督，防止了人口的分散，保证了共同劳动的某些利益，因而，在良好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拥有许多奴隶的人合理地考虑自身利益，就可致富。然而，这种社会状态对生产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不言而喻，因为怕受惩罚而不得不进行的劳动效率是很低的、不生产的。确实，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鞭子驱使人们去­干­、甚至完成某些工作，这些工作是无论雇主愿意支付多高的报酬，人们都不会­干­的。一些需要大量劳动协同进行的生产活动，例如糖的生产，如果美洲各殖民地不存在可以集中大量劳动的奴隶制，就不可能那样快地推行。也有一些野蛮部落是很不乐意从事经常­性­劳动的，如果他们不被征服而成为奴隶，或征服别人而使别人成为奴隶，他们就决不会从事产业活动。但是，即使充分了解这些事实的意义，仍然可以肯定，奴隶制是同高度的技术发展水平和劳动效率不相容的。凡是实行奴隶制的国家，其需要复杂技艺的产品，通常都是由国外输入的。奴隶制带来的绝望心情压抑了聪明才智。虽然在古代世界和东方各国常常鼓励奴隶发挥聪明才智，但在比较先进的社会，奴隶的聪明才智却是严重威胁主人的因素，使主人极其畏惧，因而过去在美国的某些州内教奴隶读书是要受严厉处罚的。所有靠奴隶劳动经营的生产都是以极为原始和落后的方式进行的。即令就奴隶的体力而言，平均地说它也没有用到一半。对于蓄奴各州产业体制的低效和浪费，奥姆斯特德先生已在其重要著作中作了富有教益的说明。奴隶制的最温和形态当然是农奴制。农奴附着于土地，靠分得的土地养活自己，并每周为他的主人工作几天。只有一种意见认为农奴劳动效率极低。下面一段是从琼斯教授“关于财富分配”（更确切地说，关于地租）的论著中摘引的，这本书收集了有关各国土地使用权的很多宝贵的事实。

“俄国人，或毋宁说曾经观察俄国习俗的德国著述家们就这一点提出过一些强有力的论据。他们说，两个密德尔塞克斯郡的农民一天割的草相当于6个俄罗斯农奴所割的；尽管粮食价格英国昂贵而俄国便宜，但收割一定分量­干­草的费用，一个英国农民只需半个戈比，而一个俄国地主则需3戈比或4戈比。普鲁士参赞雅各布曾证明，虽然在俄国每样东西都很便宜，但一个农奴的劳动却比英国劳动者的劳动要贵一倍。施马茨根据他的了解和观察，对于普鲁士农奴劳动的不生产­性­作了一个令人惊奇的描述。他明确地指出，在奥地利，一个农奴的劳动只等于自由雇佣劳动者的三分之一。在一本­精­心编写的农业著作中（我曾受益于从中摘引的某些资料），为实用目的所作的这一计算，曾被用来决定耕作某一给定规模的庄园所需劳动者的数目。劳动地租对农业人口的勤劳所产生的不良影响确实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一般改革方案不易推行的奥地利，只有各种各样的劳动地租抵代方案和计划受人欢迎的程度，不低于北德各个不平静的省份。”

劳动本身的­性­质所具有的缺陷，即使有优良的指挥和监督也不能弥补。琼斯先生接着说，土地所有者“以他们自己土地的耕作者的身分，必定会成为农业人口勤劳的唯一指导者和指挥者。”因为当劳动者属于地主所有时，资本主义农业家这样一个中间阶级不可能存在。任何地方的大地主都属于怠惰阶级，或者说，如果他们想­干­点什么，他们所热中的只是优越者总是能为自己保留最大、最好部分的工作。正如琼斯先生所说：“贵族地主阶级为了以特权和高位保护自己，或者由于地位优越和习惯的关系，也担任军事的、政治的职务，希望他们全都成为倾注心力的耕作者，是不现实的、荒谬的。”即令在英国，如果每块土地的耕作都依靠它的所有者，则其结果如何，任何人都能看出。广泛利用科学、努力工作的事例时或有之，有一些也获得若­干­成就，但是农业的一般情况总是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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