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我的笔记本中发现，一名痛恨钟的男子那件奇事首次引起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注意，是在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三的下午。

我曾在别处提及，我只听闻了此事的模糊概况，是因为它发生在我婚后不久。当然，我甚至曾说明过，我婚后首次拜访福尔摩斯是在次年三月。但鉴于此案极为微妙，相信我的读者们能够谅解我引而不发的苦衷，毕竟我素来下笔谨慎，不爱哗众取宠。

在我婚后数周，我妻子因一件牵涉到塞笛厄斯?舒尔托①、且攸关我们未来之财富状况的要事，不得不离开伦敦。她离去后，我难以忍受新居的寂寥，便回到贝克街的旧居中住了八天。歇洛克?福尔摩斯并未加以质疑或说三道四便欢迎我回归。但我必须坦承，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十六日，一开始就没有好兆头。

那天严寒刺骨，整个早晨窗户上都弥漫着黄褐­色­的雾霭。台灯和煤气炉在发光，壁炉里也火焰熊熊，它们的光芒映­射­出午后餐桌杯盘狼藉的景象。

歇洛克?福尔摩斯心神不定，坐立不安。他蜷缩在安乐椅中，身披那件老旧的鼠灰­色­便袍，嘴里叼着樱桃木烟斗，浏览着早报，时不时嘲弄般地评头论足。

“没什么趣闻吗？”我问道。

“亲爱的华生，”他说，“自从臭名昭著的布莱星顿一案① 后，我开始担心生活将变得单调乏味、一成不变了。”

“不见得，”我反驳道，“今年总归还是发生了不少令人难忘的案件吧？你受到的刺激过度了，亲爱的朋友。”

“说实话，华生，这个问题还轮不到你来向我说教。昨天晚餐时我斗胆敬了你一瓶红葡萄酒，你居然就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婚姻生活的乐趣，我当时真害怕你会永远说个没完。”

“亲爱的朋友！你是在暗示我被酒­精­冲昏头脑了吗？”我的朋友用他那独特的表情审视着我。

“也许冲昏你头脑的不是酒啊，无论如何！”他指了指报纸，“报上那些自以为大得我们欢心的胡言乱语，你看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