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常的是，中国在遥遥领先后，冶金业在13世纪后就停滞不前了。中国的冶金和锻造工匠满足于重复旧有的工艺，不再取得任何进步。焦炭冶炼虽然已经发明，却并无发展。这一切很难弄清，更毋宁解释。

欧洲中心论忽略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国际贸易仍然充满了活力（如上文所述），国内贸易也如此。欧洲中心论观点的第二个问题是，哈特韦尔的估计是不确切的，不是因为他们略微夸大了宋朝的成就，而主要是因为他们低估了后来中国的钢铁生产水平。彭慕兰指出，与以往的看法相反，中国的铁产量在1420年复兴了。到20世纪初，方兴（Fang Xing，音译）估计生产了170,000吨的“自然铁”（native iron）（与1078年的125,000吨相比较）。此外，葛平德（Peter Golas）[ 当代美国学者，善治中国古代科技史。——译者]推断中国的铁产量大概在18世纪时达到了顶峰。他同时指出，中国煤的生产在19世纪居于很高的水平，其中一些煤矿与在欧洲发现的煤矿同样大，煤广泛应用于经济活动中。而且，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广东的铁的产出建立在资本主义模式的基础上。因此，宋朝的工业奇迹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孤立事件。中国的经济不仅仍然活力十足，而且对于世界上很多地区——特别是欧洲的发展前景，有着重要的影响（见第6－9章）。那么，还有哪些证据可以揭示1280年后中国集约型经济力量的较高水平呢？

中国高度集约型经济的一个标志是其高产量的农业。到16世纪，欧洲经济已经从黑死病中恢复过来，但是，从14世纪末至1600年间，中国的农业产量不仅增加了60%，而且还超过了欧洲任何地方所达到的增长率。此外，中国的大多剩余农产品都出口了。这并非落后的农本经济——而使高度的商业化经济，并且依赖于国际贸易。总之，很多学者都详尽描述了18世纪中国农业发展的动人图景。谢和耐甚至冠之以“繁荣的时代”，并推断那时中国的农业仍领先于欧洲。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大约在1700年至185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也以惊人的速度在上升，这个增长率英国在工业化后才达到。这意味着农业产量和粮食人均产量的巨大增长，而这必定是以极大的技术潜力为前提的。琼斯也认为，在宋朝之后的年代里，以资代劳仍然在中国存续。

中国高度集约型的经济，也反映在其令人注目的生产和商业领域。首先，世界各地的白银源源不断涌入中国（如前文所述，这为中国优越的生产能力提供了重要证据）。其次，中国存在着一套重要的民间资本基础结构。尤其是，私营银行超过了公共银行。山西形成了私人银行业的重要中心，到19世纪初，8家最大的银行在中国各地拥有30多个分号。随着商人力量的大大增长，中国在商业和工业领域的投资超过了农业。第三，棉布的生产规模很大，这就需要大量的原棉。到18世纪末，中国从印度进口的棉花比英国从美洲进口还多。第四章将对此做出补充：中国的人均收入约与1750年的英国相当；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1850年的英国一样高；直到1860年，中国占世界生产的份额都高于英国。因此，甚至很多欧洲中心论的中国学者先入为主地把中国经济增长，与1839年后西方影响的侵入联系起来，而没有认识到早在英国到来之前，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

最后，如第9章所述，这里我所提出的思想直到18世纪才为欧洲人所认识。1780年后，欧洲人才修正了这种看法，这可能是欧洲人在最后一个千年所提出的更为虚幻的社会结构。中国一度被描述成“先进文明的样板和模式”，之后又成了“永远停滞的堕落民族”。不幸的是，世界史中的欧洲中心论学者（包括西方人和中国人）错误地选择了中国内在“停滞论”，他们应该倾向于认为中国在第二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先进文明。

我的最后一个反论是，在1839年之前，中国不仅能够控制那些官方允许进入中国市场的欧洲人，而且能够在军事上击溃任何被拒绝的欧洲挑战者。由于在第7章中会详细探讨这些，此处不再赘述。总之，在1434年后，中国既没有从全球经济中退出，经济也没有枯竭，这个结论似乎是公允的。鉴于此，兰德斯所称的“中国选择了孤立主义”，而外部世界超越了它（如前面所引），证明是另一种欧洲中心论神话。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印度、东南亚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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