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吸引”一词存在误导倾向，因为它给人的印象是，世界上的白银流入中国后就不再出现。事实上，中国白银的价格相对于黄金非常高，而其他地方这种相对价格则非常低，这就产生了一个全球­性­的套利体系。正如弗林（Flynn）和吉拉尔德兹（Giraldez）[ 当代美国历史学家，以治太平洋地区历史见长。——译者]解释的：

这种复本位制比率的巨大差异，意味着从理论上，在阿姆斯特丹可以用一盎司黄金买到11盎司的白银，将这些白银运到中国，11盎司白银换得约2盎司的黄金。这2盎司的黄金再带回欧洲，换成22盎司的白银，这些白银再运到中国，它的价值就再次翻番。

这种全球套利体系使得白银不断流入中国，然后换成黄金。随后这些黄金主要出口到欧洲，又换成白银，然后再把白银运回中国换成黄金。我把这称为“全球白银的循环过程”：“全球”是因为它呈现为一种连续的环形方式，白银从美洲穿越欧亚大陆流入中国，然后向西流回欧洲。这就是为什么“吸收”一词是不准确的。显然，中国人不是贮藏者（如第4章所述）。有趣的是，即使在17世纪40年代后，当套利利润削减时，由于对中国产品的持续强大需求，白银仍大量流入中国。这同时驳斥了欧洲中心论的“中国条款”说——即宋朝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停滞”了。此外，正如弗林和吉拉尔德兹所言，事实上，15世纪中叶中国经济以白银为通货，大大增加了欧洲人的财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 当代美国史学家，善治治中国经济史。——译者]公正地指出，“如果中国……没有这样一种动态经济（建立在白银货币基础上，使其能够）……在三个世纪里以难以置信的数量吸收新大陆开采的白银，这些银矿在几十年内可能就会无利可图”。

总之，显而易见，无论有没有官方许可，中国商人都在继续进行其利润丰厚的贸易。因此，许多欧洲中心论者极易受官方说辞的误导。谢和耐（Jacques Gernet）[ 当代法国史学家，以治中国史见长。——译者]恰当地总结道：“在官方规章与贸易的实际状况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官方）强加的贸易限制可能会导致我们做出假设，即在海洋贸易如火如荼的时代，中国却陷入了孤立。”但是，如果中国政府的确对这种广泛的非法民间贸易体系置若罔闻，这就避开了一个直接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一再公开声称禁令有效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要剖析欧洲中心论另一个普遍的误解。

中国禁止国际贸易的神话：中国身份的政治学

现在谈我的第二个反论。欧洲中心的历史强调，官方对外贸的禁止是中国经济衰退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样，即使这一时期中国还存在任何帝国的荣耀，其经济的衰退也造成了其退出或陷入孤立。但是根据上述中国贸易继续发展的证据，禁令显然只是一种神话。这里我主张保持禁令的神话，以再现中国政府（与中国特­性­相联系）的合法­性­。因为事实上，朝贡体系更像是一种变相的商业体系。禁令的神话是通过政治选择来维持的，而非来自经济制约。

在明朝洪熙帝的统治下，中国恢复了其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加强了与世界的隔绝。明王朝早期走向了世界（以郑和远航为标志），尽管它对开创帝国政策毫无兴趣。但在洪熙帝继位（1424年）后，他开始恢复治国理念中的儒家礼仪规范。1434年，明王朝正式宣布中止国际贸易。但是，如果数量庞大的贸易继续存在的话，那么为什么一个封闭王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仅仅是建立在虚幻的宗藩朝贡体系上呢？朝贡制度是中国政府维持其国内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手段。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了藩属使节的叩拜礼仪。叩拜是皇帝作为受命于天的重要象征。这样，要保持国家在国内的合法­性­，就必须维持朝贡体系的神话。因此，朝贡制度的政治意义，在于皇帝必须向其臣民表明，他拥有“蛮夷”世界（即朝贡体系）的忠诚，尽管实际上朝贡体系对于藩属和中国商人也意味着有利可图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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