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韩延寿早年做过淮阳、颍川和东海等郡的太守，治理地方非常有一手，哪怕是豪强横行、公认难治的颍川郡，在他手上也被治理得井井有条，是朝廷中公认的人才。萧望之出任大鸿胪之后，由韩延寿接替了左冯翊一职。

韩延寿治理地方很有特点，他崇尚礼义，喜好道德教化，并不注重刑罚。有一次，他到下辖的高陵县巡视，正好碰到两兄弟为了分家里的田地而打官司，县里的县令正没法儿决断。韩延寿就把两兄弟叫到跟前来，痛心疾首地说：“我作为这个地方的地方官，没能在道德教化方面为手下和百姓做出表率，才让兄弟之间起了争执诉讼，这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我自己没做好。你们兄弟先回去吧，等我先检讨了自己，过几天再来审理你们的案子。”

说完，韩延寿就进了自己住所的卧室，一连几天都闭门不出，什么人也不见。这下，高陵县的县令就紧张了，不知道领导要干什么，赶紧和自己手下的县丞、啬夫和三老等官吏一起做自我检讨。老百姓一看当官的这么爱民都很感动，打官司的两兄弟的族里人也不再看热闹了，纷纷出来指责两兄弟的不团结行为。兄弟俩很后悔，便到韩延寿的住所前负荆请罪，表示田地不分了，以后兄弟俩也不再闹矛盾了。

这时韩延寿才开门出来，好酒好肉招待了兄弟俩，又鼓励县里的官吏应当勉励百姓从善，感动得不少当地百姓和官员当场落泪。韩延寿也用类似的方法管理地方。在他的治下，左冯翊管辖的二十四个县大治，一年到头没几个人告状，监狱基本上就是个摆设，韩延寿在当地百姓中的声望也远超过了前任萧望之。

坏就坏在这里。

虽然这个时候萧望之已经贵为御史大夫，但一听说韩延寿在地方上的风头超过了自己，他心里顿时感到极度的不满，准备找个理由打压下韩延寿。这其实是很多有才但心胸狭窄之人的通病：如果你的能力和地位不如他，那他对你可能很好，甚至会积极地帮助你；一旦你的能力或地位有超过他的苗头，那他会是第一个伸手掐断这苗头的人。

这时候，有个侍者察觉到了御史大夫的意图。他秘密地告诉萧望之，韩延寿在东海郡做太守的时候曾经私自用了公家一千多万钱给自己的车马仪仗等设备升级。萧望之听后大喜，就和丞相商量，准备拿这个到朝堂上告韩延寿一状。

没想到，丞相丙吉却不同意，他说：“听说皇帝准备大赦天下了，这种事情就不用追究了吧？”

按说，丙吉这人一向谨慎，在政治上不太可能与韩延寿是一党的，而且类似的事情以前也屡有先例，就算罪名坐实了，无非就是让韩延寿把钱吐出来，最多再贬个庶民而已。按汉朝以前的规律，不用说，像韩延寿这样出色的人才，改天还是要拿回来用的。按丙吉的意思，不如给个口头警告，留职以观后效。

萧望之看丞相不同意处理韩延寿，干脆不再商量，寻思着自己动手，便到皇帝那里告了韩延寿一状。这时候，皇帝的御史刚好要去考核地方官员的行政情况，正巧被考核的地方中有东海郡。萧望之作为御史大夫自然有行政上的便利，就交代到东海郡的御史要彻查韩延寿当年在东海郡的情况。

知道萧望之要查自己私用公款的事情后，韩延寿紧张了。他大概是了解萧望之的，知道萧望之是要打压自己，心想：“你萧望之说我做太守不干净，你自己在地方上任职时也不是无缝的蛋！”于是，他便向朝廷举报萧望之在担任左冯翊期间曾亏空地方财政一百多万，想以此迫使萧望之放弃对自己的追查。

这个时候，皇帝是站在萧望之这边的，状告萧望之让刘询对韩延寿失去了好感。萧望之拿到检举韩延寿的材料后再次上书，假意替自己辩白：“臣不久前被韩延寿弹劾，现在如果主持揭露韩延寿的罪行，那其他人就会以为臣有心公报私仇，不如让丞相、文武百官和博士们来给韩延寿定罪。”

皇帝同意了萧望之的要求。这时其他的大臣为了奉承皇帝，也纷纷站出来指责韩延寿，要求重判韩延寿。加之韩延寿挪用公款确有其事，刘询就毫不客气地批准了众人给韩延寿定的死罪。

韩延寿临刑前，数千百姓和官吏为他送行，一直送到了渭城。百姓们围着囚车，扶着车轮，希望囚车能走得慢一点儿，还纷纷献上酒肉给韩延寿。韩延寿不忍拒绝，一路上光酒就喝了一石多。最后，在数千人的啼哭声中，韩延寿在渭城被弃市，做了一个饱死鬼。

终刘询一朝，像韩延寿这样因为一些小事惹怒皇帝而丢掉性命的治国人才并非个例，像杨恽、盖宽饶这样的耿直之臣最后也是身首异处的下场，其他像张畅这样的能臣、王吉这样敢说真话的谏官，只能郁郁不得志。

至于萧望之，大概是因为韩延寿的事情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自觉自己是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不管自己做什么事情，皇帝都会毫不犹豫地支持自己，而现在的丞相丙吉年纪已大，身体也不好，以他的年纪看，在不久的将来自己坐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位置也是可以预见的。

在这种错觉的影响下，萧望之行事越来越不谨慎，很快就一脚踢到了铁板上。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大司农耿寿昌上书建议设常平仓调控粮食价格。这样利民的事情刘询是赞同的，可萧望之因为对耿寿昌有偏见就极力反对，他还上书说：“现在有些百姓还很贫困，有的地方盗贼猖獗，朝廷中两千石以下的官员很多都不称职。依以往的规律，三公的人选不当，日月星辰就会失去光明，今年正月日月少光，这罪责就在我们这些大臣身上。”

萧望之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上了一道莫名其妙的上书。依以前的规律，上天的警示是在警示谁？自然是天子。天子被警示了，就要找一个人做替罪羊，找谁？丞相。而眼下的丞相是谁？是称职且行事素来谨慎的丙吉。他是皇帝的救命恩人，而且还是一个黄土差不多盖过脑门儿的老头儿。老头儿都这把年纪了，你萧望之还不能等一等？

刘询接到萧望之的上书后，第一反应就是他在针对丞相，马上就对萧望之产生了不满。随后他又接到了许多揭发萧望之不将丙吉放在眼里的汇报，这下刘询就开始讨厌萧望之了。如同韩延寿一样，萧望之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后，马上就有很多关于他的黑材料被上报给皇帝。朝廷的大臣们对落井下石的事情向来是不遗余力的，纷纷请求将萧望之逮捕治罪。

当然，刘询没像治其他人的罪一样处理萧望之，他下诏给萧望之说：“有官员弹劾你，说你对我派去的使者礼数不周，对丞相也没有礼貌，平时既无廉洁之名，还桀骜不驯，这样的人是无法辅政为百官做表率的。我不忍心让你受到法律的制裁，就让你降职去做太子太傅吧，什么也不要说了。”

就这样，前不久还准备做丞相的萧望之被降职做了太子太傅，刘询提拔黄霸做了御史大夫。几个月后，丞相丙吉病逝，黄霸就接替他做了丞相。黄霸死后，御史大夫于定国又接替黄霸做了丞相，而萧望之最终也没能得到与他才能相匹配的职位。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刘询就彻底放弃了萧望之。他还是欣赏萧望之的能力的，不仅给了他上麒麟阁功臣名单的机会，甚至还在临终的时候任命萧望之做了辅政大臣。

这其实是刘询的政治手腕，他能发掘并信任那些确有才干的官员，但并不一味地专任，尤其是对那些耿直或有主见、不能绝对顺从自己意愿的大臣，在任用他们一段时间之后，刘询就会打压他们一下。刘询大概是这样理解的：任用合适的官员治理天下，这是保证天下太平的王道；打压那些不服从皇帝意志的大臣，这是保证帝王独裁的霸道。要保证刘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就必须一手抓王道，一手抓霸道，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

然而，并不是谁都能理解刘询的想法，他没有很好地把自己的经验总结并传递下去。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学儒家出身的太子刘奭觉得刘询的政策似乎不符合“仁治天下”的圣贤理念，便劝诫父亲说：“陛下用的刑罚太多了，应该用儒生。”

刘询一听这话，马上训斥自己的儿子：“我们汉朝历代都有自己的制度，是将霸道和王道结合，怎么能一味地讲究德教，还用周朝那一套过时的东西呢？！况且，世俗的儒生不能与时俱进，而且好古非今、爱慕虚名，嘴上说得天花乱坠，却没有实际的本领，这些人是不足以委以重任的。”

父子的这一番对话实际体现了现任统治者和未来统治者在统治理念上的矛盾和冲突。虽然用后世的眼光看，刘询对当时儒生的看法还是准确的，可惜太子刘奭的言论没能引起他足够的警惕，对太子生母许皇后的眷恋也使他没有着手去解决这种矛盾，仅仅发出了一声“乱我家者，太子也！”的感叹。

既然皇帝已经有了太子乱政的论调，要是依着当年刘彻的性格，为了朝廷的稳固，单就这句话保不准就能把刘奭从太子的位置上一撸到底。从这一点来看，刘询确实不如他曾祖父刘彻。因此，整个汉朝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也是可以预见的事情。

当然，尽管刘询因为许皇后的原因没有换掉太子，但他未尝没有慢慢改造太子的想法，毕竟太子才是个二十岁的毛头小伙，他自己也不过是个四十不到的汉子，似乎还有大把的时间让他去慢慢改变一些事情。

然而，历史给刘询的时间在四年后即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戛然而止，这年夏天，年仅四十三岁的刘询突然一病不起，很快便于十二月的甲戌日(初七)病逝于未央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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