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礼记》中记载的规矩，在这个明堂里，皇帝一人背对屏风，面南背北而坐，皇帝面前有向下的阶梯，臣子中地位最高的三公站在阶梯的中间，地位低一点儿的诸侯站在东边的阶梯上，地位再低一点儿的伯爵站在西边的阶梯上，都要面朝皇帝而站。如果你的地位比伯爵还低，对不起，你就不能站在阶梯上了，请到正门的东面站着，地位更低者就到正门的西面站着，而且都不能东张西望，一律要向北面对陛下。如果你不是中原人，而是少数民族的首领，不好意思，那你连明堂都没资格进。东方的少数民族同胞请站在东门外边，南边来的少数民族同胞站在南门外边，西边来的少数民族同胞站在西门外边，北边来的少数民族同胞站在北门外边，一律面朝陛下。

然后，你以为这就完了？非也，如果你是没有爵位的郡守一级的官员，那就更不好意思了，你连看正门的资格都没有，请到二重门以外站着。尽管你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但依然要恭恭敬敬地面朝皇帝站着，形成一幅“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景象。

以这样的阵势来彰显皇帝的威严，刘彻怎能不喜欢？！于是，刘彻一即位就任命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窦婴和田蚡又推荐赵绾做御史大夫，王臧做郎中令。这几个人都尊崇儒学，于是就准备按着刘彻的意思把定礼仪、建明堂的事搞起来。随后，刘彻下令以策问的方式向全国征召贤良文学之士，结果儒家董仲舒凭《天人三策》位列第一。刘彻又让人打造了减震性能极好的马车，把赵绾和王臧的老师，即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的申公，从鲁国千里迢迢请到长安来求教。一下子，儒学好像就要在朝廷上压过其他学派一头了。

然而，世上的事但凡有门派，便有门派之争，学这家的尊崇这家，自然也就看不上其他的。学术界也是如此，学儒的瞧不上道家的清静无为，崇道的看不惯儒家的繁文缛节，见面时双方往往要在口头上相互贬低、讽刺挖苦。在当时，道家恶心儒家倒也没什么，可儒家反过来指责道家时就出问题了。道家的后台是谁？那可是太皇太后窦老太太，赵绾这些人贬低道家本来就让老太太很不满了，何况他们还策划要让长安的侯爷们“之国”。

“之国”这事当年文帝就干过，那是诸侯们不能接受的，尤其跟皇帝的外家沾点儿关系的诸侯，更加不愿意“之国”。他们于是都跑到窦老太太那儿说窦婴、田蚡、赵绾和王臧的坏话，窦老太太对赵绾等人的不满因此就变得更强烈了，处处给他们下绊子、设障碍。

关于儒家的祖师孔子，有则很有名的故事，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当年，孔子经常在各国之间来回跑，到处给自己求官要官。有一次，他跑到陈国和蔡国之间时被困住，一连饿了十天，几乎快饿死了。这时候，他的弟子子路就偷了别人家的肉，又抢了别人家的酒，拿去孝敬孔子。孔子见到酒肉，顾不上问东西是哪里来的，也没管什么仁义道德，拿起来就是一顿胡吃海塞。后来，孔子一行人脱困后到了鲁国，鲁国的国君以极高的规格接待孔子时，孔子的表现就不一样了：席子摆得不正，他不坐；肉切得不齐，他不吃。

于是，子路就很奇怪，他问老师：“为什么您前后的表现相差如此之大？”孔子回答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在求生存啊，哪里顾得了那么多，现在我们是要生活，就要把礼义廉耻捡起来。”

这个故事不管怎么解读，至少说明孔子是一个很懂变通的人。后世的儒者却多为顽固之辈，赵绾、王臧亦是如此。他们看到太皇太后总是对朝廷大事横加干涉，就建议皇帝以后凡事都不要向太皇太后请示。

窦老太太的眼睛虽然瞎了，但耳朵灵得很，赵绾几人的建议很快就被老太太知道了。这下子，他们彻底惹怒了窦老太太。老太太将他们视为蛊惑皇帝的新垣平第二，勒令刘彻将窦婴、田蚡、赵绾和王臧全部打入大牢。尽管刘彻多次向老太太求情，但老太太始终坚持严肃处理：因为窦婴、田蚡毕竟是皇家的亲戚，不好赶尽杀绝，便就地免职；至于赵绾和王臧，这两人都不是皇家的亲戚，那就杀头。

赵绾和王臧到底知趣，没敢再为难皇帝，没等宣判自个儿就在大牢里自尽了。赵绾、王臧一死，什么改正朔、建明堂的事情也就吹了。年轻的刘彻也拗不过老太太，可他转念一想，自己才十八九岁，急什么呀，老太太年纪那么大，估计也熬不了几天了，等等再说吧。

终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老太太薨逝，之后再也没人能阻止刘彻倒向儒家。他重新把尊儒的事情提上日程，按照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刘彻不但把明堂建了起来，还把儒家提倡的巡狩、封禅、改制、郊祀等所谓的大典都搞了个遍，又按儒家的意思创立了年号。刘彻这一番举动正式确立了儒家作为国家学术的正统地位，在之后的两千多年里，儒家的这一地位都未曾改变。

巡狩、封禅、郊祀、改正朔、易服色、定年号，这一切在现在看来都不过是些虚头虚脑的把戏而已，尽管它们在当时意义重大。这里有一个问题：对我们现代人而言，其中哪一点最有意义呢？

答案或许会出乎你的意料：定年号。

年号的确立是在公元前122年。这一年，刘彻去雍县祭祀五帝，途中闲暇之余还不忘去打打猎，结果，他猎到了一头从未见过的异兽。这只动物全身的毛发都是纯白的，每只脚上有五个蹄，头上只有一只角。看过西方神话故事的人大概都知道，西方似乎也有这玩意儿，叫独角兽。但那个年代的人是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当时大臣们纷纷猜测，认为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麒麟。刘彻一听是麒麟，很高兴，就亲自作了一篇《白麟之歌》来记述这件事情。大臣们却觉得，此等上古神兽出现，光写篇文章哪里够？于是，他们就请皇帝定年号为“元狩”来纪念这件事情。刘彻认同了他们的建议，这一年便成了历史上第一个有皇帝年号的年份——元狩元年。

然而，这时刘彻已经在位十九年了，过去的十八年没有年号怎么办？刘彻就让大臣们再讨论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把之前的十八年进行三等分，然后依照当时国家发生的重要事件分别补一个年号，定为“建元”“元光”和“元朔”。此后，一出现刘彻自认为的祥瑞征兆和大事件，他就会宣布改年号。这传到后来就成了各朝各代皇帝约定俗成的规矩，有的皇帝甚至改年号改上了瘾：唐高宗李治在位三十四年间换过十四个年号，而他的老婆武则天虽然只当了十五年的皇帝，却也改了十三次年号，有的年号甚至只存在了数月。

皇帝似乎觉得，最近好像什么事都不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改个年号去去晦气呗。

后来一直到明清时期，皇帝继位确立年号后才不再改动，年号因而成了皇帝的代称。比如，爱新觉罗·玄烨当了皇帝，定年号为康熙，就可以称他为康熙皇帝。

对此，或许有人有疑问：对于我们来说，年号有什么用？

答案是，有了年号，我们现在的人就可以很准确地知道史书上的某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或某件物品出现的具体时间。比如，考古学家挖到一件东西，不知产于何时，这时一看底部的落款“元狩四年”，就知道它是公元前119年的东西了，十分方便。

汉武帝之前的皇帝是没有年号的，秦始皇没有，汉高祖没有，文帝和景帝也没有，后人只能在写史的时候人为地给它粗略划分个“前××年”“中××年”“后××年”。再往前追溯到周朝，人们对时间的描述一律可概述为“唯王××年”。如果考试的时候，老师给你个东西，说是东周的，让你考证下时间，你一看落款是“唯王五十二年”，而东周一共五百一十五年，哪里知道“唯王五十二年”指的是这五百多年间的哪一年。当然，如果你很牛，知道东周在位的君主中只有一个人干到了五十二年，那就是末代的赧王，那么，翻看下年表，你就能很快得出答案。要是不幸来个“唯王二年”，任谁都要骂娘了。

然而，刘彻按着儒家的方式做了这么多，他真的信奉儒家吗？其实不然，刘彻要的只是儒家的排场，他内心实际向往的是法家的独裁。刘彻想要的是如嬴政和刘邦一般，做出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刘彻生性雄才大略，身子骨比他父亲刘启硬朗太多，精力旺盛得无处发泄。

大丈夫在世，就要建不世之功，享奢靡之福，清静的不取，无为的不要。

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汉帝国的权杖传到刘彻手上，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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