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10日(1 / 2)

半轮秋 邓高如 51287 字 2022-04-21

自序:关于我

邓高如,四川西充县人氏。珍宝岛一声炮响,顿悟杨炯乐府大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于是年底投笔从戎。无意求官,有心报国,不料甲申年衔授少将,且忝列重庆警备区政治部主任是也!

敝人个矮头圆,有张松之貌,无晏婴之才。生一头茂发粗且坚,喜时油光可鉴遭人羡,怒时刺破青天锷未残。军中为文四十余年,各样文体奉命摸过,唯暗喜杂文、散文似情人;年年转载获奖,偶入全国教材;文集《回眸》也堪回首,杂文选集《中国人的情态》敝帚自珍。剿匪作品《横断山梦》、策反文学《天变川康》(再版时,被改名为《秘密使命》),已被炒烦。自度今后依然是:热眼偷闲看社会,顾影自怜写丹青。迅翁妙笔,董狐秉笔,何有于我哉?!

至于道德文章,窃以为,做人应做至诚君子,为文当成慧觉法师:法无定法,打一“枪”换个地方。平素喜听京剧川戏,闲时也爱植柳弄梅。最恨打出广告不报价,又烦陪着夫人逛商场。

おげ萦1999年5月10日

じ挠2009年8月1日

杂文如何经营

ぁ对游难】》,芳龄十岁,美哉少年。可期期读它,圈内圈外人士谈起它,又觉得它似乎早熟有成,还有“杂文盟主”之嫌。

盟主好听不好当。小平同志早有“不当头”的理论。本意恐怕是你一旦当头,方人瞩目,也就容易遭人挑剔。

我既推它为盟主,且就站在“苏秦”的立场就杂文的创作和选编发一通别论。

杂文是什么?对门内汉而言,概念不求统一,心里明白即可,写出来也就*不离十。

杂文姓什么?姓“杂”不姓“单”,姓“文”不姓“白”,姓“放”不姓“统”,姓*科学,不姓迷信专制。

杂文喜什么?有人对号入座,有人杞人忧天。

杂文忧什么?投枪连发,匕首连用,疽痈依存。

杂文怕什么?优秀作者愈来愈少。

杂文恨什么?一言堂,家天下,棍子加小鞋。

杂文贵什么?胆量是金,知识是金,文采是金,铺排手段也是金。小小杂文应当成为名副其实的“­肉­丸子”、“金弹子”。如对杂文各要素厚此薄彼,各执一端,要么是胆量不够,要么是学识贫乏,要么是才气不足,要么是写作外行。鲁迅笔下的杂文,似乎各种要素俱佳。

杂文写什么?既批*,又批愚昧;既反封建,又反时俗;既颂光明,又歌正气;某些时候还可以传播一点有益的知识、品格、风情等等。硬要篇篇杂文“怒目金刚”,左矣!过分强调“风花雪月”,右矣!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主题求多样­性­,思想求深邃­性­,风骨求不易­性­,批判求尖锐­性­,内容求宽泛­性­,形式求灵活­性­,风格求差异­性­,作者求广泛­性­……《燕山夜话》似乎就有这样的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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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的魅力

创世者,莫非你偏心?造物主,莫非你徇情?为何在缔造世间万物时偏就钟爱“圆”的模样?

举目观苍穹,上天是圆的;俯以察地理,地球是圆的;借助紫金山天文望远镜,欲穷千里目,放眼望宇宙:太阳、月亮、“牛郎”、“织女”、北斗、南极,一切天球地体,呀!莫不是圆的!

回首看舍下,不少物什也呈圆形。案上的电灯、笔筒是圆的;筐里的­鸡­蛋、苹果是圆的;缸里的豆米芝麻是圆的;还有阳台上那盆含苞待放的栀子花,也微张花瓣奋力向圆发展哩!不禁哑然失笑。

鄙人个子不高,却头圆肚圆,本是窈窕淑女不屑一顾的人物。然则一次郊游,田坎上几个村姑、嫂子窃窃夸赞:“圆的,大官!”我惭愧之余近前盘问,一嫂子喜眉笑眼道来:“不是‘大官’,也是‘像官’。看你头圆、肚圆,一脸‘官象’,还不‘像官’?”我忍俊不禁:“圆,真有魅力啊!”

于是,我便潜心观察起圆的艺术,收集起“圆文化”来。

去问生物学家。他说:圆是生物选择、进化、生存的需要和结果。目前自然界绝大多数微生物如细胞、细菌之类都是圆的。可是很早很早以前,也多有条形的、方形的,或者不规则形的。但经不住物质的摩擦,地球的引力,同类的相撞、打磨,久而久之,削其棱角,变成圆形、椭圆形、流线形了。放大到动物界说,你看水中的蝌蚪出世之初,拖着长长的尾巴,一摇三摆,曲态可掬可爱,曾几何时,尾巴*,变成圆乎乎的了!

去问物理学家。他说:自然界多数物体呈圆形,是力的“作用图”。车轮呈圆形,便于滚动;苹果呈圆形,减少脱落;弹指即破的气球呈圆形,同样是要最大限度地减轻地球的引力,增大对外界的抗力,方能“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再去问技术工程人员,回答更使人茅塞顿开:物体多呈圆形,主要是为了实用需要。因为一切形态中圆形容积最大,肚量最宽,用材料最省。他说数学家早已测出,容积相同的一个立方体表面积要比一个球形表面积多用24%的材料!难怪我虽肚圆、头圆,穿衣用料却不比瘦高条多出什么!

问学归来,不亦乐乎,我倒头便睡,以解连日奔波之疲劳。“月朦胧,鸟朦胧”,朦朦胧胧见周公时,“哎哟”一声我醒了。原来翻身时碰着了别在床头上的绣花针。负痛之人,再难成眠,索­性­再想开去。由眼前的绣花针想到老­奶­­奶­做鞋使用的锥子,头圆了要磨光;石匠舅舅开山凿石用的錾子,用秃了要打尖;石油工人钻石油用的钻头钝了,可否也要换尖的呢?“青竹蛇儿嘴,黄蜂尾上针”,莫不保持其锋利。“尖”能穿云裂石,“锋”能所向披靡,“针”能灸病医疾。看来,自然界、人类社会在有“圆”之时,又确实不可少了“尖”、“锋”二物。

由尖又想到方。文人学士的爱物——砚台、书报、纸张是方的;戏剧中帝王将相迈步是方的;追溯到建国之初乃至两千多年前,官印玉玺一概是方的;当今流行的货币虽然叫“圆”,但其币纸也是方的,金属材质的货币,当初也曾“外圆内方”过。由此得知,“方”也有过辉煌的历史!

于是我实话实说:大千世界,应是“圆、尖、方”并存;人类社会,必然“麻、辣、烫”俱有。如果硬要问我爱哪头?我说:圆有圆的伶俐,尖有尖的锋芒,方有方的风范……

你会答话吗

作家池莉小姐有文——《学说话》(见1996年第4期《随笔》)。她认为,“说话始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同行之间,不会说话,多少就要受点冷落和压抑”云云。

我以为说话要得体、对路,固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相对于“答话”、“对话”而言,却只能算“小儿科”了。因为说话的“语境”毕竟要宽泛一些,而答话则常使人有入窄胡同之感。比如“吟对”之人就有体会,出上联较易,而答下联较难。1949年10月14日,国民党又一次将残存的“国民政府”迁设于重庆,张群见到周恩来脱口就是一句:“四川重庆成都”。周公明白,这不仅仅是三个地域名词,而是一句别有用心的上联,但一时苦思冥想也未答出针锋相对的下联来,终生引以为憾。

答话本是一种公众语言行为,若过细分析,大约有三种情形。

一是“上问下答”。比如某领导到某地检查工作,劈头就问该地属官:“辖区内社会治安如何?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如何?”本来据实回答就是了,但有经验的人又说,这样回答“吃过大亏”!如何是好?附耳过来,我告诉你一道秘方——你记得战国末期的宋玉吗?对!就是那个小神童。他五六岁时,父亲去郢都(楚国都城)办事,数月未归,时值中秋佳节,一轮明月高照,母亲不禁潸然泪下,便问宋玉:“玉儿,你说是月亮离我们远,还是郢都离我们远呢?”宋玉答道:“当然是月亮离我们远啦!孩儿只听说有人从郢都来,却从未听说有人从月亮来。母亲不必伤心,父亲很快就会回来的。”果然,三天后,父亲便回来了。其父又问:“玉儿,你说郢都比月亮离我们更近,是吗?”宋玉不假思索地答道:“不对,郢都比月亮离我们更远。”父亲大惑不解,宋玉却说:“举头见明月,不能见郢都。父亲以后不要再去郢都了,免得母亲和孩儿挂念。”同志哥,这故事你听懂了吗?就是说,你答话的内容左说右说、正说反说都不要紧,关键是一定要真正领会领导的意图,说到心坎上,帮他解除忧愁。否则,你就是“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处事’要当心”啊!

二是“下问上答”。生活和工作中,我们许多同志都处于一种“链条环节”,你可能是某些人的下级,又同时可能是某些人的上级。“下问上答”的责任,你也同样可能承担。比如,不识趣的下级向你要官职、待遇之类,这类东西历来“弥足珍贵”,能随便给吗?对这类答话,我再告诉你一条妙法,保证灵验有余。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分封功臣,文臣武将们都想趁此捞一把。而谋士兼“后勤部长”萧何把这事看得最淡,结果所得位置最尊,封侯,任相国,食邑万户。众功臣不服气,对刘邦说:“臣等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小者数十合。而萧何仅兼通文墨而已,未有汗马功劳,为何位居群臣之上?”刘邦拉下脸来回答了这个问题:“你们见过打猎吗?那追杀野兽狡兔的是什么呢?猎狗也!而放猎狗去完成追杀任务的又是什么呢?猎人也!你们不过是跑得最欢的‘功狗’罢了,而那萧何却是指挥你们去完成追杀任务的‘功人’哩,如何比得!”看看,这生动有趣的回答告诉了你这样一个道理:那既做了重要工作而又不伸手要这要那的,则是“功人”了;虽做过一点工作却讨官要爵的,活该遭训了,其智慧、情­操­也与“功人”差得远呢!那些非分之想难道不该当头一­棒­打回去吗?

三是“平问平答”。你哥子巧言令­色­,且又手握大权,同行自然群起而攻之,使你处于一种“如芒在背”的境地。出现这种局面你又如何回答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呢?作家池莉告诉了你一个范例,可供参考——两位著名的洋作家,一贯十分敌对。一次他们同去参加一个舞会,冤家路窄,两人在花园小径上迎面相撞了。其中一位站在小径中间傲慢地说:“我绝不给一个无耻下流的流氓让路!”另一位作家却从小径上退了下来,冷静地说:“我却让。”想一想,这个结局就可能给人造成这样的联想:自己不是“无耻下流的流氓”,而是别人。一句用心险恶的起问,得到的却是倒打一耙的回敬!倒打一耙,反­唇­相讥,转移视线,移花接木,难道不是用来保护攻讦自己的“平问平答”的有力武器吗?

好了,三种对答算是三面镜子,有染之人不妨“端袍撩带”照一照!你看你像哪条。〖HJ〗

曾皙会答话

写完《你会答话吗》,停笔四顾心茫然。随手翻开《论语》,蓦然发现孔子的学生曾皙就是答话的高手。

《先进篇》里说:一天,孔子的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于老师身旁。孔子一番“毋吾以也”地谦虚后,就动员弟子们谈谈各自的志向。

子路第一个发言。这个素有“军事专家”美称的学生坦率地说:要是给我一个“千乘之国”治理,它周边环境并不安宁,内部还有饥荒,但我只要三年时间,就可以使这个国家的臣民英勇善战,而且遵守礼仪。孔子听后,讥讽地一笑。

接着,孔子又让冉有发言。冉有说:一个方圆六七十里或更小一点的国家,让我去治理,只要三年时间,这个国家就能达到温饱水平,至于要让人民懂得“礼乐”嘛,那就得另请高手了。显然,冉有答话的口气就小了许多。

孔子又让公西华发言,公西华更谦虚了。他说:不敢讲我能做什么,但是愿意学习。学什么呢?比如在宗庙祭祀或与别国的盟会中,穿着礼服,做一个小小的司仪人。

最后,孔子让曾皙发言了。正在弹琴的曾皙缓缓收住琴音,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说:老师,我与他们三位所说的不一样啊!接着讲了一通什么暮春时节,换上春衣,随一群青少年去沂河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唱着歌儿走回来之类的闲情淡话。

你可千万别小看了曾皙的这番答话,此话正好说到了老师的心窝里。于是孔子当即大加赞扬:“哈哈!我是支持曾皙观点的!”

我不想研究孔子这段时间是否因“道不行”而在闹“思想情绪”,还是另有更高层次的治国之策,但仅就曾皙的答话艺术而言,就很使我们眼界大开了。你看,子路等三人答话时,他在一旁弹琴,孔子自然不好意思让他第一个发言。你弹琴也就专心静气地弹吧,乃师不是早有教诲,雅乐可以使人“三月不知­肉­味”吗?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别人答话的内容上,乃师听话的态度上。果然,前三人的答话全然不对乃师的胃口,一个个碰了软钉子,悻悻然败下阵来,再蠢的人也懂得:老师想听的不是那一套“大话”!那就赶快改弦更张吧!换个口径另说一套吧!伶俐的曾皙果然“翻个筋斗”,来了段“浴乎沂……咏而归”之类的“低调发言”,终于以“标准答案”赢得乃师的欢心!

由此得知,答话的奥妙之一,就在于“不为言者先,稳求人之后”。别人发表高见时,你完全可以看看报纸,品品香茶,借机观察、琢磨一下领导“支持不支持,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如果领导“支持讲”,“赞成说”,“高兴听”,“答应办”的,咱们就大讲特讲,大说特说,不说白不说;如果领导不支持讲,不赞成说,不高兴听,不答应办的,咱们就不讲不说,半句也不说;说过了也收回来,等于没有说。如果硬要你说,不要紧,因为“有言在言”,前车可鉴,这就非常好说——准保说到领导心窝里——你的话算是没有白说!说话的标准莫非就在这里?

今天邦有道,人们畅所欲言。但某些小环境里也不尽如人意。如有某领导召开座谈会,向你征求“一班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情况,廉政建设情况,下岗职工生活状况之类,你就不妨先听听别人发言然后再说话。如果硬要你“打头炮”,你也不妨来段“今天天气哈哈哈”的闲扯淡。如果还碍难交差,你又不妨先搞“一分为二”,投石问路,待领导目光亮了时,脸上确有喜­色­时,你再“合二而一”,顺势一泻千里讲下去,一般不会有大错。

正话反说,歪打正着,不亦乐乎?

转得快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是苏东坡在一首《水调歌头》中描写月光移转,极富动感的几句词文。然而它毕竟转得慢了些。另有一种农家自制的儿童玩意儿:几节秫秸秆上,各卡上一方纸片,讲究的人家还要绘上车轮花鸟之类的图案,秸的连接处自然是灵活的,于是,稍有风起,便顺其风势转动自如。俗称之为“转得快”。

我玩“转得快”起于12岁。那时,家道贫寒,自然不敢进商店买玩具,便自制了这“转得快”,迎风、顺风跑起来,五彩缤纷,大人们说,“这孩子真伶俐”。

十年寒窗苦,使我懂得了“传动学”,而且知道,在机械运动中,由滑动变为转动是一大进步。因为滑动摩擦大,转动摩擦小,且又有“滚珠轴承”、“润滑油”所产生的妙用,于是左右上下转动更加自如了。

转变、转动,细想起来大有学问。唯物主义者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在转变之中,一成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雪变成水,水变成冰,旧社会变成新社会,何尝不证实了这一真理呢?

然而转化变动之中又往往有假象。在那*的十年中,一批学生下乡了,在贫困的山区吃了半个月的红薯酸菜汤,父母思儿心切前来探望,一看喜出望外——他们的孩子都吃“转”了(川北方言,即变胖了的意思),哪里知道,这不是真胖,不过虚胖而已。因为红薯里多的是糖分,可以一时催肥,但时间一长,又各自消瘦下来。贵体生了牛皮癣,用癣药水一擦,好了!但过不了多时,或者吃了发物,顽癣又生。

假象又不是转变的全部特征。小玩意儿“转得快”是在真转,司机山路行车,前面是悬崖峭壁,一方向盘打转过来,这也是真转,但由于准备不足,往往肇事。还有病体吃补药,季节变化换衣衫,生产厂家换产品,其本意也想真转,或者由于过猛,或者有关准备不充分,也出现过“意欲往而神不达”的时候。

思想领域中的一切转弯,比起机械、生理、生活­性­的转弯要难得多。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思想越了轨的朋友要转弯,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但眼前好多事实又使我想起了“转得快”那种三十年前玩过的小玩意儿,风一吹来顺其风势,转动自如。一次学习下来,180度的大转弯,前后判若两人;一夜醒来听了广播,思想似乎完全通彻,表态发言何其激烈。我不推崇转得慢,但是属下列两种情况的转得快又同样不敢恭维:一是牛皮癣抹上癣药水;二是悬崖峭壁前毫无思想准备的急转弯——也就像当今的脑筋急转弯,且又过后不思量。因为前者是名“转”实不“转”,假“转”真不“转”,气候一到,牛皮癣又复发。后者虽有诚意,但一忽闪之间,很多问题没有思考清楚,转过来之后,又不做痛苦的经验教训总结,更不做自我批评,下次十字路口前,又可能走错路。

转得快不是,转得慢又不成,是否犯了“文人无行”的戒呢?也不是。我的意思是,思想转弯最好联系思想实际,细嚼慢咽问题的实质,多问几个为什么,把事理弄懂,把思想弄通,如此,过去的糊涂认识糊涂在哪里?自己若有错误又错在哪里?出现这些错误的原因是什么?今后如何避免重蹈覆辙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弄清了,然后形成的转弯,乃自然转弯,如同苏轼笔下的月亮那样,转动得你不知不觉,而又确然变动了位置。明此理却不行之者,非愚则刁也。

朦胧计

商场似战场,时下谓之“商战”。既是作战,当然少不了计谋。《孙子兵法》开篇便曰:“兵者,……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近来我就以军人的目光列出这商战中的一计,名曰:“朦胧计”。度其心机,窃以为可忝列三十六计后的又一计矣!如今,当“质量万里行”正在进行之季,军民们对伪劣销售怨声载道之时,我将此计毫不客气地曝光示众,意在擂鼓助威也!

一些城镇的影视剧院打广告,演出片名、时间、地点“三要素”,理应一条不少。然而,新近常见这类广告就少了具体片名这一条,朦朦胧胧曰:“美国进口惊险枪战片”、“香港绝代艳情片”、“台湾超级悲伤片”等等。究竟片名是啥?看过没有?可宜偕妻携子同观?俱不得而知。

商场“有奖销售”,煞有介事悬榜公布中奖号码,一段时间一批,“总把新桃换旧符”。可是中奖人姓名、单位、身份、年龄从不显示一回。或许还有外地购货者未能看榜,奖品、奖金至今闲置,却怎么不见贴出“催领启事”?

街头巷尾举办“有奖募捐”,一元、两元一“抠”,还伴有“大奖沉底”、“中奖兑现”的鼓动,然而谁人中奖?何方人氏?哪个作证?有何感受?总叫你说不出来。

某种新药品问世,不说治愈率如何,只讲有效率多少,到底有“效”到什么程度?比原先同类药品的效果又高妙到哪里?“意识流广告”鬼明白!

这就是我所说的“朦胧计”,不义之计也!

夫观惯使“朦胧计”者,大多都有难言之隐。或以次充好招徕顾客,或为一己之利不负责任地刺激消费欲。就说那“朦胧”影视片,上过当的人有感受,多是些品位不高或已经放滥了的片子,正愁无人赏光哩!只好含含糊糊,故弄玄虚,碓窝捣糨糊,让你迷迷瞪瞪上当。而真正公认的优秀影视片,哪家放映单位又会“隐姓埋名”,朦胧一番呢?玩的其他几手“朦胧计”,读者想必也悟出其中“三昧”了!

这里有一种误解需要消除。那就是惯使“朦胧计”者自以为此计高明,屡屡得手,所以至今未有消歇之意。其实不然。许多顾客买东西,并不是抱着中奖目的进商店,而是考虑到确实需要、价格公道、质量可靠和购物方便而去的。既然如此,商店费人费事费纸张,搞那些劳民伤财的花架子­干­啥呢?我以为,若将这些人力、财力用来降低商品的价格,恐怕更有吸引力。

也不要以为“朦胧计”有多少玄妙,其实不过玩的两手牌。

一玩模糊概念。又叫弗晰逻辑,英语写作FUZZYLOGIC的便是。它告诉人们的不是专一结论,而是二值、三值以至多值结论。算命先生就常玩这一手,收了你的钱,让你怎么理解他的话都成,最后落入一个迷魂阵。那些朦胧到顶的广告,就可以产生多值效果,而你最想知道和得到的效果,又往往不在里面。你上了当,最后还叫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二玩猴子捞月。月在天上,不在井里,可是通过月光的折­射­,出现了月在水中的假象。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湿成了落汤­鸡­,月亮还是捞不着。惊回首,它老爷爷正在天上抿嘴笑你哩!

我不反对商品的宣传和广告的引导,但那应当建立在商品自身的质量、全优的服务和类似“吸烟有害健康”的坦诚告诫上。质量是商品的生命,诚实是经营的活力。那种虚虚实实、麻麻杂杂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更不能长久。故“朦胧计”者,非所计也!

也许,“朦胧计”中还有什么看似朦胧实则光明正大的“义计”这类吧,那可就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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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佛的艰难

佛门道道,庙门巍巍。拜佛之难,难乎艰哉。沉沉暮鼓中,袅袅香烟间,观那善男信女之愁容,思那满腹切切之企盼,我不禁在想:“找对庙门了么?拜对菩萨了么?”

过去,多少尘世人以为佛就是菩萨,菩萨就是大慈大悲。若有人问:这庙的菩萨与那庙的菩萨有什么不同?我定是答不上来的。

近来访方丈,读梵音,初悟禅机。那供在“庄严国土”的菩萨大体分为四类,目光睿智的叫“文殊菩萨”,形容清秀宛若女儿身的叫“观音菩萨”,态度庄严诚恳的叫“普贤菩萨”,笑容可掬且又“温良恭俭让”的叫“地藏王菩萨”。

菩萨不同,道场供地亦不相同:文殊菩萨供在金碧辉煌的五台山,观音菩萨供在风光旖旎的普陀山,普贤菩萨供在山水秀美的峨眉山,地藏王菩萨供在云霭幽深的九华山。虽说成都也有文殊院,也供文殊菩萨,但那毕竟不是资格的供地。

菩萨不同,执掌和分工亦不相同:文殊菩萨是智慧的化身,他的工作是专门布施教化,给人智慧和胆识,颇有点像今天政府里的*长和科学院长之类。据说该菩萨早年仙游加德满都时露过一手:他见那里一片汪洋,人迹罕至,便施展智慧劈开一座山岭,顷刻水尽地现,出现了后来的尼泊尔王国。

其余三类菩萨又都分管什么呢?观音菩萨是慈悲的化身,如若你要消灾禳难、化险为夷,好了,拜观音菩萨去。你看《西游记》里的那个孙猴子就尝过不少甜头。普贤菩萨是理智的化身,假若犬子­性­情悖逆,*不羁,请求他教化,算是找准了庙门。还有地藏王菩萨是志愿的化身,如有五谷丰登、金玉良缘、早生贵子、“天降大任于斯人”等等美好愿望需要实现,拜住了地藏王菩萨,你就恭候佳音,等着大喜临门吧!

说庙门佛事,讲菩萨职能,无非是为香客们提供一些拜佛的方便。然而世事纷纭复杂,即使“佛学”渊博之人,在具体运用时也仍有不少难办的事情。

一是找准庙门拜到真佛难。有的庙门是名实相符,如“文殊院”一看便知供的是文殊菩萨,略有常识的香客大概不会走错。却也有的庙门上高悬“××山”、“××寺”、“××庙”,内里究竟供的什么菩萨,掌管什么职能,是真是假,就有些缥缈莫测了。“近水楼台先得月”者自然幸运,远离圣身的臣民们要拜真身难乎其难。跑断腿,累断肠,未必能拜上。

二是选对供品难。香火不难选定,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当今各寺院门口掏钱就买。但聪明的香客懂得:仅靠两把香火恐怕难以表达远方来客的诚意,千万别忘了家乡的特产,如东北的人参、沿海的洋货、西南的美酒、西北的名裘……这在一些“佛龛”上是琳琅满目、煞是喜人的。还不要忘记了现金、美元,我佛只要避开生人,照收不误。

三是真能见效难。就有那种善男信女拜了“文殊”又拜“观音”,四类菩萨一一拜过后,仍无灵验。于是,周而复始再拜叩首曰:“吾佛明鉴:还有哪位菩萨尚未拜到、拜好呢?”雍容大度的佛爷自然是“笑而不语”或者“语焉不详”,于是跳楼抹颈的悲剧发生了。

走笔至此,我不禁大吼一声:列位菩萨,良心何在?法规何在?当知,佛是人造的,假如万民都不信佛更不拜佛呢?尤有勇者,像川剧《焚香记》里的敫桂英那样,­操­起棍子演一出《打神告庙》呢?吾佛可就身败名裂、烂泥一摊了。

我劝菩萨重抖擞,清规戒律莫忘怀。佛、菩萨在庶民眼里是崇高的。万民希望你们还是洁身自好司管执掌吧!还是身先垂范教化庶民吧!胆大妄为的事,绝对­干­不得呀!

“拜佛”至诚,一片天籁,不知所言。

“顺杆爬”足戒

一只乖巧伶俐的猴子,头扎红带,身穿短褂,在一阵“咚锵咚锵”的锣鼓声中,顺着一根数丈高的木杆或竹竿攀缘而上……这是猴戏,是儿时的印象。

后来读《红楼梦》,看出王熙凤就是一个善于“顺杆爬”的机灵鬼。贾母爱吃什么菜,她就一个劲儿地为其点;贾母爱看什么戏,她给“戏簿子”上打勾得准合其意。

再后来读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才知王熙凤到底是女流,“顺杆爬”的功夫离“张得贵”差远了。引书中板话为证:“张得贵,真好汉,跟着恒元舌头转:恒元说个‘长’,得贵说‘不短’;恒元说个‘方’,得贵说‘不圆’;恒元说‘砂锅能捣蒜’,得贵就说‘打不烂’……”

更后到机关工作,常下基层听汇报,也颇见了些“顺杆爬”的伶俐人:

“你们单位有读书好的典型吗?”

“有!”于是顺着上峰的意图,张三、李四、王五如何加班加点读书,写了多少字的心得笔记,觉悟有了多少提高,如此这般汇报一番。

“你们单位谈心活动开展得怎么样?”

“那可经常啦!”接着,有什么思想问题,谁找谁谈了多少次心,

“疙瘩”终于解开等等。

如果遇到认真的领导,能深入下去调查一番,那可就露馅了:有捕风捉影的,有移花接木的,有把几年前的事情挪到现在的……当然,如果遇到是存心让你爬杆的领导,那你就中彩了:夸奖、提升……好处接踵而至。

由此看来,此文就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了。

道理很简单,没有立杆的,哪有爬杆的呢?领导­干­部下来,如果有一个严谨公正的作风,提问不起“过门”,Сhā话不露好恶。一句话,你首先树起求实的“梯子”,下面的同志又何从去爬那说谎、逢迎的“杆子”呢?然而可惜的是,有那么一些领导,他们不但爱立“杆子”,而且逼人往上爬。你若不爬吗?他记住你心眼太死,是个“犟牛筋”。如果还有领导的领导在跟前,你汇报不听“招呼”,离题走板,“诱导”又不开窍,好了,往后你看好戏吧!

这样看来,是否“立杆”的、“爬杆”的,半斤八两,责任无主次可分呢?也不能一概论之,那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不过,有一点倒是共同的,这样做都是出于一己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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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有余地

“留有余地”,未必是成语,但一到嘴边,就有成语的感觉,而且还让人有陈词滥调之嫌。

近来发生在成都的一件大喜事,又使我感到“留有余地”一词,不但不陈词滥调,而且还时时提醒我们,这词依然光彩夺目,永远充满无限生命力。

成都是一座拥有6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连续几年被评为国家级卫生城市,府南河整修又即将竣工,李冰父子当年所蓄都江堰之水,届时将绕城一周作舟楫航行之用,给这座文化名城平添了几分姿­色­。然而遗憾的是,这城市多少年来一直没有一座像样的广场,现代大都市没有大广场,就颇如当今的新居没有大客厅一样令人扫兴,令人觉得不够规格。然而石破天惊,6月份成都市在中轴线的“心脏”部位,最繁华、最令人神往的地方——人民南路展览馆前,似乎一夜之间兀现了一个数十万平方米的大广场。这是我所到过的城市中,除北京天安门广场外难得的大广场了。我伫立在这刚刚平整出来的广场内,既惊叹当今成都人建设速度的迅速,更佩服市政部门在规划城市格局问题上的眼力。他们早些年就批准各路商家、企事业单位在展览馆的四面八方修建高层建筑,但唯有今天作为广场的这块地旧貌陈颜。开初我们都不理解,在成都市的这块“脸蛋”处,留下这陈旧建筑­干­啥?现在我们才突然钦佩起市政部门在城市规划问题上的好眼力,这眼力就是想问题、办事情总是“留有余地”,便于发展。

留有余地,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一*宝啊!

感慨之余好读书。回家后我翻开鲁迅先生的《华盖集·忽然想到》夜读起来,一段文字映入眼帘:

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麻麻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很少有“读书之乐”……

这真是“天作之合”了。想不到鲁迅先生的“华盖”,与我们今天城市建设的“华盖”,也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是的,书若是没有“天地头”和“副页”。就如同衣服没有领子、袖口一样,多么别扭,不成式样。像毛泽东同志那样读书,有什么感慨体会,狂体记下,一展情怀,怕就难以附丽了。由此看来,城市建设的“华盖”,也当预先留下许多空隙,决不能像北方城里人冬天在破旧脸盆里Сhā蒜养葱一样,密密麻麻,不见盆土。否则,成都今天要在市中心辟建这样一个广场,损失就必然惨重了。由此而推之,我们的工作安排、经费开销,一切经济建设指标的制定,都当“留有余地”,不能安排得太满、太挤、太急。毛泽东同志一直提倡在做工作计划、定生产指标时,都要留有余地。然而可惜的是,1958年他老人家违背初衷,犯了­性­急的毛病,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的损失,给人们思想造成的创伤,恐怕今天也是很难弥合的。我们再看1956年第3期《文艺报》,内有某作家《向新的Gao潮前进》一文,曾做过这样的预言:12年后,在这土地上,谁都不会有忧愁,除非他送给爱人的礼物没有被接受;谁的脸上都不会有眼泪,除非他在看一个动人的古典剧或是笑得太过分。这预言显然是失算了,高兴得过头了。因为3个多“12年”过去了,我们还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普通人的忧愁和眼泪,是不会太少的。

我仍然要鼓足勇气引用明代江盈科所编《雪涛小说》中的一则:一市人,贫甚,朝不谋夕。偶一日,拾得一­鸡­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市人)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邻人伏­鸡­|­乳­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悖(雌牛),悖复生悖,三年可得二十五牛。悖所生者,又复生俘,三年可得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举债,三年间,半千金可得也。这市人愈说愈玄乎,最后还打算发财后另娶一妾受用,于是其妻“怫然大怒,以手击­鸡­卵,碎之”。一个­鸡­蛋的家当,就这样彻底打破了;一个发财享乐的美梦,也就无情毁灭了。邓拓同志在20世纪60年代初引用过这段故事,用意深刻,我们今天重温这段故事是想说明: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不切合实际的发财美梦、工作指标、建设指标,总是靠不住的。老老实实按照*同志初级阶段的理论考虑问题,按“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迈进,才是我们的康庄大道。

第三个W

在“三讲”教育中,重读毛泽东同志的《反对本本主义》,颇有新收获:该文共分7个部分,前6个部分分别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反对本本主义”等;最后的第7部分“调查的技术”——详细介绍了如何召开调查会、什么样的人参加最好、到底来多少人合适、如何制定调查纲目、如何做记录等等具体­操­作方法。读后不但让人懂得了调查研究的重要社会价值,而且学会了如何去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本文写于1930年,我过去多次读过,并未发现这第7部分多么可爱,以为不过是“顺理成章”的收尾之笔罢了。现在看来事情绝非那么简单,其中有真意存焉!

近读一本西方科普著作,谈到人们要认识某个事物并解决其中的问题,一般应当掌握3个W,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中,一个W也不少。尤其是第三个W——“怎么办”——也就是“调查的技术”问题,可以说是备述其详了。他老人家亮出了当年庶几为教师爷的本­色­,对调查研究中应注意的各种细枝末节的具体问题,都苦口婆心地一一传授给弟子们。

伟人的严谨作风,科学的普遍规律,我们今人又待之如何呢?且看一组漫画吧:某地区环境污染严重,该级党委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解决。书记说:“环保问题,我们的方针、原则早已有了,如何具体落实,那是技术问题,就让技术部门去办吧。”文件下发后,技术部门又开会说:“环保问题——技术问题,那就让技术员们去办吧!”显然,在这个地区,环境污染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因为环境保护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基本建设问题,有各行各业配合问题,还有人文道德水准提高问题,等等。这比不得党委会上研究年终总结,委员们充分发表意见后,书记再归纳几条后说:“基本内容和框架都有了,其余的就是文字搬家——技术问题了,几个秀才辛苦辛苦去吧!”年终总结如何写,秀才们可以捉刀代笔,而环保中的若­干­具体问题需要解决,仅靠技术员的努力,那是远远不够的。由此使人联想到在当前改革的攻坚阶段,各级机关的­精­简“拆庙”问题,­干­部的下岗分流问题,职工下岗后的再就业问题,国有企业的增效扭亏问题,­干­部队伍高科技水平提高问题,国防实力的增强问题,等等,这其中固然有许多“是什么”、“为什么”需要我们弄清楚,搞明白,然而第三个W——这些问题如何具体地、一一地加以研究和解决,这才是当前我们最急需认真对待和仔细处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推不得,拖不得,空谈不得,小看不得,我们只有上下齐心协力,以科学的态度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去对待和处理它,改革的胜利才会属于我们。

眼下,我们看重第三个W,说到底就是看重研究解决改革开放中遇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也就是主张在大政方针已定的情况下,人人都要为改革攻坚多做具体工作,多办具体事情。《隋书·百官制》中言:本朝“置三公三孤,以为论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务”。庶务,就是事务,就是­干­具体事情。《易经》中也谈到:“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道”与“器”结合,才构成事物的整体。坐而论道是雅事,具体“制器”也绝非俗事。“不扫斗室,何以扫天下?”这些道理,我们当今某些领导并非完全不懂,关键是何时力主“论道”——也就是主张“抓大事”、“管原则”;何时又力主“制器”——也就是注重解决具体矛盾、“技术问题”,这是很有学问的。准确地说,矛盾并不复杂,工作难度也不太大时;有利于本单位、小团体和个人的切身利益时;既解决问题又不太得罪人时;或者短期行为而又社会影响大时……我们就大讲“鼓实劲,不要鼓虚劲”,“贵在实­干­、重在落实”;反之,我们则讲党委要议“大事”,领导要抓“大事”,管“方向”,管“原则”。具体事情嘛,“技术问题”嘛,下面去办!这真是“大事”、“小事”,“原则问题”、“技术问题”,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途了。

归根结底,“技术问题”小看不得。它背后牵连着思想路线问题,工作作风问题,道德品行问题,是大问题而非小问题,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

你在第三个W面前,态度又如何呢?

书友

在浩若烟波的书海中游泳,能否有一种用时较省而又多读好书、收获颇丰的办法呢?我想会有的,那办法就是结交书友。

明朝冯梦龙先生说过,交朋友有三种名­色­:“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声气相求者,谓之知音。”他说,交上“知音”才是人生最大的乐事。我想,结交书友应列入知音的范围吧。*和恩格斯,鲁迅和许广平,首先的印象不就是“书墨知音”吗?

我交书友是从“书墨误我知多少”开始的。参加工作后,条件好起来了,买书多,读书也多。“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我就常入这番景象。

然而,而立之年时,我发现脖子上、眼皮上不知何时生出了神经­性­皮炎。脖子上的,尚有衣领遮掩,不妨事;眼皮上的便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看人和被人看都有碍观瞻。我只好去问医生。医生说:“熬夜太多,睡眠不足,要治好这病,非按时休息不可。”

按时休息,何来时间读书?况且就是按时躺下,翻烙饼似的睡不着,最后还得爬起来继续读书。终于,我由神经­性­皮炎又读成了“偏头疼”!

头,人体“司令部”。这里出了故障,马虎不得。我便带着“头疼病”去旅游风光,于名山胜水中思考“头疼”的问题。

那天,参观云南建水“燕子洞”后,返回昆明时再游“石林”。见天­色­不早,若全游下来,恐怕来不及了。问导游小姐:“怎么游法,才既省时间又最­精­彩?”她含笑颔首。随着她的指引,我们游览了“擎天柱”、“一线天”一带。一个多小时完毕,对石林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事后听朋友说,游其他地方也大同小异,这真是有效的游览办法。

我猛然受到启示:看石林有导游览胜有方,读“书林”有“导游”不也能事半功倍吗?我过去读书10多年收获不大,毛病恐怕就出在“胡子头发一把抓”,不分重点、品位地乱读上一气。“年年一年级,年年一加一”。读起来忘情、忘命,而实际获得却是有限的。

于是我开始注意书评介绍、内容提要,电视台的读书节目等等。根据这些信息选择我应当阅读的书目,自以为这一定是顺应时代的­精­品了。然而,我又上当了:此类信息提供的书目有价值的并不多,而相当一部分花了钱实在不值得读。有的简直是误人子弟。我怀疑这是某些作家或者团体出了钱在打广告,兜售他们的产品。

几经折腾,我终于明白了,这“导读”应当是负责任、有学识的书友。他买了、读了上过当的书,你别买,更别读。你读了拍案叫绝的书,告诉朋友,辗转相传。使那些以营利为目的而又借助传播媒介销售的书目少有市场。

我的思路得到了印证。一个美好的春夜,一位多年不见面的文友来访。一进屋,他见我客厅里放一架古琴,拨弄两声,已成曲韵。我顿吃一惊,高声笑道:“吾兄还懂琴么?”他神采飞扬道:“不但懂琴,而且还能‘说琴’呢!”随即口若悬河讲了起来:

“此琴古人叫瑶琴,最早为伏羲氏所造。他见凤凰飞来,不栖别树,专落梧桐。乃知梧桐——树中之良材,植清净之土,夺­精­华之气,堪为雅乐。便令人伐之,截为三段。取上段叩之,其声太清而弃之;取下段叩之,其声太浊而弃之;取中段叩之,其声清浊相济,音­色­宜人。便让人送入瑶池长流水中浸泡七十二日,取出­阴­­干­,选良时吉日而制成,这就是制琴的用料。很讲究哩!”

我似听天书,待要问他是从哪里学的这番知识。他按下不表,继续吊我的“胃口”:“你可知古人玩琴有何讲究?”我摇头。

他说:“那古人玩琴有‘六忌’、‘七不弹’、‘八绝’。这六忌是:一忌大寒,二忌大暑,三忌大风,四忌大雨,五忌迅雷,六忌大雪。如遇此时,对琴要倍加保护。”

“七不弹呢,”他拖长声音说,“闻丧者不弹,奏乐不弹,事冗不弹,不净身不弹,衣冠不整不弹,不焚香不弹,不遇知音不弹。”

“八绝呢,”他说,“‘清奇幽雅,悲壮悠长’便是。高明的琴师可以弹得‘啸虎闻而不吼,哀猿听而不啼’。这就是琴声的真谛所在。”

我听出这些学识不过是古人演绎而已,但它毕竟构思美好,内涵丰富,给人以许多联想,就要请他说慢点,好记录下来。他这时才不慌不忙从口袋里掏出两本书《古今优秀散文选》《闲情偶寄》指着内里的两篇说,就出自这里,­精­彩处我都画有红道,还写了批注,抽空自己看吧,篇篇都是­精­品呢!读书就要读这样的好书啊!

“书友,好一个书友”!从这时起,我至少将过去若明若暗的思路理为清晰的四条:

一是读好书要交好的书友。他应当是较有学识、眼力的挚友。既能提供好书的信息,又能讲书、谈书。开口便画龙点睛,直指­精­妙。使人大有“听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的收获。

二是交书友应是相互依存的。静静的夜晚,不打麻将不打牌,清茶摆下,“临东窗静听人谈,对皓月讲与人听”。别人或许会有一定获得,而自己必定加深对读过书目的印象和理解。必要时展开一点争论,互相布置点思考题,更有情趣。

三是书友们学识、爱好、工作不尽相同。各自先读什么书,后读什么书,重点读什么书收益更大?就需要书友们经常会诊会诊,辨症施药。

四是我们都很忙,收入又不丰。好的书友应当互相借书,互为购书,读书时要倍加爱惜,借书读完后及时奉还。自己的书有了心得感受,蝇头小楷择要写在页码的空白处,留给后面的书友品尝。

结交书友几年,年龄也随之增长,我每天读书的数量不一定比原来多,而从书中学到的知识自觉得比先前更为扎实、丰富,柜里的藏书也­精­悍得多。前不久,我居然送走几三轮车书,让它去变成纸浆。因为这些书是过去瞎买下的,如今要读、要藏的书,绝非是它们之辈了。

关门大吉

不如意事常*。其中自有一二三。

据一项调查表明,世纪之交国人老大不满意的事有两件:一是一颗足球踢来踢去,至今未能取得世界杯参赛权;二是多少作家写来写去,国内还无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近来又闻,继大型文学期刊《昆仑》停刊后,《漓江》、《峨眉》也先后停办了,《小说》年终也寿终正寝了。不少发行量几百册的文学刊物正勉力为之,岌岌可危。我们还从各种传媒得知,文学圈内外不少人士对此怨天尤人。

对此景象,我却平静得很,甚至有些乐观,有些兴奋,有些憧憬。我好像从梁山伯的新坟中,看那化出的一双双彩蝶,又像从香木的熊熊燃烧中见到飞来了一对对金凤凰,还像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正从烈火废墟中一步步向我们走近!

我绝非旁观者的幸灾乐祸。恰恰从这些文学刊物一一轰然倒下的喧沸声中,看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魅力所在,看到了这一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广度向前推进,深入人心!

忆当年。“四人帮”粉碎不久,各行各业复苏,文学繁荣的“艳阳天”喷薄而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涌现。《人民文学》的发行量高达一百五十万份。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人们刚刚从文学的饥渴中解放出来,难免“暴食暴饮”;二是一大批“直面人生”、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上乘之作问世,令你不得不看;三是最不可忽视的一点,各机关、企业、学校、团体包括街道工厂普遍实行的是公费订阅报刊。如今随着改革的深入,这些机构有些已不复存在,即使存在,也未必公费订阅。即使公费订阅,也是一两份报纸而已,杂志特别是又厚又贵的文学杂志,靠边站吧!自费订阅呢?当今文化消费多元化,一个普通读者掏腰包订你的刊物,买你的杂志,那是货比三家,选了又选,不是物有所值,谁又舍得把血汗钱交给你呢?

还有的同仁总是强调。“纯文学”是多么高贵,一旦几本这样的刊物下课,就好像纯文学遭受了灭顶之灾,其实这又是在“怀抱琵琶,心弹别调”。据我了解,某些自称纯文学的刊物过去所发的不少作品就并非那么“纯净”,广告­性­的、地摊­性­的东西也不少。据1998年10月28日《中华读书报》载:目前我国文学期刊已达八百多种,其中大多数自诩为“纯文学”刊物。而就是这样的刊物,每种每期平均大约只有十多个读者。现在,我们砍掉一些文学期刊,不过是让那些特­色­不足、前景不好的刊物给特­色­鲜明、前景光明的刊物让路。有道是:不堵不流,不灭不生。砍掉重复刊物后,有限的市场、人力和物力于纯文学刊物的生存,以及该项事业的发展,恐怕更加有利啊!一些文学期刊的下课,其实也是改革中的一种利益调整,我以为没有什么了不起。东方不亮西方亮。另谋生路,绝处逢生,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可是我们文章里常说的话。文章里能说到的,我们也能做到。我笔写我心,身体又力行,何难于我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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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态

人之有态,如花之有容,月之有晕,山之有脊,水之有­性­。情­性­使然。

但这态却有良莠妍媸之分:威武不屈之态,神清气爽之态;趾高气扬之态,低眉顺眼之态。明代*才子李笠翁,真算对女人之态的研究独具法眼。他在《闲情偶记·选姿》篇里说:“媚态之在人身,犹火之有焰,灯之有光,珠贝金银之有宝­色­。”反之,则火将不火,灯将不灯,珠贝金银黯然失­色­。李渔唯恐世人不能解悟,继而运用数学法则进行了一番锱铢必较的举例演算:“女子一有媚态,三四分姿­色­,可抵过六七分;试以六七分姿­色­而无媚态之­妇­人,与三四分姿­色­而有媚态之­妇­人同立一处,则人只爱三四分而不爱六七分。是态度之于颜­色­,犹不止一倍当两倍也。”

敝人新中国出生,红旗下长大,自不善对女­色­评头品足,但也能悟出“态”之诱人的幽妙。我这里不妨换一个更加通俗的比喻,李先生是否想说女人的媚态好比是美元,姿­色­不过是日元。一百日元数目虽大,却抵不过一个美元的比值;反之,一个美元数目虽少,却又超过一百日元的花销昵!这真是彼­妇­人兮,姿­色­长得再靓丽,姿态做得不到家,不过是“事倍功半”的低效益;此­妇­人兮,姿­色­长得一般化,姿态做得很迷人,便能产“事半功倍”的高效用啊!

态能生辉。于是近来就有社会学家提醒我们,一些本来已经烦人的姿态又在许多社交场合走红了!它火暴得很,迷人得很,而且男女老幼皆宜!

娇态——作秀。作秀一词,有点像阿Q头上的“癞疮疤”,不知起于何时,但一些有身份之人染得较深。比如宴会席上,山珍海味堆积如山,你即使早被开筵前的繁礼缛节弄得饥饿难挨,开筵后也不可狼吞虎咽现馋相。投箸举杯,都得分寸得当,身份相宜。又比如,你即使胸无点墨,礼仪场合的儒雅之风又不可不会。谈古论今呀,琴棋诗画呀,题词签名呀,都得非懂装懂,或者“大巧若拙”,让人看不透底细。可别小看了娇态的妙用,它能化粗俗为高雅,变无才为有才。“三梯队”的标准你至少具备一半,不吃亏吧!

动态——扮忙。当今社会快节奏,我们大家都很忙。细辨“忙态”,又确有真忙扮忙之分。真忙者,忙在点上,提纲挈领,作风­干­脆,注重效果;假忙者,忙而无序,忙而无果,活像打摆子,动弹不已。虽则自己假忙,却害得别人真忙,下属忙成一团糟。他在那里还以为领导有方。抗战时期,张天翼笔下有个华威先生,一会儿这里主持会议,一会儿那里发表演说,黑皮包随时夹着,黑轿车随时等着,总是处于一种奔行的流动状态。当然,因为是扮忙,华先生是否两会之间还会陪太太打打牌,或者踅进书房作作诗,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今天的扮忙者兴趣大约不在这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要给群众留一个好口碑:这位领导才像乔厂长、孔书记啊,一天到晚都忙事业、想群众哩!“动态”动到这个份儿上,扮忙扮到这种程度,你的领导艺术算是炉火纯青了。[BW(D(S12mm,,-30mm)][,Y%][BW)]

猫态——媚上。鲁迅先生说猫像虎又不是虎,似狗又不是狗,自有一番媚态。初读这段文字,总难理解,先生为什么对猫生出这种印象。后来,听成都人把妓称猫,联系起来一思索,才豁然开窍。妓者——嘲人;猫者——媚主。两者都善夜间活动,用意全在讨得主人欢心。我们且看猫儿,大多柔弱无骨,油光水滑,温驯有余。一旦捕着一只老鼠,摆在主人面前,戏耍半天都不下口。但得主人赞许后,才开杀戒。具有猫态之人,媚主悦上的本领不在真猫之下。听口风,看动作,观举止,察神态,谁人心里都明白:这是一只好“猫”!大千世界,姿态万种。若说多了,破费文字;若说透了,也有高低上下之分:憨态不如娇态,娇态不如忙态,忙态不如猫态。猫态一旦蓄养成功,其利不止鱼腥!

唯有扫兴的是,当年李渔先生说,­妇­人媚态可染而不可学,可神会而不可模仿。我则说,数*人物还看今朝。今人学态,有师可仿,无师自通。学而不厌,不亦乐乎!

说技

在中国,古人以文艺、丝竹、歌舞作为上流­妇­人应掌握的技艺。并以­妇­人吹箫为例给以说明:“­妇­人吹箫,非止容颜不改,且能愈增娇媚,何也?按风作调,玉笋为之愈尖;簇口为声,朱­唇­因而越小……如其二女并吹,其为声也倍清,其为态也更显……皆能使身不在人间世也。”

斗转星移,逝者如斯。千百年过去了,这种技艺似乎已经不够全面、不够使用了。为此,晚生试与九泉之下的先人们作如下商量:当年的三套技艺,可否做适当调整与补充呢?“文技”,仍当保留但须发展提高。古人以为:“学技必先事文天下万事万物,尽有开门之钥匙。钥匙维何?文理二字是也!文字是‘金’,识得一字,有一字之用,多多益善,少亦未尝不善。”文理为钥匙?是的。“学而优则仕”,不懂“文理”如何做官呢?但有一点不敢苟同:懂了文理,学得千字,只为自己服务,如看看书、写写信、吟吟诗、填填词,自得其乐,这对今人来说,太简单、太自私了。今人学得“文技”,要紧的是替主人写署名文章,写报告、写发言稿、写心得体会,一千字不够,一万言不多。不好理解吗?打个比喻,司马迁不是有传世之作《史记》吗?他写的文章,署上他的大名,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今天某些学得“文技”者就另有新招了,他们可能隐去自己的名字,而署上主人的大名。于是《史记》便可能成为“东方迁”、“欧阳迁”所作了。长此以往,套用一句古话:捉刀代笔,脑子为之愈灵;钥匙到位,官职因而愈大。

“舞技”。古人认为:“欲其声音婉转,则必使之学歌;学歌既成,则随口发声,皆有燕语莺啼之致,不必歌而歌在其中矣。欲其体态轻盈,则必使之学舞,学舞既熟,回身举步,则带柳翻花笑之容,不必舞而舞在其中矣。”当今社会国泰民安,歌厅舞榭遍布华夏,酒吧、卡拉OK厅流光溢彩,好生了得。因此,歌技要通,舞技更要­精­,“妹妹妹妹我爱你”,你会教会唱吗?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你会跳会授吗?然而,不少今人却甚是­精­通此道,乐此不疲。因为陪主人唱歌跳舞(当然不限于此),已不再是当年的“一步一扭一悲啼”了。陪到高兴深妙处,小汽车可以白送你,大别墅可以白给你。主人愉悦了身心,你自己又好处无限,何乐而不为之?再套用先人的一句名言:为主伴舞,蜂腰为之愈细;并肩而歌,娇喉因而越美。

“酒技”。古人未提及,余生大胆补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今人酿造技术突飞猛进,茅台酒、五粮液、人头马、拿破仑、XO,先人们闻所未闻。实话相说,今日一滴玉液之价格,胜过当年一壶白­干­儿之银两。不要吃惊,只要你前面“二技”具备,陪得主人上桌面,随便喝,任意灌,击败对手是好汉。喝不了,如何办?上趟厕所吐了算。豪气不豪气?气派不气派?待我仍套用先人的一句名言:饮酒作乐,豪情为之愈爽;桌上成交,贡献因而越大。

“牌技”。在诸多技艺中,古人闭口不谈麻将纸牌,似乎那是下三流的玩意儿,不得入书。其实先人迂腐了,今日麻将、纸牌走红得很哩!饭后茶余、夜深人静、周末节日,备上小钞大票,陪主人玩上几把,当输则输,当让则让,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堤内损失堤外补,这辩证八卦懂了么?这真是:筒子条子,愈翻技术愈臭;天地人和,越打关系越深!

除此之外,还有“泳技”、“球技”、“旅游技”、“古董技”,据说都是备有其妙,妙不可言。

说小人

人中小人,古往今来,绝不少见。如《水浒传》里那个密告宋江题反诗的“赋闲通判”黄文炳;“乌台诗案”中揭发、中伤苏东坡的舒禀、李定之流;风波亭里陷害岳飞的秦桧、万俟、罗汝揖等卖国小丑。

花中“小人”,据我掌握,瑞香便是一种。李渔先生说:茂叔(周敦颐)以莲为花之君子,予为增一敌国,曰:瑞香乃花之小人。何也?《谱》载此花一名麝囊,能损花,宜另植。予初不信,取而嗅之,果带麝味,麝则未有不损花者也。同列众芳之中,即有朋侪(同辈)之义,不能相贵相益,而反祟(作怪)之,非小人而何?

麝香我闻过,浓烈熏人。据言,­妇­人若身带一麝囊,便自行绝育。据花农告我,散发此麝味的花卉,如夹杂其他花木之中,近者死之,远者萎之。故有经验的花农种植瑞香,无不远避群花,使之茕茕独立。是真是假,我未曾试验过,姑妄信之。

其实,自然界里类似瑞香这种小人,各门领域都有。蚂蚁本来很团结,据说一旦被人截去头前的触角,就会互相攻讦鏖战,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惨不忍睹。这种小人行为,当然是人为造成的。

乌鱼在吾家乡又称“乌­棒­”,体呈蟒蛇状,花纹煞是壮观,上席后味道也还鲜美可口,但却是水中的“小人”。此鱼又称“七星鱼”,无论自己繁殖多少后代,从“孩儿们”长至一厘米长短,就开始作为自己的美味佳肴,每天吃上几只,直至小鱼长大,最后不多不少只留七只才放手。

最有趣的是,这乌鱼在吞食自己的后代时,并不张牙舞爪,并不一味追扑,而是先张开它扁平阔大的嘴腔,戏耍般地把儿女们吸进口内,温存一番后再放出来。小乌鱼从小被这样训练后,一旦老乌鱼张开嘴巴还以为要亲吻呢,都乐于钻进去玩玩,或得到抚爱。但当老乌鱼觉得儿女们已经长出了膘,值得自己享用了,便狠心吞进肚皮,作为美食。小乌鱼为情而来,含恨而死,何不冤哉!

此时,水草中的青蛙便是小乌鱼的天敌,它们见小乌鱼密密麻麻游来,便要拼命去吞食。老乌鱼其实就藏在水底,是出于保护自己的儿女,还是捍卫自己的美味,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总之也就毫不客气地吃掉了青蛙。因此,我家乡钓鱼的老者,一旦发现水边有邀儿玩耍的乌鱼,就用一根短而硬的鱼竿并在鱼钩上捆上青蛙,再将青蛙放在小乌鱼群中晃动,做出要吃小乌鱼的样子,老乌鱼的一公一母就可先后钓得。老乌鱼这种“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儿女”的行为,也属鱼类中的“小人”。

马中也有“小人”。《三国演义》中刘备所骑的“的卢”,传说就是一种凶马。仆人骑它会客死途中,主人骑它会丢掉­性­命。当然,它也会救主人一次­性­命。“马跃檀溪”救了刘备不说,单讲庞统为主献死换马骑,果然在落凤坡结束了“主人”(庞统)的­性­命,这才是地地道道的“害群之马”了。其实,只要细看《三国演义》的人就知道,刘皇叔并非一点不知“的卢”为凶马,只是爱它体力强健,能够效劳就是了。当攻打雒城时,他便主动将“的卢”换与庞统去骑,结果就断送了这“取川军师”的­性­命。看来,“的卢”虽是马中“小人”,刘备却为“人中小人”了。这就远比不得东晋人庾亮,他乘坐的也是一匹“的卢”,有人劝他卖掉,他说:“卖之必有买者,安可复害其主哉?”终于未卖。春秋时代的孙叔敖,儿时见到一条两头蛇,就将它杀死埋掉,因为古人以为谁见了这种蛇就会死去。孙叔敖宁可自己死,也不让别人再死去。(见《世说新语》)这些才是真正的君子、大人了。

花国“小人”瑞香,虽在开放时妨害群芳,但造物主对它的危害也做了极大的限制。笠翁先生说:瑞香开放时,恰逢冬春之交。此时群花凋谢,诸卉未开。唯有梅花、水仙二种,也行将凋谢。故罹其毒也亦不深,此为造物主对“小人”的限制也。(见《闲情偶寄》第131页)

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总是相辅相成的。有君子就有小人,有英雄就有败类,有阳光就有黑暗,有香花就有毒草,离开一面,另一面就不复存在。正如俚语所言,“离了小丑不成戏”。人主、物主的一条重要使命就是,最大限度地限制各­色­小人,最大功率地调动一切君子。远小人近君子,自然界兴焉,人类社会幸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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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累

时下有一种说法:“活得很累”。这“累”如何解释,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生活太好了,工作就容易被生活所累。我以为这是对“活得累”的一种理解。其实,从古至今,“活得累”的内涵复杂得很,“累法”也是多种多样。有“家庭累”、“婚姻累”、“功名累”、“政务累”、“聪明累”种种。

说到“聪明累”,首先使我想到的是苏东坡的《洗儿》一诗。苏东坡文章盖世,学问过人。不仅普通老百姓喜欢他,而且连当时的国际友人如高丽人、金人和最高统治者皇帝也很喜欢他。但是他后来在政治舞台上屡屡受挫,一贬再贬,最后客死他乡。生前,他曾写诗自嘲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对于这首诗本义的解释,诗家们自有许多高见,我们且不管它,而最引我留心的是东坡先生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聪明误我”,或者叫“我误聪明”。

其实“聪明误我”或者“我误聪明”,对于苏东坡来说都不存在。他无论文名还是官位,或者还是政绩都已经超凡脱俗,令人肃然起敬了。他这诗正好是对当朝那些“愚且鲁”的“公卿”们的绝妙讽刺。使人们再一次看到了苏东坡的大聪明!

从历史的角度看,真正被聪明所误的正是“乌台诗案”中中伤苏东坡的小人舒亶等辈。他们身为朝廷命官,权力很大,学识、文化、智力并不差,只可惜把一门心思用在了嫉贤妒能上,文章不能传世,政绩不能服人,人格更令人倒胃口,这岂不是被聪明所累、所误了吗?

再一个“名副其实”被聪明所累的人物恐怕要算《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了。且让我们听听那“回风舞雪,满额鹅黄”的警幻仙子是如何唱的:“开篇鸿蒙……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

这是《红楼梦》十二支曲子中极富名望的一首,曲名就叫《聪明误》。它预示“粉钗班头人物­精­”的王熙凤,交通官府,左右逢源,烈火烹油,风光无限。既“抓权”,又“抓钱”,还糟蹋男人,手段很高明。可结果怎么样呢?三十几岁的人,就心力交瘁,口吐鲜血,神经错乱而死。这样的早死,大致是与她生前极善权术机变,且又心狠手毒分不开的。因此可以这样说,聪明误了王熙凤,王熙凤才是真正被“聪明”所累倒的一个大明星。

如此说来,聪明人都会被聪明所累、所误吗?显然不是。明朝冯梦龙把人的智慧分为上、下两等。上等智慧为贤哲,下等智慧为狡诈;上等智慧为大智大勇,下等智慧为神­奸­巨猾。从历史的经验看来,下等智慧之人占一时一事的便宜可能,但终归是吃亏;上等智慧的人虽然在一时一事上吃亏,但长远地看、历史地看,他们又是最大的幸运者,终究不吃亏。仍以王熙凤为例,她放高利贷虽然赚了几百两银子,但到底不如冯谖焚券买义高明;她毒设相思局虽然治苦了贾瑞,但到底不及李香君为其忠贞爱情而怒斥阮大铖等人来得刚烈;她巧施“掉包计”得手,虽然讨得了贾母等人的欢心,但到底不及《西厢记》里的红娘冒着风险为有情人牵线搭桥而赢得了世代美名。所以王熙凤归根结底是小聪明,留得骂名只能是这类人物。

只有无产阶级的­精­英人物才把大聪明、上等智慧推向了极致。恩格斯家有万贯却致力于革命理论研究;朱德、贺龙、周恩来已是国民党的高官却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彭湃为了体现革命的号召力,竟分掉家里的千亩良田。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大聪明的内核。其实就是从阶级、民族的利益出发想问题,从对历史、人民负责的高度去办事情。因而,这种聪明才是真正的大手笔在时代的长卷上书写“智慧”二字。

另一种“艺术家”

某年某月到某地看“坝坝戏”,演的什么内容,全然记不清了,但“万年台”上一副楹联却至今不忘:“舞台小社会,社会大舞台”。

那时年幼无知,便问父亲:“社会成了‘大舞台’,我们不是都在演戏啦?”父亲瞪我一眼:“你还要当艺术家呢!”

几十年过去了,艺术家我没当上,但却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饱览了另一种“艺术家”的绝妙表演:“四大名旦”比之——黯然失­色­;“荧屏公主”比之——稍逊*;妙文华章比之——略输文采。久而久之,我便成了小有名气的“戏迷”、“生旦丑末净”、“高胡昆弹灯”也都略知一二了。

近来,又有朋友倡议说:“既然你看的戏多了,不妨为这些艺术家们写点传记,既练了手中的笔,又扬了别人的名,一举两得!”我推脱不过,只好从命,也就信笔涂鸦起来。像不像,又不入档案,不过交差而已。诸君不必介意吧。

既懂琴棋诗画,又会行令猜拳,热心为公子帮忙又帮闲,也合谋­干­过不少缺德事,却又回过头来,指着公子的缺点对台下的看客说:“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霉哩!”用鲁迅的话说,这叫“二丑艺术”家。

叫他坐着,他要站起;叫他站起,他要鞠躬,不住点头哈腰。见了赵太爷,他是孙子,见了小D他们,他是老子。用毛泽东加鲁迅的话说,这叫:“贾桂+阿Q”式的艺术家。

穷困潦倒,十年寒窗。一朝中举,立即惊疯。一记耳光打醒,才知天高地远。用吴敬梓的话说,这叫“范进式”的“儒生艺术”家。

朋友之妻要文眉眼,见招牌上写的是“不疼痛,不泛蓝,术后使您更妩媚”。谁知做了手术后,既疼痛又泛蓝,眉眼呈“熊猫相”,找上门去问理,对方死不认账。用受害者的话说,这叫“认钱不认脸”的艺术家。

“×局长啊!我妻子调动的事,完全符合政策规定,别人不符合规定的调动都办了,她拖了两三年为啥不办呢?”“同志哟,不着急嘛!今年不办明年办,明年不办后年办,迟早总会办的呀!”用罗贯中的话说,这叫“老黄忠善使拖刀计”的艺术家。

每逢晋升级别职称的时候,掌握大权的他,内定好名单后便遁隐而去。十天半月回来,名单已公布,群众意见沸沸扬扬,他却优雅轻松地说:“真是的!当时我不在家哟!”用吴承恩的话说,这叫“金蝉脱壳”的艺术家。

“今天天气?哈哈哈……;这个人嘛,哈哈哈……;这份报告嘛,哈哈哈……;下月工作嘛,哈哈哈……”用周树人的话说,这叫“哈哈艺术家”。

“睡得实,吃得香,满脸放红光。人缘关系好,选票从不少。实绩谈不上,也不出洋相。跟着‘感觉’走,进步经常有。”用黑格尔的话说,这叫“无艺术的艺术家”,最高境界的“艺术大师”。

……

信笔一罗列,七八个“艺术家”出来了。朋友看了稿子后说:“这只能算个纲目,离人物传记还差得远呢!”又怂恿我拉开阵势分章分节­干­。他怎知我近来多病,白发搔短。若再写下去,身体难支。我便以实相告,他还纠缠不放。我把笔往他手里一塞说:“你来写吧!”

话满则过

儒学主张“中正平和”,雅人讲究“茶八话七”。因为茶满则溢,话满则过。细品味,此有机理存焉。

比如小伙子向姑娘求爱,据说最准确的语言是:“我爱你。”假如小伙子说:“我最爱你。”姑娘可能理解为:“莫非你还同时爱有其他女人!”假如小伙子又说:“我真爱你!”姑娘又可能理解为“莫非你还假爱过我?”假如小伙子赌咒发誓说:“我真真真爱你!我最最最爱你!我爱你爱成‘发烧友’,体温升到100℃!”姑娘这时一定明白了:“原来你神经不正常。对不起,拜拜!”

王麻子剪刀,北京传统名牌产品。据说一段时间,真真假假铺排上市。什么“老王麻子剪刀”、“祖传正宗老王麻子剪刀”、“天字第一号老资格王麻子剪刀”、“天下唯一,人间独有,举世无双之老老王麻子剪刀”。假如我去购买,就只要“王麻子剪刀”。

减肥乃时尚,国人多神之。于是有了减肥药,继而有了“包减肥新药”、“减肥无效包退包赔(药)”、“日服1克,减肥2两(药)”、“一月减肥8斤,腰围减少6寸(药)”、“绝对天然物质,不厌食、不腹泻、不乏力,包你成为赵飞燕(药)”。假如真有此药,“楚王”九泉当高歌,厂方早获“诺贝尔医学奖”!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太平盛世可贺,靡靡之音、狂歌劲舞响彻长城内外;文化信马由缰,影星歌星、笑星球星走|­茓­大江南北。有人且又“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漫天要价,霸道横行。这起因似乎也与言过其实的宣传有关:“歌星”、“大腕”、“著名歌星”、“国际级著名歌星”、“本年度国际国内票房收入最高之著名歌星”、“敢唱、敢露,敢拥抱、敢接吻,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怎得几回闻,有幸听一曲、三月厌­肉­味之响彻云霄之超级大歌星!”须知,过犹不及。对此类明星,有头脑的人从不买账。

近读流沙河散文《诗界五品制》受益匪浅。先生以辛辣的笔调讽刺了那种滥给诗人“戴高帽子”的时弊。他依次归为——国际知名诗人——著名诗人——诗人——诗作者——广大诗歌爱好者。

他说:一品到五品,从高排到低,尊卑井然有序,暗合周公古礼。不过,这五品的名称长短不齐,长到七字,短到两字,不统一。还有,前三品是人,后二品是者,也不统一。建议改称诗公、诗侯、诗伯、诗子、诗男,冠姓于前。例如,艾诗公啦臧诗公啦,邵诗侯啦公诗侯啦舒诗侯啦,流诗伯啦等等。这样正名,叫起顺口,排字省工,填表醒目,且有助于振兴国粹,让洋人看了眼红。

忆“*”,咱们早尝过“四个伟大”、“最最最”等“副词”之苦头。毛泽东同志对“高帽子公司”也颇为反感,并身体力行反对之。近来受命修史,读1986年《胡乔木关于辞书重要人物条目不用颂扬­性­评介语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更使人耳聪目明。他建议《中国大百科全书》和其他辞书的重要人物条目释文,各种代表­性­著作(如《毛泽东文选》、《*文选》)的注释,一律不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最有威望、杰出、卓越”一类形容词。他说:“这种写法除可减少争议、减轻中央领导人负担外,还有利于避免已故者、现任者、未来者评价悬殊所引起的不良影响。”*同志批示:“我赞成。”其他常委圈阅同意。

原来,列宁在给英国格拉纳特百科词典所写的《卡尔·*》的著名条目中,就仅有导师简要的传略,并无其他颂扬­性­语言。《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美方所编华盛顿、罗斯福词条的身份陈述语,也分别为:“美国将军、政治家,首届总统。”“美国第32届总统,曾连任3次,任职13年。”我方所编毛泽东条为“中国最主要的*主义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看看,何等扼要持重,言简意赅啊!纵比伟人,横比自己,喜戴大红大紫高帽子的歌星影星笑星球星,能不汗颜吗?胡扯神吹产品质量的厂家商家广告家,能不羞赧吗?

媒子情形

“媒子”,其实就是旧时说的“掮客”,重庆地区叫做“羊儿客”的便是。这“媒子”我查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出版的许多字、词典,均未见收录。而查199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862页,却赫然见条——“用来诱骗同类上当的人或动物”是也。

好了,我为时下一种类似媒婆般牵线搭桥而又准保让你在商业行为中上当受骗的角­色­,规范了一个权威的称谓——媒子。

且让我们举目看去。

“*”结束后的北京某街头。一­妇­人突然拦住一男子去路,满脸诚恳地说:“大哥,我丈夫要出国,单位用福利费给他内批了两套西服面料,价格比市面便宜得多。我一下买不完,看你人还面善,就让给你一套吧!”说完亮出全部证件、手续,并带这男子到附近一商店购货。原来,这大姐就是店主放出的媒子,为推销其假冒商品而招徕顾客。

改革开放初的广州某夜市。一先生正与一皮鞋摊主讨价还价不休,此时,便有一瘦骨伶仃后生悄然来到这先生身旁,拉一拉衣袖,轻声道:“我刚从那巷子里买了双同样牌子的皮鞋,价格便宜多了。我带你去!”这位乐于助人的后生把你带往小巷深处——虽不是孙二娘所开之黑店,要“吃”你的人­肉­包子,但让你吃一回“便宜没好货”的后悔药,是大体不会有错的。

某商店一­妇­人正为购买一件豪华昂贵的貂皮大衣而犹豫不决时,一摩登女郎走上前来,三试两试之后,说出手时就出手,照价开票付款,昂扬而去。购物的同类在这女郎的示范、感动下,也立即付款不迭,而买回来的定是赝品无疑。那摩登女郎所买的“貂皮大衣”呢?自然又退回原处。

旅游景点上的媒子颇像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出租车司机、人力车夫或者导游小姐之类,而实际­干­的却是典型的媒子勾当。外地游客一到车站码头后,不是要住旅馆吗?有的出租车司机或人力车夫自会按你所要求的标准声称保证送你到最满意的地方去,结果往往是花了钱吃大亏,保证挨宰生闷气;你不是要买旅游纪念品吗?有导游小姐又会热情引导你到某“最信得过”商店购物,结果买到的差不多都是“贾(假)宝玉”,为此而打官司的事儿,常见诸报端。

因此,大凡走南闯北之人若对媒子情形见得多了,便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京媒子的嘴,广媒子的腿,成都媒子人最鬼,旅游点媒子赛土匪!

以上介绍的,大体算得上“纯媒子”的正宗骗人技法,我们倘若上一回当后就能识别其­奸­了。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信息传媒的大进步,一种新生媒子或者叫“准媒子”、“亚媒子”至少带有媒子气味的人物,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上了。他们以现身说法为某类并无实际效果的产品叫阵,靠搔首弄姿帮某些伪劣商品扬名,甚至以“今夜老虎要吃人”之类的惊人之语提醒人们购买某种产品,这类违犯广告法规,骗取消费者腰包的行为,通过现代传播,其危害是在各­色­“土媒子”之上的。因此,我们的执法部门和广大消费者,对这类“电媒子”、“报媒子”特别是其中的“明星媒子”之类的洋混儿,是应当特别高度警惕和严厉查处的。

当今媒子活跃,究其成因,无非两条。一是市场经济的建立给媒子的活动提供了宽阔的舞台,使他们有大显身手的社会条件;二是媒子靠无需本钱的一点小聪明、小模样或者玩世不恭的小劳动,便可从主人那里分得“一杯羹”。这种以阿Q为传统基因又注入商品社会中为发财而敢于上绞刑架者的血型而杂交起来的角­色­,据说是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类人物,好像馒头发酵时,必然带上多种菌类一样,是难以避免的社会现象。它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败坏了社会风气,与­精­神文明建设大相抵牾,但对某些流通领域、生产领域甚至管理领域是否又会带来某些实利呢?因此,就目前的情形看,媒子可以警惕,可以防范,但要大面积地消灭,全社会地根除,似乎还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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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帕拉兹

近来,有人在报上著文《重提帕帕拉兹》,竭力为1997年戴安娜事件后国人曾一度怒斥过的中国“帕帕拉兹”鸣不平。好像中国的“帕帕拉兹”在报道、炒作名人中还无聊、糟糕得不够,离开了他们,中国或世界就“少了声音”。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

“帕帕拉兹”原本是意大利电影中的一个人名,后来成为西方新闻界专司追踪名人、*名人隐私的记者的代名词。

近来,《四川日报》连续发表4篇评论,对中国当前追踪、炒作文艺圈名人的“娱记”给予了严肃的批评。两相一比较,我又发现所谓西方的“帕帕拉兹”,即中国过去称为的“小报记者”,现在尊为的“娱乐记者”、简称“娱记”的便是!

一说起“娱记”,大凡识过几个字的当今中国人,对他们的情状、行藏、品味就绝不陌生了:成天奔忙于演艺圈、影视界和当时当地最热门的体育赛场,为个中名人写报道、拍照片,偶尔也­干­一些双方有利、牵线搭桥之类的私活。其中,不乏上层次、有水平、写出高质量报道的大手笔、名记者。然而也确有不少类似旧上海滩无聊小报记者的主儿,常以猎奇的角度、低下的格调、谄媚的口吻、耸人听闻的标题、粗糙俗气的文字、卖弄*或故作酷相的照片,去报道那些影星、视星、歌星、笑星、球星和节目主持人的种种生活。比如他们又领了什么角­色­、获了什么奖项(芝麻大点的也要渲染一番)、写了什么“自传”;新恋了什么朋友、新买了什么别墅、新购了什么小车、新访问了什么国度;爱吃什么菜、爱喝什么酒、爱穿什么时装、爱用什么化妆品:深更半夜爱到什么地方;“三围”是多少、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出场费是多少,有多少异­性­被他(她)的风度、美韵所击倒,下一步可能演什么角­色­,可能与谁搭档、可能与谁结婚、可能何时生贵子麟儿、可能何时拿大奖等等。我不是说明星们的生活不该报道,也不否认名人报道的新闻价值,只是必须说、郑重其事地说:近些年来这类报道太多了、太滥了,有的太俗了。与其他类别的报道相比,它成了类似相扑运动员那样的肥胖儿,咋看咋别扭。这不仅很多读者反感,就是被报道过的不少明星也同样反感,许多时候对他们的采访避若瘟疫。而对于“娱记”们同样应该开展的“舆论监督”,譬如明星偷税漏税的恶行、道德沦丧的丑态、粗俗不堪的举止、质量低下的演出等等,有报道,却不多、却不深、却不了了之!我这里也不妨套用贾宝玉对林妹妹的一句话:“我心疼都心疼不过来,还敢惹怒你!”

中国的“娱记”与外国的“帕帕拉兹”,其实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西方,十八世纪,当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时候,新闻业也扶摇直上,“帕帕拉兹”便应运而生。它适应了广大市民读报、休闲、猎奇的需要,又为演艺和文化业的发展充当了“催生婆”,起到了“活广告”的商业作用。特别是当后来电影、电视业的出现、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帕帕拉兹”更是走红,他们的视觉又从单一的演艺圈子扩大到文化、体育、宫廷、朝政等各类明星之中。只要有明星的出现,就有帕帕拉兹的跟踪。

我国的“娱记”是近年来各新闻传媒(主要是报纸)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纷纷扩版后迅速衍生和壮大起来的。他们的劳动,对传播信息、活跃版面、争取读者、增强报纸的可读­性­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娱乐的低层化、表象化、泛滥化,他们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诟病娱记,核心的还是要诟病那些主管娱乐的部门领导、单位领导、行业领导,只有他们在整体宣传的思路上,把握住了娱乐宣传在整个社会宣传中的比重是多少,娱记该安排多少,哪些娱乐­性­的内容根本不能报道,哪些内容必须限制报道。如此,帕帕拉兹猖獗泛滥的势头才能有效遏制。

人生面对两只船

以下的故事,有人说是周总理回答的,其实我是从隔壁农民周大爷处得到的。

儿时,周大爷问我:“你说咱们县,有多少个茅坑?”

我掰着指头算不清。周大爷嘿嘿一笑说:“两个茅坑。一个男茅坑,一个女茅坑,不是吗?”

周大爷又问我:“你说咱们省有多少演员?”那时正演样板戏,演员从公社开始就有,多如牛毛。我歪着脑袋想半天也难以回答。周大爷又是嘿嘿一笑说:“还是两个。一个男演员,一个女演员。”

对于周大爷这机敏的回答,在我整个童年中都充满敬意。多少年后才得知,周大爷答案的­精­髓,也是师承前人。前一个脱自郑板桥,后一个脱自李笠翁。

现在我又见到一则有关“两”的故事:乾隆皇帝游江南,爬上了镇江金山寺,龙目一望,见江面上往来船只如梭,就问身旁一位老和尚:“僧家,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啦?”老和尚答:“住了几十年了。”乾隆又问:“你既住了几十年,可能告诉我,你每天看见长江上有多少船只往来。”老和尚答:“只看到两只。”乾隆惊奇地问:“何为两只?”那老和尚不慌不忙地说:“人生只有两只船,一只为名,一只为利。”乾隆听后感慨不已。

是的,对人来说,任何群体与个体都会经常遇到名和利的问题。俗话说:“人生在世,吃饭做事。”“吃饭”,当然牵扯着利,做事,自然关系着名。既然如此,我们又当如何对待名利的问题呢?

还是先看看伯夷与叔齐的故事。

伯夷与叔齐都是商末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名允,字公信,为老大。叔齐名致,字公达,为老二。相传其父君临死时留下遗命,让老二叔齐继位。及至父死后,叔齐不做国君,要让位于伯夷。伯夷心想,父亲既然有遗言让叔齐接位,我怎么可以接受他的推让呢?于是就逃跑。叔齐看到哥哥一跑,自己也随他同跑,都是为了躲位。二人跑到周国,时值周文王死后武王正誓师伐纣,于是兄弟二人便叩马相谏,指责武王父丧用兵不孝、为臣弑君不仁。武王左右的人很恼怒这事就要杀死伯夷叔齐。武王坚决不准,以为他们是“义人”,将他们赦释。武王灭商后,伯夷叔齐耻食周粟,便逃隐首阳山(今山西永济南),采薇而食,饿死山中。(见《史记·伯夷叔齐列传》)

这段故事大约就是我国记载较早而又影响最大的淡泊名利的典型例子了。试想一想,老国王死了,顺理成章得到一个王位,但是兄弟二人你推我让,谁也不去继位,反而双双逃位。不是把名利看得很淡的人,做得到吗?武王灭商后,伯夷叔齐为显清白,不做“贰臣”,­干­脆逃到首阳山中,不食周粟,而靠挖野菜充饥过日子,终于饿死首阳山中。不是冰清玉洁之人,能够坚持这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操­守吗?

还有一段类似的故事也很感人。三国时候,管宁与华歆均为同学少年。一次他们一起挖地,管宁挖到一块黄金,看都不多看一眼就当泥土丢开。而华歆却过去多看了一眼才离去。这样管宁就与华歆绝交了。为什么呢?因为管宁从华歆多看一眼黄金的细节上,看出了华歆不是安于淡泊的人。果然后来华歆扶助曹丕篡汉,做了大官,也成了千古罪人。于是管宁就一生在楼上读书,永不下楼谋事。这意思很明白:“楼下黄金楼上人”。楼上之人尽管清贫,但清贫之人是决不肯与污浊之人混为一谈的;肮脏的土地就在我足下,但清白之人是决不会踏上一脚的。看看这里的主人把清白与污浊的界限划分得多么分明!

此类故事多矣,恕不赘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东方文化在名利问题上历来主张清贫、淡泊、节制、圣洁,顶多退让到“君子生财,取之有道”。或者“审时度势”,“功到名成”足矣!而凡是追逐、贪婪、­淫­逸、享乐和巧取豪夺、欺世盗名等等观念和行为,什么时候都会遭人唾弃的。

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无产阶级的义利观尤其显得重要。因为名利问题的“两只船”已经更加突出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在某些场合下,就等于是名利的“地雷”、名利的“陷阱”埋没在你身边。这就要求我们,脚莫乱踩,一乱踩往往伤残人生;手莫乱伸,一乱伸往往被捉住;船莫乱上,一上错了许多时候就难以下来。最好的态度是:名利淡如水,事业重如山。该得到的,什么时候都能得到;不该得到的,什么时候都不去想它。

赛先生赛跑

1919年1月,陈独秀在回驳对《新青年》的批评时,第一次使用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一昵称,我以为这算得上中国翻译史上的一道闪电。他说:“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来,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迟。”(引自《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自此,称*为“德先生”、科学为“赛先生”的这一“五四用语”,便在中华大地风行起来了。

多少年过去了,吾国的德先生,从新*主义而社会主义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通衢大道上阔步走来,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力不断增强。而赛先生呢?自然不甘落后,早在400多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将近代科学带入中国。以后的各次政治运动如“洋务运动”、“百日维新”等等,虽然都在不断地唤醒华夏民族的科学意识,然而都不及“五四”运动的猛烈,而且迅速付诸实际行动。我们的有识之士“猥自枉屈”,从欧美等地请来了赛先生,从蒙童开始学习“格致”(声光化电等实用技术),以及多种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终于迎来了当今电子科学、数字科学等等高科技时代的到来。然而,当吾国国门再一次打开的时候,特别是近些年来以信息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知识经济向我们涌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咱们赛先生的奔跑速度与人高马大的洋选手相比,确实落后了一大截。

怎么办?赛先生的特质就在于那个“赛”字。恰如火车与汽车赛,高速列车与飞机赛,赛得交通工具大发展;今天我们也要国内与国外赛,沿海与内地赛,赛出一个科技现代化的强国来。同志哥,不要自卑,不要胆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已经把我们无情地推向这个赛场了,华夏儿女焉能“拉稀摆带”!

赛起来就要加大投入。这些年来,我国的科技经费投入尽管逐年增加,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是很低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投入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7%左右,而1996年竟下降到了0.48%。这相对于美国使用的2.45%,日本使用的2.9%,我们的投入真是太小了。因此,“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吃饱草”的问题,已严峻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勒紧裤腰带加大资金的投入,对自然条件差一些的中西部地区,还要给予政策上的优待,这才正是我们的赛先生翘首以盼的呢!

赛起来还必须加强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教育,大力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这本来是加大投入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我从报纸上阅读到的一件事却刺痛了我的心:一次,美国未来学院院长┭睢つ里森同北京大学副校长陈章良谈起智力资源与资本的关系问题,陈章良无奈地告诉杨·莫里森,目前95%在欧美名牌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的北大毕业生,拿到学位后,都留在了美国或欧洲没有回来。我们最宝贵的资源在流失,报纸上却在为我们又引进了多少外资而沾沾自喜。据调查表明,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0.3%,而美国、欧共体国家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的人口比例,却比我国分别高出23倍和15倍。至今我们不少地方伪科学肆虐,封建迷信盛行,显然与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准低紧紧相关。这别说为我们的赛先生助跑了,不拖其后腿便算是幸事。可是我们还比较普遍地认为:资本是最重要的资源,因而以把美国的资本大量引进而高兴;而美国人显然是把知识看成是比资本更重要的资源,是把中国的人才大量引进本土而高兴。在两个不同的“兴奋观”面前,难为我们的赛先生了。好在我们现在终于真正懂得:华夏民族的文化水准飙升之日,便是赛先生的腾飞之时。只可惜这一并不艰深的道理,我们似乎明白得晚了一些。

赛先生在赛跑,德先生在加油,我们的炎黄子孙呢,一定要雄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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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匿名信

一个幽灵,在空中游荡。它一旦降临某单位,常常引起轩然大波。这绝不是革命导师所说的“共产主义”,而是匿名信。

匿名信,牵连着复杂的人文和社会因素,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它,都难以说清问题的实质。这里,我试做一点具体分析。

我以为匿名信大体可分三种类型。第一类,告发的事实准确,揭露的问题严重,提供的证据也很确凿。在反贪斗争中,不少“蛀虫”就是通过它挖掘出来的。但由于举报者碍于所处环境*法制不健全,打击报复势力强大,揭发信也就只好暂不留名了。赫鲁晓夫位居苏共政治局时,官位不可谓不大,但一句反对斯大林的话也不敢讲。而斯大林去世后,赫氏便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批判其*,有人便递上纸条说:你当时也是其权力核心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为什么不起来反对斯大林的*?赫氏把纸条上的内容当众念了一遍,随即大声问道:“这是谁递上来的条子?请站出来!”会场上一阵­骚­动,没人吱声。赫鲁晓夫哈哈笑道:“你们瞧,现在我们这样*,又这样无须恐惧,而写条子的同志还不敢站出来说话,试想,在斯大林*时期,我敢公开出来顶撞他吗?”我阅读这段史料时,既对赫氏的机变巧答叹服,又对写条子的人不敢挺身而出亮明身份表示理解。写这类匿名信者,尽管算不上铮铮汉子,但我们也就不勉为其难了吧!

第二类匿名信,告发问题的动机基本端正,主要事实也大体准确,但告发者除了提防当事人报复外,还有种种不愿公开身份的特殊原因,比如担心个人掌握的证据还不够充分,对法律的某些规定还不很清楚等。因此,便在揭发信上隐去了真名实姓。著名作家魏明伦的戏剧《巴山秀才》,是按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的。他剧中那个迂腐秀才为揭穿所谓“巴山民变”的真相,把科场卷子写成了“状子”,还将自己的真实姓名“孟登科”写成“柯登梦”;年龄由“五十一岁”变成“一十五岁”,终于使一场冤案大白于天下。因此,写这类匿名信者,我们也权当是那个为民请命而又迂腐胆小的“巴山秀才”好了。

然而,第三类匿名信就让人不可理喻了。这类“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黑帖子,状告某人问题重大,言之凿凿,骇人听闻。而调查结果,不是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就是捕风捉影、夸大其词;不是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就是翻腾老账、纠缠历史;不是在政治上搞人,就是在经济、女­色­上整人,时候又往往选在目标即将提升晋级、上调乔迁的节骨眼上。待问题查清后,大好机会早失之交臂了。正如顺口溜所言:“花上两角钱,叫你查半年。”“别看你平时­干­得欢,就怕背后拉清单。”而且这“清单”如今已不是笔写手抄,而是电脑处理,查笔迹指纹吗?如过眼轻风,无踪无影!查邮戳地址吗?南辕北辙,人家是坐飞机旅游到千里之外又顺便烦请航空小姐将信件捎带下一座城市代交的。高科技作案,纵有包大人、海青天、福尔摩斯也未必都能破。

我查阅过曾是官员的这类人物作案动机笔录,说来可笑。一者抱定“你要上,我偏不让你上”。咱们能力差不多,贡献一般大,凭什么你提升比我快?二者奉行“我不上,你也别想上”,咱们同期参加工作,同时入党,我提升无望了,你要升官,没门儿!三者咱们面和心不和,多年不对劲儿,琢磨一个什么法子出出这口恶气——匿名信杀人不见血!黑帖子吠影不出声!且又制造混乱,互相猜疑,好不快哉!这便是这类­阴­暗人物最容易想到和选择的手段了。如此下作的办法用上了,也就如《圣经》里的犹大从“总督”府回来,灵魂已经换成金币啦!

写匿名信诬告者,自以为高明,自以为风光,其实下场都不好。据心理学家分析,暗地害人者事后担惊受怕所造成的心理、生理伤害,某些时候并不比被害人轻。何况“多行不义必自毙”,历史上那些靠诬告起家的佞臣、小人,如唐代为武则天所设铜匦效劳而制造大批冤狱的来俊臣、周兴、索元礼,宋代“乌台诗案”(注:指宋代中央政府负责弹劾官员的监察机构。因为汉代所设的这一机构门前柏树上,经常栖息许多乌鸦,故把御史台称为“乌台”,也戏称御史们都是乌鸦嘴。)中设“巧辞”构陷苏东坡写反诗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禀等人,明代给魏忠贤献《百官图》而出卖东林党人的阮大铖等,不是死于非命,遭到杀戮,就是青史留骂名,传为古今笑谈。

我主张正确分析、看待匿名信,不一棍子打死。每一封匿名信,都要从具体内容、具体原因,进行具体分析。但也不主张写匿名信,因为它到底不如以真名实姓向组织反映问题更光明磊落,更具有负责­精­神,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尤其是防止告密构陷,乱咬乱攀意义更大。“*”中多少同志深受匿名信之害,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应该忘记。当然,匿名信的根本灭绝,是与*法制健全、言路畅通以及人文道德水准的提高紧密相连的。我们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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锣鼓听音

现代京剧《沙家浜》智斗一场戏里,有这样一个细节:草包司令胡传奎对阿庆嫂当年将自己“水缸里面把身藏”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已,这却引起了刁德一的联想。他­阴­阳怪气、话里有话地向阿庆嫂“打听”起新四军的下落来。不料阿庆嫂以攻为守,软里有硬地给他迎头一击,挫败了刁德一要阿庆嫂说出新四军行踪的­阴­谋。记得阿庆嫂的话是这样说的:

“这真是呀!听话听声,锣鼓听音。照刁参谋长这个意思,那新四军的伤病员是我藏起来的啰!”

看看,“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在许多时候是可以发现说话者“微言大义”的。阿庆嫂正是从刁德一表扬她“抗日救国的好思想”、“安排照应更周详”那段“西皮音调”的唱词中,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而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

近读清史故事又得一例:乾隆年间,内务大臣和珅自以为年轻有为,能诗善赋,瞧不起三朝*刘通训。刘也认为自己诗通赋达,劳苦功高而不把和珅放在眼里。因此每每朝政,二人总是­唇­枪舌剑,相讥不和。乾隆皇帝有意调解此事,这天,命二人随他去御花园散心。行走间恰好来到一湖边。湖光潋滟,水­色­怡人,乾隆即命二人以水为题赋诗。刘通训捋捋胡子,望着清波中自己老态龙钟的面容与和珅得意自负的神­色­咏诗道:“有水念溪,无水也念奚,单奚落鸟为­鸡­。得食的狐狸欢如虎,落坡的凤凰不如­鸡­。”听话听音,聪明的和珅悟出了刘通训把他骂为“得食狐狸”了,也反­唇­相讥吟对道:“有水念湘,无水也念相,雨落相上便为霜。自家各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刘通训一听,气得直吹胡子。乾隆上前一把拉住二人道:“二位爱卿听着,孤家也对上一首:‘有水念清,无水也念青,爱卿共协力,同心保大清。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孤情看水情。’”二位大臣听后,顿时不好意思起来,都向乾隆表示,一定和衷共济,永保社稷江山。

中国人的“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是由于汉语表达所具有的委婉、含蓄、讽喻、借代、会意、转注等风格形成的。从本质上说,也体现了说话人内心世界的丰富、深沉、压抑、躲闪,或者虚伪、欺骗等等情形。鲁迅在《推背图》里就说过这样的话:国人中“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这样,其实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

懂得这些情形后,我们面对当今世上盛行的各种言语形态,就要格外细心辨听,免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当然最好能像阿庆嫂和乾隆皇帝那样听出真谛、听出天籁来。为此,我不妨先做一个“试听”,以供见习——

1庇泄愀嫠担骸氨静品领同类产品新潮流,刚一上市,就有假冒。厂家敬告顾客:认准防伪标志,以防上当!”——说这话的主,大多是在促销产品。

2薄翱炖绰蜓!名人签字售书!售完为止!”——签名者卖的是书,更卖的是名,有人还卖的是相。

3薄翱烨牍郝颍买一赠一。”——赠的那一份,价钱已算在你买的那一份中。

4薄澳腥硕耘人是视觉效应,女人对男人是听觉效应。”——男人说这话,是想女人打扮得更漂亮;女人说这话,是想得到男人更多的赞美和怜惜。

5薄芭人说男人:你真坏;男人说女人:你真好!”——这样说话的人,不是有情人,就是“戏中人”。

6奔定材料中说某人:“有时在女­性­面前表现不够严肃。”——这人不是调戏过­妇­女,就是玩过“小蜜”。

7毙〗忝俏剩骸澳悴挛夷炅涠啻罄?”——她是想你回答得小;某些官员们问:“你知道我今天工作多长时间啦?”——他是想你回答得多。

8薄氨敬纹澜惫彩盏窖∑薄痢镣蛘牛以得票多少为序,×××荣获一等奖。”——这奖早已是内定了的。有的单位各获奖者票数的多少,是无须公证和公布的。

9蹦曛掌澜笔保科员们都说:不要评我,工作有点成绩,但功劳应记在科长身上。科长又反过来说:“不要评我,本科室成绩虽然突出,那是大伙儿的功劳。”——这种谦虚的背后,在一些单位不是奖项“含金量”太低,就是上下级间的互相吹捧。

10薄凹觳槠辣茸橐经常下去,行业的风气才能上去。”——说这话的人大多是过去从检查评比中得到好处的主。

11薄暗缡犹记者来了没有?来了会议就开始。”——问这话的领导,是想自己当电视演员。不是天天晚上上电视,而是天天晚上“演电视”。

12薄澳橙恕猎隆寥丈日,敬请光临,薄酒一杯,以叙旧情。”——发这种请柬的领导,是想收更多的彩礼。

13薄啊辆殖ぃ你的手气才好哟,昨晚我们输给你那两‘方’钱,硬是叫人心服口服哩!”——输钱人是在行贿。

……

岂能“换个说法”

汉语修辞有一格,名曰“婉言”,又叫“换个说法”。其宗旨无非是说话时玩点文字小花招,使听话人好接受,自己也不讨人嫌。

譬如国人讳死,某仙翁去世,你当着亲人的面切不可说:“怎么,他死啦?”应当称他谢世、逝世、作古、寿终正寝、撒手人寰、乘鹤西去等等。假如你嫌这话太文气了,至少也当说个:“怎么!他老了?”或者“去了?”“走了?”云云。

再如某先生听力很差,近于耳聋,或者一只眼睛失明。我们又切不可当面叫他聋子(尽管他不一定听得清),或瞎眼之类。你也别管他是否曾经自诩过有“文聋雅瞎”的旷达,此时最好还是换成这样的说法:耳背、耳重,或眼睛不好。倘是熟识人,顶多私下幽默一句:“半边月儿明”或“一目了然”,足矣!

此类换个说法,修辞学有忠告,语言中有俗成,作为“礼仪之邦”的后代子孙,我都举双手赞成。但另有一些“换个说法”,我却不敢恭维了。

翻开《资治通鉴》第十四卷,内有这样的记载:古代大臣有因不廉行为而被罢官的,不说他不廉洁,而说他“簠簋(音〖WTXT〗fǔ guǐ〖WT〗;方曰簠,圆曰簋。古代指食器)不饰”;有犯了污秽*罪名的,不说他*私通,而说他“帷薄不修”;有因软弱无能不胜其职的,不说他蠢笨缺才,而说“下官不职”。这里的换个说法,显然是为“尊者讳也”,“显者除也”!高官显贵们的种种劣迹败行,自然可以淡化得“青山隐隐,流水悠悠”了。

近读曾国藩,方知这老家伙也是一个善于“换个说法”的修辞老手。他自与农民起义军作战以来,受挫岳州,困顿靖港,兵败九江、湖口,亡命三河等地。作战中多次险些被擒,总要投水自杀,然而他给朝廷的奏章中却这样写道:臣下起兵数年,与粤匪作战,虽连连受挫,危时元气大伤,险时全军皆寒……然则,臣等湘军依然披坚执锐,屡败屡战是也……看看,这“曾文正公”将他与农民起义军作战中的真实写照——“屡战屡败”,颠倒两字,换成了“屡败屡战”,这“曾剃头”百折不挠、英勇顽强的形象,也就活灵活现地展示于龙廷之上了。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的原因,我们姑且不去论它,但“曾堂大人”玩起文字游戏来,真是一把好手啊!

“*”中“换个说法”的苦头,我们也吃得不少。本来是“闭关自守”、“关河空锁祖龙居”,我们却叫它“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外国的月亮岂比中国圆”;本来是民不聊生,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我们却赞它“形势大好,一年更比一年好”;一大批老­干­部、科学家被关进牛棚,下放劳动,我们却称他是“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种“换个说法”的实质,谁不知道是巧言令­色­,*民意,强词夺理,粉饰太平。然而实在悲哀的是,我们中许多人照样“风摆柳”似的跟着说了、喊了、写了、实打实招了……

今天,拨乱反正已多年,我们当然不能容许这种“换个说法”的现象继续下去——

某党委书记*作风差,独断专行。党内*生活会上,我们总不该这样说:“好书记哟!办事有能力,说话有魄力,拍板有威力。”

某单位形式主义盛行,花花点子迭出,事故案件暴起,这单位的领导年终总结时,总不该这样讲:“我们­干­事情,有时注重了工作过程,而忽视了工作效果……”

某些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给要员送红包,献重礼,分股票,这些人办事时也总不该这样恭谦:“一点辛苦费,小意思,不成敬意啦!”

某领导进KTV包间丑闻传开,调离单位后,继续党内做官。群众义愤大,主管人总不该这样开脱:“他是去过不应该去的地方,是有一些不够稳妥呀!”

……

“换个说法”花样繁多,变化无穷。如周易,比周易易学;似魔方,比魔方迷人。要治它,我也有良药三剂——

思想武器——实事求是。

修辞手段——直言陈述。

化学药品——冲相显影液。

“颠倒”的艺术

在思维活跃的年代,最能活跃思维的恐怕莫过于“颠倒”这门艺术了。

一些装潢古朴的餐馆茶楼的门楹上,常常高悬着这样的对联:“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乍一看,意境高远,文采斐然。细观之,那下联不过是上联文字的颠倒排列。但这一颠倒却“颠”出了新意。“倒”成了绝唱,至今众多店主依然钟爱不舍。

颠倒得最够水平、最见威力要数康熙皇帝了。一次,康熙出游踏春,指着路旁一尊石人问道:“此石人何名也?”随行的一位翰林学士或许是头遭伴驾未与皇上混熟,心慌口乱;或许是似懂非懂又不敢不答,便随口应道:“仲翁。”康熙也不言语,次日早朝议事完毕,帝便起身拂袖回宫,不想御座上翩然飘下一道圣旨:“翁仲如何读仲翁,想必当年少夫功。从今不得为林翰,贬尔江南作判通。”

这康熙大帝把“翁仲”、“功夫”、“翰林”、“通判”全部颠倒一遍,成了一首有名的“颠倒诗”,并且贬了这翰林学士的官职。

颠倒的威力,仅此而已吗?非也!

记得一年我去苏州开会,闲暇上街逛游,见其丝绸制品多姿多彩,顿萌购买之心。问一摊主:“这件衬衣多少钱?”答曰“93元”,我顺口还价“39元”。摊主瞥我一眼,讥讽之意分明。我扭头便走,他却温和叫住:“再添点钱嘛!”我分文不添,他39元居然卖了。同行的朋友说:“买住了,好便宜哟!”我暗喜有幸——谁知迎面一家大商店里也挂着同样品牌的衬衣,质量式样一模一样。我顿时醒悟,这衬衣原本只值“39元”,顺口一“颠倒”,还其本来价位罢了。原来,中国古往今来多少事情已被人颠倒了,夸大了,缩小了,还有的看走眼了,如果我们敢于如此这般甚至彻头彻尾一“颠倒”,上当受骗也就少得多了。

还记得儿时帮铁匠爷爷卸绞面机,一颗生了锈的螺丝钉怎么也卸不开。铁匠爷爷说:“倒个方向试试!”于是我手中的扳手由原来的往前推变成了现在的往下压,方向一变,“吱”的一下,“力吃千斤”的螺丝钉居然被我小小的力气卸下来了。铁匠爷爷抚髯叹曰:“孺子可教也!”现在我得赞美爷爷:恩翁睿智也!从小启发了我逆向思维。这“逆向思维”,说得通俗一点,不就是“颠倒思维”,双向权衡吗?河东河西、朝云暮雨、月圆月缺、潮涨潮消乃至于股市升跌、钢材疲俏、汽油涨落,沧海桑田、世态炎凉,哪一样都应正反颠倒思维,才能全方位观瞻、正反向驾驭、多方面受益呢!

孔子有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话虽旧了一点,但对于治理官僚主义却是一帖良方。有一则寓言说:一窝老鼠开会讨论如何消灭对手——猫的事宜。群鼠高谈阔论:猫能抓住我们,关键是速度太快,迅雷不及掩耳!如果能给猫的颈上挂个铃铛,猫一出动,响声贯耳,我们就能及时躲避了。意见甚好,可派谁去挂铃呢?老老鼠指着一只小老鼠说:“你老弟年纪轻轻,腿脚灵动,此一重任,非尔莫属!”小老鼠沉默半晌后说:“小弟涉世浅薄,胆量、经验有限,我看如果您老先生亲自出马,想必能够挂成。”老老鼠亦沉默半晌说:“今天不研究这个了,下次开会再定吧!”所以,至今猫的颈上依然光生如前,不见挂上铃铛,原来挂铃者“颠倒”一下,发号者也就更弦易张了。

颠之倒之,无不晓之;颠之倒之,何等妙之!是耶,非耶?读者自度之!

“足球热”质疑

足球发烧友,足球俱乐部,足球联谊会,足球“有奖赛”;

球赛天天有,报纸天天登,电视天天转,广播天天“喊”;

球场四处建,球迷四处窜,球星踢横了,“球斗”­干­开了;

OK!乌拉!加油!雄起;

缺揍!看打!哎哟!挨到起……

近年我国城乡中出现的“足球热”,是*结束后的“气功热”、“麻将热”,“歌星、舞星热”后的又一超级大热点。眼下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一热门盛事似乎正朝登峰造极、烈火燎原的态势发展。每每路过体育场,看到购票的长龙阵时;每每打开电视机,看到不止一个频道正转播比赛实况时,再看看我儿卧室四壁贴着的数十张足球明星照片后,我的心就凉了一大截:咱们中国人,世纪之交有多少事要做,真不该对一颗足球热得昏头涨脑啊!

足球,作为一种竞技体育项目,一种有国际­性­影响的比赛内容,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本是常事。然而不知何原因,常事却反常,有时竟变成了畸形怪异甚至荒诞不经的社会形态了。请看——

球场门前高价倒卖门票的情景;

足球赛中打架斗殴的丑态;

某球星受赠小车、别墅的新闻;

幸运球迷免费乘机出埠、国外旅游观光的风采;

赛前“压宝”,某先生、小姐中了头彩的狂喜;

夜深人静,电视机大开,助威声震耳欲聋的景况;

一球­射­门,某老妪心脏病突发,送进医院抢救的悲哀;

莘莘学子看球入迷,夜不能寐,荒废了学业的苦恼;

……

对这局外人不可思议的反常现象,我曾做过如下设想——

“体育强国”吗?我历来以为这口号欠准确。你说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是靠体育强盛起来的?倒是富强起来的国度发展了体育。不信试问,三中全会以前,我国乒乓球队连夺世界冠军强了国吗?倒是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使我国逐步繁荣富强奔小康了。因此,强国之本,安邦之策,在于发展生产力,而不取决于球场的胜负。我们千万别本末倒置,把事情搞歪了。

“为国争光”吗?我说赛事即战事,胜败乃兵家常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足球落后,知耻后勇,不必大惊小怪。亚洲“四小龙”,西方各“列强”,也绝非所有赛项都称强。亚特兰大奥运会,美国人尽管拿了不少金牌,但从本质上讲,对这等事多是不以为然的。你能说美国人就不爱星条旗了吗?

“增强体质”吗?球星们下场一身伤,退役一身病,真是“亏了我一个,取乐十亿人”;球迷们看球几小时坐着不动,­精­神高度紧张,事后自然疲惫,何能增强体质?毛泽东同志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讲过“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国家体委也制订了“全民健身计划”,内有群众­性­体育标准和国民体质标准。这才是增强国民体质的正本!

窃以为,足球就是足球,球星就是球星,足球运动的本质特征是娱乐和健身。它有补于国计民生,绝不可能主导国计民生。因此我以为,安排球赛当有节,新闻传媒当有度,球迷朋友当“降温”。四化建设我们都很忙,一味地看中足球,可能“玩物丧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对足球走火入魔后产生的负效应,那是一言难尽的啊!

言到此本可打住,但另有一层隐忧不吐不快,那就是近年间我国迅速出现的“足球热”中,其实质是背后还涌动着另一种不健康的商业行为——

球老板以足球赛追逐高额利润,不管赛事是否过多过滥。

电视台以揽比赛出租频道论时计费,不管你租用多久。

门票贩子以倒腾门票牟取暴利,不管良心几何。

某些球星以高额收入为参赛条件,不管人格道德沦丧哪里。

职业球迷以看球捧场、压宝领奖、出国旅游为乐事,不管这职业于社会有多少补益。

呜呼!滚动的足球,在这些人眼里似乎便变成了滚动的“金球”!文明的娱乐变成了利润的追逐。这大概便是当今足球“超级热”中最凶最猛的“添加剂”吧!然而我说,大凡一切文化、体育活动,一旦染上了浓厚的铜臭味,以赚钱为目的,其结局总是令人不安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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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农寺的教训

司农寺者,北宋主持变法的国家机构也!

宋神宗时期,司农寺下达了一道变法命令:全国各地供神的祠庙,一律承包给私人,每年上交给官府一定数额的香火钱。官府得到这些钱后,便不管承包者去经营什么项目,于是乎,昔日庄严肃穆的祠庙,顿时变成了承包者们赚钱的商店或市场。一时间,各祠庙里喧闹声、哭喊声、调笑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乌烟瘴气。更有甚者,将前朝帝王的陵园也加以开垦,唐太宗李世民等人的陵墓就变成了“被开垦的Chu女地”,参天齐地的树木被砍伐一空,简直惨不忍睹!

我无意攻击王安石而为司马光说项,也不必为俺们川籍文人老哥子苏轼打抱不平,但仅就司农寺为当朝增利生财而置祖宗祠庙、陵墓之体面而不顾的做法,颇为“愤愤然”也!

封建王朝历来十分注重祠庙和陵墓的保护,把它们视为祭祀天地、祖先的神圣殿堂。秦始皇千里迢迢泰山封禅,汉高祖戎马倥偬拜谒轩辕陵,汉武帝南巡潜山祭祀天地,徐延昭冒死探守皇陵……都留下了多少传颂千古的佳话。不然,我神州大地何以出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瑰丽景象;当今北京也不可能有“天、地、日、月”四坛交辉的奇观。由此可见,祠庙、皇陵、古墓,已经是一种历史积淀、文化场所,是绝对不可以任意亵渎的。

这些道理,司农寺的官员恐怕是知道的,但是,承包的命令还是下达了,执行者们更是变本加厉地执行了,严重的后果当然也就出现了。出现这一“不该为者而为之”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呢?

史学家们说是北宋的“积贫积弱”。我非常赞同。只要读一读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就可以看出:“天下财力日益困穷,而风俗日益衰坏,四方有志之士,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文中还说,学校本来很少,有的学校又没有教师。官员规定的俸禄非常低微,不兼营农业、商业是难以维持生活的,而且拖欠又相当严重,大约要任职六七年才能得到三年的俸禄。军队由宋初的20万增加到125万,军费占国家财政收入的80%。在这样极度贫困的情况下,难怪北宋的变法者们要看中一座祠庙一年七八贯钱的租金了。

由此,我是否可以这样说:国家的“积贫积弱”带来了变法者们的急功近利,下策之举。用今天的话讲,可否是用牺牲­精­神文明来换取物质文明呢?当然,变法者的初衷也未必如此。他们无非是觉得,这些祠庙、陵园闲着、空着太可惜了,只要开发出来,经营有方,管理有道,既能祭祀,又能增财,于国于民都会有利。然而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度里,当道德文明的常轨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改革者的动机与效果往往是很难统一的。果然,司农寺的变法措施在贫困的执行者(也许还有部分贪婪者)手中,很快变了“味”。他们对于政策中规定的承包开发寺庙的若­干­“不准”,完全置于脑后。什么项目能赚钱,管理者就任凭他人经营什么项目;哪些口岸利润大,承包者就抢先租赁哪些口岸。真是有利可图者­干­,大利可图者大­干­,暴利可图者丧尽天良地­干­!难怪乎王安石也只好说:“穷则为小人”矣!贫穷的小人钻起政策的空子来,实在太厉害了!由这些穷困的小人去执行变法的政策,进行变法的实践活动,好的政策可能变味,有弊端的政策可以失之荒谬。王安石变法的最终失败,是否与此有一定关系呢?

话又说回来,这一变法失误的始作俑者依然是司农寺。应当明白,承包是变法的一项内容,但并非一切变法都可以采用承包。历史的经验证明:上层建筑其中包括不少制造­精­神文明的机构,是不完全适合于承包的。我们今天的某些出版社、图书馆、高雅艺术团体、革命历史展览馆等等,由于承包而显出的弊端已经令人震惊了。司农寺当年是否对类似机构也进行过全面承包呢?我未曾考证,不敢妄言,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宋神宗的125万军队没有承包,三寺六部没有承包,郡县官署没有承包,国史编修、著作郎之类的官职也没有承包。古今中外,这些都是绝对承包不得的呀!

承包不是变法的全部内容。宋神宗看来是在变法的过程中逐步醒悟了。所以,当应天府长官张方平和御史中丞邓润甫愤然上书此项变法的弊端时,神宗皇帝龙目一览后批示道:“怠慢神灵,污辱国家,还有比这更恶劣的吗?”于是,祠庙、陵墓的管理又恢复先制!

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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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大宛与失荆州

大宛有好马,锋棱瘦骨,巨眼重瞳,日行千里,名曰“汗血”。这使人想到后代“青海王”马步芳是否就用的这类马儿。

此时正值汉武帝开拓疆业之际,宝马良驹对汉王朝来说,就是版图绿洲。公元前104年秋,汉武帝派使臣带黄金千斤、金马数匹前往交换。大宛国王不憨不傻,他琢磨:宝马良驹换给你大汉朝,这不是等于增强了你国的军事实力而让我们挨打吗?于是断然拒绝,气得汉使破口大骂,并击碎金马而去。

汉武帝扫了面子,非报一箭之仇不可,于是决定发兵讨宛。派谁为主将?这事关国威体面,贴身大臣们秉公推荐了许多人选,汉武帝都不采用,他竟任命了自己宠姬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带兵征讨。

原来,汉武帝藏有私心。接高祖刘邦留下遗规:没有为国立过战功者是不能封侯的。现在他为了让自己的小舅子能够封侯挂印,便顾不得用人的许多规矩、条件了。

果然,正如朝中文武大臣所料,李广利所率数万人马与宛军作战,一战遭重创,二战不顾血本取胜而封侯,三战转而伐匈奴,被俘、投降、招为驸马,丧尽国格人格,最后终被匈奴所杀。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汉武帝的“一脉”子孙——刘备在用人上也与乃祖有过相似之处。公元208年,赤壁大战之后,刘备占领荆州,随后举兵入川。此时,“三分天下”的态势已初步形成,荆州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北邻曹魏,南接东吴,乃刘备集团的“前线指挥部”,亦是诸葛亮“统一战线”的“交会点”,颇与抗战时期周公留驻的“陪都”重庆相似。派何人镇守最合适?显然身经百战、文武兼备、能刚能柔的赵云是最佳人选了。然而刘备心里有数:那“结拜兄弟铁哥们儿”中的关羽可不是“吃素”的吧。于是,手握军国大权的诸葛亮心领神会,便带张飞、赵云“溯流克巴东,留关羽守荆州”。这关羽,刚愎自用是出了名的,且又瞧不起士大夫,不过5年,“联吴抗曹”的统一战线全线崩溃,战略重镇荆州轰然失守,一堂堂“上将军”、“荆襄王”终于败在文弱书生、东吴小儿陆逊手下,落了个身首两异的可悲下场!

在论及汉武帝错用李广利时,司马光言道:“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焉。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然则武帝有见于封国,无见于置将;谓之能守先帝之约,臣曰过矣。”由此看来!汉武帝在用人问题上的“私其所爱”,必然“不择贤愚”。“私其所爱”是因,“不择贤愚”是表,事业受害是果。

然而最令人寒心的是,手握大权者们一旦对小舅子、铁哥们儿之类“私其所爱”后,对不同意见往往就很难听进去了。过去我很难相信,司马迁受宫刑竟与李广利有关。而今读史,痛心疾首:原来李广利和李陵都先后投降了匈奴,司马迁在为李陵辩护时说:李陵降奴是在“矢尽援绝”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是一定会找机会报效国家的。汉武帝则认为司马迁这番话是在影­射­自己(因为李广利二战取胜主要是靠汉武帝大量增兵相援),更是在诋毁自己的小舅子,这还了得!于是下令对司马迁施以宫刑。悲哉,爱打抱不平的司马迁!

那么刘备的情况又如何呢?关羽失荆州,按当时的法律应当满门抄斩。然而刘备不仅不秉公执法,反而举国发丧,并在条件完全不具备的情况下“举倾国之兵以伐吴狗”,为“铁哥们儿”报仇雪恨。出兵前,赵云苦谏再三:“国贼乃­操­尔,非孙权也;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刘备却说:“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结果兵败夷陵,中道崩殂,蜀国从此疲弊,终于灭亡。

从李广利降敌变节到关云长失守荆州,给我们许多宝贵启示:任何时候,任何社会,事业的成败兴衰,国家的存亡荣辱,用人总是最关键的一环。小舅子再亲,铁哥们儿再“铁”,又一天围在身边转,倘若德才不佳,那也是绝对不可重用的呀!

私心、私情、哥们儿情,既误国,又误人。小舅子,铁哥们儿,你们以为如何?

神仙会提案

偶于垃圾堆中,拾得一提案。兹录于下,贻笑方家。

ぬ岚该称:克隆技术研讨会召开方案

ぬ岚傅ノ唬耗晨萍记楸ü芾碇行

ぬ岚甘奔洌赫通人和之年,四海升平之月,光风霁月之时

ぬ岚改谌荩

本管理中心自组建以来,各类研讨会虽多次召开,但均不及此次克隆技术研讨会意义重大。它顺应世界科技发展新潮流,呼唤国产克隆熊猫早问世,又响应党中央关于学习掌握高科技之伟大号召。因此,本会议一旦召开,国人将惊喜若狂,世界将为之瞩目,海内外新闻媒介将铺天盖地报道。故做如下提案。

一、与会人员。全国著名生物研究单位、高等学府生物工程专业、名牌医院、超大型动物繁殖种场站,兄弟科研情报管理中心代表各二名,生物研究耆老新秀也可例外邀请。预计360人,各报台记者40人,工作人员100人。总共500人(绝不算多,我党历史上曾有过8000人大会)。

二、会址选择与开法。庐山,政治­色­彩太浓,恐容易勾起一些老科学家种种不愉快之回忆;东北西北,位置偏远,又非经济发达地区;上海、广州,太繁华熙攘,均不宜召开这类会议。建议“乐山、镇江、杭州”三地为佳。此三座城市人口不多,消费不高,文化氛围又浓,《白蛇传》故事贯穿始终,十分有利于激发科学家的聪明才智。

具体开法可做如下安排。

乐山:开幕式并讨论半天。随后用3天时间参观大佛与峨眉山。不要以为这是游山玩水,神话里的“白蛇娘娘”就诞生在这风景如画的峨眉山上,极富浪漫传奇­色­彩,对于培养科学家幻想基因极有帮助。谁敢说科学家不需要幻想与奇思呢?那岂不成了修道士!

镇江:乐山议程结束后,代表乘船顺江而下至江苏镇江。含途中参观共5天,会议可用一天时间交流学术论文。安排两天左右参观。这里有北固亭、瓜州口……都是赫赫有名的古迹。特别是北固亭,它坐断长江,形势险峻,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早在700多年前就登上此亭,写下了“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壮烈词句。这是对科学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因为他们的立身之本就是爱国,此­精­神一丧失,科学越多越反动。然而,最为可喜的还是,这里有金山寺,它是当年白蛇娘娘大战法海和尚的地方。它面临长江,波涛万里,科学家们只要往金山高台一站,戏剧里白素贞与法海斗法斗勇、倒海翻江的悲壮情景就会涌上心头。这绝对能增强科学家大智大勇的胆略,攻关夺隘的­精­神。

杭州:镇江去杭州,可换一胃口乘中巴,几小时便可到达。闭幕式就放在那里举行,顶多半天时间。余后可安排三天游览。游西湖时,断桥是一定要安排参观的。尽管这景点其貌不扬,但这却是当年白蛇与许仙恋爱成亲的地方,“游湖借伞”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这多么具有浪漫风格,多么具有人文­精­神。具有了这种­精­神,科学家们一旦攻下克隆技术后,才不至于变成书呆子、病秧子。还有,万事需有头有尾。代表顺路就看了雷峰塔。此塔建于公元975年,传说“水漫金山”后,法海便使出撒手锏,用一个小小的钵盂将白娘娘收在其里,并建该塔镇妖,后来倒掉,鲁迅先生还为此写下了《论雷峰塔的倒掉》和《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两篇杂文。参观古迹,重读檄文,就很能使科学家们破除迷信,开动脑筋,攻关不止。即使将来克隆技术拿下了,还有新的技术在前头。革命无止境,科研无止境,奋斗也就无止境。

三、经费预算。住宿费:厅级以上领导住套间,处级和高职位单间,其余人员住标准间。共需——平均每人每天300元×10天(途中乘船5天除外)×500人=150万元。伙食费:共需——每人每天100元×15天(含船上用膳费)×500人=75万元。参观门票费:每人每处300元×4处×500人=60万元。其他费用(如文件制作费,会场、车辆租用费,医疗保健费,照相冲扩费,不可预算费等)约需50万元。此次会议共需335万元。(注:此为当时物价,十多年后再召开这样的会议要花费多少钱?)

以上方案当否,请各位领导审定。

狗咬人也是新闻

愚钝爱钻牛角尖。文坛有“推”、“敲”之酌的美谈,大文豪韩愈一板定音,苦吟派贾岛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诗句出名。其实,贾岛就用“僧推月下门”也未尝不妙。譬如,这僧若是去月下散步的,归回自个儿柴门又何须去敲,推门而入便是了。又譬如,这僧若是去私访尼姑的,一敲,就可能惊动观主禅女,总是不雅;一“推”,也就“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近来,成都军区举办新闻骨­干­培训班。讲课老师无一不列举西方新闻学定义“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进行各家之说的辨析,以揭示究竟什么才是新闻的真谛。这里,我不敢再给新闻下什么定义,但对西方某些新闻学家的“狗咬人不是新闻”就产生了质疑。这质疑是由吾国吾民,此情此景中一些值得深思的事实引出的。

狗咬人就一定不是新闻吗?难说!我们必须要看那狗是咬了什么样的人!假如咬了街民市井,村姑老妪,车夫牧童,自然算不了什么新闻;假如咬了大腕、明星、巨星,我则说:必然是新闻。电视记者率先上,长景短焦,俯拍仰摄,十八般武艺用尽;小报记者跟着上,现场特写,跟踪调查,言论述评,各类文体样样俱全;刊物记者蜂拥而上,狗为谁家狗?是否有狂犬病?狗主人是什么人?那明星、巨星由哪个医院救治?这大腕是否诉讼公堂?此案预测法庭如何判决等等详情报道,必是连篇累牍;那宣传规模,必赫然如“天狗吃月”,通讯卫星、超级巨星腾空般热烈矣!

此种景观,使人想起20世纪30年代,二三流明星蓝苹女士在沪演出京剧《打渔杀家》时,不幸摔掉一颗门牙,《申报》率先发消息的境况。当时的大上海,传媒事业并不发达,要宣传的内容又很多,偏就扭住一个女明星的“玉牙”做文章,且又有一批无聊文人大事渲染,好像蓝小姐的“玉牙”,与其他演员或普通人的牙真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多少年后我们才得知,那无非是一批无聊文人借助爱搔首弄姿、喜出风头的蓝小姐宣传明星的一桩趣事,以满足街民市井的谈资而已,绝不可能表现贵小姐的“艺高人胆大”吧!

“狗咬人”究竟是不是新闻?我说,有时是新闻,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该是新闻,但这狗一旦“咬”了明星就必是新闻的社会现象,很是发人深思。我们只要稍微留心一下某些新闻传媒就会发现,什么大腕明星们的乱爱,滥爱,婚变,收受豪华汽车、别墅和巨额酬金之类的“狗咬人”似的宣传确实偏多了。我绝非说,所有的大腕明星都遭过如此“狗咬”,但却有一批忘乎所以的人玩的就是那个格,在他们看来已经司空见惯了,理所当然了,正派的国民们也早已嗤之以鼻了,我们又何须火上加油去宣传呢?恕愚钝直言,对此类现象的出现,在一时法律还无法裁定的情况下,要么严肃而善意地去批评,去曝光;要么沉默是金地不理睬,都绝对比“有闻必录”似的宣传好得多。

生发这番感慨,是因为我最近深感到在这信息爆炸的时代,又一批小报刊、小电台、小电视台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似乎正以此种宣传内容为快乐、为荣事、为职业,若要说透了,为“利”是也!

顺便也“一分为二”地说句公道话:“狗咬人也是新闻”的泛滥,始作俑者,绝非仅仅是大腕明星和娱记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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吆喝的遐想

至今,不少穷山村还用着牛儿效劳。赶牛就得吆喝,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一次,到某农场采访,见场长正在­操­场上训练驭手。我颇为好奇,细问端底,场长说:“不奇怪,曹­操­北魏屯田时就办过这类培训班。因为这里的人来自东西南北,驭牛口令、语音、手势都不一样,牛儿听到主人使唤声常常不明其意,瞪着牛眼睛发愣。有时甚至反其意而行之,叫人哭笑不得!”

我翻然醒悟,牛听命于主人,是祖先们恩威并重一代一代驯化的结果。用现代科学讲,是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所说“条件反­射­”使然。牛儿“令行禁止”、“左右转法”、前进后退莫不仰仗于驭手的口令、手势。广袤的中原地区,乃祖龙秦始皇最早统一的地方,“车同轨,文同字”,用牛的口令、手势似乎差不多。例如命牛前进,大多鞭子一挥,高声喝道:“驾——”;命牛停止则呼“吁——”。然而西北、西南、华东、华南诸地,就不大相同了。吴越之地怎么使牛,我请几位不同县份的人做了示范,那口令、语音、手势都有很大差异。川北山区命牛前进呼为“嘘——”,恰与北方命牛停止相反;命牛停止则呼为“哞——”,颇有点像牛儿仰天嘶鸣;命牛转弯则叫一声“弯——”,随之朝需转方向紧拉牛绳,同时在牛欲转又不转的ρi股上抽上一鞭,以警策转得快捷一些。

这样,麻烦事出现了:假若川北山区的牛让渭水河畔的人用,驭手又是一口陕西语音并兼用本地使牛口令、手势,那“川牛”即使训练有素、俯首听令,也是左右为难,无可奈何的。

因此,牛儿若能说话,必曰:“难当呵,牛啊牛!”

于是,群众若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不满,定嗟嘘:“牛啊牛,难当呵!”

行文至此,赶紧声明。我这里绝无把人、下级说成“当牛做马”的意思,正如称某人“老黄牛”,绝不等于他就真正成了牛一样。也没有像古代官员那样张狂,自称“牧”,而群众则成了实际意义上的牛和羊。只是由此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任何单位的决策机构、发号施令机构,都必须号令准确、政令统一。如此,执行层次的人员才能把决策者的意图、指示、命令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否则,就会出现未经训练的“北人用南牛”或者“南人用北牛”的“顶牛现象”。上级与下级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的力量就难以拧在一起。

那么,现实生活中的“牛难当”究竟难在哪里呢?

一难朝令夕改。企业领导今天说:这里需要修游泳池。于是施工人员立即破土动工,挖池掘塘。工程未就,领导决心变了,大令传来:“填掉!这里还是修球场。”群众有意见,领导有理由:“改革年代就得改,啥事还能一成不变?”

二难令出多门。这个主管部门通知企业今天全员迎接质量检查,那个职能部门又通知企业今天人人参加“创卫”活动,又一个业务部门通知企业今天突击完成一批急需产品。天哪!职工们今天究竟­干­啥?想来也只好瞪着大眼睛发愣。

三难指令含糊。下级请示上级:“××事如何处理?”有的上级巧妙作答:“看着办吧!”究竟如何办?标准是什么?你得仔细体味答复者当时的神­色­、语气、手势。否则,你又是瞪着大眼睛发愣。

……

“牛难当”,大概就难在这类地方。“老黄牛­精­神”不景气,大约也与此有关。解决的最好办法是,我们在强调严格执行上级指示、决策的同时,更强调上级、领导以及领导的领导想问题高瞻远瞩,做决策深思熟虑,下指示准确明了。如果这样,我们就能如美髯公关云长领了将令后慷慨而言:“斩关夺隘,攻城略地,何难于我哉!”

张敞画眉别议

汉武帝时候,朝臣中有一才子名叫张敞,其妻幼时眼角处受过伤害,不中看。怎奈这张敞和妻子感情笃深,于是他每天都要替妻子画好眉后才去早朝。天长日久,消息传了出去,有好事者竟然报告了汉武帝。一次早朝时,汉武帝竟然当着众臣之面向他询问这件事情。张敞说:“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意思是夫妻之间在闺房中,难道没有比画眉玩得更过头、更快乐的事情吗?那你皇帝管不管呢?

张敞画眉出自正史,我想事情的真实­性­大概不应怀疑,而历来人们真正关注的是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这类事情。

在张敞的妻子看来,其夫身为朝臣,每天都要早朝,早朝前总要挤出时间来为自己画眉,自是感激,一感激当然就会加倍恩爱、体贴丈夫,竭尽全力去­干­好­妇­道、家道之类的事情。这必定十分有利于张敞在朝中供事,这对于张敞后来成为西汉名臣不无关系。

在张敞看来,妻子眉角处有缺点(说不定还影响了视力),既有碍别人观瞻,又多少损伤她的自尊心,那时“以铜为镜正衣冠”,镜子的视度自不会太好,其妻画眉恐多有不便;也许张敞在度“蜜月”的时候就闹着玩似的养成了为妻画眉的习惯,并根据脸形摸索、设计出了一套最适合于妻的画法,其妻也模仿着画过未能成功,于是也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丈夫的帮助了。日久天长成习惯,张敞为妻画眉既快又好,已不是什么负担,而成为一件爽心乐事了。

在好事者看来,张敞身为朝臣,不思政事,为妻画眉,简直是无聊与滑稽,至少沉湎女­色­;胸无大志。给汉武帝“小报告”上去,张敞的仕途也就此完蛋了。堵住一个贤才上进的路,也就等于给了一个庸才上爬的缺。如此一石二鸟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在汉武帝看来,你张敞身在其位,不谋其政。人家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想的是天下大事。你却钻胭脂堆,与妻子耳鬓厮磨,恐怕也是朽木不可雕也!好在张敞几句慧语惊人,汉武帝这才没有治张敞的罪。以后,终于做到了太中大夫、京兆尹之类的官位。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从古至今,哪朝哪代,正常的人无不喜爱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喜欢的是“暮春者……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孔子的女婿公冶长喜欢的是听鸟鸣,辨鸟语,从鸟语中获得信息;老子喜欢的是骑青牛,过函谷,优哉游哉;竹林七贤喜欢的是避开尘世,傲啸山林,饮酒作乐。北宋杨次公一生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他做按察使时到涟水郡巡视,还批评郡守石痴米芾“玩石丧志”。米芾也不做声,左手拿出一块石头让他看,杨次公眼都不抬一下,米芾右手又拿出一块石头,杨次公不经意地瞥了一眼。随后,米芾从背后拿出一块石头,杨次公的眼睛“霍”地亮了,一把抢过高兴地说:“这么好看的石头,你玩得,我也玩得呢!”米芾玩石那么起劲,他还甚至把石头作为“老丈”来拜,谁又真认为他“玩物丧志”呢?玩物丧志的人,能在艺术上有那么大的成就吗?

问题就在这里,赏心乐事,个人爱好,是可以把人引入一种境界的。其中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一要健康,二要有度。健康者,指的是于社会无害,对身心有益;有度者,指的是不影响本职工作,兴趣再浓,也不可把个人爱好当饭吃。恩格斯闲时喜欢爬山,*写作间隙时喜欢演算数学题,列宁爱读小说,毛泽东爱听京剧,朱德喜欢养兰草,据说长征时还手提兰草跋涉,*爱打桥牌。伟人们的个人爱好都挑选得高雅,把握得适度,这才是高境界的赏心乐事啊!

鲁迅先生说:“战斗者也需要休息。”休息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我们就根据自己的个人爱好和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当的休息方式吧!

谁说洋人无嫉妒

有人说国人多嫉妒,洋人心胸宽。我说此言差矣。手头便有一例。

阿尔弗里德·伯恩纳德·诺贝尔——这个瑞典19世纪的著名化学家。1896年11月27日,在他逝前的23天,他写下了一份史无前例的遗嘱,将其遗产的一部分共920万美元作奖励基金,每年以其利息(约20万美元),分别奖励上一年度在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和平事业(1968年后人又增设经济学奖金)等领域作出最大贡献的人士。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奇怪的是在诺贝尔的遗嘱中,压根儿就没有提到设立这个奖项,后人也未能将其增补。这其中的奥妙何在呢?

一种说法(美、法等国的)是:瑞典杰出数学家米塔戈·列弗勒尔当年曾屡次向诺贝尔的女友大献殷勤,而且奏效。诺贝尔大为光火,决定用独特的方式对侮辱他的人及其研究的学科给予报复。另一种说法(瑞典的)是:诺贝尔素与米塔戈·列弗勒尔不和。诺贝尔拟定遗嘱的时候,米塔戈·列弗勒尔正是瑞典数学界的当然领袖。诺贝尔知道,如果设立数学奖,那么,就给列弗勒尔造成了获奖的可能­性­。这无疑是数学和数学家的遗憾,也是诺贝尔的遗憾。

以上两种说法哪个更准确无可考,但它们都足以说明,是嫉妒之心造成了数学界的这一憾事。

如果说诺贝尔的忌妒仅仅是传言而已,那么司汤达的《红与黑——1830年纪事》里那个德·瑞拉夫人,为了获得于连的爱情,竟对侯爵女儿玛特尔的年轻漂亮、浪漫柔情醋劲大发,妒火中烧,终于写信揭发于连过去的劣迹。这不但毁灭了玛特尔的爱情,而且也把于连送上了断头台,这应当说是“经典”事例了吧!还有《哈姆雷特》里的那个弑君占嫂的丹麦国王克劳狄斯;《基督山伯爵》里那个设计陷害即将升任为船长邓蒂斯的卑鄙小人邓格拉斯,等等。从宫廷到里巷,这些嫉妒还少么?

如果说这些嫉妒都是一些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上不了正史,那么,我们就再来看一看某些洋人忌妒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的那一页页“正史”吧!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一个事关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选择。躲在峨眉山观战的蒋介石下山“摘桃子”了。“山姆大叔”立马用洋枪洋炮、美钞白面资助蒋介石打内战,个中原因难道就没有嫉妒和担心中国共产党一旦解放全中国,就可能使这个东方弱国一跃成为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国么?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政通人和,国运昌盛,“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全面实现之日已曙光在望。一些西方反华势力分化、西化、弱化我国的政治图谋也愈演愈烈。对“*”问题大做文章,对台湾问题­干­预不断,对香港回归祖国指手画脚。还有“入关”问题、“奥运赛选址”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也云遮雾障,多有猫腻。其所作所为多么像中国旧式泼­妇­或家道式微的劣绅,看邻居齐家有方、六业兴旺后而耍出的无赖与刁悍呢?

忌妒,据生物学家介绍,为“人之初”的一种本­性­。一对孪生婴儿,见一个吃­奶­另一个就会以各种“行为语言”表示抗议。弗洛伊德也有类似的论述。这自然是人类愚昧、­性­恶的一种表现。真正文明、进步的社会是一定会摈弃并睥睨于它的。尔虞我诈的西方社会,不可能完全是文明、高尚的人群的集合。因此,他们具备各种嫉妒心理是不足为怪的。

当然,某些西方反华势力嫉妒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所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主要是由于西方利益的需要和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看来,要实现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公”的时代,距离还遥远着哩!

彼此之误

他是彼,我是此;山是彼,水是此;楚河是彼,汉界是此;太阳是彼,月亮是此;常规战是彼,电子战是此;大雪纷飞是彼,夏日炎炎是此……

汉语词典对“彼”与“此”的基本含义就这样解释;“彼”有“他”、“那”的意思。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言:“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而“此”呢,则有“这”的意思,如“彼一时,此一时也”。总之,彼与此是“那个”与“这个”的意思,是两种各不相同而又互相联系的事物,是对立统一的基本法则的体现,另有一句客套话:“你辛苦啦!”对方答:“彼此彼此。”当然就不是这个意思了。

好了,言归正传。既然“彼”与“此”是用来界定事物­性­质、状态、范畴、差异的指事,那么我们在认识彼此事物时,处理彼此关系时,又是否能够做到科学、准确、实事求是呢?我以为失误是常常发生的,就在身边。

你此我彼,两名老­干­部进­干­休所。在位时心存芥蒂,离休后矛盾公开。分房时,你要前排,我要后排。你要东院,我要西院。有老领导强行撮合,将其分成邻居。结果两院之间女儿墙加高数尺,各自森严壁垒。这类通病往往是:你东我西,你南我北,你咸我淡,你甜我酸,你环肥我燕瘦,你魏紫我姚黄……压根儿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此风“*”中最盛,只要平常有隔阂,现在就绝不会是一路人。你参加“燎原兵团”,我就加入“烈火部队”;你说“×××是好­干­部”,我就说“×××是烂萝卜”;你说这是“伪革命委员会当砸”,我就说这是“新生红­色­政权当保”。究竟为何势不两立?完全是过去的隔阂所致,〖JP2〗至于眼下事情的是非曲直,当事双方并不真关心它。当今改革开放,对姓“社”与姓“资”问题、“公有制”与“私有制”问题,我们有的同志依然陷入这种怪圈;资本主义要市场经济,我们就要计划经济;资本主义要发展私营企业,我们就要限制私营企业;资本主义要股份制,我们就要全民制……与资本主义沾在一起了,咋看咋像资本主义,这不是变­色­了么?〖JP〗

既此勿彼。国人重气节,顾声名,老古董们坚信“好妻不嫁二夫,好女不伺二男”。鼓励“一条胡同走到底”、“一棵树上吊死”。此种­精­神有利于坚持正确的东西,而也极不利于修正错误的东西。生产责任制、联产承包制对“一大二公”、“吃大锅饭”的修正,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修正。私营、集体、混合型经济对清一­色­的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修正等等〖JP2〗,我们都付出了比确立这些制度还要艰辛的劳动。不过,我们现在许多人似乎懂得了:事物间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正如小平同志所言:“资本主义也有计划……〖JP〗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两种不同的事物中往往有着相同、相通的成分,相互借鉴。吸收各自的优点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截然不同的事物也有“彼此彼此”的时候,在这里就不是一句客套话了。

厚此薄彼,《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国夫人武姜生二子,老大郑庄公,老二共叔段。只因老大出生时难产,“其母惊,遂恶之”。而偏爱老二,欲立为王位继承人。当武夫人的偏爱遭到否定后,她便将京城一片土地封给了共叔段,后来共叔段羽毛丰满,举兵造反,武姜还居然打开城门充当内应,多行不义必自毙,最后失败的当然是共叔段。亲生骨­肉­,尚有亲疏,何况我们对待和处理其他许多问题呢?亲疏厚薄也是自不待言的。比如先入为主者易亲,后入者易疏;轻车熟路易亲,陌途生路易疏;老字号的东西易亲,新字号的东西易疏。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们有的同志正是对旧的政策、体制熟悉了解,执行起来自觉认真;而对新出台的政策、体制却陌生甚至怀疑,执行起来就不那么自觉认真。武夫人厚此薄彼、亲疏失误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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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要过圣诞节

1994年12月24日一早,读初中的儿子就嚷着要过圣诞节。口味很细:一要制作圣诞树。青枝绿叶的杉树上缠绕彩灯,披挂缎带,最好吊上几样玩具;二要赠送圣诞礼物。让我夜里穿上红袍,扮成圣诞老人,偷偷给他袜子里装50元钱,随他自己去买;三要过平安夜。当晚一家人陪他打扑克、玩电子游戏到天明。

过圣诞节我不反对。《三字经》里言:“­性­相近,习相远。”汉人过春节,基督教徒和洋人过圣诞节,本是约定俗成的事,不必大惊小怪。但我儿是纯种汉人,非党非社,非盟非教,本国长大,省立学校就读,却为何要“洋盘”起来,决意过过圣诞节呢?

他的回答是:“同学们都这样嘛!”

此话我尚未调查,确实与否不敢断言。但当我从大街小巷转一圈回来后,就彻底明白了:花店里确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买圣诞树,对对青年男女在挑选。颇有一番节日的景象。

知儿莫如父。我儿对节日向来是淡漠的。只有“六一”节、春节他稍微留意一些,其余的诸如清明节、端午节、“八一”节、中秋节乃至国庆节等,他都从未提过任何要求,好像过不过都行。而现在却盯着条件要过圣诞节,这里除孩子们图新鲜、凑热闹的心理因素外,难道就没有别的什么值得深思的地方吗?

有的。我想还是应当从目前社会上的崇洋思潮上去找找原因。我们只要打开电视机就会发现,供成|人看的节目不讲,单就儿童看的节目,多是从外国翻译过来的,自然充满着外国情调。而国产的儿童影视、戏剧节目呢?少得可怜。我们再去读读某些“大腕”们的作品,什么人看的都是这样,句子多是欧化的,喻体多是外国的,就连作品的人名,也充满了洋味。如果你有可能带孩子去大饭店进餐,又会发现,某些阔人的用酒,也多是进口的。那价格,是国产酒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如何不想过过洋人传来的节日呢?

我也当过儿童,至今忘不了有篇课文叫《最后一课》,都德写的。说的是普鲁士士兵侵占法兰西后,贴出布告不准法国人讲法语了。平时逃学的小弗朗士这天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最后一课”,眼睁睁看着老师写完“法兰西万岁”。那时读这篇文章,触动不大。成|人后再读,热泪竟夺眶而出。现在,望着儿子失望的目光,我就想,如果哪一天,我们的孩子包括相当数量的青年,对自己的传统节日,无论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都视若平常;而对外来的圣诞节、狂欢节、情人节、愚人节之类的“洋货”却发起“烧”来,中国不需“普鲁士”士兵入侵,民族也依然存在,但传统文化的­精­髓,凝聚着民族魂的华夏意识,恐怕也就是“最后一课”了。

本民族的文化,包括本民族的节日、语言,是这个民族发育成长的轨迹以至灵魂所在。古今中外的贤人圣杰,谁不珍惜呢?1921年,蔡元培先生赴美国为北京大学招聘教师。有位少年才俊的中国留学生在交谈中以英语为荣,素以开明著称的蔡先生便当即决定,不予录用。在那一代学者看来,一个鄙视中国语言的人是没有资格在中国的大学传道授业的。

当然,我们不能把节日和语言等同着待。但是节日在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器重自己的节日,就是器重自己的存在,洋人到了中国,依然要过圣诞节。傣族人要过泼水节,彝族人要过火把节,军人要过建军节,共产党员要过建党节。这都是用相应的节日来强化相应的观念,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手段。这一点,我们什么时候也不应该忽视吧。

孩子啊,从即将到来的春节算起,我们中华民族每年的节日已经不少了。圣诞节作为常识了解了解可以,过与不过,就不必强求了。你说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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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出魅力来

听戏文、看电视、游三峡,每当面对刘备“白帝托孤”的史实时,总会产生许多疑问:吾蜀主刘先帝当年兵败夷陵时,莫非“慌不择路”才找了这么个巴掌大的祠宇做行宫?莫非有意为之才把“司令部”设在这悬崖峭壁以做最后的拼死抵抗?莫非为避开人多口杂走漏军国机密才在这陡入云端的地方做“政治交代”……

最近,登临白帝城参观后答案找到:原来我们现在看到的白帝城,并非当年刘备临终托孤的白帝城。公元223年,刘备弥留之际,从成都召来诸葛亮,将国事、家事托付于他,其准确位置是在距此几公里外的奉节县城,即现在的师范学校当时的永安宫内。然而多少年来,人们总是张冠李戴地把早在刘备还未出生时就修建的一座殿宇,作为道场圣地祭拜。这殿宇是修给当地一位较有作为的将军白帝王——公孙述的。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人物。”如今,奉节城内的永安宫逐渐被人们淡化了,白帝王公孙述的名字,也早让人淡忘了,而象征托孤重地的白帝城却名噪海内外。更奇怪的是,这种错位指代,多年来却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多种艺术门类在表现刘备托孤这一悲怆历史事件时,总是下意识地把托孤的重地设置在这样一个雄崖峭壁上。壮哉!雄哉!美哉——“鸠占鹊巢”的白帝城!

我也游过湖北的“黄州赤壁”。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用词很有分寸,他不说“当年是周郎赤壁”,而要说“人道是周郎赤壁”。到底是大文豪在作千古绝唱,没有把握的事决不说死。其实,多数史学家认为,著名的赤壁之战不是在黄州而是在嘉鱼或蒲圻打的,苏东坡怀古怀错了地方。但前些年,湖北一伙中青年学者又出示证据,一口咬定赤壁大战就是在黄州而绝不是在其他什么地方打的,苏东坡怀古绝对没有错位。孰是孰非?我态度超然得很,决不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

在下家乡四川省西充县,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文化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副主席张澜就出生在这里,但由于行政区划的历史变迭,张澜出生地曾一度和现在都属南充市区管。于是乎,张澜出生地又有了县、市之争。此争论曾弄得两地有关人士很不愉快!

农民起义将领张献忠的殉难地,过去的教科书写的是盐亭县“凤凰山”。近年来,我县史学界又拿出“钢鞭证据”,证明张献忠的殉难地不是盐亭凤凰山而是西充凤凰山。一些教科书为此做了更正。盐亭人不­干­了,吼道:你西充县的几个臭文人,凭啥抢走我们一个“农民英雄”!

据我所知,诸葛亮的躬耕地,施耐庵、罗贯中、曹雪芹等人的出生地,一直都在你争我夺中,公婆各持一理,相互绝不“谦让”。愚以为,此类有损和气的争论大可不必,胡适之类的“小心考证”也仅可限于学术圈子。特别是那种劳民伤财的盛大研讨会,更不必召开。因为费九牛二虎之力,花钱财无数即使证实了某名人胜地只在甲处而不在乙处、丙处,这岂不让少数人高兴,多数人败兴乎?

怎么办好?学一学奉节人的胸怀,不管你刘备托孤重地是在奉节城内还是白帝祠内,反正都是在咱县境内。由此推之,其他有争论的名人胜地,也不管它居于何处,只要属于我神州大地就当幸莫大焉!历史上有过记载的,我们认它;新考证出来而又言之有据的,我们也认它。泱泱中华几千年文明史,名人胜地出现一批“ABCD”之说,又有何妨呢?

余秋雨教授在谈到争论不休的“东坡赤壁”时说得好:对于这地方,大艺术家即便弄错了也会错出魅力来,因为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是的,以文化艺术属­性­为主要特征的名人胜地,不是“几何定理”,不是军机大事,更不是国界勘定,何必那么较真呢!还是宜粗不宜细好,“多一说”比“大一统”好!美学上的“朦胧美”,建筑学上的“错位美”,不也是一种美不胜收的景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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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方孝孺

据我所知,在封建时代,帝王死后被谥为什么“宗”的,大抵是以文治见长;而被谥为什么“祖”的,则是靠武功取胜了。近读明史,知其整个明朝260年中,被谥为“祖”的皇帝只有两人。一人就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叫做明太祖;另一人就是第三任皇帝朱棣,叫做明成祖。

说到明成祖朱棣,我们还得有一个简单的回顾。此人是朱元璋的第四子,1370年封燕王,镇北平(今北京)。朱元璋死后,皇孙朱允炆嗣位,为巩固政权,便下令削藩。朱棣这拉拥有重兵的藩镇王深感这一决策对自己造成的威胁,遂于1399年举兵造反,经过四年的战争,终于击败了朱允炆而当上了皇帝。

方孝孺人称“正学先生”,少时从宋濂学习,后在朱允炆当皇帝时被召为翰林侍讲学士,成了朝廷中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人物之一。朱棣起兵时,反对这一行径的《讨燕诏檄》即出自他手。1441年,燕兵入南京,方孝孺被俘,他抱定一臣不事二主的坚定信念,采取了坚决不与新贵合作的强硬态度。朱棣让他起草“登极诏”,他坚决不­干­。朱棣一怒之下声言:若不从,即“灭九族”。方孝孺抗言道:“灭十族,也不草诏!”遂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即下令灭其十族(九族外加他的学生,这真是一个创造。)方孝孺

还是不草诏书。他在作绝命词时写道:“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随后从容而死。

几百年来,方孝孺“头可断,诏不草”的故事,一直成为人们“忠君主,重­操­守”的典范。清朝为外族入主中原,开初,朝廷采取“博学鸿词科”,以廉价的科举考试的办法,让一批批想降清又放不下面子的文人戴着*布入朝做了官。此后,绝大多数都忠心报效朝廷。

但是,当后来乾隆皇帝监修清史时,对于这些“名为中举、实为降清”的官员,无论职位做到多高,都一概列入“贰臣”,反而对类似方孝孺那样“一臣不事二主”的人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由此可见,注重­操­守,不随波逐流;青山不改,信念始终如一,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大景观,也是中国人民至今还坚守着的一种美德。

“*”中这种“青山不改”的美德发展到了极致。从国家主席到许多基层­干­部,从高级知识分子到不少平民百姓,尽管遭受各种各样的摧残,但挺过来,不变节,坚信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总是多数。遇罗克身残志不残,在监狱中也与敌人斗争。张志新被割断喉管也要为自由呐喊。还有的中央委员宁肯冒着开除党籍的危险也不投违心的一票。这种“硬骨头”的品格对于我们今天搞好改革开放、树立创新与牺牲­精­神,是应当大有启发的。*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后,从他不多的谈话中,就使人感到他有一种“奋不顾身”、“宁愿玉碎,不愿瓦全”的锐气。这种锐气一旦在全党形成风气,我们的改革就一定会成功。

“青山不改”的美德,又是稳定社会细胞——家庭的一种“粘连剂”。改革开放后不久,由城市而漫及农村的离婚率不断升高。据说一些朋友见面后第一句话不是问“吃了没有?”而是问“离了没有?”到熟悉的朋友家做客,一进屋不是发现换了家具,而是发现“换”了老婆。于是有人就大惊小怪起来,说是道德沦丧,人心不古。家庭破裂,社会必然分裂。有的人大代表还要求修改婚姻法,严格离婚手续等等。我以为大可不必。像“方孝孺”那样的“一臣不事二主”,像“王宝钏”、“崔莺莺”、“杜丽娘”、“杜十娘”那样“好女不嫁二男”的传统观念,已经像血液一样在我们炎黄子孙的脉搏里流淌,像空气一样在我们鼻孔里进出,在某些条件下,比如改革开放前,这种观念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保守、僵化和愚昧无知的程度。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离婚热”,其主流正是对这种僵化观念的冲击,是对各种死亡婚姻的解体,同样也是对“青山不改”真正含意的阐释。既然不是“青山”,当然可能随时出现“水土流失”、“风化坍塌”的。这有什么奇怪的呢?现在几年下来怎么样?中国的离婚率趋于正常了,人们不再惊异此事了。看来,几千年里培养出来的“青山不改,始终如一”的家庭道德观念,仍然是中华民族的主流与本质。

这种观念在科研领域、在经济领域、在一切人文领域中是会程度不同地发­射­光芒的。当然“刻舟求剑”、僵化教条的冬烘态度是不在此内的。

不忘“黑­色­记忆”

核糖核酸,动物脑细胞内一种与记忆有关的物质。英文缩写为RNA的便是。

某洋博士昂加尔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在一只鼠笼两端放着食物,一端灯光照明,一端黑暗无光。老鼠­性­喜黑暗,自然要到暗端吃食。但当这只老鼠进入暗端吃食时,就会遭到电击负痛。于是,它就有了一个记忆——应到光明一端吃食。尔后,昂加尔博士将这只存有“黑­色­记忆”的老鼠解剖,从脑细胞中取出核糖核酸适量注入其他老鼠的脑细胞中,结果,接受注­射­的老鼠全都恐惧黑暗了。它们进入笼中就像着魔一样,统统跑到光明一端进食。

人不等于鼠,人是高等动物,但也同样具有“沿袭思维”和“黑­色­记忆”的。幼时读军旅作家崔八娃的文章《狗又叫起来了》,说崔八娃儿时最惧黑夜狗叫,因为狗一叫,恶霸到,不是抓人拉丁,就是催粮逼款,家破人亡。狗叫,对崔八娃是“黑­色­记忆”。

“*副统帅”*长期吸毒(据说注­射­吗啡针剂),体质虚弱,怕风怕湿,怕冷怕热。他自称“闻风感冒,见水拉稀”。风水寒热对他是“黑­色­记忆”。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如眼前突兀此景时,也会横刀立马,披甲上阵的。当然,这不叫“黑­色­记忆”,而是“条件反­射­”,触景生情。核糖核酸留下的记忆就具有这种见“井绳”而忆“蛇咬”,闻军号意欲冲锋的妙用!

这就引出一个话题:昂加尔博士可以把形成“黑­色­记忆”的物质移植给同类,我们国人又该不该把历史上留给国家、民族和人民的那一次次“黑­色­记忆”遗传给后代昵?

答案是肯定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嘛!譬如,日本军国主义当年侵略我中华民族,铁蹄所至,山河破碎,刀枪指处,尸骨成山。如此“黑­色­记忆”,我炎黄子孙能够忘记吗?再如,“*”中*、“四人帮”反党集团祸国殃民,一大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惨遭*,社会物质、­精­神文明全面倒退,如此“黑­色­记忆”,我中华儿女又能忘记吗?还有唐山震灾或百年不遇的水灾之类,尽管盖因“冲冠一怒起自然”,我们还是牢牢记住的好,随时研究的好。这就要求我们的社会宣传、公众舆论、家庭教育或者还有族谱续写、金兰苇编等等,都当大学特学“昂加尔”,同类移植也罢,口传心授也罢,“祖传丸散,秘制膏丹”也罢,总当让我们子子孙孙的大脑细胞里有足够存量的核糖核酸——“黑­色­记忆”才好。这应当是放之“华夏”而皆准的真理吧!

鼠辈尚能如此,何况人乎?!

我要拥抱大姐

写下这题目,是因为巴蜀鬼才魏明伦先生的戏剧集《苦吟成戏》引出的。

题目才落纸上,妻就进屋收拾案头。一见这火辣辣的标题,顿生醋意。待我如实“交代”后,她才哈哈笑开来,旋即递过一杯热茶。

魏先生创作的每一剧目公演,我是必看的。前几年忽闻他将《易胆大》、《巴山秀才》、《潘金莲》等6个剧本结集成书,取名《苦吟成戏》,我便找遍大小书店都未买到。后出差自贡,登门求索,喜得一本。经常品读,许多章节都能背诵下来,有文友来访,也常是一边

品茗,一边品文,满口余香,过日不散。最难忘白果林内、锦江岸边,痴情男女放声同读一书,引得旁人也侧耳细听,怡然陶醉。于是,不少文友就说:“你与魏先生过从甚密,何不求他帮助购买几本?”我有苦难言。

前不久,老魏来蓉出差。见面时,我埋怨此书为啥只印2300册,老魏不慌不忙讲起出书的艰难过程:

几年前,与他素无交道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来信提出要为他出版戏曲专集,并由责任编辑朱大容先生具体承办。朱先生何许人也?是小青年还是老头子?是高还是矮?是胖还是瘦?抑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明伦先生都不清楚。但朱先生对出版此书格外热情,来鸿去雁,反复商议,终于定下书名,发出书单,信息返回却大失所望,居然达不到3000册这一最低印数。可敬出版社大义解囊,仍以高成本、低印数、亏本出版了这书,且稿酬照发“穷秀才”。此后读者中才偶有此书流传。

听到这里,我很亢奋。朱先生不识魏先生,俩先生显然不是“铁哥们儿”。况出版社又位处大上海,书稿自然不匮缺,然而竟能放眼川南一隅,瞄准“巴山秀才”,贴钱为“无权无势、无党无派、非盟非社的平头百姓、写作个体户”(魏明伦语)结集出书,以上等的

“­精­神粮食”贡献于社会,其胆其识何等壮哉!其情其义何等美哉!其行其果与当今某些见利忘义甚至不顾巍巍法典而胡作非为的“出版家”相比,又是何等伟哉!我当即感慨不已,脱口而出:“我要拥抱朱先生!”

老魏一听哈哈大笑起来:“你道这朱先生是什么人?”他收到样书后才首次见面——君非老头子,非小伙子,而是一位憨厚热诚的中年大姐!原来,我要拥抱的是一位好心大姐,巾帼伯乐,慧眼钗娘!出版社的骄傲所在!

无独有偶。近传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堪称当今散文­精­品,我同样找遍许多大小书店均无出售,速求上海友人寄来一本。读完之后,爱不释手,再看“后记”,余心震动:这样一部佳作,起初竟以“不都是轻松的游记,很难成为在每个旅游点兜售的小册子”为由,而遭编者“好心”地或许是无奈地戮伐删改,弄得面目全非,难忍卒读。余先生几次想投之火炉一烧了之。然而天不灭此书,上海知识出版社得知消息后,捧过书稿,组织人力“重新清理抄写使之恢复原样”,尔后­精­装印刷,全国发行。多少读者为他华美的文采,丰富的史学,冷静的思辨而倾倒!读到此,我怎能不同样去拥抱为这部书稿起死回生而默默奉献的出版社的大哥大姐们呢?

拥抱之余,我蓦然想起小说《苦菜花》的开篇箴言:“苦菜根是苦的,花却是甜的。”两部“苦”书问世之初,可谓苦得到家,如今不是“甜”得迷人吗?——《苦吟成戏》早已市无供求,库无存货;《文化苦旅》也随到随空,店不过夜。这真是“好酒不怕巷子深”、“宝珠不怕匣子装”、读者自有高品位呀!某些高档次的文学作品,读者可能一时不识货,但绝不可能永远不识货。“凉水泡茶慢慢浓”的作品大有先例。《闲情偶寄》、《围城》、《红楼梦》等许多作品不就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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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曲调先有情

叩檀板,鼓琴瑟,吹笙箫,若是­干­这行的,无须先有成谱才演奏。“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就表现出一种大胆调试,自觉投入和勇于实践的大家风范,是很具魅力和启发­性­的。

人类许多创造­性­的活动,大多如此。画家绘画,先心中有个草图,继而泼墨描红,笔走浓淡,反复润­色­后终成丹青。作家写小说,有了腹稿,边写边琢磨,披阅不倦,增删数次而篇就书成。

一项改革的成功,也总是如此这般起步的。绝非先自设计得十全十美才动手。如果硬要这样,就只能如鲁迅所言,要刚生下地的婴儿第一声啼哭,就是优美绝伦的史诗。

我主张改革者是高明的琴师,“未成曲调先有情”——只要他“调弦试调”后露出的音符符合国情、军情、民情、本单位的实情,就当鼓励他演奏下去。此时可能曲调还不优美,和弦还未配成,但不要紧,经过演出的修改补充,华美的乐章是可以形成的。

10年前,深圳、珠海破天荒地建立经济特区,有多少人料到它今天竟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样板?14年前,河南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21个农民在土屋里私立的那份“分田到户,责任承包”的契约,又有多少慧眼看出它后来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张蓝图(现已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四川省广汉县向阳镇人民当年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这块牌子,谁又想过那摘掉的是戴在全国农民头上的“黄金枷锁”?难怪,*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语重心长地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勇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与“敢闯敢试”的­精­神背道而驰的,是“十年幕后磨一戏”——观众已踊跃入场坐定,幕布却迟迟不能拉开。据说导演、乐师、演员们还在后台研究剧本如何修改,音乐如何锤炼,角­色­如何搭配,布景如何新奇……台下催演的掌声一次又一次响起来了,幕后才走出一人来抱拳施礼道:“各位朋友,少安毋躁。我们的节目还要到意大利歌剧院参加观摩演出,进一步提高质量后才能与诸位见面呢!”你说这急不急人?坏不坏事?

然而,最近看原四川省省长肖秧“治蜀”的报道,又令人鼓舞。“蜀道难”自李白之后咏叹了1300多年,而今还是一个“难”字了得。肖省长一行在川北公路上艰难地行进80多公里,竟用3个多小时,“蜗牛”速度。他当即同大家研究后提出,从改造公路开始,“水空”并举治理蜀道。但是,数亿元资金哪里来?人到广元后,他主持了“川北公路建设股份公司”出资各方签字仪式,采取“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办法解决,不用国家财政一分钱。真是妙哉复壮哉!数亿元资金尽管一时尚未全部得手,可那恢弘博大的“治路”乐章已奏出了强劲有力的序曲,昭示了激动人心的前景!这“未成的曲调”你说喜人不喜人?

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新的问题也不断涌现,这就需要我们既激流勇进,又“快刀斩乱麻”解决新问题,此为良策也!对于那些面对改革潮头至今还作壁上观、“千呼万唤不出来”的个别单位领导,对于某些见了问题绕着走、“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头头脑脑”们,如何是好呢?这里试开良药三剂,望“对症”用之:

一是“换脑筋”。好好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丢掉“左”的、僵化的旧观念,敞开心胸猛吸改革开放的新鲜空气。“吐故纳新”仍不失当今解放思想的好法。

二是增胆识。这里胆小成不了大器,唱不了“大戏”。背后多是“私”字作怪。两者皆可抛矣!又何况“曲看误,周郎顾”,担心是不必要的。不妨听听20世纪90年代广东重点开发区南粤人民的箴言:“人人要敢想试验,敢于试验,允许试验失败,但不允许不试验”,“人人要敢于下‘舞池’,踩了别人的脚尖也不要紧。不试,一辈子也别想‘蹦嚓嚓’”。

三是“换班子”。前两剂药若无效,群众总不能让你老是“占着茅坑不拉屎”,“霸着台子不唱戏”。改革开放良机不可失,“春宵片刻值千金”。为大局利益计,也只好让你夹着皮包“拜拜”了。

大土若洋

汉语组词多哲理:大智若愚,大辩若讷,大巧若拙,大土若洋……

国人时下喜崇洋,毛泽东生前最爱挖苦人的一句话: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圆!

其实,土与洋绝非汉界楚河不可逾越。在外国人眼里,我方认为很土的,他们可能认为是很洋的;同样,在我国人眼里,外域认为土得掉渣了,我们可能认为洋得正够味道哩!比如,在唐代我们已经很普及的丝绸,在西域、欧洲人眼里却是“洋货”,珍贵得很;西域人所穿的“胡服”,他们视为平常,我们则看成“洋货”,短而实用,逐渐成了我们后来的“国服”。

再举一例:某女士去欧洲旅游,羡慕人家金发披肩,极富浪漫­色­彩,便去美容院打算把一头乌丝染成金发。快动手了,猛然想起,自己的护照上还是黑发哩,倘若发­色­一变,出海关、登飞机,正身误验,岂不糟糕。其时,就有一金发女孩对美容师说:“请将我的头发染成黑­色­,像阿姨的黑发那样漂亮!”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的黑发就无与伦比的潇洒多姿,油光可鉴,很是值得效法的。

几年前,因工作关系,陪一法国女记者午餐。餐前,我们考虑到客人的身份和用酒习惯,便准备了法国著名的葡萄酒“莱雅城堡”。谁知客人见后耸耸肩,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我要‘猫太’!”一时听不明白,待要细问。翻译就说:“她要茅台酒。”我们改换茅台后,她还是连连摇头说:“我要北京‘猫太’。贵州‘猫太’太普通了!”北京何来茅台?翻译询问后笑着说:“她要的是北京‘二锅头’。”原来,这位洋记者把中国的白酒都叫“猫太”。她从北京来蓉时,喝过二锅头,感到味道很不错。加之二锅头“猫太”在法国恐怕很难喝上,到中国才算开了这类烈­性­老白­干­儿的洋荤,于是,痛痛快快喝了二锅头。二锅头老白­干­儿,在中国算不算酒类之国粹,我不敢断言,但在这位洋记者心中,它早已胜过了本国的莱雅城堡、我国的贵州茅台。这真是土到极致胜过洋啊!

近读一篇散文,题名《人杰鬼雄咏叹调》,进一步悟出了土洋辩证法的真谛。西柏坡是当年毛泽东等领袖人物指挥三大战役的统帅部,指挥中枢就设在隔壁院落里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大屋里,内摆三张大桌便成了三个科:一张是作战科,一张是情报科,一张是资料科。当时很难买到红蓝铅笔,参谋们便用红毛线、蓝毛线在地图上标志敌我态势。然而,在同一个时候,营垒那边的南京国防部大楼里,却是呢绒大桌、真皮沙发、咖啡香烟、时鲜水果。穿着笔挺美式军服的将星们,一面享受着最舒适的生活、工作待遇,一面绞尽脑汁地谋算着如何与对手进行死亡前的最后一搏。结果,失败的不是寒酸普通的“农家小院”,而是豪华极致的“国防部大楼”。由此得知,“土”里往往生长出艰苦奋斗的无限生命力;“洋”在某些时候(注意,不是全部时候),又往往孕育出奢靡*的酵母菌。这种情形下,“土”战胜“洋”,不会是历史的偶然吧。

当然,我绝非说“洋”就一定不如“土”。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外国列强的洋枪洋炮、坚船利舰,就很使我们中国人吃了大亏,疆土遭受蹂躏。我只是想说,当“土”的条件一时所难以改变的时候,我们应当敝帚自珍,视土若洋,以土胜洋。还有许多时候,土和洋都可达到同样目的时,也不可刻意破费资金,弃土求洋。不然,由此带来的副作用就如一柄“双刃剑”,既“利”了自己,也害了自身。

土洋之道,极富哲理。愈辩愈发人深思,愈辩愈给人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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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得起么

1988年奥运会,女排兵败汉城时,犬子年方七岁。那日荧屏前观战,一家人目不转睛,心儿随着球儿起伏飘忽。一球得手,犬子欢呼雀跃;一球失利,他又顿足捶胸。终于一声哨音长鸣,中国女排0∶3负于苏联女队。犬子一个“鱼­射­网”扑向床头,号啕大哭:“输啦——爸爸!全输啦!”接着两餐饭不吃,一天内不语。

全家人的心一阵战栗:犬子不知赛事艰,孩童到底“输不起”!只好逗他,哄他,慰抚他。

1990年9月1日晚,又逢中俄两支女排再决雌雄。荧屏前观战的球迷中,上有耄耋老翁,下有­精­强汉子,济济一堂人,拳拳盼胜心,球在空中飘,心在胸中跳。末了,苏队一球杀下来,中国女排再次败走麦城。顿时,傻小子们愣了,愣小子们疯了:或顿脚打掌,或仰天长叹。更有甚者,口吐秽言,一路骂出门去。

我的心又一次战栗不止:儿童输不起,怎么­精­壮汉子,城府老者也输之不起哟?

不知是国人为雪“东亚病夫”之耻辱,还是欲走“体育强国”之宏途,总之,近年来一“球”一“剑”的胜负看得过重了。体育固然可能兴邦,金牌也许可以洗耻,但强国绝非完全靠体育,雪耻洗辱也不可能仅仅靠金牌。道理无须细说,也能明白“国强民健”的标准是哪些。再说赛场即战场,强手如林,楼外青山,风云突变,实难测料。况且,胜败利钝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若有失利也不能全怪运动员,许多时候情如楚霸王乌江仰天长歌曰:“非战之罪也……”

“哎呀呀!怎么拙文尽‘灌输’呢?莫非要灭我华夏之志气,长他夷人之威风,还我‘东亚病夫’之旧颜不成?”

我曰:“非也!”听吾道来:

此次亚运盛会,我们是东道主,是­操­办大会的资格主人。主雅客来勤,同样主人豁达客人安。据说,数千名海外记者已如过江之鲫来我华夏,遍布神州。他们扛着摄影机,提着录音机,身背照相机,怀揣发报机,除赛场采访外,还要到大街小巷、家庭院落“侧记”同胞,“直播”我人民对待赛事的态度、反响,倘若遇见犬子当年“见输便哭”,或者看到那晚“群生骂败”的场景,录其音容情貌,传之天涯海外,岂不有悖“亚运”团结、友谊之初衷,有损礼仪之邦之名节?抑或让列国朋友感到:“中国人的——气量小小的,心眼小小的!”也不值得。

输不输得起,更要紧的还体现了一个民族对待挫折的态度如何。小到球赛,大至国事,输不起的民族不能谓之强悍、奋发的民族。当年鲁迅喜看竞走比赛,他厌恶那种一见败北、名次无望便溜入看客群中,或佯装跌倒让红十字队抬走的竞技者,更厌恶那种耻笑最后仍坚持奔走者为“傻瓜”的看客。他说:“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总之,亚运开始时,我们不妨做这样的心理准备:取胜者我们为之鼓掌;失利时我们为之“加油”;某个项目“一锤定音”真输了,我们也不必肝火大动,喊爹骂娘。倒是可以在沉默中去“思考过去,也思考未来”。若能触景生情,举一反三思考自己者,恐怕眼量更远,受益更多。“中国未来的脊梁”说不定就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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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青山多妩媚

十多年前,我从北国调到蓉城安营扎寨,新结识的第一张报纸,就是《成都晚报》了。当时一般报纸都是4个版,报道的内容也窄得多。《成都晚报》则不然,虽说版面也只有4个,但总觉得容量大、信息多,各类副刊也隔三差五出现。在每天送来的一大叠报纸中,我总是先看《成都晚报》。一日不看,就有如隔三秋之感。其时,宣传部的值班­干­部,有协助公务员分发报纸的任务。我很快发现,分报时如其他报纸错漏了尚不打紧,倘若《成都晚报》稍有错漏,无论是公费订阅的,还是自费订阅的,就会闹个不停:“哪个拿了我的《成都晚报》,快交出来!”口气都很硬。

那时我已担任了军区新闻处长,爱上了《成都晚报》,就想登门造访。带点什么礼物合适呢?想来想去,还是送上一篇稿子吧!因为我与这里的工作人员一个也不熟,传统意义上的礼品,若被人拒收那是很难堪的。稿子嘛——“用了是报道,不用是报告”,无关紧要。稿子带到编辑部后,责任编辑不在,部门领导也不在,面对其余人员,我本无名片可递,自报家门又觉得唐突,便询问一大姐:“这杂文给谁?”大姐笑笑指着临窗一办公桌说:“放那里就行了。”

不想两周后,这杂文《“顺杆爬”小议》就在《锦水》副刊右上角的《夜谈》专栏里用出来了。方方正正一块,原稿风貌不变,一看就知是自己生的“儿子”!晚报给一个陌生的作者留下了“量稿不量人”的好印象。

苦于杂务缠身,加上军事新闻的局限­性­,一连七八年中,我很少给晚报写稿。但只要在蓉,晚报总是必看的。就是出差归来,也要找出旧报翻翻,每当看到这报纸越办越红火,就打心眼儿里高兴。多少次提起笔来想给这报写点什么,又怕多年不投稿了,让人感到“面生”、“稿生”。尽管辛弃疾曾经说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但那是大词家的气派,小作者哪敢有那样大的胆子!一些你多么钟情的报刊,寄去本来质量不错的稿件,但它就是不用你的,你能说什么呢?不写也罢了。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突然收到晚报一信,要我参加一个笔会。我立即感到:大概“青山”见我还未老吧!于是如期赴会,如期交稿,写得不一定好,但自有军人特具的认真态度。结果稿子用出并获大奖。领奖时,编辑同志说:“你们军队那个电话真难打哟!我们多少次想与你取得联系都未打通。”看来,不是晚报嫌弃作者,而是通讯不便冷落了我们的交往。我也玩笑了一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愿青山见我应如是。”我故意把“料”字改成“愿”字,以示我的祝愿。这祝愿在往后5年中,都变成了现实。

“愿”也罢,“料”也罢,作者与编者的关系,群众与报社的交往,总应当在健康的基础上求得发展与信任,支持与帮助。如此,“喉舌”才能成为为党和人民讲真话的“喉舌”,“代言人”才能成为人民的“知心人”。这大约是办好报纸的关键所在,也是培养和拥有作者的经验之谈吧!

末了,仿辛稼轩词,写胸中意,吟哦一阕——

“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见我应如是。两不欺,最相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