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最关心的是4年多后的那场战乱,要是当时郡城里多一些兵员及防守物资,就凭这高墙、宽河,只怕那帮红巾乱党是攻不下来的。
车队是晚上才到的宛城,当时城门都关了,还是张宇送上了腰牌、官文,用提篮拉上城墙后才给开的门。
对于这种一般官员的车队,郡守刘表大人当晚没出面接待,只是让守城郡兵派了一位军司马前来交办。这军司马也是一位历史人物,名叫文聘,只不过太年轻了,可能也就17、8岁。张宇当晚倒是想和那文聘接交一番,只不过没啥机会说些其它。
再说了,有洞庭春酒楼及客栈在,也不用对方操心。
第二天,张宇也就例行的到郡守府走了一下过场,郡守刘表大人还算客气。
对于刘表,张宇对青壮年时代的刘表还是很欣赏的,只不过是那《三国演义》里所说的那个老年刘表很是窝囊。
实际的历史上,刘表勤勉好学,善于独立思考。
青年时期的刘表和当时的另外7名才子被天下人合称为‘八俊’,可见也是有点真才实学的。他没有仿效当时流行的隐居山林的清流作风,而是积极地投身仕途,被大将军何进辟为掾属,很受何进的赏识,后来被升为北军中候,掌管禁军。初平元年(190年),原荆州刺史王睿被孙坚杀死,何进向朝廷推荐了刘表担任荆州刺史,这也显示出何进对刘表的偏爱及对刘表的能力和才华的肯定。
而刘表现时却正在荆南郡作郡守。等初平元年(190年)担任荆州刺史时,史书形容他是“单骑入宜城”。面对荆州混乱的局面,刘表显得从容镇定,沉着冷静,并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迅速稳定了局势。首先,他争取了当地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蔡、蒯两大家族的信任和支持,并征求他们的建议。
当时蒯良、蒯越两兄弟都颇有才识名望,蒯良对局势提出的见解是“众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认为“苟仁义之道行,百姓归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从而问兴兵与策乎?”(见《三国志·刘表传》裴注)而蒯越却有不同的意见,他说“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又认为“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越有所素养者,使示之以利,必以众来。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盛德,必襁负而至矣。”还建议刘表“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
应该说蒯良说得比较虚一些,而蒯越的建议则是极富实干精神的,刘表也用很高明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子柔之言,雍季之论也。异度之计,臼犯之谋也”,先把两个人都夸了一番,然后采纳蒯越的谋略,“使(蒯)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众多,或既授部曲”,一举歼灭了宗贼势力,后来他又平定了零陵、长沙等郡,扭转了荆州的混乱局面,刘表自己也晋升为荆州牧、镇南将军。
经过几年努力,刘表成为一个仅次于两袁兄弟的一股强大势力,“南收零、桂,北据汗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见《三国志·刘表传》)说到这里,谁还能说刘表是“虚有其表”呢?完完全全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实干家!
刘表控制荆州以后,对于属地的管理也是励精图治,有条不紊,贡献良多,体现出一代能臣的本色,把荆州治理得有声有色,之前“人情好扰,加以四方震骇,寇贼相扇,处处糜沸”的荆州,变成了“万里肃清”的东汉后期最后一片乐土。在对外问题上,刘表采取了拥兵自重的正确政策,尽量避免发生大的冲突,以免造成老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在经济上,刘表有效利用了当地各大家族的势力,推行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得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荆州地区的百姓“大小咸悦而服之”。对刘表的这种评价,莫说是在后汉军阀混战时期,就是在局面相对平静的三国鼎立时期,也是独一无二,是别人所无法得到的。刘表“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政局稳定,各方人才纷纷从各地迁往荆州,人数数以千记,其中既有像水镜先生、司马徽这样的名流,也有像徐庶、石广元等青年才俊,甚至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诸葛亮等。试问,一个虚有其表之人能有如此辉煌的政绩吗?如此的“爱民养士,从容自保”,难道是一个虚名无实者所能做到的吗?可以这样说,刘表的确是一代能臣,他的有效管理让各路诸侯羡慕不已,对于其治理下的荆州都是垂涎欲滴。鲁肃就曾经对孙权这样评价荆州:“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这也算是对刘表恰如其分的评价了。
先不说刘表在后来如何了,但至少在现在的南阳郡任上,由于他也才上任时间不长,所推行的政策还是颇得人心的。至少对老百姓及辖区内的农业、教育等还是很重视的。
对于历史,张宇也很清楚,刘表后来去了江夏郡,南阳太守在黄巾之乱时是那褚贡大人,黄巾之乱后才是由武将出身(江夏都尉)的秦大人接任。
张宇准备在这南阳停留2天,当天下午,张宇还是去拜访了何进的父亲。在朝廷里,张宇可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能和这何进大将军搞好关系,对张让在操作某些事情尤其是在军队调防、部将升迁时会方便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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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章节里,好多历史名人就要见面了,咱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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