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之后,我到了一间五金厂做了十三天文员,实际是啤机部门的统计文员,刚开始分在办公室处理啤机部的每日报表、帮主管做事,其次是在办公室接电话、生活条件还可以,吃的是干部餐,住的是八个人一间的宿舍,那个厂的人际关系有一点不好,写字楼里个个忙得很,没人管我这个新来的。我的上司是个香港人,姓林。我也是他招进厂的,他为人不错,让一个名叫红英的湖南的女孩教我。
每天,一早我就要做大量的工作日报表,计算每个员工的产量并登记造册,刚做的时候上手较慢,成天跟那些数字打交道,还要到啤机车间去测试员工每秒钟的产量,而后算出一天能生产多少成品。忙得像个陀螺一样团团转,枯燥的数字,嘈杂的机声,拿个手表到车间去测时间,红英每天把我做好的报表检查一遍,没问题就上交,有问题就指出来让我改好。红英满口广东话,说得很标准,他们在一起工作讲的全是白话,我有大部分都听得懂,我的工资却只有350元,红英有450元,比我高,但她不满足现状。过了几天得知红英也是我们吟香诗社的成员,诗虽然写得一般化,但她还读过高中,我天真地什么话都对她说,毫无保留,很幼稚地深信不疑,写诗的女孩心灵一定很美。说实在的,我也比较欣赏她,她比我能干,有工作能力。她也是才进这个公司三个月,也属于新人,虽不算漂亮,这并不影响我相信她是个好女孩。
下午两点钟后我一般在办公室接听电话,大事小事都要我去找人,有许多电话都是别的厂家打来的,大多数电话都是追货的,一找林生,他便让我应付,告诉人家车已经把货运走了。其实,货还没做好,有些甚至没有做出来,对方追问,他就让我挡着,老是骗人,我实在不舒服,也不知道那公司是怎么搞的,做得就有点烦,我是个诚信的女子,不喜欢骗人,但我又不能不听他们的话,挺拐扭的。
那个厂一天到晚有一股子塑胶味,很浓,让我每天有晕旋的感觉。再说这份工作让我做的好压抑,便觉得一点儿也不适合自己。做了十三天,还没有适应公司的环境。平时,我在以往的工厂做新人,最多一个星期就会与人混熟、并环境熟悉。但这个厂却不行。我觉得这里不适合我的未来发展,我应该去一个我喜欢并适合我的地方工作。
那一天,刚好我的老乡宝梅告诉我。她们周氏厂要招收文员,让我去试试,我便向厂长请了半天假,去我向往已久的工厂应聘。周氏厂很大,员工的工资待遇也很高,我非常想进去做品质部文员。那天一共有十个应聘的,个个学历比我高,有的是高中学历,有些还是大专学历。先是考试,给了两大张卷子,许多高中的数学题,我一看就傻了,根本不会。但语文很容易。记得第一道考的是:莎士比亚是哪一国的剧作家,他有那部代表作,记得当时我填的是英国剧作家,代表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旗开得胜,很轻松地过了第一关;第二关是拿了他们公司生产的收音机的英文说明书让我翻译成中文,并要读出来。国际音标我还学得不错,以我当时的水平倒是没费什么劲就交了完满的答卷。当他们要我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翻译时,我直言相告,有些英文单词我也不会,只是读下去,连蒙带猜做对了题而已。
其实,只是产品介绍和公司简介而已,不难,整篇文章来说,只要百分之七八十的单词认得,会音标,翻译起来一般会是对的,我们这一代人,大几岁的许多大学生英文学的不怎么样,有些还没怎么学过英文,所以虽然我学历比人家低,但还占了优势,这是主考官没有想到的。我被录用了,叫我第二天直接到公司上班。真是开心极了,马上跑去告诉宝梅说我明天就可以跟你一个厂上班了。
回到公司,我告诉红英,说我要到周氏厂上班了。红英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我把事情经过说了,说就等着次日过去谈定了工资待遇,再回来辞职去那边上班呢?
也许我高兴的太早了,第二天,我请了假一早就去了那个公司,得到的答案是说香港那边的经理不想见我了,昨天说的不算,她们让我回去,说这事至此为止。我愣了,怎么回事呢?昨天不是说得好好的让我今天来公司报到上班的吗?
我找到宝梅和在该厂做人事主管的九江老乡陈先生,他们很无奈地告诉我,说红英知道你要来后,就在昨晚她已打电话来状告你在她现在的厂里做得不好,才几天就想着辞职走人,对工作心猿意马,这样的员工你们怎么能收呢?他们说原来红英就是这个厂出去的,是陈先生炒掉的,她收受了车间员工的红包,介绍别人的老乡进厂,这在公司是不允许的。所以,陈先生亲自把她炒掉的。现在你又来做她这份工作,而你在那边刚好又是她带你做,她原来在这边的工资有近千元呢?现在的厂她也只能拿个四五百元就差不多了,你却跑到这边来顶替她原来的职位。你想,她怎么平衡,她跟了品质部经理那么久,她要是说你不好,不是好员工,她的老上司听她这么一说,人家还会要你吗?她在妒忌你呀?再说她也恨我把她炒了鱿鱼,正想找机会报复呢,只是一直拿我没什么办法,她恨死了我这个江西人,连着整个江西人她都是要恨的,包括你。现在你想进来,坐她以前的位置,拿高工资,她怎肯罢休,放过这次对她来说难得的报复机会呢?你被人算计了。
经他俩如此这么一说,我方如梦初醒。原来职场中也人心险恶,却被我碰上,这个女孩年龄不大,心却这么恶毒。她怕我过得比她好,我居然还那么相信她,把什么都告诉她了,真傻!她一定在五金厂那边也会告状说我去找工作了的。心里这样想着,怀着失落的心情回到厂里。下午上班,老板娘就叫我收拾行李走人,说你不是不想在我们这里做了吗?早走早好,我无奈地回到宿舍,收拾行李准备走人。红英来了,她居然还有脸来假惺惺地问我:“阿英,你那边要上班了,恭喜你啊!”我气得恨不得打她一个耳光,恨恨地骂她几句。可我没有这样做。说实话,她比我高大,跟她吵,我也只有吃亏的份。便反击她:“你现在看到了,这就是你要的结果,你要让我两边都丢掉工作对不对,你恨我们江西人是吗?前世,我得罪你了吗?你还说自己写诗的,你也配吗?”她的声音小的像蚊子:“没有,我没有这样。” 可心里却在说,我就是恨你们江西人,我恨,谁叫你们江西人原来也炒过我呢。我从她的脸上读出了这句话。大概是她心虚吧,她估摸着我是不会知道自己怎么没有应聘上的。真是人心险恶。
走出厂门,厂长陈添骑着摩车过来了。他是桥梓村人,向来对我不错。他说:“你被红英害了,那个女孩心眼不好。我知道,都是他去老板娘那里告的状,阿英,你现在准备去哪?”我说:“天无绝人之路,我会找到新的工作的,绝对不会比在这里差。”厂长执意要我上他的车,他说:“你东西太多,去桥梓我送你一程,反正顺路。”我把行李放在他的车上,拿到了老乡的出租屋那里。
第二天,我就找到了工作,是在袁山贝大众玩具厂。后来,那个叫红英的女孩因为加不到工资,还是没在那间五金厂呆下去,也灰暗地离开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她没加到工资,听说是看不惯她为人的厂长陈添卡住的。
事后,我告诉主编妮子,说起红英这个女子陷害我的事。妮子听后说:“如果事情真的是她红英干的,那她也太过分、太坏了,我希望不是她干的。”我笑笑说:“人家两边的人都向我证实了,那由不得她狡辩。当然,我也希望这不是她干的。”
几个月后的一个星期三晚上,桥梓吟香诗社开舞会,我在袁山贝上班,很远,但我依然带了工友阿芳和雪亚,叫上建达厂的文友满妧、小荣一起去参加联谊舞会。我见到了那个叫红英的女孩也在,我故意走上去跟她打招呼,她告诉我说她进了桥沥一家五金厂。她所在的那家厂很小,我也曾经陪老乡一起去应聘过。我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我要让她知道,我没在那两个地方工作,一样可以过的很好。有赏识我的老板欣赏我的工作能力,也一样有许多写诗的工友,我比她过得滋润、活色生香。而她,就再也找不到在周氏厂那样的高薪了。这个世界真小,依然还可以面对面。她会有一丝心虚、一丝内疚么?
很快,她就逃离了现场。那天,妮子说:“阿英你真有君子风度,换了我,未必就做得到。”后来,阿芳、雪亚、小荣知道了,那个叫红英的女孩曾暗算过我,气得想揍她。个个以蔑视的眼光看她。我说:“这个女孩,我一辈子不会忘记她,和她所做的一切,这是我一生的教训,我会感谢曾伤害过我的人,是她们教会我成长。”我学会了一句老话:“对你身边认为可靠的人,不要抱以幻想她会跟你一样,有一颗善良的心。” txt小说上传分享
漂在东莞的日子3
18.
其实到袁山贝上班,我也是百般无奈才为之,也是运气吧。那天,我从五金厂出来之后,便把行李放在老乡那里,次日清早我便四处转悠,不经意地辗转到了袁山贝,很顺利地进入那家名叫“大众”的玩具厂。当时那家玩具厂招文员,刚好有个女孩不想做要辞职。她叫李红,办公室文员,是河南来的,听说另有高就了。急着辞工呢!李红对我很好,很怕我不做,她难以逃脱掉这份工作。
记得面试那天最有趣,厂长袁先锋问我:“你以前有没做过文员。”我说:“没有。”他说:“哪你怎么会做?我们要会算工资的。”
我说:“我原来那家厂都是我们这些做组长的算工资,不就是加减乘除嘛!你还有什么更难的吗?初中生都会的呀!”
他又问:“那你以前做什么?”“生产线管理,仓管也做过。”我答。
他又说:“你会不会讲白话?”我说我会,并现场对答了几句。他见我没问题,又拿着我的身份证来说:“你年龄太大了,小一些就好点。”这话像是说给我听,又像是说给他自己听。
他说:“那你写份简历来看看吧。”他心里却想,你简历上写的字不好我就有理由不要你。”出乎他的意料,我字写得并不比他差多少,他对我满意了。问我想要多少工资,我说我以前都有600元了。他笑了:“说我们公司刚进来没有这么高?只有350元,你做不做?”
我说:“这么低,谈都不用谈。”说完我就开始走人。他们在场的几个人都叫住我,袁厂长说:“这样吧,我跟香港那边打个电话,下个月给你加到五百多,如果愿意我就打电话。”
我说:“那好吧,只要不是太低,可以考虑的。”他打了个电话给老板,把情况一说,老板满口答应。皆大欢喜,我就这样开始了漫长的办公室生涯。
风水轮流转,这会轮到我来管招工了。
前一天,我还是四处奔波找工作的人,第二天,我就有资格站在厂外招别的人进来上班了,招工是个生杀大权,别人都想进厂,你永远不能满足她们的需求。想想命运真是很玄的东西。
刚进厂,每天都要不停地加班。其实,我每天的工作较多,也杂,李红还没走,她在给我做交接工作,教我车缝部的工序怎么算工资,包装部的工序我倒是每一道都可以做的,那时厂里比较复杂,生产主管小桦跟公司总统计刘小明的关系不太好,其它部门主管包括厂长在内都站在生产主管这一边。当时,我一来就感觉那个叫小明的统计不太好,他听说我被录用了,他过来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只给我说了一句话,李红教你的工作你一定要学会,李红不教你的你也要偷偷地学会,你要多长个心眼。我心想这个人肯定没安好心。也许这个厂有派别之争吧。
香港老板是个女的,叫余昭旋,是个离婚女人。两个儿子都在国外读大学。我们都叫她余姑娘,这是香港对单身女人的一种称呼。余姑娘把小明当自己儿子一样待之,每次从港回厂,都要带一些衬衫之类的礼物给他。
小明来自四川,斯文有加,带一副金边眼镜,做物料成本核算员。没事的时间在车间、厂区踱来踱去,一双手放在后面,若有所思。经常,我就看见他是这样地悠闲。小明找我谈了两次话,希望我能跟他站在一起。其实,平常我最恨那些不好好做事,一心在背地里搞小动作的人特烦,我就不理他,做我自己份内的工作。
刚入公司,我除了适应工作,还为公司每天没完没了的加班想对策,因为我招进来的工人不到几个月又走了,只要有大的玩具厂招工,特别是我原来的建达厂,我们差不多是帮别人培养人才。我跟小桦还有包装部主管蒋兰芬提过,联合所有的部门主管,跟老板提意见,说我有一个既让工人努力工作,又不用天天拼命加班混日子的好法子。
我对小桦说,你每天按生产进度测试员工的平均速度,而后每天按10小时分配任务,按质按量完成任务就下班,加班费照给,晚上爱去哪玩去哪玩,或者给点电影票给他们,完成的看电影,没完成的继续加班。我的理由是工人们知道反正他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十一点,不管他有多努力,都得加。还不如省点力来陪你们这些主管磨洋工。还有一层心理是,员工认为反正死活都得加班,工资未见得高多少,做得快的完成还要帮别人,一样不能下班,因为是流水作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干脆混日子,慢慢地消耗时间。如果完成就能下班,且加班费照给,那肯定是另一番天地。我自己做过工人,了解他们的心态,我在建达厂刚当小组长时就是这样管理员工的。
后来,小桦觉得有理,商量后在工作例会上提了出来,并强调说是阿英的经历。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改革后的车间一片热火朝天,原来每天十一点还没下班的员工,合理地安排每一分钟。结果,晚上九点不到全下班了,有那么几个快的,晚上六点半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皆大欢喜。一个月下来,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了,工资涨了不少,但时间也用得少了,谁不高兴,最开心的是老板,第二个月准时给我加了工资。
我发现员工没事做了,又不知干什么好?于是又跟小桦和厂长袁生商量,由我负责搞一块黑板报。让公司给我两到三块黑板,发挥员工的业余文学爱好,利用节假日,每隔一段时间搞一次文娱晚会,让员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特长,也丰富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大家一致响应,说我这个办法挺好的。
这样,也可以教育员工怎么用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教他们要团结、助人为乐。这样,大家有了精神寄托,打架之类的事就会减少。小明坚决反对,说:“我们公司的员工领工资写自己的名字有些人都写不好,还写什么文章。笑话,阿英,你的想法很好,但难以行通。”我说:“不认识字的员工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员工还是希望业余时间有自己的精神生活的。不信,你找工人打听去。反对无效,这件事我做定了。反正,我不要求公司给我编稿费,也不要求给员工稿酬,这些都是以后的事,先做好再说。”大家都赞同,少数服从多数。管后勤的陈昌志极力支持,拿了三块平常不用的大胶合板,涂上黑色的油漆立马变成黑板,订在墙壁上,一块黑板报园地就这样诞生了。
1993年五月的一天傍晚,利用我做人事的便利,开辟了一块黑板墙报并自封为主编,一周刊登一期。第一期稿,我利用三个晚上的业余时间,没占用上班时间一分钟,编稿、写稿、画Сhā图。用的是粉笔字、一片绿色的芳草地就这样诞生了。我记得当时写了两篇散文,几首诗,还配了一些图,都是我花几个晚上做出来的。红黄蓝绿的粉笔,在我的手中飞舞着,像缤纷的蝴蝶,轻歌曼舞起来。因为是第一次做,我费了很多心,包括创作、诗歌。尽量满足年轻人的心理。第一期稿子做出来,很受员工的好评。当员工们知道这些诗都是我自己的原创时,他们下了班看的看,抄的抄,为了给他们一个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也为了给员工希望,同时不让自己唱独角戏,也要堵小明的嘴,我倒要看看,到底公司有多少爱好文学艺术的员工。我写了个征稿启事,让工友们没事给我写一些散文、记事之类的文字,小说、诗歌、小品都行,希望大家共同成长,把公司当成自个儿的家,并深受工友的喜爱与老板的赏识。有时,路过黑板墙报是竟然看见工友在抄摘我的诗文,有时我故意让出版面不刊发自己的文稿,工友们会问:“阿英,怎么不见你的诗,是不是工作太忙?”这让我很欣慰也很感动。
余姑娘回来后,看到公司变样了。员工们变得懂礼貌、也爱听主管的话,特高兴。知道是我这个小文员做的思想工作收到了成效,不禁对我另眼相看。袁生就说:“余姑娘,当初我本来想不要阿英的,看她那么大的年龄,就是看到她有这能力,才留下她的。”其实,他说的也是实情。当初他是有点嫌我大,如果那时他看出我已经结婚,也许还是不会要的。我也笑着开玩笑:“不要我是本公司的一大损失。袁厂长更是少了一个可以帮他写招工启事的。”因为他感觉我的字还行吧,每次该他写的招聘广告都由我代劳,他省心省力。包括一些抄抄写写,甚至消防考试、统计考试,他都是先拿书给我看,而后让我帮他答题。袁生有个爱好,就是画画。没事的时候,我就请他帮我画Сhā图。他挺开心也特别卖力。
漂在东莞十八年4
19.
“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奇迹般起崛起座座城……”*同志的那次南巡,是支持、鼓励改革开放,民工潮风起云涌,“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再次涌现。我不知道广东怎么能装得下那么多的人?
那一年,我的Chu女诗《无题》终于在发表在《珠江潮》第二期,编辑部一并寄来了32元稿酬,两本样刊,心里特别开心。心想,终于可以在正规的刊物上发稿了。我把稿酬拿来买了两本诗集,一本是《汪国真诗集》,一本是席慕蓉的《七里香》。剩下的,我就买稿纸和笔。这时候,三十多元的稿酬算是很不错的了,我这一首小诗,也就十二行吧,有那么多,已经很意外的了。超过我二天的工钱,刚开始写东西,模仿的成份比较多。写多了,自然就不用再模仿了。并且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广东的打工杂志大都有我的诗作和散文发表。
此后,我的名字经常在一些省市级刊物上亮相,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文学成了我的挚爱,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观。靠着这支笔,我的职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流水线员工到组长、仓管、文员,一年后我成了人事主管。我坚持学习,并且报名参加培训,每天往返于培训班与工厂之间,虽然辛苦,但相当充实。“社会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只要努力,你也可以成为太阳。”这句话成了我的动力源,文章发表多了,我的“野心”也日渐膨胀起来,我要出一本属于自己的诗集。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正读着海子的诗歌,每天清晨,我起来是一定要读一首诗的,海子、徐志摩、戴望舒、李白……找到谁读谁的?诗歌,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的那篇《阿拉祝福你,打工妹》一文刊发在1993年《佛山文艺》的第五期。《佛山文艺》有个“打工文学”专栏,因此,此书卖得非常火,读者大概喜欢她原汁原味的厂区文化吧。因为有了民工潮,之后,“打工文学”也开始热闹起来,后来,《江门文艺》等杂志也设有打工专栏,只要跟打工沾边的杂志都卖得很火,让杂志社狠狠地赚了一笔。谁做打工文学谁赚钱?那时能写东西的打工者不多,写的都是原汁原味、感情真挚、在场感极强,体现了打工者的现场生活和精神风貌,因而受到大家青睐。
桥梓村图书馆创办的“吟香诗社”,即女子写女子编之意。妮子是图书馆的管理员,也是吟香诗社主编。诗报是桥梓村出资印的,不定期印,另有块黑板,用油柒直接写上去的。
我一样喜欢写诗,那天,走过桥梓文化城,见文化城旁边有块黑板报,是诗歌专栏,女子吟香诗社。第一次听说这家诗社,回到公司写了稿寄过去,很快就有了回音,并且告诉我有时间可以带舞伴参加她们的诗友联谊舞会。我非常想去,但是要加班,基本上是去不了。后来,我又约工友小荣、满媛一起加入了吟香诗社,成了会员,并参加舞会,不久还成了骨干作者,我们为刊物出谋划策,并给自己取了一个大气的名字——汪洋。一不小心诗社红透了半边天,我成了诗歌爱好者最受欢迎的作者,诗给工友们摘来抄去的好开心,也交了不少文学朋友,诗社最多的时候逾百人,这段时期是我写作最丰收的季节。
此时的常平镇,这几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说我们经常聚会的桥梓吧。桥梓是东莞最富裕的农村,也是当时东莞十个先进文明建设单位之一。之后的1999年还被评为广东省文明村。先不说他那里农民的富裕程度,国民产值增长多少,这跟我这个外乡人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村里新建了图书馆和博物馆,有着浓厚的文化背景。还有一个“莲花”诗社,一个“吟香”诗社,在这个人文背景很好的地方工作、生活,民风纯朴而物质生活富有,这难道不是我的福份?
每晚,只要不加班,我便去图书馆借书看,哪里有许多我想要的书和资料。偶尔也去公园坐坐,望着湖心的满塘荷花,慢慢地体味、品尝桥梓文化远祖周敦颐的《爱莲说》而思绪飞扬,不免也有一丝惆怅升起,不知什么时候,我的家乡也可以建设得这么美丽那该有多好啊!我喜欢桥梓,不因为她富有和美丽,因为她有文学,我总坚信:有文学的地方就有希望。
漂在东莞的日子4
20.
每逢佳节倍思亲。
中秋节,公司在饭堂搞节日联欢。事先我准备了好多节目,还进行了精心的策划。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橡棋赛、跳棋赛、乒乓球赛、篮球赛、踩气球、猜谜活动等分区进行。赢了奖品多一些,输也有鼓励奖,什么节目都可以上台表演,谁想上都给机会。唱支歌也行,奖品丰富,工友们积极响应。200多人的大厅,围成一个圈,一边看节目,一边吃月饼、花生、橙子、糖果,大家玩得开心尽兴。
我是整个晚会的主持人,我自己站出来,首先用普通话、四川话、河南话分别三种方言报了一次幕,一下子就把大家紧张的气氛搞活跃了。工友见我能用她们的家乡话报节目,都乐了。我说:“下一个,哪个来唱支歌?哪个,在哪里,站出来,在我身边来。”这是地道的四川广安话,我说得很顺溜。那可是*故乡的方言,引得大家纷纷走上舞台,唱她们自己喜欢的歌,算是卡拉式的晚会,大家高兴就行。
那天,还来了一群特别的嘉宾,他们是香港东方时报的实习记者,香港社会大学的新闻系学生。叫什么名字,我就记不得了。只知道,前些年,石排的一家工厂被大火烧了厂房,他们在采访中认识了一群打工妹。有个叫王丽的女孩就是幸存中之一。王丽在我们公厂做工,比我来得早,她们自己不讲,事先我并不知情。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王丽才过来,她只跟我说有两个香港的大学生想参加我们的晚会。我邀请他们一起跳舞、唱歌,并参观我主编的黑板墙报,与员工同乐。
过了两天,我们公司关心员工业余生活的事迹在香港的《东方时报》登出来了。许多人打电话给余姑娘问好,把我们的老板余姑娘乐坏了。她没花一分钱广告宣传做到香港了。你说她能不开心嘛,一开心就给我把工资加到了她承诺的五百元了。我那时进公司刚好一个月,人家说老板这么快就给新员工加薪还是头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