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之后，我到了一间五金厂做了十三天文员，实际是啤机部门的统计文员，刚开始分在办公室处理啤机部的每日报表、帮主管做事，其次是在办公室接电话、生活条件还可以，吃的是­干­部餐，住的是八个人一间的宿舍，那个厂的人际关系有一点不好，写字楼里个个忙得很，没人管我这个新来的。我的上司是个香港人，姓林。我也是他招进厂的，他为人不错，让一个名叫红英的湖南的女孩教我。

每天，一早我就要做大量的工作日报表，计算每个员工的产量并登记造册，刚做的时候上手较慢，成天跟那些数字打交道，还要到啤机车间去测试员工每秒钟的产量，而后算出一天能生产多少成品。忙得像个陀螺一样团团转，枯燥的数字，嘈杂的机声，拿个手表到车间去测时间，红英每天把我做好的报表检查一遍，没问题就上交，有问题就指出来让我改好。红英满口广东话，说得很标准，他们在一起工作讲的全是白话，我有大部分都听得懂，我的工资却只有350元，红英有450元，比我高，但她不满足现状。过了几天得知红英也是我们吟香诗社的成员，诗虽然写得一般化，但她还读过高中，我天真地什么话都对她说，毫无保留，很幼稚地深信不疑，写诗的女孩心灵一定很美。说实在的，我也比较欣赏她，她比我能­干­，有工作能力。她也是才进这个公司三个月，也属于新人，虽不算漂亮，这并不影响我相信她是个好女孩。

下午两点钟后我一般在办公室接听电话，大事小事都要我去找人，有许多电话都是别的厂家打来的，大多数电话都是追货的，一找林生，他便让我应付，告诉人家车已经把货运走了。其实，货还没做好，有些甚至没有做出来，对方追问，他就让我挡着，老是骗人，我实在不舒服，也不知道那公司是怎么搞的，做得就有点烦，我是个诚信的女子，不喜欢骗人，但我又不能不听他们的话，挺拐扭的。

那个厂一天到晚有一股子塑胶味，很浓，让我每天有晕旋的感觉。再说这份工作让我做的好压抑，便觉得一点儿也不适合自己。做了十三天，还没有适应公司的环境。平时，我在以往的工厂做新人，最多一个星期就会与人混熟、并环境熟悉。但这个厂却不行。我觉得这里不适合我的未来发展，我应该去一个我喜欢并适合我的地方工作。

那一天，刚好我的老乡宝梅告诉我。她们周氏厂要招收文员，让我去试试，我便向厂长请了半天假，去我向往已久的工厂应聘。周氏厂很大，员工的工资待遇也很高，我非常想进去做品质部文员。那天一共有十个应聘的，个个学历比我高，有的是高中学历，有些还是大专学历。先是考试，给了两大张卷子，许多高中的数学题，我一看就傻了，根本不会。但语文很容易。记得第一道考的是：莎士比亚是哪一国的剧作家，他有那部代表作，记得当时我填的是英国剧作家，代表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旗开得胜，很轻松地过了第一关；第二关是拿了他们公司生产的收音机的英文说明书让我翻译成中文，并要读出来。国际音标我还学得不错，以我当时的水平倒是没费什么劲就交了完满的答卷。当他们要我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翻译时，我直言相告，有些英文单词我也不会，只是读下去，连蒙带猜做对了题而已。

其实，只是产品介绍和公司简介而已，不难，整篇文章来说，只要百分之七八十的单词认得，会音标，翻译起来一般会是对的，我们这一代人，大几岁的许多大学生英文学的不怎么样，有些还没怎么学过英文，所以虽然我学历比人家低，但还占了优势，这是主考官没有想到的。我被录用了，叫我第二天直接到公司上班。真是开心极了，马上跑去告诉宝梅说我明天就可以跟你一个厂上班了。

回到公司，我告诉红英，说我要到周氏厂上班了。红英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我把事情经过说了，说就等着次日过去谈定了工资待遇，再回来辞职去那边上班呢？

也许我高兴的太早了，第二天，我请了假一早就去了那个公司，得到的答案是说香港那边的经理不想见我了，昨天说的不算，她们让我回去，说这事至此为止。我愣了，怎么回事呢？昨天不是说得好好的让我今天来公司报到上班的吗？

我找到宝梅和在该厂做人事主管的九江老乡陈先生，他们很无奈地告诉我，说红英知道你要来后，就在昨晚她已打电话来状告你在她现在的厂里做得不好，才几天就想着辞职走人，对工作心猿意马，这样的员工你们怎么能收呢？他们说原来红英就是这个厂出去的，是陈先生炒掉的，她收受了车间员工的红包，介绍别人的老乡进厂，这在公司是不允许的。所以，陈先生亲自把她炒掉的。现在你又来做她这份工作，而你在那边刚好又是她带你做，她原来在这边的工资有近千元呢？现在的厂她也只能拿个四五百元就差不多了，你却跑到这边来顶替她原来的职位。你想，她怎么平衡，她跟了品质部经理那么久，她要是说你不好，不是好员工，她的老上司听她这么一说，人家还会要你吗？她在妒忌你呀？再说她也恨我把她炒了鱿鱼，正想找机会报复呢，只是一直拿我没什么办法，她恨死了我这个江西人，连着整个江西人她都是要恨的，包括你。现在你想进来，坐她以前的位置，拿高工资，她怎肯罢休，放过这次对她来说难得的报复机会呢？你被人算计了。

经他俩如此这么一说，我方如梦初醒。原来职场中也人心险恶，却被我碰上，这个女孩年龄不大，心却这么恶毒。她怕我过得比她好，我居然还那么相信她，把什么都告诉她了，真傻！她一定在五金厂那边也会告状说我去找工作了的。心里这样想着，怀着失落的心情回到厂里。下午上班，老板娘就叫我收拾行李走人，说你不是不想在我们这里做了吗？早走早好，我无奈地回到宿舍，收拾行李准备走人。红英来了，她居然还有脸来假惺惺地问我：“阿英，你那边要上班了，恭喜你啊！”我气得恨不得打她一个耳光，恨恨地骂她几句。可我没有这样做。说实话，她比我高大，跟她吵，我也只有吃亏的份。便反击她：“你现在看到了，这就是你要的结果，你要让我两边都丢掉工作对不对，你恨我们江西人是吗？前世，我得罪你了吗？你还说自己写诗的，你也配吗？”她的声音小的像蚊子：“没有，我没有这样。” 可心里却在说，我就是恨你们江西人，我恨，谁叫你们江西人原来也炒过我呢。我从她的脸上读出了这句话。大概是她心虚吧，她估摸着我是不会知道自己怎么没有应聘上的。真是人心险恶。

走出厂门，厂长陈添骑着摩车过来了。他是桥梓村人，向来对我不错。他说：“你被红英害了，那个女孩心眼不好。我知道，都是他去老板娘那里告的状，阿英，你现在准备去哪？”我说：“天无绝人之路，我会找到新的工作的，绝对不会比在这里差。”厂长执意要我上他的车，他说：“你东西太多，去桥梓我送你一程，反正顺路。”我把行李放在他的车上，拿到了老乡的出租屋那里。

第二天，我就找到了工作，是在袁山贝大众玩具厂。后来，那个叫红英的女孩因为加不到工资，还是没在那间五金厂呆下去，也灰暗地离开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她没加到工资，听说是看不惯她为人的厂长陈添卡住的。

事后，我告诉主编妮子，说起红英这个女子陷害我的事。妮子听后说：“如果事情真的是她红英­干­的，那她也太过分、太坏了，我希望不是她­干­的。”我笑笑说：“人家两边的人都向我证实了，那由不得她狡辩。当然，我也希望这不是她­干­的。”

几个月后的一个星期三晚上，桥梓吟香诗社开舞会，我在袁山贝上班，很远，但我依然带了工友阿芳和雪亚，叫上建达厂的文友满妧、小荣一起去参加联谊舞会。我见到了那个叫红英的女孩也在，我故意走上去跟她打招呼，她告诉我说她进了桥沥一家五金厂。她所在的那家厂很小，我也曾经陪老乡一起去应聘过。我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我要让她知道，我没在那两个地方工作，一样可以过的很好。有赏识我的老板欣赏我的工作能力，也一样有许多写诗的工友，我比她过得滋润、活­色­生香。而她，就再也找不到在周氏厂那样的高薪了。这个世界真小，依然还可以面对面。她会有一丝心虚、一丝内疚么？

很快，她就逃离了现场。那天，妮子说：“阿英你真有君子风度，换了我，未必就做得到。”后来，阿芳、雪亚、小荣知道了，那个叫红英的女孩曾暗算过我，气得想揍她。个个以蔑视的眼光看她。我说：“这个女孩，我一辈子不会忘记她，和她所做的一切，这是我一生的教训，我会感谢曾伤害过我的人，是她们教会我成长。”我学会了一句老话：“对你身边认为可靠的人，不要抱以幻想她会跟你一样，有一颗善良的心。” txt小说上传分享

漂在东莞的日子3

18．

其实到袁山贝上班，我也是百般无奈才为之，也是运气吧。那天，我从五金厂出来之后，便把行李放在老乡那里，次日清早我便四处转悠，不经意地辗转到了袁山贝，很顺利地进入那家名叫“大众”的玩具厂。当时那家玩具厂招文员，刚好有个女孩不想做要辞职。她叫李红，办公室文员，是河南来的，听说另有高就了。急着辞工呢！李红对我很好，很怕我不做，她难以逃脱掉这份工作。

记得面试那天最有趣，厂长袁先锋问我：“你以前有没做过文员。”我说：“没有。”他说：“哪你怎么会做？我们要会算工资的。”

我说：“我原来那家厂都是我们这些做组长的算工资，不就是加减乘除嘛！你还有什么更难的吗？初中生都会的呀！”

他又问：“那你以前做什么？”“生产线管理，仓管也做过。”我答。

他又说：“你会不会讲白话？”我说我会，并现场对答了几句。他见我没问题，又拿着我的身份证来说：“你年龄太大了，小一些就好点。”这话像是说给我听，又像是说给他自己听。

他说：“那你写份简历来看看吧。”他心里却想，你简历上写的字不好我就有理由不要你。”出乎他的意料，我字写得并不比他差多少，他对我满意了。问我想要多少工资，我说我以前都有600元了。他笑了：“说我们公司刚进来没有这么高？只有350元，你做不做？”

我说：“这么低，谈都不用谈。”说完我就开始走人。他们在场的几个人都叫住我，袁厂长说：“这样吧，我跟香港那边打个电话，下个月给你加到五百多，如果愿意我就打电话。”

我说：“那好吧，只要不是太低，可以考虑的。”他打了个电话给老板，把情况一说，老板满口答应。皆大欢喜，我就这样开始了漫长的办公室生涯。

风水轮流转，这会轮到我来管招工了。

前一天，我还是四处奔波找工作的人，第二天，我就有资格站在厂外招别的人进来上班了，招工是个生杀大权，别人都想进厂，你永远不能满足她们的需求。想想命运真是很玄的东西。

刚进厂，每天都要不停地加班。其实，我每天的工作较多，也杂，李红还没走，她在给我做交接工作，教我车缝部的工序怎么算工资，包装部的工序我倒是每一道都可以做的，那时厂里比较复杂，生产主管小桦跟公司总统计刘小明的关系不太好，其它部门主管包括厂长在内都站在生产主管这一边。当时，我一来就感觉那个叫小明的统计不太好，他听说我被录用了，他过来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只给我说了一句话，李红教你的工作你一定要学会，李红不教你的你也要偷偷地学会，你要多长个心眼。我心想这个人肯定没安好心。也许这个厂有派别之争吧。

香港老板是个女的，叫余昭旋，是个离婚女人。两个儿子都在国外读大学。我们都叫她余姑娘，这是香港对单身女人的一种称呼。余姑娘把小明当自己儿子一样待之，每次从港回厂，都要带一些衬衫之类的礼物给他。

小明来自四川，斯文有加，带一副金边眼镜，做物料成本核算员。没事的时间在车间、厂区踱来踱去，一双手放在后面，若有所思。经常，我就看见他是这样地悠闲。小明找我谈了两次话，希望我能跟他站在一起。其实，平常我最恨那些不好好做事，一心在背地里搞小动作的人特烦，我就不理他，做我自己份内的工作。

刚入公司，我除了适应工作，还为公司每天没完没了的加班想对策，因为我招进来的工人不到几个月又走了，只要有大的玩具厂招工，特别是我原来的建达厂，我们差不多是帮别人培养人才。我跟小桦还有包装部主管蒋兰芬提过，联合所有的部门主管，跟老板提意见，说我有一个既让工人努力工作，又不用天天拼命加班混日子的好法子。

我对小桦说，你每天按生产进度测试员工的平均速度，而后每天按10小时分配任务，按质按量完成任务就下班，加班费照给，晚上爱去哪玩去哪玩，或者给点电影票给他们，完成的看电影，没完成的继续加班。我的理由是工人们知道反正他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十一点，不管他有多努力，都得加。还不如省点力来陪你们这些主管磨洋工。还有一层心理是，员工认为反正死活都得加班，工资未见得高多少，做得快的完成还要帮别人，一样不能下班，因为是流水作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干­脆混日子，慢慢地消耗时间。如果完成就能下班，且加班费照给，那肯定是另一番天地。我自己做过工人，了解他们的心态，我在建达厂刚当小组长时就是这样管理员工的。

后来，小桦觉得有理，商量后在工作例会上提了出来，并强调说是阿英的经历。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改革后的车间一片热火朝天，原来每天十一点还没下班的员工，合理地安排每一分钟。结果，晚上九点不到全下班了，有那么几个快的，晚上六点半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皆大欢喜。一个月下来，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了，工资涨了不少，但时间也用得少了，谁不高兴，最开心的是老板，第二个月准时给我加了工资。

我发现员工没事做了，又不知­干­什么好？于是又跟小桦和厂长袁生商量，由我负责搞一块黑板报。让公司给我两到三块黑板，发挥员工的业余文学爱好，利用节假日，每隔一段时间搞一次文娱晚会，让员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特长，也丰富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大家一致响应，说我这个办法挺好的。

这样，也可以教育员工怎么用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教他们要团结、助人为乐。这样，大家有了­精­神寄托，打架之类的事就会减少。小明坚决反对，说：“我们公司的员工领工资写自己的名字有些人都写不好，还写什么文章。笑话，阿英，你的想法很好，但难以行通。”我说：“不认识字的员工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员工还是希望业余时间有自己的­精­神生活的。不信，你找工人打听去。反对无效，这件事我做定了。反正，我不要求公司给我编稿费，也不要求给员工稿酬，这些都是以后的事，先做好再说。”大家都赞同，少数服从多数。管后勤的陈昌志极力支持，拿了三块平常不用的大胶合板，涂上黑­色­的油漆立马变成黑板，订在墙壁上，一块黑板报园地就这样诞生了。

1993年五月的一天傍晚，利用我做人事的便利，开辟了一块黑板墙报并自封为主编，一周刊登一期。第一期稿，我利用三个晚上的业余时间，没占用上班时间一分钟，编稿、写稿、画Сhā图。用的是粉笔字、一片绿­色­的芳草地就这样诞生了。我记得当时写了两篇散文，几首诗，还配了一些图，都是我花几个晚上做出来的。红黄蓝绿的粉笔，在我的手中飞舞着，像缤纷的蝴蝶，轻歌曼舞起来。因为是第一次做，我费了很多心，包括创作、诗歌。尽量满足年轻人的心理。第一期稿子做出来，很受员工的好评。当员工们知道这些诗都是我自己的原创时，他们下了班看的看，抄的抄，为了给他们一个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也为了给员工希望，同时不让自己唱独角戏，也要堵小明的嘴，我倒要看看，到底公司有多少爱好文学艺术的员工。我写了个征稿启事，让工友们没事给我写一些散文、记事之类的文字，小说、诗歌、小品都行，希望大家共同成长，把公司当成自个儿的家，并深受工友的喜爱与老板的赏识。有时，路过黑板墙报是竟然看见工友在抄摘我的诗文，有时我故意让出版面不刊发自己的文稿，工友们会问：“阿英，怎么不见你的诗，是不是工作太忙？”这让我很欣慰也很感动。

余姑娘回来后，看到公司变样了。员工们变得懂礼貌、也爱听主管的话，特高兴。知道是我这个小文员做的思想工作收到了成效，不禁对我另眼相看。袁生就说：“余姑娘，当初我本来想不要阿英的，看她那么大的年龄，就是看到她有这能力，才留下她的。”其实，他说的也是实情。当初他是有点嫌我大，如果那时他看出我已经结婚，也许还是不会要的。我也笑着开玩笑：“不要我是本公司的一大损失。袁厂长更是少了一个可以帮他写招工启事的。”因为他感觉我的字还行吧，每次该他写的招聘广告都由我代劳，他省心省力。包括一些抄抄写写，甚至消防考试、统计考试，他都是先拿书给我看，而后让我帮他答题。袁生有个爱好，就是画画。没事的时候，我就请他帮我画Сhā图。他挺开心也特别卖力。

漂在东莞十八年4

19．

“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奇迹般起崛起座座城……”*同志的那次南巡，是支持、鼓励改革开放，民工潮风起云涌，“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再次涌现。我不知道广东怎么能装得下那么多的人？

那一年，我的Chu女诗《无题》终于在发表在《珠江潮》第二期，编辑部一并寄来了32元稿酬，两本样刊，心里特别开心。心想，终于可以在正规的刊物上发稿了。我把稿酬拿来买了两本诗集，一本是《汪国真诗集》，一本是席慕蓉的《七里香》。剩下的，我就买稿纸和笔。这时候，三十多元的稿酬算是很不错的了，我这一首小诗，也就十二行吧，有那么多，已经很意外的了。超过我二天的工钱，刚开始写东西，模仿的成份比较多。写多了，自然就不用再模仿了。并且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广东的打工杂志大都有我的诗作和散文发表。

此后，我的名字经常在一些省市级刊物上亮相，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文学成了我的挚爱，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观。靠着这支笔，我的职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流水线员工到组长、仓管、文员，一年后我成了人事主管。我坚持学习，并且报名参加培训，每天往返于培训班与工厂之间，虽然辛苦，但相当充实。“社会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只要努力，你也可以成为太阳。”这句话成了我的动力源，文章发表多了，我的“野心”也日渐膨胀起来，我要出一本属于自己的诗集。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正读着海子的诗歌，每天清晨，我起来是一定要读一首诗的，海子、徐志摩、戴望舒、李白……找到谁读谁的？诗歌，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的那篇《阿拉祝福你，打工妹》一文刊发在1993年《佛山文艺》的第五期。《佛山文艺》有个“打工文学”专栏，因此，此书卖得非常火，读者大概喜欢她原汁原味的厂区文化吧。因为有了民工潮，之后，“打工文学”也开始热闹起来，后来，《江门文艺》等杂志也设有打工专栏，只要跟打工沾边的杂志都卖得很火，让杂志社狠狠地赚了一笔。谁做打工文学谁赚钱？那时能写东西的打工者不多，写的都是原汁原味、感情真挚、在场感极强，体现了打工者的现场生活和­精­神风貌，因而受到大家青睐。

桥梓村图书馆创办的“吟香诗社”，即女子写女子编之意。妮子是图书馆的管理员，也是吟香诗社主编。诗报是桥梓村出资印的，不定期印，另有块黑板，用油柒直接写上去的。

我一样喜欢写诗，那天，走过桥梓文化城，见文化城旁边有块黑板报，是诗歌专栏，女子吟香诗社。第一次听说这家诗社，回到公司写了稿寄过去，很快就有了回音，并且告诉我有时间可以带舞伴参加她们的诗友联谊舞会。我非常想去，但是要加班，基本上是去不了。后来，我又约工友小荣、满媛一起加入了吟香诗社，成了会员，并参加舞会，不久还成了骨­干­作者，我们为刊物出谋划策，并给自己取了一个大气的名字——汪洋。一不小心诗社红透了半边天，我成了诗歌爱好者最受欢迎的作者，诗给工友们摘来抄去的好开心，也交了不少文学朋友，诗社最多的时候逾百人，这段时期是我写作最丰收的季节。

此时的常平镇，这几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说我们经常聚会的桥梓吧。桥梓是东莞最富裕的农村，也是当时东莞十个先进文明建设单位之一。之后的1999年还被评为广东省文明村。先不说他那里农民的富裕程度，国民产值增长多少，这跟我这个外乡人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村里新建了图书馆和博物馆，有着浓厚的文化背景。还有一个“莲花”诗社，一个“吟香”诗社，在这个人文背景很好的地方工作、生活，民风纯朴而物质生活富有，这难道不是我的福份？

每晚，只要不加班，我便去图书馆借书看，哪里有许多我想要的书和资料。偶尔也去公园坐坐，望着湖心的满塘荷花，慢慢地体味、品尝桥梓文化远祖周敦颐的《爱莲说》而思绪飞扬，不免也有一丝惆怅升起，不知什么时候，我的家乡也可以建设得这么美丽那该有多好啊！我喜欢桥梓，不因为她富有和美丽，因为她有文学，我总坚信：有文学的地方就有希望。

漂在东莞的日子4

20．

每逢佳节倍思亲。

中秋节，公司在饭堂搞节日联欢。事先我准备了好多节目，还进行了­精­心的策划。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橡棋赛、跳棋赛、乒乓球赛、篮球赛、踩气球、猜谜活动等分区进行。赢了奖品多一些，输也有鼓励奖，什么节目都可以上台表演，谁想上都给机会。唱支歌也行，奖品丰富，工友们积极响应。200多人的大厅，围成一个圈，一边看节目，一边吃月饼、花生、橙子、糖果，大家玩得开心尽兴。

我是整个晚会的主持人，我自己站出来，首先用普通话、四川话、河南话分别三种方言报了一次幕，一下子就把大家紧张的气氛搞活跃了。工友见我能用她们的家乡话报节目，都乐了。我说：“下一个，哪个来唱支歌？哪个，在哪里，站出来，在我身边来。”这是地道的四川广安话，我说得很顺溜。那可是*故乡的方言，引得大家纷纷走上舞台，唱她们自己喜欢的歌，算是卡拉式的晚会，大家高兴就行。

那天，还来了一群特别的嘉宾，他们是香港东方时报的实习记者，香港社会大学的新闻系学生。叫什么名字，我就记不得了。只知道，前些年，石排的一家工厂被大火烧了厂房，他们在采访中认识了一群打工妹。有个叫王丽的女孩就是幸存中之一。王丽在我们公厂做工，比我来得早，她们自己不讲，事先我并不知情。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王丽才过来，她只跟我说有两个香港的大学生想参加我们的晚会。我邀请他们一起跳舞、唱歌，并参观我主编的黑板墙报，与员工同乐。

过了两天，我们公司关心员工业余生活的事迹在香港的《东方时报》登出来了。许多人打电话给余姑娘问好，把我们的老板余姑娘乐坏了。她没花一分钱广告宣传做到香港了。你说她能不开心嘛，一开心就给我把工资加到了她承诺的五百元了。我那时进公司刚好一个月，人家说老板这么快就给新员工加薪还是头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