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世纪70年代，城市中的社交活动便逐渐增多，无数人口统计学研究（如甘冈、波尔多、里昂、默朗、巴黎和其他地区）显示，与其他城市的人结婚的比例在稳步增加。很快，城市社区变成了一座乡村。在19世纪的贝尔维尔，“男人和女人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内相遇并结婚”，不拘礼节的亲密代替了社交生活，传送眼神、互相交谈和打情骂俏打破了旧式礼仪。
同族婚配的比例在各地都很高。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婚姻是由家庭及团体利益支配的，其中所遵循的规则便是同族婚配，如鲁昂从事棉花贸易的新教实业家族合在一起，简直可以组成一支具有同族血源的芭蕾舞团。在简瓦丹，婚姻要遵循严格的规则，意在保持各方利益的平衡；财产、嫁妆和女人的分配要定期实行。将来要继承遗产的儿子与年纪较小的女儿结婚，而带有嫁妆的姐姐则与小儿子结婚。
工人也要遵循这种交换原则。在里昂地区，玻璃厂、绸带厂和金属制造厂的工人都在各自圈子内寻找结婚对象，结婚时邀请的也是同行人士。工作与私人生活互相影响，与职业、家庭及地区紧密相连。这种“同族婚配”制在圣夏蒙的绸带工、吉沃尔的玻璃工以及巴黎圣昂多那的木匠中都可以找到，他们的技术和激进的政治传统都是代代相传的。
在社会流动性不大的团体中，人们对等级上的细微差别非常敏感。玛丽是一个19岁的手套工，来自上维埃特省的圣朱尼昂，她的住所对面住着表哥，一个割羊皮的皮革工，这在手套制造业中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技术。据一个研究玛丽家庭的学者称，在这两位年轻人当中“根本没有浪漫”可言，“因为在工人的等级中，玛丽要比她表哥低上许多，根本不可能考虑婚姻”。
这些人对于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嫁妆非常敏感。勤劳的仆人和工人对于能够当上妻子感到非常自豪，而像来自里昂的诺贝尔?特律甘这样的年轻工人，则省下钱来支付账务或者用来做生意。女人在下层阶级中的角色就是一个储蓄机构。
1828年，《争论报》报道了一件因感情而引发的犯罪。一个年仅19岁、来自裁缝家庭的女工被一个20岁的工人追求，他送她回家，“拉着我的胳膊”，要她的父母同意他们的婚事。她父母开了个会，认为这个年轻人既不真诚，也不能干，因而不能娶他们的女儿。她父亲不喜欢年轻人的长相，“他长得不像一个裁缝。”女孩后来作证说，“从外表来看，我认为我挺喜欢他的，但既然我父亲反对这件事，我就拒绝了他。”遭到拒绝后，年轻人怒火中烧，他的愿望被这个家庭钢铁一般的意志阻挡了。许多19世纪的犯罪案例都是因为不可能的爱情而引发的。
婚姻与家庭（3）
对于小资产阶级家庭来说，合适的婚姻可以提高其社会地位，因此婚姻便成了一件需要战略谋划的事情。同族婚配在工人当中不太明显，他们都寻求与他们地位之上的人结婚。例如，邮差不愿与同事结婚，因为他们在梦想找一个不必工作的妻子。许多女邮差终身未婚，因为她们反过来也不愿与体力工人结婚。对于妇女来说，独立的代价通常就是孤独；而对于一个正在向上爬的男人来说，金钱并不比女人的阶级、声望、家庭主妇的资质甚至美貌更重要。夏尔?波瓦利被爱玛所吸引，因为她打着一把阳伞、皮肤白皙，而且像一个“城市小姐”，受过“良好教育”。他很有钱，能够给漂亮妻子雇一个女佣，以免除她的家务之苦。
婚姻是由亲戚（比如做媒的姑妈）、朋友、牧师和其他人进行的一场谈判，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大约1809年，一个来自洛泽尔省、身无分文的贵族让他姑妈帮助寻找妻子，他在给她的信中列出了几项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拥有一份遗产，数额要足以使他保住门德的房产和乡间豪华别墅。如果对方地位与他相同，需要10万法郎，但“如果地位低于我，那她的财产就必须或多或少地补偿我们之间的地位差别”。
随着年代的推移，婚姻战略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财富表现出多种形式：现金、财产、生意和“前程”。同时，其他因素也开始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名誉、职业（自由职业非常受重视）、阶级和美貌。一个富有的老人会寻求与一位年轻美貌的女人结婚，女人为了吸引男人则通过她们的容貌来使自己与众不同，而需要现金的男人可能会接受一位拥有财产的未婚母亲，比如像马尔泰的女主人公。
黑格尔所担心的个人爱好，甚至家庭所反对的情感这时也进入到了婚姻当中。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将战略婚姻与爱情及幸福统一起来，这也是爱玛?波瓦利的梦想，“如果她能够将自己的生活建立在伟大而坚定的意志之上，那美德、爱情、*和责任感就会集于一身。”对于女人来说，婚姻是生活唯一的希望，这些影响尤其深远。克莱尔?德马尔（《我的未来权力》的作者，1833年）就呼吁年轻女孩的教育要进行根本性的转变，因为她们“一无所知，甚至连男人长的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她批评婚姻是“合法卖淫”，宣扬自由选择伴侣、“进行肉体对肉体的试验”的需要以及拥有通奸的权利。由于过于超前，德马尔最后自杀了，她的支持者、圣西门的信徒将其学说改头换面，变成了一本宣扬母性的小册子。
奥罗尔?迪潘没有这么激进，此时她还是迪德旺夫人，她在1825年11月15日给卡齐米尔的一封长信中，解释了自己对于他们彼此间的误解和兴趣的不同看法：“我知道你不喜欢音乐，于是我便不再花时间在这上面，因为一听到钢琴声你便会抽身离去。为了显得亲切谦和，你给别人念文章，但念不了几句你便觉得没有意思，打起了瞌睡……我开始觉得我们之间的兴趣从未有过一丁点的相同，对此我伤心不已。”
波德莱尔同样梦想夫妻能够具有共同爱好，但他没有结婚。在与让娜同居14年之后，他们分手了，在分手那天他感叹道：“当我看到一些美好的事物、美丽的风景或者任何令人愉快的东西时，我发现自己在想，‘她现在为什么不和我在一起呢？她为什么不和我一起欣赏这儿的美景或和我一起买这件东西呢？’”（1856年9月11日给奥皮克夫人的信） 最好的txt
婚姻与家庭（4）
男人想从婚姻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不是被动的服从，而是同意，即使不是一个具有主动性的妻子，至少也要是一个可人儿。某些男人甚至想找一个能与他们不相上下的妻子。米什莱就劝告男人去“创造他们自己的妻子”，朱尔?费里则强烈支持男人和女人扮演不同的角色，享有不同的空间，但他对于与欧仁妮?里斯莱尔的婚姻感到非常自豪,“她是共和党人，有哲学思想。她在所有问题上都与我有同样的观点，而我也为能与她有同样的观点而感到自豪。”（1875年9月7日给朱尔?西蒙的信）
欧仁妮?布瓦勒在给他未婚妻的信中，完美地表达了这对共和党夫妻的新理念，即思想自由、从里到外渗透着罗马斯多葛学派的观点，以及虔诚地信奉婚姻和谐：“当我听到人们说‘婚姻……就是奴役！’时，我大喊：‘不，婚姻是宁静，是幸福，是自由。通过婚姻，一个人（我是说男人和女人），一个充分发展的人便可以达到真正的独立，因为那时他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人，具有独特的人格。’”（1873年3月24日给玛丽的信）他的雄心是要达到完全一体化，从而在婚姻中实现自给自足，“不要让任何其他人进入我们的私人生活，进入我们的思想。”丈夫变成了妻子的知己，“我强烈希望你不再寻找其他知己，除了你丈夫外不对任何人敞开心扉，因为你丈夫就是你的知己，我敢说他现在就在你身边。”
家庭生活：女人的复仇？
一般来说，女人处于受支配的地位，但她们也得到了某些补偿，以便使其顺从目前的处境。她们相对来说是受保护的，法律上处罚的女人要比男人少得多。对于资产阶级妇女来说，她们日常生活中的任务就是保持容貌美丽，因而雍容华贵，具有迷人魅力。此外，女人的寿命也比男人长。她们可以采用多种做事方法，尤其是个人价值观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康德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个*利——作为一个人的女人——与婚姻中的主人本质上所享有的帝王式的权利之间的矛盾。他的回答是“拥有真正形态的个*利”。女权主义者以法律为掩护攻击这个漏洞，教会和国家则用“社会母性”作挡箭牌发起攻击，但是日常生活又暗示着什么呢？
马蒂娜?塞加朗、伊冯娜?韦尔迪耶、阿涅斯?菲娜以及其他人在阐明法国乡村社会中妇女的角色和地位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塞加朗就不同意19世纪旅行家阿贝尔?雨果悲观而粗略的描述，而是强调，在公众与私人生活融为一体的情况下，家务活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她的工作给人的印象是两性之间的和谐与平静。
伊冯娜?韦尔迪耶则描述了来自勃艮第的米诺的性格及其文化角色，她认为这些是根植于其“生物学命运”当中的,“从一个女人的生物学命运来看，这仅仅是她社会命运中的一个短暂停留。”女仆（通常在洗衣店工作）、裁缝和厨师在乡村生活中掌握着知识与权力，她们根本不可能被关在家中。
阿涅斯?菲娜则分析了母女和男女关系对一位新娘的嫁妆有什么影响，以此为基础又继续研究生物学现象是如何通过象征手法来适应社会现实的。
这些描述具有永久的价值。这种文化中的平和极易掩盖紧张与冲突，伊丽莎白?克拉弗里和皮埃尔?拉梅宗便认为这些紧张与冲突集中在工作上。在旧式习俗中，女人的交换是严格按照财产交换原则进行的，妻子经常遭受毒打，而且不允许拥有食品室的钥匙，有些妇女为了活下去被迫去偷窃。女人的尊贵通常都会被婚姻和对男人的恐惧破坏殆尽。非法怀孕将会受到严惩，未婚妇女的命运尤其艰难。寡妇被认为是危险人物，因为她们肯定是*旺盛的人，因此有时会被赶出家门，带着仅有的一点用具和救济品被迫住在茅草房内。年轻女人经常是老板的猎取目标，经常被自认为是在表现男性魅力的男人所*。“*成了男人对待女人的正常方式中的一种派生形式……惩罚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种两性标准导致了一系列后果：暴力、失落和死亡。”那么这种对女性的残酷*，是否来源于一种女人比男人更有可能继承财产复杂亲缘关系体系呢？ 此外，中央高原东南部地区此时还经常发生宗族间的仇杀事件，血案也是屡见不鲜。乡村生活平静与暴力这两种状态的鲜明反差可能是资料来源不同所致：有的是习俗与尽人皆知的事情，有的则是与冲突有关的法庭文书。 最好的txt
婚姻与家庭（5）
城市家庭似乎比乡村简单得多，但也因社会等级和家庭类型的不同而有一些变化。从家到工作场所的距离是判断家庭生活独立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可以从博尼?史密斯对法国北部中产阶级妇女的描述中清楚地看出来。19世纪上半叶，这些妇女参与家庭事务，拥有书籍，而且还投资实业，但到了19世纪下半叶，这种传统却销声匿迹了，只在一些年老的寡妇身上还保留着一些痕迹。19世纪50和60年代，大部分妇女都从生意场退了出来，返回到家庭当中。这些家庭由于劳资关系发生变化而有了不同。种植园主不再住在工厂围墙内或种植园大门附近。当这些人变得富有时，他们便离开臭气熏天、烟雾缭绕的贫民窟，转而搬到城市的新区，例如鲁贝的巴黎大街建有一些华丽别墅——真正的“城堡”，工人在*期间便来到这里嘲笑起哄。妇女现在掌管着家庭事务和一大群佣人。
在这种环境中产生了一种家庭道德，其主要原则用史密斯的话说就是信仰高于理智、慈善高于资本、繁殖有理。繁殖为孩子众多的资产阶级家庭中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赋予了价值：在1840至1900年间，每个家庭孩子的平均数量从5个增加到了7个。所有事情都显得非常重要：从清洁到内部装饰、按时祈祷（参见德韦里亚绘制的《一日生活》）；从女人最细小的事情到管理家庭账务，所有这些家庭主妇都必须用丈夫授予她的权力管理好，同时还得向她丈夫汇报每一项具体开支的情况。每一项细节都具有道义上的重要性，比经济本质具有更多的象征意义。一个女人的生活就是一种语言，一种仪式，要遵循严格的规则。这些北方的中产阶级具有极强的自我意识，他们既不悲观失望，也不听天由命，相反，他们试图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转变成一种判断，而这种判断通常都是非常武断的。这种看法有时被称为“基督教的女权主义”（这能算是女权主义吗？如果女权主义是指要求平等，那就不能算，因为这里所说的与女权主义是两回事），这样声称的人是一些小说家，如《现实生活》的作者马蒂尔德?布尔东，以及朱利亚?贝库尔、若斯菲娜?戴高乐，她们写了本家庭史诗，诗中展现善与恶、女人与男人间的互相斗争。男人对权力与金钱无休止的欲望带来了混乱与死亡，家庭中的天使、金发碧眼的善良女主人公使家庭重新恢复平静与安详。
这种完美的家庭生活——带有一丝圣洁的气息，但并不是维多利亚式的，而是具有一种圣母玛利亚风格——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中都可以找到。显然，家庭财产的多少决定着佣人的数量、名声显赫的程度以及家庭信仰和价值观。在圣日耳曼郊区，贵族的怀旧情结非常强烈，而在其他地方，实用主义则更受重视，这对法国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比一般人所认为的大得多。一些学者强调一个事实，即有闲阶级妇女具有一种象征性的作用：她们的奢侈生活表明了她们丈夫存在的本质，而且还使宫廷礼仪永久保存下来。其他学者则强调家庭经济以及这种经济中主妇的重要性。还有些学者则指出，妇女的权力是建立在孩子以及健康和教育需要的基础上的。女权主义者在提出他们的要求时使用了母性这个概念。法国人坚决主张男人与女人之间存在着区别，这无疑使法国的女权主义与英国及美国的产生了很大不同，因为英美人只关心女性是否具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
婚姻与家庭（6）
在城市平民中，操持家务的妇女是一个重要人物。大多数妇女，不管结婚与否，都在操持家务，而大多数操持家务的妇女实际上都是家庭主妇，即已婚主妇，尤其是指有孩子的妇女。一个比较贫穷的家庭是需要有一个女人“在家”的。“在家”不一定非得待在家里，因为住宅条件通常都比较差，与其说是住所，不如说更像一个*场所。操持家务的主妇要履行多种职能。她生养孩子——在工人阶级家庭，尽管也实行生育控制，孩子还是一大堆。工匠和店主的妻子将孩子送给奶妈喂养，但最穷的妇女则自己喂养，喂养时露出Ru房，就像多米埃画中的那个女性旅行者一样。女人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带着孩子。当他们学会走路时，他们便成了她的同伴，孩子与母亲一起外出是一些著名绘画和城市早期照片中熟悉的情景。一些很小的孩子也独自外出，勇敢的“顽童”会在街上和院子里玩耍。然而，慢慢地，母亲便会担心街上的危险，包括意外事故和坏人。于是，主妇的日常生活便会被孩子，尤其是学校的作息时间所支配。
主妇的第二个职能便是照顾家庭，干各种各样的家务活。她要买最便宜的食品，方式有购买、交换甚至是收集，因为即使是在大城市也有许多地方可以捡到吃的东西。她要准备饭菜，如果丈夫在外工作还要单独为他准备午餐。她要打水、搬煤、修房子、做针线活，包括洗衣、缝制和修补。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需要许多时间。勒裴的家庭预算曾试图计算洗衣的时间，因为这是第一件政府试图减轻主妇负担的家务活，其方式是以第二帝国时期的英国为模板修建机械化洗衣房。
最后，主妇还要为家庭寻找额外补贴，方式是为他人打扫房间、洗衣、办差、送货（如面包，当时送面包工是大家熟悉的人）以及摆摊卖货。
逐渐地，尤其是19世纪最后的三十多年里，具有高度组织化和合乎经济原则的制衣业开始利用这些数量庞大的女性工人。第一批缝纫机是大家非常羡慕的东西，许多家庭主妇都梦想能够拥有自己的辛格牌缝纫机，但这种机器将女人限制在家中，使她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逛街。由于血汗制度泛滥，制造工厂最终战胜了独立的血汗工厂，因为制造工厂的工人数量较多，管理较好，更容易接受公众监督。
作为家庭的财政部长，主妇拥有一些模棱两可的权力。大约在19世纪中叶，许多法国工人开始将自己的工资交给妻子掌管。有时在居民区内可以听到这种与每周发生的交接有关的争吵，但一般来说这应该可以看作是妇女的一大胜利，她们已经厌倦了等待丈夫的施舍。然而，通过控制家庭的财政收入，妇女担负起了开支的责任。虽然她们有权决定买些什么——大型商店非常希望她们能够光临，早期的漂亮广告也希望能吸引她们的眼球，但她们的主要职责是解决贫困问题，如有必要还要牺牲自己的需要以渡过难关。她们将肉和酒这样的男性食物留给一家之长，糖则留给孩子，自己通常只剩下牛奶、咖啡；通常所说的“缝衣女工排骨”其实只是一块布里干酪。
然而，这种对于家庭财政小规模的控制赋予了妇女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即使是在今天比较保守的家庭，其家庭主妇也会非常看重。女人还有其他责任，包括呵护身体和心灵。对于工人家庭来说医生是请不起的，除非特殊情况，女人主要利用一些古老的偏方和新出现的卫生科学。“穷人的大夫”拉斯帕伊就建议使用樟脑，他注意到女人在卫生中的传统角色，于是常常向她们提出自己的建议。
女性的文化水平在19世纪迅速提高，许多母亲都教孩子识字。女人是连载小说的忠实读者，即使一些大型报纸想压制人们的想象，女人也不会让幻想消失。教会也迎合妇女的需要，许多人都在享受宗教节日的喜悦和教区温暖的社会生活，过着一种积极的宗教生活，而这当然会与持唯物论的丈夫发生一些冲突。
家庭主妇说话直截了当，通常是私人和公众生活中的反叛分子，其中许多人为灵魂自由付出了昂贵代价，成为暴力或情感犯罪的目标。随着时间的流逝，妇女参与公众生活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但又越来越程式化。现在还不清楚现代化是否加强了工人阶级妇女的力量，因为外部力量正从各个方面蚕食着私人空间，而为工人树立的榜样大多也是男性形象，于是妇女在各种互相冲突的角色中间饱受折磨，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所有的地方都在劝告她们回到自己的家里去——法国总工会便有一张海报，宣传英国式的每周工作时间。一些妇女对于根本不注意她们的工会和政治失去了兴趣。
父母与孩子（1）
19世纪，孩子成为了家庭的中心，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重视。家庭不仅在感情上，而且在经济、教育和生活上为孩子进行投资。作为继承人，孩子代表着家庭的未来、家庭本身形象的映射、家庭的梦想及其与时间和死亡做斗争的方式。
这种投资——其中之一便是不断提高孩子的教育程度——不一定是给予单个孩子的。司汤达就说他父亲“并不是将我看作一个单独的个体来喜欢的，而是作为一个必须继承家庭名誉的儿子来照顾的（亨利?布律拉尔）。”在法国，群体要优先于个体，“孩子利益”的观念很晚才出现，即使到那时通常也只是将其用于更高层次的集体利益，将孩子视为是社会存在物。
实际上，孩子不单是家庭的财富，还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明天的生产者、开创者、市民和士兵。在孩子与家庭之间——尤其是无力照顾自己孩子的贫穷家庭，一大群第三者介入进来：慈善家、医师和政治家，他们决意要保护、教育和管束这些孩子。法国通过的第一条社会立法就以保护孩子为目的：1841年的法律规定了在工厂工作的时间。虽然这条立法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效果，但其象征性的和法律上的意义却非常大，因为它标志着从自由正义向社会正义的转变。
如何对待孩子的问题是一个公众生活与私人生活相遇，有时还会发生冲突的领域，这不仅是一个权力问题，而且还是知识的目标。这些知识是在19世纪最后三十多年由医师、心理学家和法理学家发现的，而结果却自相矛盾：它们一方面加强了社会控制，一方面却使童年具有一种深不可测的特点。
18世纪末，莫厄曾把法国描述成一个很早就发现生育控制“令人苦恼的秘密”的国家，因为法国早期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当时的技术不允许实行“计划”生育，但可以进行限制：出生率从1800年的下降到1910年的19%。人口统计学家对此困扰不已，于是将生育这种个人行为变成了“出生率”这样一个公众性问题。生育孩子是一种自主行为，但自由程度随地区和环境的不同而存在差别。据埃尔韦?勒布拉和埃马纽埃尔?托德称，这种差别是由家庭结构导致的家长意愿造成的。通常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因素则要受到先前存在的模型影响。1861年，有三个出生率奇低的地区：诺曼底、阿坤廷和香巴尼，然而，每个地区导致低出生率的原因却各不相同。在阿坤廷，一个家庭只生一个或两个孩子是非常普通的，而在诺曼底，极端行为非常普遍，有许多夫妻不生孩子，也有许多夫妻因结婚25年生了9个以上的孩子而获科涅克奖。勒布拉和托德甚至还谈到了“神经质行为”。
私生子数量的增加使情况显得更加混乱，爱德华?肖特将其称为性解放的标志。而这种情况似乎有多种解释。勒布拉和托德将北部和东部地区与地中海南部进行了对比，在前一地区，许多私生子通过婚姻得到了认同，而在后一地区，男人只承认孩子而不与其母亲结婚。前者体现出两性更大的平等和女性更多的自由，而后者则体现出大家族至高无上的权威。
现在，我们已经不能从历史人口统计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了，而只能指出问题的复杂性，即使是确凿的事实也是如此，更何况是建议性的解释。勒布拉所说的“繁殖秘史”其实是一大堆自相矛盾的理论，其中充斥着社会学、生物学和意识形态决定论，甚至将孩子的出生最终解释成是“父母决定”的结果。另外，在意识形态因素中，个人主义“灾难”也被多次提及，女权主义则经常被看作是个人主义一种极为粗糙的形式。
父母与孩子（2）
父母在床上所做的决定使两性及爱情中最为隐私的东西暴露在我们面前。毫不奇怪，事实是难以捉摸的，当婚床的秘密被时间流逝和父母及子女的沉默掩盖时尤其如此。很少有孩子知道，自己的出生是一种偶然还是出于真正的需要。
但不管如何，结婚的平均年龄在下降，出生率也在下降。无疑，不要孩子的决定来自于一种抚养孩子意味着什么的意识。人们比以前更加悉心地照顾、娇惯和爱护孩子，但孩子的数量减少了。生育是如何控制的人们无从知晓。有些夫妻除了节制以外没有采取任何控制措施；为了避免怀孕，妇女经常“失足摔倒”。*中断将决定权交给了男人，他负有“额外小心”的责任。在富裕的家庭，人们更多地依靠一些从英国或妓院引入的技术，其中之一便是冲洗，这需要源源不断的水源，还产生了妇女洁净器——据说曾因不雅而推迟生产。1906年，自由派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想把生育控制技术教给无产阶级妇女，于是打出了这样的口号：“女同胞们，要学会想做母亲时再做！”并散发避孕套和吸水海绵。他们的宣传经常激怒妇女，对于她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要求，她们对这种干预私人事务的做法极为震惊。一旦发生意外，许多妇女宁可选择流产。流产变得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城市中已经有几个孩子的妇女；到20世纪之交，流产似乎被作为避孕的一种方法来使用。安格斯?麦克拉仁将流产视为社会底层女权主义的一种体现，或者至少也是不愿生产或杀婴的妇女意愿的体现，但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后一种观点在19世纪上半叶非常流行，但在第二帝国时期则被严厉打击（每年有上千起检举流产的事件发生），于是逐渐消亡了。然而，个别杀婴事件仍然不时出现，主要是一些乡村女佣，她们担心抚养私生子会受到歧视。
尽管生育控制技术在19世纪有所发展，避孕方式的缺点还是使“意外”经常发生。父母不想要的孩子如果生下来了，其未来便会面临极大危险，是被惨遭遗弃，还是被接收为家庭成员，只能由命运来决定了。
但是人们还是非常渴望拥有孩子，不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或是他们的角色需要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为人父母。对于女人来说，做母亲是生存的原因之一，但男人也有想要孩子的欲望。“没有孩子的女人就是个怪物，”路易丝?巴尔扎克，《两个新娘的回忆》中的女主角这样说道。“我们唯一的天职就是做母亲，”结婚10个月后，卡罗利娜?布拉姆-奥尔维耶在日记中倾诉道：“我伤心的是还没有一个孩子，如果有的话我将会全身心地去爱他，他会使我接受现在的生活。”（1868年1月1日）为了有一个孩子，她不遗余力，包括去医院进行治疗、洗温泉和拜访教皇，教皇的祝福14年后为她带来一个女儿，她为其起名叫玛丽-皮（玛丽?派厄斯），以表示对教皇的敬意（派厄斯是一个意大利教皇的名字——译者注）。居斯塔夫?德?博蒙曾经与托克维尔讨论过妻子的怀孕问题。博蒙非常关心妻子，撰写书籍的事情也放了下来，一方面渴望做父亲，一方面对妻子的痛苦伤心不已：“看到可怜的妻子，有时候我真想把孩子送给魔鬼……然而我却将这件事视为一种幸福，孩子是我们的全部话题和希望。”（1838年6月10日）与母性情感同时，或许相应地，父亲对于“婴儿”的感情也出现了，即使它还是个胎儿，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人。
父母与孩子（3）
渴望拥有孩子的想法并没有使父母去领养别人的孩子，血缘关系仍然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虽然第二帝国使领养制度化，但这个领域的变化，尤其是涉及到家族名字的传承时，还是极为缓慢的。
生产完全是个人——女性——的事情，甚至讨论和回忆这件事的方式也是如此（对于女人来说，这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话题）。手术室就设在家里的床上，或是父母的床上，男人则被排除在外，除了医生。所幸生产已经按照医学程序来进行了，比较富裕的家庭中，越来越多的医生出现在了床边。由于雇用接生婆的费用较低，加上传统习惯，接生婆仍然是主要角色，但其地位却在不断下降。在医院生产是贫穷，甚至是耻辱和孤独的象征，因为乡村未婚女孩到城市生产之后便将孩子遗弃。勒?布雷和托德告诉我们，在法国西部、西南部和中部，“人们对私生子的排斥把母亲们赶到了医院”。直到一战后，人们才普遍转到医院进行生产，即使在那时，转变速度也不是很快，主要是巴黎的一些进步人士，因为妇女们希望能够提高孩子的“成活率”，而当时法国的婴儿死亡率在欧洲国家是最高的。对于母亲和孩子来说，生产都是一种痛苦的经历。
在市政厅宣布孩子的降生——即为孩子起名，也即康德所说的真正的降生——是父亲的事情，这个来到世界上的孩子由此进入了家庭和社会。
童年在以前被视为一段没有什么区别的时期，男孩与女孩都一样，现在则划分为三个战略阶段：童年早期（8岁以前）、严格意义上的童年和青少年。青少年是青春期和性认同的关键时期，也是令人担心的一个时期，此时加强监护非常重要。8岁时，孩子被视为具有了理智，于是引起了立法者、医师和伦理学家的注意。婴儿（法国直到1880年一直使用英语词baby，之后变成了bébé）直到很久以后才具有一定的地位，但母|乳喂养在18世纪的上流社会一度非常流行，而荒谬的是，到了19世纪反而有更多的孩子被送给奶妈喂养，遗弃婴儿的事件也创下了新纪录。到19世纪末，一种新的育婴科学（育儿法）出现了。
尽管幼年时的意识要慢慢地形成，但这种意识到来的迹象却是明白无误、不会让人搞错的。体贴的母亲拒绝用襁褓来包裹婴儿，并会雇用一位英国护士。到19世纪末，每一位好妈妈都在照顾自己婴孩的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而现在，婴孩已被视为具有完全资格的个体，母亲们总是充满爱意地用昵称提及他们。珍妮和劳拉?*都是多产的母亲，由于她们的勤劳生产，子孙多多，她们不可避免地要为其中某些先于自己而去的子女哀悼、服丧；她们还会随时向父亲卡尔汇报她们的孩子取得的种种成绩。中产阶级的书信往来中通常会有托儿所韵律诗的风味。母亲们逐渐变得关怀备至，而即使是再体贴的父亲，对他们的孩子们除了偶尔的一瞥之外绝不会再多看上一眼。加斯蒂夫?博蒙特在他的儿子开始学会走路时对他发生了兴趣，“现在，他已经可以拿着一把木头来复枪跟着我一起去打猎了”——这是学习拳击的开始。
在社会的所有阶层中，照看非常幼小的孩子都是女人的工作。早期童年是女性化了的：直到三四岁，通常会到更大一点时，男孩子和女孩子们都是穿着女童装、留长头发的，他们就这样在母亲或是女仆人的裙子下自由地玩耍。在法国，孩子的卧室是一项迟来的“发明”。1873年，瓦尔雷特-勒-督克为他正在建造的一所房子设计了一间孩子的卧室，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必须为每件事情都做好计划”。孩子们的玩具到处都是，厨房里尤其如此（就如这一时期许多油画作品中所看到的那样）。在城市里，玩具成为了一个消费项目得以大规模地生产，并在百货商店中销售。在乡村的家庭中，工厂制造的玩具还不为人所知；在更为贫穷的家庭中，由父亲们来制作玩具。长久以来，文特拉斯-瓦莱斯始终记得父亲从一块杉木上为自己雕刻出来的一辆四轮马车。在制作这件玩具时，父亲伤到了自己，年幼的瓦莱斯为此被母亲打了ρi股，因为她感到需要惩罚一下“被宠坏了的”孩子和纵容的父亲。玩偶在孩子们的世界里占有重要位置。在19世纪早期，这些玩偶是没有性别类型的，而只是一些木偶，但就在这些木偶身上，孩子们在成为父母亲倾注慈爱的对象之前就已对其慷慨施爱了。关于对木偶的记忆，乔治?桑德在一些书页中进行了令人惊异的描写。
父母与孩子（4）
因为面向那些非常年幼的孩子的学校少之又少，早期教育就成了母亲们的工作。她们教孩子阅读。当孩子们变得更加具有潜在发展价值时，女人们就会更加勤劳地全身心投入这一工作之中，这使她们在心中升腾起一种欲望：要使自己的教育更加完善。奥罗雷?杜德望正是通过母爱走向了女权运动，“我一直告诫自己，渊博的知识对于我们这个性别来说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我们应该追寻美德，而不是字母堆砌的知识，当我们对于‘美好’的研究使我们变得美好而感性时，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反过来，当我们未能走出科学时，我们就会变得迂腐、荒谬，并最终失去所有那些我们因其而被爱的品质。我仍然认为我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恐怕我过于在意它的字面意思了。今天，我意识到，我已经有了一个儿子，我必须得为他准备好更为全面详尽的课程，让他在童年结束之时去接受它们。我需要做好准备，对他进行早期教育，并且我想让自己准备就绪。”（1825年12月21日写给佐伊?勒罗伊的信）
随着孩子的成长，教育的性质就要依他们的性别和社会背景而定了。父亲开始在其中起重要作用，至少对于儿子们的教育来说是这样的。在中产阶级家庭中，父亲有时要扮演教师的角色，而工人阶级的父亲则像是训练学徒或是领导一群工人。一个父亲很少会对教育他们的女儿感兴趣，除非是在某些特定的知识分子当中，而且主要是在新教的社会环境中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形。在莱克鲁斯家族中，女儿们和儿子们一样前往德国完成她们的学业，之后，她们可以获得英国或德国家庭的教师或保姆职位。希望出外旅行的女孩们几乎不会遭到反对。基佐督导了他女儿教育的全过程，他写了不少充满关爱的信件，在信中他指出了女儿的拼写错误。父亲的感觉在女儿身上要比在儿子身上更为自由地发展，因为一个父亲在女儿那里是感受不到任何竞争的，而这种竞争他却可以从雄性的对手那里感觉到。关于在父女之间存在的挚爱友情，我们也可以找到相当现代的实例，特别是在父亲得到解放而女儿天资聪颖的情况下，或者当母亲比她的孩子思想更为传统时，这种情形就更为突出。珍妮维?勃雷东与她称之为“女王母亲”的那个女人素来不和，但却与父亲关系莫逆，“我们彼此极为相爱。我们始终互相理解，即使是在我们什么也不说的时候，因为我们俩都是安静的人。”不过，她的父亲是个非常正派的人，他强迫珍妮维把她所有的香水都扔掉，因为他“无法容忍一个年轻的女士乐于闻这些味道”。某些渴望解放的年轻女性反对她们的母亲及其所代表的一切，而在心中另树起男子气十足的形象。杰梅茵对于其父亲有这样的表述：“当我看到他时，我自问自己是否真的是他和我母亲结合所生。我的答案是‘不’：我父亲一个人就足以独自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呣子之间的关系也有许多表现形式。乔治?桑德和她的儿子是呣子间建立起挚爱情谊的典型，即使是在青春期期间，他们之间的和谐关系也没有受到影响。文特拉斯-瓦莱斯憎恶他的母亲要将其塑造成一个绅士的决定。加斯蒂夫?弗劳博特对于其寡居的母亲的感觉则是遗憾，他从未从她那里获得自由。然而，在理论上说来，一个母亲施加于儿子的权力是受法律限制的，例如，母亲不能成为监护人。寡妇是个例外，在这种情形下，她们的权力相对地受到较好的保护，其结果是，儿子们通常要与其寡居的母亲度过一段难熬的时光。在20世纪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关于母亲以及她们的家庭权力的想象在反女权主义主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勃雷东写道：“母亲啊！我们重温了浮士德的惊骇。我们被对这些音节纯粹发音的触电般的情感所钳制，这些音节中潜伏着来自另外一个时空的强有力的女神。”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父母与孩子（5）
母亲们对于培养自己的女儿负有更重大的责任，因为国家通过延迟女性的公共教育而抛弃了她们，或是将她们委托给教会照料，这是一个具有制度性影响的决定，从青春期开始，肉体和心灵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分离。母亲将她们的女儿带入这个世界，神父则引领她们通往道德和上帝的道路。毫无疑问，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永远延续女性保守的、可纪念的角色。母亲们有一项最为重要的任务：把女儿嫁出去。根据当时的信件，波特-布吉对她们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而进行的狂热努力，勾画出了一个神经兮兮但却并不夸张的形象，舞会、宴会、钢琴课以及刺绣都是这其中的一部分。在乡村家庭中，嫁妆是婚姻债券的物质具体化和象征符号。艾格尼丝?菲恩对法国西南部进行了研究，突出显示了“母女关系这一漫长历史”的文化和情感内涵。
由于与儿子相比，女儿们与她们的母亲要更为亲近，也更为依赖母亲，因此对于母亲的缺失或逝去，她们承受的苦楚也会更多。这种苦楚对于家中的大女儿来说尤为严酷，她通常会是代替母亲位置的人选。私人日记有时可以作为母亲不在的一种补偿，就如同我们在卡罗琳?布拉姆身上所看到的。
从城镇到乡村，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日常关系有着巨大的区别。农村地区并不鼓励人们去展示慈爱的一面。社会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差别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权威和自我显示的不同理念影响到了个人在自身言行上的选择。在家族内部，我们发现了相互对立的趋势。身体的姿态和感情的表达受到了比以往更为严密的控制，只有妇女和穷人才被允许在疼痛和孤独时掉泪。孩子们的语言错误和不良姿态都要受到纠正；他们被告知，要笔直而坐、规矩而食，等等。另一方面，父母和孩子间的情感交流得到了容忍，甚至被渴望，至少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是这样的。在许多场合，抚爱被视作是合时宜并对幼小身体的成长发育有好处的。卡罗琳?布拉姆在父亲去世后，尽管很有节制、不失端庄，但仍叹息再也得不到他抚爱的温暖了。埃德蒙?阿波特1860年前后在希腊旅行时，对于雅典人在私人生活中相对于法国人的温情所表现出的冷酷作出过评论。
另一个亲密的迹象就是家族中“你”的称呼，这在父母与孩子之间已变得非常普遍。勒古韦赞许地评论道：“在过去，人们只在与他们的佣人交谈时使用主语的‘你’，而不会与孩子们使用主语的‘你’。而今天，情况恰好调过来了。”在《19世纪的父亲与孩子》中，我们读到：“主语的‘你’应该在与孩子的交往中有规律地使用，以便可以不时地在孩子身上使用宾语的‘你’，作为不满的一种表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乔治?桑德会对其祖母以宾语的“你”称呼她如此敏感。
不仅是乔治?桑德，还有一些像勒古韦这样的自由主义教育家，都坚决地反对肉体惩罚。桑德写道：“古老的方法令我恐惧，我想，如果我这样打他们的话，我会（比孩子们）哭得更大声。”但现实又是怎样的呢？这里体现出的社会差异也许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要记住，在一个已然了解并废弃了封建制度的社会里，肉体惩罚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丑行的终极标志。
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甚至要比贵族家庭中的孩子更不易挨打。尽管仍然可以到处看到手执棍棒严厉的人，但是有越来越多不赞同的声音传递了出来。在宣称强制执行军事纪律的初中和法国的国立高等学校或某些公立中等学校，棍棒是少不了的。乔治?桑德面对亨利四世公立学校的代理人时，因恐惧而战栗发抖，“一个绝对权威的凶猛拥护者……他会授权一个睿智的父亲去命令他的黑人仆从在整个班级面前抽打他的儿子，班级里的人会按照级别排成队见证这一景观，而他们都被这因为最轻微的不从而受到的严厉惩罚吓坏了。”然而，逐渐地，青少年们开始反抗此类的体罚方式，就像1832年波德莱尔和他在里昂的伙伴们做的那样，他们的家庭则进行了抗议。这种抗议的声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寄宿学校在他们的宣传册中发布广告说他们不使用肉体惩罚。国家也进行了干预，再三发布公告提醒教师和其他人“绝对不能打孩子”。1838年，一份类似的公告进入了精神病院，1834年和1851年则颁布了其他两份与小学有关的公告。有些地方的法规甚至更加严厉。签署日期为1881年1月6日的一份规章宣称：“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肉体惩罚。”体罚曾被视为训练和约束身体的方法，一项对肉体惩罚发展进程的研究，显示了其他一些旨在获得规则的内在化纪律形式是如何取代这些更为身体化的方法的。正如贝卡莱曾期望惩罚体制所能做到的那样，目标已然发展到“触及心灵而不仅是身体”。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之间的隔阂加深了，后者在诸如卫生和惩罚这些事务上仍执著于更为古老的教育观念。不可胜数的自传都证实了这样的事实，在使用严酷的纪律时，教会的修士、修女们总会为此进行庇护，至少在那些教更低年级孩子的学校中是这样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父母与孩子（6）
在这里，我们的兴趣并不在于教育方法的历史沿革，而是影响到教育体制限制其自身*趋势的家庭需求的方式。在父母对骇人的学校世界进行的首次介入中，私人引导了公众；私人道德观念成为了国家法律。
但是，在农村以及城市中贫穷和小资产阶级的人口中，殴打现象仍大量存在。打ρi股通常是广为接受的方式，因其没有超出一定的限制。打ρi股一般是用手掌；棍子和鞭子只留给学徒的雇主们和机构中的守卫们，是一个对外的武力象征。挨打是每个19世纪工人的童年记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坊里的情况甚至比工厂更糟，放肆的或笨拙的学徒很容易遭到指派教授其手艺的年长工人痛殴。
人们认为孩子身上的反抗意志必须加以驯服，并且孩子应该了解生活的艰难。“儿子，这会使你成为真正的男人。”身体暴力是男子汉思想与生俱来的一部分。一些人已然将这一模式内化，实际上他们甚至会为自己曾遭受到的殴打感到自豪，并且可能美化这一事实。但是，众多成长中的孩子以及上面所说的青少年们开始反抗。好战的工人们，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宣称已然将他们憎恨的权威从破碎的殴打经历中驱逐出去了。自觉，在一个人所有的身体知觉中是第一位的。
在19世纪，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以两种方式发展着。作为家庭的未来的孩子，父母逐渐加大了对他们的投资，但他们所采用的方式经常会限制孩子们的自由。亨利?贝尔的家庭通过他来追寻贵族显赫的梦想；他度过的是与世隔绝的修道院般的童年。小小的杰奎斯?文特拉斯-瓦莱斯不得不承担起他的家族期望提高社会地位的重担。他的父亲是初中的一位助教；他的母亲想让他成为一位教师，农民的粗暴和对受到尊敬的渴求相融合，使她对这个年轻人施加了严酷的纪律约束。开始时，她细心监视他的外表；她期望他能整洁、挺拔，并且衣着得体（“我经常穿黑色的衣服”）；这些良好的习惯可以鼓励他将井然有序的价值加以内化。他从未感受过来自母亲的拥抱，也没有听到过她哪怕只言片语的关爱之辞。“我母亲说，孩子决不能娇惯，她每天早晨都会鞭打我。当她早上没有时间时，鞭打就会延迟到中午，很少晚于四点钟。”更有甚者，“我的母亲将这看作是我在接受的一种教育。她不想让我成为一个像她一样的农村妇女。我的母亲想让她的杰奎斯成为一位绅士。”
成为一个继承人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如果觉得孩子在被期望的某个方面有所欠缺，或是未能符合家庭的期望，结果将是悲剧性的。野心被粉碎了。孩子感觉自己罪责难脱，父母则会因其有负盛望而耿耿于怀。由此想到了波德莱尔，他始终未能克服内心深处对母亲奥皮斯的愧疚感。还有范?戈夫，他写给哥哥泰乌的信中充满了对“坏儿子”称谓的无助反抗。作为存在主义渴望的根源，19世纪的家庭极权主义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根深蒂固的神经质特性。
但同时，孩子也是一个爱的对象。1850年以后，如果一个孩子死去了，他的亲属们都会服丧，就如同他们为一个成年人所做的那样。私下里，他们可能会对着他的一缕头发哭泣。难道这仅仅是中产阶级的感情主义吗？绝不是这样的。在洛林这个钢铁工业的中心区，母亲们，工人的妻子们，“所有人都沉浸在失去孩子的悲痛之中。无论何时相见，（她们）都会用方格子手绢擦抹去伤心的泪水。”在教育方面，勒古韦对“温情原则的优越性”大加颂扬，并倡导尊重孩子的自主性。抚养孩子应该是为他们着想，而不应是为了他们的长辈；他们的兴趣可能会与集体的兴趣不一致。孩子自己为命运负责，因此，根据自由主义教育家的理论，重要的是发展创造性，即使是付出某种不确定的代价；按照这种方法，学生们在以后可以自由地做出个性化的选择。
父母与孩子（7）
根据许多以孩子为对象进行的观察，包括学校记录的这种强迫人接受的观察，我们对于孩子们是如何相互看待、如何彼此交谈的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孩子的语言、体态、性行为和游戏的多样化具体符号之中，以前的陈规旧框消失不见了。到这时为止，童年已然被视作生命中一段特殊的时刻。每一本自传都以童年开始，并会对这段时光详尽描述，而教育小说则会追寻英雄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轨迹。与生命中的其他时期相对，童年成为了成年的基础，而孩子则成为了一个人。
在传统社会中不为人知的青春期少年，现在清晰地进入了人们聚焦的视野范围。布丰，甚至是卢梭，都曾呼吁对生命中那一时期的危险性以及对今后人生的影响多予关注，这一段时期从第一次领受圣餐一直到男孩子的毕业典礼或征召服役和女孩子的出嫁。卢梭的《埃米尔》第四册全部都献给了“这一关键时期”，这是性特征形成的时期。“我们有出生了两次的感觉，一次是为了存在而生，另一次是为了生活而生；一次是为了圣餐而生，另一次是为了性而生……就如同大海的咆哮远在暴风雨之前就已然开始，新生的激|情同样也预言着这种风暴般的发育。朦胧的青春骚动警示着这种迫近的危险。”
将青春期视为关键时期的观念，在19世纪反复兴起；最热衷此观念的是那些医师们，他们在1780年至1840年期间写了许多有关男孩和女孩青春期的论文，以及与此有关的药物疗法。青春期不仅对个人是危险的，对于社会也是如此，当然对这一点是有争议的。寻求自身特性的青春期少年是追求自我道德与身体形象的狂热分子。镜子使他着迷。对马科斯?斯特那来说，他就曾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并因此产生要解除社会枷锁的倾向。涂尔干持有同样的观点。如果年轻人比他们的长辈更具自杀倾向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全融入社会。此外，青春期少年的*使他们更倾向于暴力、野蛮和虐待狂（比如对待动物）。他们有*和嗜血的癖好。
从这种对青春期少年性格特质的描述来看，这是通向青春期犯罪概念的一个步骤，虽然只是一小步，迪普拉在一本有关当时青春期犯罪及成因的典型著作中对青春期犯罪者进行了分析。迪普拉认为，青春期少年是“天生的流浪汉”，迷恋于旅行和走动，骨子里就不安稳，整天忙碌于“近乎歇斯底里和癫痫状态的东奔西走，他无法抗拒旅行的冲动”。青春期少年有自己的病理，包括诸如“青春期痴呆”被定义为“一种蔑视任何障碍与危险的行为需要”这样的苦恼。这种不稳定状态可能会驱使他们谋杀，或是成为牺牲品。
青春期少年最麻烦的事情是他正在经历的性转变以及他对这种过渡状态的想法。医师们是身体的主要观察者，他们鼓动人们关心寄宿学校内诸如*、同性恋一类的问题，以及童年朋友之间的不正当行为。固然，只要公共礼仪未遭到冒犯，男性甚至女性同性恋就不会被视为犯罪，但同性恋这种“倒错”却成了一种受到详细审查的变态行为，就像是一种疾病一样。关注的中心是那些有着“坏习惯”的青春期少年。如何处理青春期少年过度的*是教育家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也是一个主要的社会焦点问题。这里迫切需要专业化的知识，家庭又怎能依靠一己之力在这方面做得充分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父母与孩子（8）
许多家庭痴迷于贵族化或卢梭主义，害怕与平民百姓和所谓不正当的人接触，梦想着在家中父母注视的双眼下来教育孩子；英语教师和奶妈成为首选。年少的司汤达还记得那种沉闷的孤独，他的父母让他沉浸在这种孤独中，目的是防止“与普通人家孩子”的任何接触，“他们从来不让我与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讲话……我不得不忍受有关父爱以及孩子义务的没完没了的说教。”他通过撒谎来求得解脱，唯一的梦想就是逃离。
对于长到一定年龄的孩子来说，将他们送到外面的寄宿学校去被认为是必要之举。15岁到18岁的女孩通过寄宿学校来完成她们的道德教育，并为今后的社会生活做准备，同时也为获取在婚礼宴会中所需的“取悦于人的艺术”。生活在初中或公立中等学校那种兵营般氛围中的男孩子们，他们在那里准备通过学士学位考试，那是中产阶级身份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些学校名誉不佳。波德莱尔在其中的一所学校里上学，几乎要厌烦透了，他在1838年8月3日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烦躁至极，以至于没有缘由地大喊。”乔治?桑德对于不得不将儿子送往一所这样的学校而忧心忡忡，她为不能再继续教育自己的孩子而忧伤，“对于那些冷静的家庭来说，有责任将孩子留在家中，而不是强迫他们去中学学习生活，在那里，唯一的平等就是用拳头获胜。”寄宿学校因为*和同性恋现象而受到谴责。罗歇?马丁?加德在他一部死后出版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中，描述了1880年前后在一所中学里的性生活。但是，由于寄宿学校年轻人的“女性化”、法国1870年的战败以及人口的减少，公众尤其是保守派对寄宿学校进行了谴责。希望延长他们儿子的教育的那些穷人和农民家庭，被迫将儿子送往寄宿学校，中产阶级家庭却把孩子留在家中，或者在需要的时候将他们送去作为不留宿的白日制学生进行学习。对于勒古韦和乔治?桑德来说，这种安排是能找到解决教育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的。中产阶级比以往更加迫切地希望为自己的后代定下他们未来生活的基调，扮演他们孩子的保护伞和私人教师的角色。与世俗的国家教育和国家的公立学校相比，他们将教育视为私人事务，也因此为私立学校的成功贡献颇多。
不管怎样，这种包裹着孩子的温情还是受到了污染，青春期少年总是会被谨慎地监视，会被怀疑有扰乱治安的倾向。青春期少年受到的这种密切监视迫使他们采取保密和掩饰行为。他们会发明创造出一百种方法、计谋，却只为赢得一点点私密。他们在学习期间或是晚钟（中世纪时规定人们熄灯睡觉的时间——译者注）之后读小说；他们写诗歌；他们记日记；还有，他们也会梦想。所有这些举动构成了一种更内部的生活。友谊是至关重要的。女孩们在寄宿学校结交的友情通常会因婚姻而缩短。男孩们则形成团体，这些团体通过各种形式的入会仪式得到巩固加强。有时，这些团体在此后的生活中持续下去，成为商业和政府领域内的派系。大多数19世纪寄宿学校内的生活都会频繁地受到个人或集体反抗的干扰，甚至中断。但是1880年以后，此类的干扰变得不那么普遍了，似乎第三共和国的建立使之变得不再必要了。但是对于允许年轻人在节日庆典和性规则中扮演其曾经在传统社会中扮演过的角色，共和国似乎并不比19世纪的郡主政体有更强烈的愿望。年轻人不再被视为一个群体，而被看作诸多的个体，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听从命令，保持安静。因此，当年轻人反抗时，他们的这种背叛通常是个体化的，而不是政治性的；他们抗争的对象是家庭，而不是国家。
这个特性既适用于穷人家庭的孩子，也适用于中产阶级的年轻人。从第一次领受圣餐（或是接受毕业证书）一直到他被征召入伍，这些年轻的工人都与家人住在一起，并把他挣的钱带回家（成年工人的工资单已经被取消了，但仍然会向年轻的工人出具）。在家庭结构保持完整的就业群体中，比如在矿工中，在对家庭有所贡献之前就结婚会被视为对家庭的背叛。然而，根据不同的调查，比如在1872年进行的一次“法国工作状况”调查，表明年轻人正逐渐表现出不耐烦的倾向。在阿尔代什的工厂里，“许多（年轻的工人）在他们刚开始挣钱时就离开了家，然后去寄宿公寓居住，就像那些未结婚的外国工人一样”。在皮卡第大区的纺织工业区，十六七岁的年轻男人甚至是年轻女子们，都采取寄宿的方式，而不再是把他们挣的钱交给家里。因此，某些家庭达成了以下协议：在18岁之后，孩子将与家庭分享他的工资，自己只能得到一部分，否则，就要为房间和食宿支付“议定的”价格。
兄弟姐妹
除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垂直关系以外，兄弟姐妹之间还有水平关系。但是，即使是在同辈人当中，也存在不平等和时有发生的竞争，起因就是性别、等级、年龄、天分的差异，以及可能存在的父亲的偏爱等。在长子受到特殊对待的地方，竞争最为激烈。比如在热沃当，19世纪时年长的和年幼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紧张关系愈演愈烈，有时甚至到了谋杀的程度；无论是诉讼还是移民都无法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同辈中更年轻一些的兄弟姐妹们经常会发现他们处在从属的地位上，几乎被降低到了佣人的角色，有许多人甚至被要求保持独身。
当青春期少年面临主要的生活抉择时会有竞争产生，在分割遗产时也会有敌意出现，这与年轻人之间的争论争吵是有区别的。当就某种意愿产生争论，或是众人争夺某份令人垂涎的财产的所有权时，家族内的战争就会爆发。出于象征性的同时也是物质的原因，人们总会想方设法地高估那些他们被剥夺了的财物的价值。
但不管怎样，在这些重要时刻到来之前，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还是会表现出许多其他的特性。孩子们总是联合起来挑战父母的权威，并从中获得乐趣。年幼的弟弟、妹妹们受到年长的哥哥、姐姐们的教导。年长的哥哥在职业选择或是意识形态方面见解的形成上，可能会对年幼的同辈们施加重要的影响。年长的姐姐通常会扮演妹妹的老师的角色。维克多?雨果对莱奥波丁充满了温暖的回忆：一本打开的《圣经》放在她的膝盖上，给阿黛尔上拼写课。姐姐还会教妹妹怎样做家务杂事，如何打扮自己，让自己对男孩子更有吸引力。长女的责任尤其繁重。在母亲已去世的家庭中，她要像母亲和持家人一样去伺候父亲和年幼的孩子们，经常要牺牲自己的某些愿望。在更穷困一些的家庭中，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长女经常被送到外面去做工，以帮助父母抚养年幼的弟弟妹妹。还有一种情况，人们会期望最年幼的女儿在父母年老时照顾他们。每5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由两个女人构成的家庭是很普遍的：一个年老的母亲和她的一个女儿。由此，一个孩子的责任和义务部分地是由他或她的出生次序来决定的。
同辈人之间的关系当然没有文学著作中揭示的那么紧张，但这种紧张情绪的确是存在着的，阿兰?科尔宾将其视为情感交互作用的主要形式之一。性别的差异使兄妹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复杂，这种关系在某些方面会成为与异性关系的一个开始。宗教和社会的禁忌是严厉禁止*的，因此这些关系很少会以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事实上这种关系很可能会与爱情有关。巴枯宁承认对他的妹妹产生了有*迹象的爱，这种供认对于反对他的运动无疑是火上浇油。事实上，对这种事情的审查非常严密，面纱只是偶尔才被揭开。皮埃尔?穆瓦根是个工人，有一段时间还是个罪犯，他写出了他对妹妹的爱，对于这份无望的感情还记有日记。
在兄妹或是姐弟之间的关系中，年龄加深了父爱或母爱的感觉。左拉1901年写的《工作》中的小妹妹毫不隐讳地对她的哥哥曲意逢迎。她显然乐于扮演二流角色，并为哥哥成功的消息而高兴得大哭——这是满足感的生动写照。小妹妹的形象在20世纪早期的反女权主义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年长的哥哥成为父亲和丈夫的代理人，充当着妹妹的引路人和教导者。对于饱受身份危机之苦的男性来说，将自己想象成模范可以使自己恢复信心和勇气。
体贴的姐姐将自己的身心全都投入到小弟弟的教育和进步之中。欧内斯特?勒南对他的姐姐昂里埃特非常感激，在其心目中姐姐的形象是理想化的。昂里埃特1811年出生在特雷吉埃，比欧内斯特大12岁，从童年早期就开始对勒南实施极权管制。作为一位教师，她在布列塔尼、巴黎甚至波兰工作过，为了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家庭当中，她数次拒绝了结婚的建议。她的积蓄使欧内斯特能够从事自己的学业和研究。1850年，姐弟俩一起在巴黎持家度日。“她对我的工作满怀期望，这种期望甚至是极端化的。晚上，她在我身边一坐就是一个小时，屏息静气唯恐打扰了我的工作。但是她希望看到我，因此将我们俩卧室隔开的门始终是敞开着的。”昂里埃特对她的弟弟影响很大，尤其是在宗教方面。“对我来说，她是一个无可替代的秘书。她将我所有的著作都抄写复制，并深入其中，其程度足以使我依赖她作为我个人思想的活生生的索引。”尽管她自己也建议弟弟该结婚了，但当欧内斯特开始恋爱时麻烦还是来了。“当她告诉我，我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合的时刻就是她离开的时刻时，我浑身的血液都冷了。”
在欧内斯特结婚后，昂里埃特将她的情感需要转移到了她的小外甥阿里身上来。勒南写道：“她身上充盈着的母爱在这里得到了释放。”他还以一个伟大男人非刻意的超然写到了姐姐和妻子间不可思议的关系：“她们每个人在我身边都有单独的位置，既没有分享也没有排斥。”然而，昂里埃特再也无法重新获得那种单独与弟弟在一起时的完美幸福感，直到她满怀热情地陪同弟弟前往叙利亚，但在那里她却迎来了死神。欧内斯特写道：“那一年，实际上是她一生中唯一在没有泪水相伴下度过的一年，也是她唯一的奖赏。”
大家庭（1）
以父母和孩子为核心向外发散，形成的是血族关系的网络，其规模程度依家庭类型、住宅特性、移民和社会环境而有所不同。但在19世纪，数代同堂的大家庭仍然是重要的实体形式，即便是在下层阶级中也是如此。与大家庭成员共进周日晚餐是一项惯例，在工人中尤其盛行。
在农村地区，祖父母长久以来一直是与他们的孩子和孙辈们同住的，尽管当祖父母不能再工作时这种安排会变得问题丛生。在城市中，这种情形不那么普遍，因为公寓住房太小，容不下那么多人，不过有时孩子们会临时性地向年迈的父母提供住宿。工人们通常会与先辈们保持着联系，尤其是母亲家族这一方。年幼的孩子经常会被托付给长辈照看，而孩子们也会照顾年老的父母。但不管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这种牢固的关系在逐渐弱化，被孩子们抛弃的父母在救济院中面临着死亡的恐惧。因此，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老龄问题都在变得越来越尖锐。在热沃当，老年人只能不定期地得到食物救济，忧郁的他们更希望能有一种体制来维护他们的生活权益。
在挣工资的人群中，要求退休后获得养老金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公共部门，他们的要求甚至被呈递给当局。1907年，救济院里的人给内政大臣写信：“难道我们就不能像所有其他公民一样，享有生活的权利？我们就不能像其他那些受到国家保护、未来有国家养老基金作保证的职业群体一样享受同等的好处？”法国总工会拒绝通过1910年的退休法案，更大程度上是立法缺陷导致的结果，而不是对得到绝大多数工人支持的论调的对抗。老龄成为了一种“风险”，人们希望能够确保自己抵抗这种风险的愿望就如同希望自己能抵抗疾病或事故一样，这样的事实既表明了家庭内部团结的弱化，也表明了对人类生命跨度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根据乔治?桑德的祖母的说法，这种对老龄的意识是由大革命引发的，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主要变化。
祖父母参与到他们孙辈的生活中的程度要依距离而定。传统意义的教育责任被解除了，祖父母们可以纵容孙辈，成为爱玩儿的祖父、祖母，和孩子们一起享受乐趣。但有时他们也会替代那些生病或残疾或因某种原因必须出国的父母的位置，行使他们的职权。亨利?贝里的母亲早就去世了，他是由祖父盖农抚养大的。奥罗尔?迪潘是由像父亲一般的祖母进行教育的。埃利谢?莱克鲁斯直到8岁时还是由像父亲一般的祖父母照看，他们对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许多自传几乎都不约而同地以作者对自己祖父母的描写开始；关于家庭的回忆很少会回溯到比他这一代更早的时候。对于孙辈来说，祖父母几乎是神话般的人物。通过他们，孩子们不仅初步确立起家族谱系意识，也第一次熟知了什么是死亡。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叙述者祖母的死就是个相关的事例。祖父母在常识和传统的传播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长辈们会讲起这个纷纭世纪中的历史事件，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通常，女人的双眼会更多地见证这些私人的记忆，这不仅因为女人们比男人活得更长，还因为她们结婚更早，因此，在孙辈的生活中，祖母在其中扮演角色的成分要比祖父更多。
大家庭（2）
叔舅姑婶和堂兄妹同样也是被包括在大家庭范畴之内的。界限通常划在第一代堂兄妹的儿女那里。在更底层的阶级中，这种大家庭成为年轻工人移民的大背景。在中产阶级中，大家庭成员一起应邀出席招待会，一同外出度假；在此类特别的时间内，他们开始体验包括性在内的各种不同性质的东西。*并不鲜见。青春期少年追寻漂亮的表姐堂妹，禁不住*的冲动，而那些女孩子也从一个夏天到另一个夏天成长为女人；女孩子们为英俊的表兄堂弟而怦然心动，他们已影响到了思想解放的学生们的行为方式。在情感训导方面，家庭总是满足各种需要，但如果事情变得太离谱，如果家族声誉或继承人受到了威胁，家庭也可能会坚决制止。
叔舅姑婶们是被允许充当监护人的。由于寡居的母亲不具备这一资格，叔舅姑婶们在家庭会议中的角色就变得相当重要，尤其是在探讨诸如寡妇再婚、孤儿的财产管理或是依据1838年法律要求家庭成员制度化等等事宜上更是如此。
未婚的姑姑阿姨们自由徜徉于家庭之中，在孩子们的世界里居有一席之地；侄子外甥们的记忆里经常满是她们的身影。亨利?贝尔受制于严厉的塞拉菲姑姑的钢铁纪律，“那个女魔……我整个童年的邪恶的守护神”，她的影响在温柔的伊丽莎白姑姑那里得到了补偿。杰奎斯?文特拉斯对她那些像父亲一样的姑姑婶婶们的举动进行了描述，她们无一不是风风火火、忙忙碌碌。和失去双亲的女孩在一起，姑婶们有必要扮演一个更加父亲化的角色。卡罗琳?布拉姆是由她的泰尔诺姑姑伴护长大的，她毫无疑问地不仅要为卡罗琳的婚姻负责，还要为家族中其他女孩的婚姻负责。拉法格是受到姑姑的引领才了解婚姻的秘密的，“在一次时间相当长、非常活跃的早餐之后，我的姑姑们把我带进了小客厅，关上门，然后开始引领我进入我新职责的可怕的神秘之中。”
叔叔舅舅们将新鲜的空气引入了家中。叔叔可以行使一位父亲的特权，却无须担负他的过错。阿尔伯特?西蒙尼十分崇敬他的叔叔们：皮埃尔是位发明家，早在1914年之前就拥有了一辆汽车；而弗雷德里克是个钟表匠，市郊的房子就是他自己造的。保罗?莱克鲁斯真心地崇拜他的叔叔埃利谢?莱克鲁斯，他是位地理学者，在他死后，保罗出版了叔叔的著作。作为父亲的代理人，叔叔可以行使相当大的权力。人们尤其喜欢编写关于沉默寡言的叔叔取得惊人成功的故事：在美国，叔叔是一个标准的家庭神话之源。
对于一般的人来说，除了家庭的核心成员以及他的亲属外，还有一个由富裕人家的佣人和众多邻居构成的圈子。在这两种情形下都存在一个意识底线，甚至存在着危险。佣人和邻居对一个家庭来说当然是有益的，但他们的存在却对个人隐私造成了威胁，而且他们的近距离窥视可能会成为一种尴尬。人们不得不依赖这些帮助者，但同时也不得不对他们心存戒心。
邻居们既可能成为有益的帮助者也可能是充满敌意的。在村庄里，人们是很难逃避邻居们的细致监察的。在日瓦丹，“在整个村子里，人人都知道正在发生的每件事，每个人都在参与窥探他人私生活同时保护自己隐私的游戏”。行为和表象的全部特征一下子显现了出来。有一些地方可以让有此癖好的人们更好地窥视他人。教堂就是这样的地方之一，它是村子里的一个显微镜，人们知道谁参加了弥撒，他们多久参加一次礼拜（对于那些不参加的人来说将是事关赦免罪恶的事情），和年轻女孩会在忏悔室里待多久。女人作为耻辱之源特别受到细致关注，特别是她们的一些敏感部位——腹部。当女人肥胖的脸和粗大的腰意外“缩水”时，就会成为人们喋喋不休的谈资。寡妇一般总是备受关注的对象。根据法国著名小说家莫里亚克的说法，“在一些地方，人们总喜欢把眼睛盯在那些寡妇身上，他们会观察一个寡妇面纱戴多久。他们会根据她所戴绉绸的长度猜测她的悲伤程度。如果一位正处于悲痛之中的寡妇在一个燥热的夏日掀开她的面纱透口气的话，那些看到的人就会说：‘她一定另有了一个心上人，让她已经把悲伤忘却（《大教区》，1926年）。’”人们透过半关的百叶窗窥视他人。俏皮话和讥讽语言被悄悄传到闲话和责难中心——泉水旁和洗衣房，并在这些地方发展成永久的流言。由于像村庄这样的社区一般都是在没有外来 干涉的情况下处理自己的事情，所以内部的责难具有特殊的约束力 。街区就成了判断个人名誉的场所。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家庭（3）
城市里的低层群体间是否会有更多的自由呢？是的，因为当前的市内社区只是暂时的，彼此间的利益相对松散，圈子相对较大，而且彼此间有一种相对强烈的排斥外来者的凝聚感，特别是对警察。也有人说不对，因为人们之间的居所彼此邻近（吱吱作响的床板会让人们知道墙的另一边正在发生什么），夏日傍晚敞开的窗户把院子变成一个公共大房间，使得邻居间的争吵和矛盾更突出，而且人们彼此经常在楼道、公共水龙头和公厕相遇，而这些地方就成了冲突不断产生的源泉。每座公寓都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管理员，她几乎一成不变是一位妇女，早期的瑞士门卫和搬运工已经渐渐消失了。她为自己的中间地位而感到害怕，因为她夹在公众与个体、房客与房东之间，同时还与警察合谋，无论什么时候发生状况时，警察都会向她求助而且想把她作为自己的眼线。她在幕后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她可以选择房客，而且如果没有她的允许，任何来访者和街头歌手都不能走进院子。那些居住在能直通街道的楼房里的人，对自己的私密生活具有更大的控制能力。
皮埃尔?桑索特评论道：“大多数居民将自己的存在囿限在低调而狭小的空间范围里。”商店是重要的会聚场所，有着自己的礼节编码和交往礼仪。一些常客担当着监守者、知己和旁观者的角色：面包师的妻子，尤其是杂货商，经常成为“邻里或街道甚或忏悔室里的耳朵”。向更大范围的城市和多种多样私人行为模式开放着的邻里，形成了一个比家庭远为复杂的社会。
人相对来说要比空间重要，一个人很少能够自由选择邻里或确定他需要赢得谁的影响，即使他并不接受他们。邻里之间会在家里和外面建立一种适当的行为方式，一种人人必须认可的规范，这样才能获得他人的认可。这样，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排斥那些与他们在民族、种族和出生地上不同的人，从而表明自己的身份。19世纪上半叶的巴黎，正如路易丝?谢瓦利埃表明的，是一个村庄的聚合体。在拉普街，有一个住着许多奥弗涅人的区域，有些大楼里住的都是来自一个村子的人。相似地，19世纪末，在普拉兹尔低洼地地区挤满了来自中部欧洲的犹太移民。
邻居们会说些什么呢？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邻居们的反对、容忍或纵容将决定一个人生存的法则。但邻居们也有一个不能逾越的界线，门槛是非常神圣的，在没有人邀请的情况下是不能随意越过的，除非出现非同寻常的噪声或是闻到可疑的臭气或有毒的气味。父母可能会打他们的孩子，丈夫可能会打他们的妻子；这些都是他们自家的事，没有人会因此报警。有时它会通过某种戏剧性的形式来放松人们的舌头（指报警——译者注）从而导致外来的干涉。有些个人向警察和法院求助是人们的容忍度和公共干涉形式方面非常有趣的一种表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邻里间的问题都属于法律范围内的民事行为，而且大多数都被认为在事关神圣的家庭隐私方面，只限定发生在家里。
这里将不会过多地谈论有关家庭宠物的事，部分关于这个亲密世界的问题，阿兰?科班将会在这一主题的后面进行描述。狗、鸟类以及后来越来越多的猫的确引起了人们对它们福利的关注。动物们是家庭中的一员，而当人们谈起它们时就像在说自己的老朋友。人们分享有关宠物的新闻，而乔治?桑德的信件中包括了许多这类令人羡慕的例子。
大家庭（4）
动物有时被看作是一个虚幻个体的象征。卡罗利娜?布拉姆和热纳维埃夫?布雷东是两条狗，它们的名字是由爱它们的主人按自己的姓氏起的。卡罗利娜把她的狗叫做热纳维埃夫（一位女性勇士），并通过不断叫它的名字来提醒它的虚拟主人。热纳维埃夫则把她的狗当作是她想生的孩子。狗被赋予了以下身份：迪潘夫人的狗带的项圈上写道：“我叫尼黑纳，我是夏埃附近诺衡区迪潘夫人家的。”它是在它女主人的大腿上过完最后的日子的，“最后被葬在我们花园的玫瑰丛下”。老园主说狗是被放了起来而不是被安葬了，对于一个纯化论者，除了对受过洗礼的基督徒外，他不会对任何人或物使用安葬这个词。
家庭宠物就这样开始了它升为“人类身份”的长久之路。这一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结果是有时事情会让法律尴尬。例如，一个人是否可以把他或她的财产遗赠给自己的狗？1983年法院认定这样做是不合法的。在19世纪最后的三分之一时间里，动物的权利仅相当于儿童的权利。女权主义者对于影响动物权利的问题相当敏感，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动物保护协会的积极分子。
佣人的多少和组成要看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雇用一名女佣标志着一个家庭正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这种家庭有仆人伺候，家中的女主人充满闲情逸致，仆人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炫耀财富。家庭服务遵循贵族的方式，佣人是雇用的帮手，但并不是独立的工人，因为他们会因为雇主众多个人需求的约束而不得不依赖自己的主人。佣人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时间、身体甚至整个人奉献给主人。由于其本身古老的特性，佣人在家政社会的地位问题开始不断给人们带来麻烦，在20世纪初，许多迹象表明家政服务正逐渐衰退——中产阶层的妇人们包括那些女权主义者抱怨说，她们很难找到帮手。
佣人世界是存在等级的。处在顶层的是那些家庭教师和奶妈，只有那些希望在家教育子女的富裕家庭才能付得起这方面的支出。这些佣人一般被视为准知识分子，他们往往也的确是。由于义务教育的发展，家庭教师的数量比奶妈减少得更多。福楼拜在《俗语词典》中写道：他们总是那些来自遭受不幸的优越家庭；丈夫*，家庭生活危险。1847年，舒瓦瑟尔?普拉兰公爵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女家庭教师，并为此谋杀了他的妻子，然后自杀了。这次表现了一位贵族成员如何堕落成殉情罪犯的典型事件震动了整个君主体制。19世纪初的奶妈们一般都是法国人，后来人们更喜欢英国和德国女孩。她们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主人的欲望目标。“小姐们”不得不戴着眼镜和扎着适当的圆髻，并假装一脸严肃来应对诱惑。
所有角色中最为难的恐怕是贴身男仆和寝室女仆，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了。但是只要他们的人性角色被否认的话，就不会存在问题了。他们与主人们的亲密接触没有困难，因为佣人只是没有性的生物。18世纪时，夏蒂丝女爵夫人可以很平静地叫她的贴身男仆隆尚帕帮她沐浴，不过隆尚帕在他的*中坦承，他已充分感受到这种要求给他带来的生理上的困扰。但一个半世纪以来，浴室已经变成了一个隐私场所，主人不愿把自己暴露给佣人们，而把自己藏在紧闭的门后。在《寝室女仆的日记》中，塞勒丝蒂娜?米尔博注意到，“夫人总是一个人穿衣和梳头。她把自己锁在化妆室里，一般是不允许我进去的。”从中可以看出，好像她对于被剥夺掉这样的特权感到遗憾。乔治?维格里奥已经告诉了我们这种剥夺其实是严格按照个人的外在形象标准进行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家庭（5）
人们对更大隐私的需求不但影响了浴室，同样也影响了家庭里的其他部分，包括卧室。一位端庄的女主人会自己铺床，仆人们一般只会站在一旁而并不真正进屋。女主人可以看到他们，或至少在需要帮助时可以叫到她们。热雷米?贝塔姆的兄弟萨米埃尔为英国家庭设计了一个系统，让佣人们可以在远处听到主人的召唤。在这种想法的指导下，召集佣人的铃声在法国变得很普及。诺德雷伯爵抱怨说这种改变导致了和佣人间的隔膜。维洛特公爵的《家庭史》（1873）被当成一个范例，他把大部分注意集中在门厅、走廊和楼道上，这里是人们相遇、交流和疏散的主要通道。米什莱不能容忍生活在佣人们的监视之下，“那些富人们生活在对他们有敌意的佣人面前。他们在充满恨意和嘲弄的目光下吃饭、睡觉和*。他们没有隐私，没有秘密，也没有家。”因此“家庭保持和平的重要原则就是只有两个人而不应有第三个人”。这种把佣人当作入侵者而对其拒绝的观念或许暗示着一种新意识的出现，同时也是佣人们被视为个体时代到来的迹象，这种发展最终将带来家政服务的终结。
在19世纪时，人们通过否认佣人的个性化来克服这种窘境，也就是忽视他或她的身体。安妮?马丁已经说明了佣人的个性被否认到了什么程度，他们的真实姓名被抛弃，而当他们工作时被给予新的名字，“从现在开始你的名字是玛丽。”总的来说，佣人是没有私人生活、家庭生活或性生活的，因为她没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或没有权利拥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佣人们睡觉的第七层一般都破旧而杂乱，这样的空间里除了一些偷偷摸摸的享乐之外，几乎与世隔绝。那些主妇经常对楼上发生的事怀有一种性幻想。
女仆们一般都不会结婚，通常也不会有情人、丈夫或孩子。如果灾难落在一位女佣人身上，她必须自己处理一切。据统计，很多妇女因杀婴罪而受到起诉。妇产科医院和未婚母亲避难所经常挤满了这些女佣人，而且她们通常被迫放弃孩子。当人们开始担心婴儿的出生率时，人们也渐渐开始容忍未婚妈妈的存在。为此许多佣人可以抚养自己的孩子，但这种抚养孩子的需求也使她们更加依赖这份工作。
如果女佣的孩子的父亲碰巧是男主人的话，她要么被迫离开，要么保持沉默。海伦?德穆斯和卡尔?*生了孩子，对此她一生都没有开口提及过。当海伦和卡尔逝世很久以后，他们的女儿伊莉诺才发现了真相。她后来大病一场，不是因为这件私情而是因为掩盖真相的谎言。海伦?德穆斯在*家里的地位——她对于否定自己表示认同——成为那些被贬低的热心女佣人们的荒谬例子，这些妇女就像出现在一张家庭照片的一角的人，名字已经被人们忘却了。有些妇女把一切都献给了自己的主人，没有自己的家和家人，一辈子当别人的奶妈，照看她主人的孩子。贝尔特?萨拉赞不但照顾生病的图卢兹?洛特雷克，还把主人的病情通知他的亲友们。避免苦恼和寻求生命意义的一种无意识方式就是分享家庭的精神。普鲁斯特?弗朗索瓦兹的模特塞勒斯特?阿尔巴赫特和巴尔内的女佣贝尔特和纳塔利?克里福特都是她们主人们高尚品质的警觉和热情观察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家庭（6）
如果主人们不再希望被他们的佣人注视，佣人们也不愿忍受自己的身体和存在被忽视的话，这种封建时代的遗俗将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不再适应社会了。尽管佣人中很少有人公开反叛，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表示抗议。他们会另选雇主，拒绝命令，不接受建议及追求自己的目标。年轻的女佣会把自己的贞洁留给丈夫并希望找到相配的人。19世纪末越来越少的外省人到城里寻求佣人的工作，部分是因为她们担心被感染上“巴黎”病——梅毒。“佣人危机”反映在报纸业为人们提供的许多职位，以及工资水平的提升和佣人职业组织化的发展，还有保护性法令，最根本是源自私人和个人考虑。这标志着私生活开始走向*化。
在19世纪，家庭模式的标准化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影响到制度本身和个人。人们在很多时候是生活在家庭生活之外的，像那些嫌疑犯。在这些时候私生活的原则被模糊化了，甚至连拥有个人隐私的权利也会受到质疑。那些单身和独居的人们，可能是自愿或被迫选择暂时或永久不能拥有家庭生活，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家庭生活的模仿支配着一些人的生活。如那些在剧院跳舞的芭蕾舞女们的“剧院妈妈”，就试图为她们找一个父亲在剧院的“家”里保护她们。在法国图尔附近麦特雷的一个监狱里，囚犯们会组成一个男人家庭，其中两个被尊为“大哥”。为了表示对家庭生活的厌恶，一些单身汉试图发展他们自己的独特理念，“家庭会让人丧失勇气，鼓励各种各样的懦弱，会剥夺掉所有妥协并把你淹没在牛奶和眼泪中。”福楼拜，这位19世纪的花花公子曾于1855年10月5日在给他的朋友路易丝?布耶的一封信中这样写到。福楼拜比安德烈?吉德更早说出了那句话：“我憎恨家庭。”
如果把家庭和它的内部舞台从私生活中除去的话，我们将会看到对立的两端：个体和社会。一个个体，像司汤达观察到的那样，会因个人的好奇心而膨胀，而如果他想探求正在出现的公共社会的复杂性的话，这种好奇心是必要的；有些人渴望那种中世纪贵族式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是属于过时和准家庭社会的；还有一些人追求前卫的生活。
性别隔离是像学校、监狱以及公共福利机构这样一些单位遵循的一个主要原则，它们的目的是为了控制那些未婚和独居的单身汉们。女修道院、神学院或一定程度上的军队都招收那些自愿者们。其他机构虽不这样，但都会利用长久以来被军队和教会使用的有效方式。那些与外面世界隔离的人要处在全面监视之下，这样才能阻止他们之间进行交流。这样的交流被认为是对抗制度的情绪和可能反叛的来源，同时也是对他们交流能力的强烈不信任和对他们生理和性需求的怀疑。晚上，亲热的欲望最强的时候也是他们特别担心的时刻。
如果可能，当局更愿把每个罪犯单独关在一间屋里或者“小格子”里，就像英国的寄宿学校一样，但毕竟资源有限。监狱虽是极端情况，但却说明了总的原则。到了19世纪40年代，要求建立独立狱房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于1875年通过了一项单独关押犯人的法案，但这项法律却从未强制实施过。卫士们利用牢房的窥视孔密切注视着里面，以控制混乱的发生。19世纪以至后来，隔离方法在精神病院和疗养院一直被广泛用于治疗。“疑心的天才已经来到这个世上”，司汤达写道。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家庭（7）
我们必须避免出现类似的疑虑。这些不同形式的机构间的相似点是非常有规律的。一个人自愿或被迫加入某个机构是由于职业需求还是其他原因，有天壤之别。总的来说，那些自由回应召唤的人会接受他们制定的规矩并能把组织的规则内在化。19世纪时，神学院里出现了二元论者。他们认为人的灵魂和肉体是完全分开的，灵魂被认为是邪恶的源泉，应该保持沉默，从记忆中消除或接受惩罚。肉体和道德上的修行则可以帮助一个人取得纯精神的目标。在冥想的秩序中，修行有时需要特别长的时间，这包括要杀死阻碍你与上帝结合的另一个“它”。许多虔诚的少女有时在她们受压抑的母亲的鼓励下幻想早亡。如泰雷丝的早亡被认为是非常荣耀的，然而虔诚并不能排除诱惑。心和肉体的激|情被秘密地隐藏在黑暗而巨大的灵魂堡垒里。在修道院里，公共空间和个人隐私有了新的界限。每个细节、每句话和声音都非常明确。司汤达曾不无嘲讽地写道：“在神学院里，吃个煮鸡蛋的方式就能揭示出他们虔诚生活的过程。”以朱利安?索雷尔为参考,司汤达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决定为自己塑造全新性格的人,“他那个时刻的目光让他深感不安”。
对那些被迫禁闭的人来说，维护隐私权是一种不断的斗争。这种斗争有时是为了个人的时和空间不受当局的监控和免受集体的专制暴力。瓦雷在《暴动》中温和地写道：“在宿舍尽头的小房子时，教师们可以在空闲时到里面工作或遐想。”有时人们也会通过建立私人关系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隐私，这样可以减轻孤独感和对抗当局的保护层。人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对策来应对那些规章制度。自由的时间被紧密地安排好了。混乱的时刻是有利于人们交流信息的。一群朋友结伙去一些中立地域，去黑暗的角落或浴室，这些地方在任何机构都属于自由的天堂，也因此成为受怀疑的焦点。
有人曾调查过制度上亚文化群发展的意义：传递纸条，涂鸦，玩笑，以及标记。包括“特殊的”友谊在内，同谋关系和友谊在这些封闭环境中遭到特殊强度的调查。这种环境导致产生潜在或明显的同性恋感情，同时另一种*——遭到禁止的*——被更加热切地*化，或者有升华的必要性。极度的压抑与极度的渴望并存。因为阅读、吃喝和*的愉悦是私底下的，所以人们更加乐于享受。这种感觉如此剧烈，以至于无法抵抗。然而有时候长时间的强制性自我抑制会导致十分强烈的压抑作用，以至于昏厥。西蒙?布福德是许多曾经描写“监狱寒冷”如何消灭囚犯所有欲望和才能的作家之一。欧文?葛夫曼分析过发生于精神病医院和其他公共机构中那些病患的“自主丧失”，他们变得如此热衷于自己的想法以至于使得自己很难重新适应外面的世界。
至此，恰恰因为这些受限人员藏身于不为人知的地方，故意躲开公众以及历史学家的眼光，所以很少有人去关注他们。而且我们未必能够找出所需的微妙差别。虽然波德莱尔、弗莱士和其他加入宗教寄宿学校的人常常将这些设施与监狱相比，然而只有在某些方面这些比较才是成立的。不同公共设施中私人交往的技术和形式看起来可能相似，即使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些设施的差异需要以历史的眼光来检验。哪个是最易受外部因素影响的？比如在学校，学生家长对是否使用体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外界态度如何影响内部事务，比如军营和监狱中的邮件审查制度、休假、假释政策、就寝安排及个人卫生？抵制纪律和渴望改变对最严格和乏味的机构都具有深刻的影响。 最好的txt
大家庭（8）
1860年，法国有5万囚犯，10万修士修女，万寄宿学生，32万住院精神病人，以及将近50万士兵。每一部落都有其自身的私人生活形式；他们不应被忽视。
19世纪很少有人选择保持单身，但许多人，尤其是妇女，常在早年丧偶之后孤独一生。男女双方结婚的年龄都在下降，但并不平均。1851年的人口普查发现51%以上的男人单身，相比之下只有35%的女性处于同样的状况。然而到35岁时，只有18%的男性仍然单身，却有20%的女性未婚。65岁时，只有7%的男性单身，反之各个年龄段女性独身的比例均高出10%。简而言之，男性结婚率要高出女性，即使男性结婚更晚；婚姻生活给男性带来了方便和尊敬。花花公子波德莱尔1854年12月4日在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这样评价道，他需要“不计任何代价的家庭。这是唯一可以做的少花钱的方式”。卡斯蒂夫跟他的朋友唐克维勒一样，为美国婚姻生活的景象深深打动。他在1831年9月25日写给他兄弟阿克勒的一封信中预料美国家庭将很快成为典范：“我担心我们将面临一个情势，那就是单身汉会面对一个无法维持的状态，只有家庭男士才会享受所有安全感。”60年后，佩格向那些同样的“家庭男士”欢呼，称之为“现代社会的英雄”。
独身生活遭到很大的质疑。但教会和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勒?布雷赞成单身生活，认为放弃家庭是被允许的。社会上把未婚人士视为“干果”。福楼拜在书中列出了同时代的格言：“单身汉：所有自私和*的人。他们应该被课以重税。等待他们的将是一段悲哀的老年时光。”单身汉这个名词只适用于男性；描述女性时用了另一个形容词：单身女子或老Chu女。拉诺斯在一本书中评述道：“一个英国人，对我们语言中的同义词不太熟悉，他把旅馆里的侍者称为独身主义者（侍者，也可称作‘单身汉’）。”独身主义者经常是男性；未婚女性叫做未婚女孩，就是说“还是个姑娘”。这倒没什么，可如果她成了一个老姑娘，一个疯子或像黛丝女爵一样没有地位的人，那就糟糕了。
独身生活，不管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对于男人、女人来说都是非常不同的经历。女性渴望婚姻生活；年轻未婚女子过着一种隔离的生活。相比之下，年轻单身汉过着充实、自由和愉悦的生活，好似一种学徒期。婚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平静，表示一个终结。单身汉生活是一段幸福时光，至少在记忆中是这样修饰的，一段享受恋爱、旅行、友情，与其他男性无拘无束的关系；这也是段“感情教育”和性体验的年纪，这时什么事情都是允许的，年轻男子到处“播撒他们的野燕麦”，“跳出条条框框的束缚”。这一切直到19世纪末才有所改变，当时对梅毒的恐惧使一些男人有所收敛。甚至在贫穷阶级，有一段时间里流浪癖在熟练工人中被制度化了，年轻工人在城镇之间穿梭学习做生意和享受有关安定前的生活。
巴黎的学生经常长年徘徊于法律和毒品边缘，他们组成了一个部落，关于那个部落产生了那样令人坚信不疑的神话，以至于很难对其现实加以批判。其中一个神话是关于拉丁区的，那里永远因政治骚动而不稳定，并且至少直到1815年仍一直处于当局监视之下。另一个是莫格使之名垂千古的波希米亚神话，莫格曾经试图查明波西米亚的界限，识别公民，追踪政治信仰和文学鉴赏力的变化，跟随居民从波米克旅行到马特山，再到腊帕纳塞斯山。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家庭（9）
波希米亚包含几种类型的公民。一种是“业余艺术家”，都是离家出走追求冒险生活的年轻人，但这只是在最终安定前的一段时间。另一种是“艺术家”。大多数波希米亚人——“不为人知的波希米亚”——生活在默默无闻的贫穷、坚忍克己、消极被动之中，从不沾染恶名。“他们大多死于一种疾病——科学不敢叫它真实的名字——穷困”，他们是肺结核的受害者。他们吐唾沫、咳嗽，使邻居很头疼，所以他们前往慈善机构。只有一小部分人康复并得到社会重新承认，“他们的名字被海报张贴”，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画家、雕刻家、作家，但也有与小报有联系的新闻记者，购买漫画、诗歌和幽默故事的小报从业者。
波希米亚人建立了一种与中产阶级模式完全对立的私人生活模式。首先，波希米亚人的时间空间关系与中产阶级的相反。波希米亚人没有手表，生活在黑夜里，而中产阶级人士常常泡在沙龙、咖啡馆，漫步在城市的林*上。没有一个波希米亚人会“在林*上走超过十步，除非是遇见一个朋友”，他们最大的乐趣和主要的时间花在交谈上，他们在酒吧、图书馆、阅览室里生活、写作。波希米亚人在个人使用公共空间时类似于城里的工人，没有固定的住所、家具，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财产，永远被债权人和州长的代理人追捕。莫格书中的一个英雄，萧诺德，用凹陷的口袋装着他所有的财产。经常几个波希米亚人共享一处临时的住房，或者临时搭起帐篷，这样他们很容易就用一些古董艺术品、室内悬挂物或其他装饰品将之改装为一处夜里狂欢的场所。
贫困的波希米亚人将节俭视为有权有势者才有的德行，遇上节日庆典或赌博，一晚上他们就能很轻易地把积蓄、借款或公款花光。他们鄙视私有财产，共享一切，包括女人也可随意转用，通奸可以成为原则。萧诺德收集女人的一绺头发，最后收集了60个女人的。比较随便的年轻女子常常在这种事情上付钱，因为在波希米亚人中，即使两性间的关系不像社会其他阶层那样等级分明，却还是不平等的。在波希米亚人中也一样，就算有些精明的女人取得成功，或至少可以享受生活的乐趣而不用辛苦工作，男人还是主宰着整个社会。有些女人成功享受着舍巴斯泰因?莫希娅所说的一种“男性的自由”。对蕾丝提格纳克丝小姐来说波希米亚只是块垫脚石，她的年轻美貌征服了整个巴黎。“我一直一个人，这是我自己的事，跟别人没关系。”尤金?苏的不可能的危险分子里格里特说道。
在公共生活中，爱情是种要求最低的隐私行为。当两人屈从于欲望的剧痛时，他们会远离众人。对*来说，一个私人房间、一扇关闭的门、拉上的窗帘都是不可缺少的。性亲密是不能共享的，这点类似于婚姻。
莫格对波希米亚的描述更像一种梦幻而不是现实，但是它对年轻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尤其是来自那个地域的年轻人。前往巴黎去做一个作家、诗人或记者，逃离无趣的中产阶级生活——这是后来“书的受害者”们普遍拥有的理想。在书中茹尔?瓦利斯对波希米亚有更为悲观厌世的描述。症状之一有点像那些抗拒的准无产阶级（不想成为中产阶级的波希米亚人）的社会最底层者在私立学校和小报馆周围的生活，他们从未发现寂寞比“受难者的第七日——星期天更加难以忍受，因为在星期天里，寂寞是如此不可抗拒”。各个家庭充斥于所有的公共场所，更使他们觉得自己不管去哪儿，都是遭遗弃的人。
大家庭（10）
花花公子在反对中产阶级生活时比波希米亚人更为故意和做作，例如传统英国人和所谓的贵族，花花公子们就将身份差别作为其特别原则。在布朗梅尔，巴比?奥利维利、波德莱尔和佛罗门丁等人将纨绔子弟的作风法律化后，花花公子们强调在趋于大同的社会里的不同性。政治上波希米亚人左倾，花花公子则右倾，他们希望重建一种基于气质和风度而不是金钱和血统的贵族政治。花花公子是天生的，而不是造就的。
有位公众人物——花花公子——是个市区舞台演员，他将个性隐藏于外表的保护面具后面，并努力使之难以辨认。他喜好幻想和伪装，对细节和装饰品如手套、领带、手杖、丝巾和帽子等异常敏感。龚古尔兄弟这样嘲弄巴比?奥里维利的外表：“长年在人格街道上*的狂欢节”。卡莱尔将花花公子称作“一个穿着衣服的男人……他为穿着而活”。装饰是他生活中的一个主要部分，波德莱尔声称自己每天花在梳妆打扮上的时间不会少于两小时。然而与旧时朝臣不同的是，花花公子将身体和亚麻布衣服的清洁看得极为重要——这是一种对身体全新态度的标志。巴比每天沐浴，当多病的莫里斯?盖兰不得不返回凯拉时，他姐姐最关心的是缺水和没有更衣室。
如此的习惯需要空闲时间，以及一份不用工作、足以维持生计的收入。虽然花花公子比波希米亚人的境况好些，但他们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对追求财富的轻视、对奢侈豪华和赌博的喜好，愿意冒可能不得不过更为清苦生活的风险——所有这些都是部分花花公子反资产阶级、反中产阶级的品德。花花公子憎恨暴发户（包括犹太人，因为他们是金钱操纵者的象征）、生意和家庭生活。他们认为婚姻是最糟糕的囚禁形式，女人是束缚的锁链。*的享受只能是一种商业行为。男孩的爱是最棒的。“同性恋”一词直到1891年才开始流行，不过当妇女和家庭价值取得显著地位时，花花公子们的同性恋行为也不断变得明显，或者在表示他们意志如此坚定。
“新女性”的出现在整个欧洲引发了一场男性身份危机。1903年，奥托?韦宁格在《性与性格》一书中说道，这场危机或许在19世纪末男女关系苏醒的问题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爱德蒙得?龚古尔在《日记》中以男性角度描述了这种苏醒。1909年马里奈蒂的《未来者的宣言》突显出来的对女性、或在任何程度上说是对阴性的轻视，是花花公子作风的另一个不变之处。在康普夫看来，这不应被看作是厌恶女人的，而是“喜爱女人的”（由拉丁语而来，表示暗讽）。“女人，”福楼拜说道，“是花花公子的对立面。她不做作，所以令人憎恶。”对生殖持悲观和敌对态度的花花公子们也会拒绝要孩子。
花花公子作风是一种道德规范，一种将独身和流浪提升到故意反抗层次的生活概念。“我讨厌人群、规则和阶层。如果愿意，做个*游牧民；要我做公民的话，绝不（1854年1月23日，福楼拜对路易斯?戈莱如是说）！”浪荡子、花花公子，以及后来的流氓都是那位中产阶级典型普律多姆先生的解毒剂。社会容忍浪荡子和花花公子，却压制从贫穷郊区出现并威胁到富人安全的流氓。
不管是自愿、持久或仅是天生逆来顺受，隐居给女性带来了一种不同的境遇，因为以激进的观点来说，在时代的概念性框架中没有一个适合女性隐居的空间。米什莱充满怜悯地评价道：“没有家也没有保护的女人必死无疑。”还有一些说法附和这种观点：“大自然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女人天生应该受保护，在女孩时期和妈妈共同生活；作为妻子时，归她丈夫保护和所有…… 女人天生活在别人身后（朱尔?西蒙，《劳动者》，1861年）。”在家庭和婚姻之外，女人没有其他的救助。
大家庭（11）
一个一无所有只靠魅力生活的绝望女人被认为是水性杨花的。这种单身女人必然招致怀疑、非议和奚落。大龄青年也许显得古怪，但人们只会认为他傻而不会同情他，然而老Chu女变得不修边幅，她的青春已凋谢，巴尔扎克将之视为可耻的“非生产性生物”。老Chu女脾气恶劣、尖酸刻薄、诡计多端，甚至歇斯底里、道德败坏，如同巴尔扎克1847年在《贝蒂表兄妹》中所描写的那样，她像只蜘蛛，经常在城市里散布谣言，制造恐惧，以及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直到20世纪在男女平等主义者和莱昂?弗莱皮埃等作者的影响下，我们才看见对单身女子不同描写的出现。只有此时女性才拥有保持单身的权利。
然而许多女性确实发现自己很孤独。1851年的人口普查表明，50岁以上女性中，12%从未结过婚，34%单身。1896年的比例也一样。在中世纪的法国西部，比利牛斯山脉和中央山地的东南角，单身女人的比例极高。后来，地区差异缩小，但是大城市中单身女性的数字在戏剧性地增高。
女性单身的高比例成为中世纪后西欧人口统计学的一个不变特征。这种现象由几个因素造成。首先，家庭的战略考虑决定了哪些女儿该出嫁，哪些不能；年轻女孩通常被认为应该照顾年迈的父母。其次最重要的是守寡，妇女比男人活得长，再婚的很少。民法比以前任何法律都更保护中产阶级寡妇，但许多贫穷的寡妇生活很艰辛，很少有人拿到退休金，因为她们在家里做家务没有收入，她们赚钱的行为断断续续，无论如何不能成为一种“职业”（国家烟草公司雇用的妇女对这个规则是个例外）。只有最早在1910年通过、关注女工和农妇退休金的法律显示出她们处于一个怎样边缘的位置。乡村农舍和市区顶楼，医院和救济所，到处都是穷苦年迈的妇女，只有当女生寄宿学校决定提供慈善救助时她们才被记起。老年问题是个必须予以仔细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
独身有时是故意选择的结果，比如献身信仰或无私心的职业（护士、社工、教师等），或是个人工作高于家庭的决定。许多邮局女工人选择不结婚。1880年，邮局雇用的年过50的女工中有73%过着单身生活，55%从未结过婚（与之相比，1975~1980年只有10%）。她们的职业史显示她们选择单身是出于财政和职业独立的需要；她们的男同事都找待在家里的妻子，而不是女同事。19世纪时，女性希望通过工作来改善她们的社会地位，而这不得不牺牲她们的私人生活。独身生活是她们付出的代价。
日常生活中许多单身女性的生活是很难的。仍被视为仅仅是家庭预算补贴的女性工资常常比男性的要低。“妇女职业”，尤其在许多女性赖以谋生的衣服买卖上，实际是无需技能的。20世纪初职业办公室（劳工办公室）曾调查了高度合理化的制衣行业中家庭工作者的情况，报告展现了一个由单身女性组成的世界，许多时候是一个母亲带着几个女儿，她们的穷苦隐藏于六层走道之中而不为人知。她们每天踏着缝纫机踏板工作10到15个小时，每天吃的是“女裁缝肉饼”或长条|乳酪，喝杯咖啡，或选择巴黎女工药品。在全面考虑之下，许多女人宁愿为了找个男人而披上纱巾或外衣。
吸引力对最年轻的工人来说是个可能的资源。和男人有关系不但使生活更有滋味，而且解决了婚姻以外性的问题。当年轻女孩在某个大百货公司找工作时，经理常会问她是否有“监护人”，若没有的话，看起来她不可能做到收支相抵。与稍早时代的女工不同，许多职务低下的女工和像样的秘书都有“朋友”，他通常会是个来自较高社会层次“值得尊敬的”男人。对每个本应嫁给相恋多年的男人的单身女人来说，有多少女人靠着不要在某天知道被骗后变得苦涩的梦想过活？她们如此热心阅读的浪漫爱情小说非但不能成为一个颠覆性的类型，而且常常让她们得出一个结论：王子绝不会娶牧羊女。
大家庭（12）
现在还不知道有多少单身女子为了生存共享生活资源，但这个数字肯定很大。每5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统计了完全由女性组成的“家庭”：母亲，女儿，朋友。研究员诸如维莱米和普莱简要描述了全女性家庭。维莱米在1840年说：“没有家庭、不做小妾的妇女通常以2到3人的组合，在小工作室或小房间内生活在一起。”女性竭尽所能应付孤独也许不是有意的选择，而是宁愿不去面对毫无吸引力的婚姻前景。
存在一种类似于花花公子的女性吗？女性有决定要单身、选择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的意愿吗？毫无疑问，在女演员里有这样的例子，她们的私人生活鲜为人知。当女性避免婚姻束缚成为可能时，对她们来说完全避开男人也是不容易的。一些高级*试图视道德放纵为自己的优势。文学作品从各个角度描写她们的生活和命运。有着一帮裙下之臣的娜娜——“一个腐烂的维纳斯”——死于天花。奥德特，战争使之成为盖兰蒙德公爵的女主人（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在她统治神圣的德意志近郊时，只不过是个“蹒跚的遗孀”。
或许20世纪初在女同性恋者当中存在女花花公子，比如像纳塔利?克里福德?巴赫内、勒内?维维安、热尔特律德?斯坦，以及她们的朋友。巴黎上流社会接受了那些创造性的唯美主义者、新艺术或先锋派的拥护者，部分因为她们的外国血统。这些女人要求像男人一样生活的权利。在这个圈子附近，人们发现了其他一些“新女性”：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律师、医师，甚至教授。这些女人不再满足于充当配角，在生活和爱情上不受任何限制。有人崇拜，有人轻视，她们发现没有简单的事情。为克服障碍，她们需要女人和少数男人的友谊或爱情。
在所有单身男女之中，无家可归者在社会上引起了人们很大的疑虑。人们认为住处是公民身份的必要条件，而流浪汉被视为抵制主流道德的人。与熟悉的叫卖小贩形成对比，守护着财产满怀猜疑的农民将流浪汉和吉卜赛人视为潜在的小偷，因此也这样对待他们。在日瓦丹，村民把铁器商扔进沟里，因为他付不出酒钱。受上等家庭男士控制的共和国采取严厉的措施对待那些没用的人。惯犯，通常是那些被称作“不适合做任何工作”的小贼和流浪汉，按照1885年的法律被发配到圭亚那。流浪汉常遭监禁，配发身份证和健康证，他们被指控对健康造成威胁，因为据说他们在传播细菌和肺结核病以及其他疾病。
独身主义者、单身汉和无家可归者生活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外围边缘，其肉体和精神生活是复杂的。他们遭到怀疑或指控，老想着对付那张仍然相对宽松但慢慢收紧的网。
在一个视长寿为现代化标志的社会里，他们过时的地位标志是，他们的生命不但孤独而且短暂。独身主义者常常死于衰老或自杀。涂尔干将这个群体的高自杀率视为与一个社会非交互作用的证明。从乡村涌入城市的工人大量死于肺结核病。在这些人当中，我们发现了在城市北部和东部贫困地区租房的里昂丝绸工、巴黎阁楼女仆、克鲁斯泥瓦匠。实际上，肺结核，经常被公然抨击为独身主义的祸端，只是起到延长其独身生活的作用，因为婚姻对传染病蔓延的恐惧是如此之强烈。
隐居，不仅仅是个人的权利，也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的一种表现方式。它并非这个社会的真实形象，因为这个社会无论如何最重视的仍是家庭的平和、温暖。
对于回忆的渴望（1）
“在费勒维尔的庄园，一派兴味盎然的繁忙景象。”卡米耶、马德莱娜、玛格丽特和索菲为表兄弟们的造访而匆忙地准备着。“她们往来穿梭，一会儿楼上，一会儿楼下，一路小跑地通过走廊，她们雀跃着，欢笑着，喊叫着，彼此推搡着。”万事俱备，只等小伙子们的到来——她们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庄园里给小伙子们准备的休息室也在恭候着他们的来临。花束布置停当后，准备工作即大功告成，而塞居尔的伯爵夫人在1859年所作的小说《假日》也就此开始了。
此次拜访的时间恰逢暑假。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们聚集在一起，姑娘们等候着小伙子们。作为真正的女主人，她们事必躬亲，包括花束的摆放这样的细节，以确保她们的表兄弟们能受到恰如其分的欢迎。她们流露出的情感标志着此事的重要，她们竭力履行着身为女人的义务，因为总的说来，对私人场合的布置安排正是女人的职责。
假日的欢乐不仅表现在空间场所上，而且也体现在时间跨度的构建之中。当孩子们团聚在一处时，总是通过回忆过去，比如此前的夏日中发生的事情来彼此问候：
“我们肯定还会做许多蠢事的，就像两年前一样。”
“你还记得我们捉的那些蝴蝶吗？”
“还有那些我们没捉到的？”
“还有那个可怜的癞蛤蟆。”
“还有那只小鸟。”
“啊！我们将会度过多么美妙的一段时光呀！”他们大声呼喊着，彼此进行第20次的拥抱。以过去时态（未完成时）叙说的回忆立刻就为未来搭建起了舞台。这是一份允诺，也是一份保证。
当过去未完成的东西由于时间的不可逆转而永不再来时，对过去的哀叹也就变成了浪漫的过去未完成时。
但是幸福可以在记忆中永葆鲜活，而未达成的东西则积聚成可以阐释现在的令人欢愉的纪念品。现在的一切不仅可能得以承受，而且有了记忆的滋养，还可以在将来探询今时得到的极致；飞逝的幸福时光，在时间的涓流中汇聚在一起，转化成持久不息的丰盈果实。
据此观点，孩子们是非常重要的。必须确保他们的幸福，以使他们能够拥有资本积累，留下足够令人欢愉的纪念。同时，成|人们也在他们的孩子尚小之时积聚一笔不可替代的记忆的财富。
日常生活的细节在本质上是平淡无奇的，但如果将构成它的琐细时刻转化成附着感伤意义的仪式，它的实际价值就会呈现出来。一个定期将家庭成员召集到餐桌旁的家庭主妇，有资格被任命为幸福的掌管者。她设定了私人生活的韵律节奏，建立起一种规律性，并指挥了整个演出。
在中产阶级的生活空间中，重复并不意味着例行公事的乏味。它被仪式化了，并且这种仪式将会持续到以后。事前，是等候和做准备；事后，是做评述和重温整个经过。欢乐存在于对一天中那些犹如标点符号的各个时刻的期望。仪式化将有价值的幸福和事件结合在了一起，而事件本身也注定要成为一件纪念品。
记忆如同资金一样被储存起来，再像在银行存折上一般被一一记录下来。阿方斯?都德（法国小说家，译注）女士使用了“女性的年表”这样一个短语来描述那些作为纪念物而被女性们加以组合、收藏的日常用品。一个女人可能会把她用破了的手套还有旧衣服收藏起来；而小姐和年轻的姑娘们会用散文、诗歌还有画作等其他的纪念物形式来装饰她们的“纪念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对于回忆的渴望（2）
1836年摄影术的发明为一种新式纪念册奠定了发展基础。1850年后，摄影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而“照片”这种简洁的方式直到1876年才出现。油画人物肖像可以超越时间范畴，在艺术的不朽中来描画所要表达的主题；而照片则保藏了稍纵即逝的瞬间。照片不仅是可以刺激起回忆的纪念品，汇集在相册之中，而且照片上的景象还透射着时光的章节，让孩子们的成长和历经了婚姻、生育、洗礼的家庭成为永恒。
在对布瓦洛家族的研究中，卡罗利娜?考塔尔德－洛伊莱特发现了3本相册，其中包括1860年到1890年间拍摄的约40帧照片。这些照片是记者们送给布瓦洛家族的人的。玛丽?布瓦洛从她的表兄妹们那里收到了几封信，信中答应寄给她一些近来拍摄的他们自己和家人的照片。通过这些相片，我们可以追寻到一个生命个体从7岁时的洗礼到青春期，然后经过婚姻到成|人，再成为父母，直至最终到老年的整个轨迹。这项社会实践提供了“一个家族网络规模的具体证据”。当玛丽的女儿们在1901年结婚时，她把她们的照片送给了其他的家族成员。1910年以后，摄影已成为了很普通的事情。在1912年到1914年间，玛丽的丈夫欧仁拍摄的照片装满了16本相册。
私人日记也起着记忆存储仓库的作用。加布里埃尔?拉奎因是一位来自格勒诺布尔（法国东南部城市，译注）的年轻的中产阶级妇女，她在1890年7月，当她16岁半的时候开始记日记，“从现在开始，过了许多年后，我或许会很高兴地重读这些开始于年少而又欢快的时段的描述（7月12日）。”10月30日，她再次表达了同样的情绪：“以后，等我很老时，重读这些日记将会让我感到很愉快，在时光的镜子中看看过去的我是个什么样儿。”
不久以后，她的日记成为了一本参考书。在写日记的过程中，她也在创造她自己的历史。通过记录下介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现在，她构建着自己的生活。“现在”在这些书页中明显是最少的，它已被即刻转化成了过去，转化成了一个参照物。
加布里埃尔的未来是由诸多的梦想构成的，这些梦想都与她和她28岁的表兄路易斯?贝洛尔的婚姻有关。1891年10月3日，那些梦想终于成真，但她仍继续怀着敬意将自己置身于过去（“噢！我是多么幸福！我终生的梦想在一个月零三天前实现了。”）和未来（“是的，我当然还有渴望得到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宝贝。1892年会是我体验成为母亲的欢乐的一年吗？”）之间。她的日记在此处戛然而止，这正是这位年轻女性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她的日记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对她的个人情感进行秘密观察的处所。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日记使她记录下了时光的章节，通过将她的现在和时间的溪流相链接，她书写出了自己生命的历史。
20年后，加布里埃尔的大女儿勒内?贝洛尔，在一本学生用的笔记本上开始了她的日记。日记中现存的最早的开始日期是1905年，那时勒内13岁，但是从她在1910年3月9日所写的日记内容判断，她开始做记录的时间要远比这个时间早，在她日记的第500页写道：“500！它们还在增长！没错，从我开始时算起马上就要满8年了。”这一切都开始于一本书，“我们都在比索埃过基督教的诸圣日（11月1日，译注），聚在饭厅的炉火旁……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好，就在书架上随手翻看，在那里我发现了拉马丁的《我母亲的手稿》。从那一刻起，我决定记我自己的日记。” 最好的txt
对于回忆的渴望（3）
私人日记可以提供有关日记作者本人生活的无法估量价值的细节。它们之所以能引发我们的兴趣，是因为其中向我们讲述了有关标记时光片断的渴望。家庭成员间经常往来的信件也激发起同样的渴望。玛丽和欧仁?布瓦洛在1873年到1920年间收到了11000封信件，主要是他们的孩子和其他家族成员寄来的。信件中传达的信息包括孩子、家庭事务、参观游览，最重要的就是亲属们的健康，但在深层次的私人感情方面却几乎是空白。通信起到了礼仪性的功能：它是家族成员之间情感相连的确实证据。信件的价值并不像其往来的规律性所表现出的那么大。
人们可以从所谓的“生日书籍”中看到这种标记时光章节渴望的最纯粹形式。它最初出现在英国，后来是法国。1892年，出版商保罗?奥伦多尔夫出版了一本被他命名为《维克多?雨果文选》的书，在此书的序言中，他评论道，英国的生日书籍通常都是拜伦和莎士比亚作品的选集，而他选择了雨果，以表达他对法国民族诗人的敬意。书中每一页正面（即右边）的书页都是空白的，只指示出了月日，而反面（即左边）的书页则印有雨果作品的摘引。
生日书籍有三种不同的用途。首先，可以通过诗人与之相应的思想来评说生日。第二，人们可以对诗人的诗句加以评论（或是让一个朋友来评论）。第三，这种书可以当作日记本使用；对女性而言这是它最主要的用途。
我手头就有一本生日书籍，是一本《维克多?雨果文选》，它曾经的主人是沙托堡的克莱尔。在她生命中的不同阶段，克莱尔以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本书。有时，她记录下重要的日期和生日；有时，一般是生活中有了重要的事件时，比如在订婚或是她去俄罗斯旅行时，她会详细记录下某些日子中发生的事情，就如同记日记一样。她这本小书中的手写文字非常之小，有时几乎难以辨认，在一位古董商的手中经过加工才得以重放光彩。有了这本书，我们可以研究这位女性的生活，她希望自己能够幸免湮没于茫茫人海之中。
克莱尔的生日是9月1日，年份约是1870年。第一次领受圣餐是在1880年。她有时住在巴黎的瓦格莱姆大街，有时住在瑞士蒙特勒的日内瓦湖沿岸，她的家族在那里拥有一座庄园，这座庄园在1896年5月30日被卖掉了，此后，克莱尔和她的父母搬到了一幢租来的别墅中。作为一位小姐，克莱尔的生活中充斥着社交舞会和悠闲的漫步，但对她来说，比其他事情都更为重要的是音乐。她生命中的Ｇao潮出现在1899年去俄罗斯旅行时；她的父亲在1900年8月17日病倒，随后去世；她在1902年2月订婚，同年4月份嫁给埃德蒙；而她的儿子阿尔贝在1903年1月11日诞生。
这本生日书籍的几处评论显示出了克莱尔和她丈夫之间那种挚爱的关系。在1902年4月6日，也就是他们婚后的第一天，她写道：“美好的日子。埃德蒙和我乘四轮马车前往磨粉厂，然后经过当皮埃尔和卢瓦尔码头安全返回。真有趣……我很开心。山楂树开花了。”同年5月15日她的记述是这样的：“医生告诉我，我可以期待小宝宝的问世了。当然，我有了所有怀孕的症状！我非常高兴，埃德蒙也是！他说他更爱我了！而我也感觉到他的爱在与日俱增！”8月6日，“我所期盼的可爱的小宝贝，正把我们俩越来越紧密地牵引到一处。”然后，她和她的弟媳一起动身前往保陵根；从8月10日到8月17日，埃德蒙在那里与这两个女人会合。
阿尔贝出生于1903年的1月11日，是个星期天，然后在2月15日进行了洗礼。此后，书中的记录就不那么频繁了。9月23日，我们读到:“我和巴贝尔（即阿尔贝）还有努努一起离开卢湾涅前往巴黎和索米尔，我们期待在那里遇到埃德蒙。”11月26日，阿尔贝冒出了第一颗牙，第二颗牙是在12月11日长出的。1904年2月22日，这个13个半月大的孩子在索米尔照了一张相片。6月19日，“巴贝尔走得越来越好了。带着他和埃德蒙一起去了倍雷池塘。美妙的一天。”1905年5月6日，“巴贝尔、路希和我返回了索米尔。埃德蒙很好，他很高兴分别一个星期后再见到我。奶奶和兄弟姐妹们见到巴贝尔都很高兴，他状况很好，他才两岁零三个月，能走得这么好真是太棒了。真有趣！他爸爸简直都为他而疯狂了！”日记从这里跳跃到了1910年，克莱尔在12月8日把她的儿子带到了蒙特勒。12月25日，“非常漂亮的圣诞树。”12月31日，“所有人都乘平底雪橇进行了滑行。完美的一天。拍了照片。阿尔贝和菲尔蒂一起滑了雪橇。”
最后部分的记录标注的日期已是战后了。我们在1918年12月17日的日记中发现：“一切都好——与母亲、玛丽和阿尔贝一起度过了冬天。”在随后一年的8月29日，“1919年，巴黎。在巴黎过冬。”
克莱尔的生日书籍是探询私人生活时间问题的一个理想源头。躺在床上，阅读着她的一生，这本书清晰地标识出了一个人从诞生到进入社会这一生命历程中的主要转折点：第一次圣餐仪式；由舞会、远足和娱乐构筑起的青春期；订婚；结婚；然后是分娩和孩子的洗礼，生命的脚步也随之踏上了抚养教育孩子的路途。我们也充分了解到了一年中不同时间段的重要性，通常以宗教节日来作标记，尤其是圣诞节和复活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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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中、晚（1）
19世纪时到处都是教你如何拥有正确行为举止的手册，一天的流程在这些手册中被清清楚楚地一一列出。这些手册不断以新的版本或改编形式反复印刷。只举两个例子，帕里塞女士1821年的《家庭主妇手册》被塞那尔女士修改并于1913年以新的名称重新印刷出版；而加康－迪富尔女士著的《家庭主妇完全手册》或称《完美主妇》在1826年首次出现后，又连续多次再版。
这些指南随着都市化的进程而发展变化。在19世纪的上半叶，为家庭主妇提供的指南有两种，一种是专为巴黎的都市女性准备的，另一种是面向乡村的。一点一点地，这些书籍逐渐将目标锁定在城市女性身上，对于居住在农村的那些妇女来说，为她们准备的内容仅仅是书后的一个附录而已。就连那些附录也逐渐缩水，直至完全消失，只留下城市生活作为唯一的模式，乡村只不过被视作一个度假的所在。
这些家庭主妇手册继承了前一个世纪家务书籍的传统，它们强调女性作为家务管理者在经济上的合理性。这类书籍的流行也预示着一种需要：发明一种全新的、完全私人化的生活方式和一种新的、以家庭派系为中心的欢乐形式。为了享受这种快乐，家庭主妇就不得不学习如何以合理的方式来分配时间和理财，而这些新出版的手册正可以教会她们所需要知道的东西，以将她的生活组织得井井有条。书中也描述了各种不同的礼仪以及家庭中不同成员在其中所应扮演的角色。
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家庭主妇，她不仅要负责组织安排全家用餐这一类的仪式，还要负责拜访、接待和其他构成家庭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社交场合的一切事务。她的义务就是管理好各项家务杂事，方式还要恰当，比如要使整个家庭的康乐安宁得以最大化，而其丈夫又是重中之重。
对于男人们来说，时间只是指公众生活中的时间。一个男人的时间表是以他的公务活动为准来进行安排的。在社会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很少会有男人游手好闲，因此也就不可能以他们喜欢的那种方式来安排时日。尽管在1828年出版了一本教导时尚的城镇男人们如何利用闲散时间的书籍，但那个世纪日益发展的针对男性的出版物更主要的部分却是职业指南。单单依靠私人收入来过活的人越来越少。
对于那些在外劳累不堪的男人来说，家就是他们休息的天堂，可能做的事都做到了，就为了使这个天堂成为一处温馨的所在。房屋就是个巢|茓，一个时间凝固了的地方。不止是小小的巢|茓被理想化了，连身为它的女主人的女性也被理想化了。宛若仙女一般，人们期望她能不费吹灰之力即将一切做得尽善尽美。“就如同歌剧舞台上的机械师，她控制着每一件发生的事，但却没有人看见她的辛勤劳作。”
作为家庭事务的主管，时间表是女主人不可或缺的工具，她要求她的仆人们遵守它，而她自己也必须小心翼翼地恪守时间表的要求。规律性是分配时间的基本法则，它随着礼仪的兴起而开始。从理论上讲，女主人应该是早上第一个起床、晚上最后一个上床的人。广受推崇的观点是，夏季时她应该在6点半或7点钟起床，冬天则是7点半或8点钟。从睁开眼睛那一刻起，女主人就必须擦亮双眼时刻洞悉一切问题。即便是女仆为孩子们洗衣服或穿衣服以及为他们准备早餐，也必须确保孩子们在去上学之前始终在他们母亲的视线之内。
早、中、晚（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