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记载的看法，异人还是个孩子时，他的母亲夏姬失宠了。于是，这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孩子，作为秦国远交近攻战略的一部分，被派到赵国充当人质。那年，他只有十五岁。
提起人质，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头戴面罩的暴徒、高举着的炸弹、微型冲锋枪和在暴徒面前瑟索发抖的人们。这种情形令人揪心，表示着人类的堕落，与我国战国时代的人质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战国时代的人质，是一种级别很高的外交行动，代表着国家关系中的某种承诺，一般情况下，只有嫡系的王室成员才能充任。其作用很像我们今天国际贸易中那种不可撤销和不可分割的信用证。只不过这种信用证是由人体构成的。
当吕不韦把异人视为奇货时，他已经在赵国首都邯郸度过了五年粗衣恶食、相当困窘的生活。这种情形无疑显示了秦国当政者没有人拿异人当回事儿，并招致赵国漠视的程度。对此，司马迁在他那不朽的《史记》中一字千钧地描述道：“秦数攻赵，赵不甚礼。”——秦国本来与赵国修好，并把异人派去做这种修好的信用证；然而却一再攻击赵国，使赵国对异人“不甚礼”。异人很不受礼遇，日子大约很不好过。（《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
吕不韦的到来，使异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显示出一个人的眼光、谋略与手段在我国可以令事情出现多么巨大的改变；进而，在我国，让人们对于在不可能中创造奇迹这一点，可以充满信心。
此时，异人的祖父秦昭王已经在位四十多年，龙钟老矣，去日无多；异人的父亲太子安国君嬴柱所最宠爱的华阳夫人偏偏没有儿子；因此，在二十三个儿子中，嬴柱还没有选定自己的继承人。也就是说，在二十三个王孙中，还没有确立谁是王太孙。
吕不韦的投资计划是：首先包装异人，使这位落魄的秦王孙有能力结交赵国的重臣名流，并成为具有贤德慈善名声的明星。
为此，他来到赵国首都邯郸(今天的河北省邯郸市)，一次性到位资金五百金，赠送给了异人。当时的情形颇具戏剧性。司马迁极为传神地记载说——
吕不韦见到异人，说：“我能光大您的事业门庭。”异人笑着回答：“您老先生先光大了自己，再来光大我吧。”吕不韦严肃地说：“您有所不知。我的事业只有靠您的事业做大了才能做大。”异人也严肃起来：“即便如此，可怎么办呢？”吕不韦说：“您穷，又是人质，我们必须要有所奉献，方能打通您的亲友和各路好汉。我虽然也穷，不过准备拿出一千金来为您效力，让您成为秦国未来的主人。”异人心潮激荡，“乃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他跪下磕着头，对吕不韦说：“若果真能像您说的那样，我要把秦国分成两半，与您共同分享之。”
吕不韦很客气，一次就敢甩出一千金还称自己是穷人。事实上，这已经称得上是出手豪阔了。须知，在当时这可不是一笔小钱。按照并不精确的购买力折价计算，这笔钱大约超过了今天的二百万元人民币。
中国曾经被这样拿下(2)
吕不韦将五百金交给异人，用这笔钱的五分之二即二百金，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四十万元人民币的样子，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公益慈善活动：在饱受战乱与灾荒之苦的赵国首都邯郸办了一个施粥厂，向贫苦百姓免费发放食品。可以想见，此举立即轰动朝野，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并使他的名声越过赵国国界，迅速传遍了齐、楚、燕、秦、赵、魏、韩诸国。一时间，公卿重臣社会名流络绎不绝地前来拜访他，赵国最有权势和威望的平原君也成了他的好朋友。
平原君与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一道，被称为战国四公子。平原君曾经在赵国的生死存亡关头发生过重要作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成语——毛遂自荐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位平原君和他的门客毛遂身上。在未来的岁月里，正是这位平原君——赵国国王的弟弟，在紧要关头施以援手，方才使我们的异人免遭杀身之祸，从而在我国天下一统的事业中也间接地发挥了作用。
根据记载与公认的看法，吕不韦到位的第二笔投资，则是将自己已经怀孕的情人赵姬送给了异人。
吕不韦与异人深相结交之后，把他请到自己的寓所喝酒。在那里，年方二十岁出头又刚刚摆脱了压抑的异人第一次见到了赵姬。他惊为天人，不能自已，借着敬酒的由头，请求吕不韦割爱。据说，吕不韦起初很恼火，但最后毕竟是割爱了。
这位赵姬的来历十分可疑。一种说法认为她是赵国一位豪富的千金。另一种则认为她是个舞女，相当于今天档次较高的三陪女。从她怀着孕尚可以被吕不韦送给别人这一点判断，她的出身为后一种似乎更加可信，否则，吕不韦所要突破的障碍和需要承担的风险可就太大了。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位精通琴棋歌舞的女子，美丽而妩媚，使异人从看见她的第一眼起便迷恋不已。这种迷恋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则是他自己、吕不韦、秦王国乃至中国的历史。
吕不韦投资的第三个步骤，则是用那一千金中的另外五百金购置珍玩异物，携带着来到秦国首都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他拜会了华阳夫人的姐姐云仙夫人，这是一位孀居在家的青年贵族寡妇，具有十足成熟男人味道的吕不韦很快就使自己成了她的亲密朋友。吕不韦向她讲述了异人对于祖国、对于华阳夫人、对于父亲和祖父的无限尊崇与日夜思念。吕不韦充分肯定了两位夫人的美貌；不过，他提醒夫人：在帝王面前，美貌很难长久依靠。进而又指出：如果华阳夫人把异人收为儿子，如果异人能够成为王太孙，那么，这位既具有贤德慈善的名声，又尊敬和爱戴夫人的未来国王，可能是夫人长保富贵的最好保障。
吕不韦以异人的名义，向云仙夫人、华阳夫人、太子安国君、秦昭王及能够亲近他们的人士，赠送了一批珍奇的礼物。这是一批价值不菲、按照购买力折算相当于今天至少百万元以上人民币的礼物。这批礼物，使所有接受者坚定地相信了吕不韦虚构的一切，并迅速作出了完全符合吕不韦愿望的决定。他们真诚地认为：自己为秦国选择了一位优秀的王位继承人。从此后的情况判断，他们的确没有错。
公元前259年正月，秦王孙异人的爱姬赵姬生下一子，取名赵政。
三年后，异人化装成吕不韦的随从逃离赵国，回到咸阳，再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安国君嬴柱和华阳夫人。
这位华阳夫人是楚国人氏。异人去见她时，吕不韦给他穿上了全套地道的楚国服饰，令夫人一见之下，十分喜悦，遂正式将他确认为自己的嫡子，并更名为子楚。我们早就已经知道，异人能够成为子楚，吕不韦居功甚伟，原因不仅仅是那一套楚国服装。当时，秦赵两国一度交恶，赵国曾经有人提议要杀掉异人。就是这一次，平原君为他讲了几句好话，使他得以逃脱厄运。据说，风云紧急之际，又是吕不韦拿出六百金，买通了城门守卫部队负责人等，他们睁只眼闭只眼，异人方才能够顺利脱逃。
而赵姬则带着儿子赵政隐居赵国民间。又过了三年，秦赵两国修好，仲秋时节，赵国将赵姬呣子礼送回了秦国。
阔别三年的一家人团聚了。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三年里，我们的子楚已经拥有了十位王妃，这十位王妃一口气为他生了二十几位儿女。尽管如此，他仍然迷恋赵姬，将她立为正夫人，将已经六岁的赵政改名嬴政，立为继承人。
幸好当时没有DNA亲子鉴定技术，否则，他或许会很容易发现：这个孩子其实应该叫吕政。那样，中国未来的历史肯定将会是另一番景像。
同样，没有这项技术的鉴定，对于我们也是一个不幸：我们仅仅是根据正史的记载与公认的看法，人云亦云，将嬴政认作吕不韦的儿子。
事实上这里有一个绝大的漏洞：那就是按照这些说法，嬴政在她母亲的肚子里足足呆了十二个月才出世。但人们认为这并不有违常识，因为他是真龙天子。
我们知道太多古今中外政治家及其御用文人装神弄鬼的故事了；我们也知道：仇恨、偏见、爱情、利害的计算、政治的需要以及焦虑等种种心理障碍，常常会使我们的认识偏离事实本身。这一情形对于古代人同样适用。因此，任何人当然都有理由对这些正式的记载与公认的看法表示怀疑了。
中国曾经被这样拿下(3)
公元前251年秋，秦昭王死，在位五十六年，享年七十岁。太子安国君嬴柱即位，是为秦孝文王；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姬为太子正夫人；封吕不韦为太傅，采邑一万户。
仅仅一年，秦孝文王死，太子子楚即位，是为秦庄襄王。拜吕不韦为相。
子楚当然不应该忘记吕不韦。没有吕不韦，就没有他的今天。子楚是秦孝文王元年十月，即公元前250年11月继承王位的，转过年来，即庄襄王元年初，秦王子楚便任命吕不韦为相国。我们知道，这已经是国君以下最高的行政长官了。
当此时，在黄河边上苟延残喘的东周天子，觉得近年来秦国国王几经更替，有机可乘，遂联合诸侯进攻秦国。秦王子楚派相国吕不韦迎战。昔日的商人，居然在此时又表现出了军事才能。吕不韦似乎没费什么力气便打散了诸侯联军，灭亡了东周，将东周天子已经被诸侯瓜分得惨不忍睹的那一点领土全部归入了秦国版图。然后，把洛阳附近一个叫“阳人”的小邑留给了东周天子，让他在那里建祖庙祭祀祖先。从此，那名义上一息尚存的周朝，断了最后一口气。
随后，秦王子楚封吕不韦为文信侯，这是当时秦国封赏的最高贵族爵位。同时，封给他大批“属邑”，就是领地。包括吕不韦刚刚从周天子手里夺过来的河南和洛阳，共十万户。这里所说的河南，是当时洛阳附近的一处地名，并非今天的河南省。从当时的情形判断，子楚的举动慷慨到了罕见的程度。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理解成他是在履行自己当年与吕不韦分享秦国的诺言。
又过了三年，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子楚死，秦王嬴政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时年十三岁。
这个十三岁的少年，从父亲手中继承下来的，是战国七雄中最强大、而且力量还在不断增长着的一个国家。这时秦国的疆界，早已不是那偏居在中国西北角上，不引人注意的“戎狄之邦”了——
在南方，秦国兼并了巴（今四川省东部、湖北省西部）、蜀（四川省西部北部）、汉中（陕西省南部）、宛（湖北省南阳）、郢（湖北省江陵），并且还在那里设置了南郡；
在北方，秦国已经拥有上郡（今陕西省北部及邻近的内蒙古地区）、河东（山西省南部）、太原（山西省北部）、上党（在山西省南部）等郡；
在东方，秦国的领土到达荥阳（在河南省郑州附近），灭亡东周以后，在那里设置了三川郡（河南省黄河以南部分地区）。
就是说，秦国从他的邻国韩、魏、赵、楚等国蚕食了大量的土地。这时的秦国领土，已经几倍于几年以前了。这些后扩展的地区，在当时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就为秦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秦国拥有如狼似虎的强大军队，拥有一大批足智多谋的文臣武将。而他们的领袖，则是七国中最年轻、最有才干、最为雄心勃勃的国王。
此时的秦国，也同这位少年国王一样，如日中天，蒸蒸日上。
四年之间，秦国死掉了三位国王。此时，吕不韦已经在秦国相位上执政三年多了。没有资料可以证明，这三位国王的死与他身居相位有关。但有证据显示，年仅三十岁便已成为寡妇的王太后赵姬，又回到了他的身边；或者说，是吕不韦又回到了王太后的身边。他们恢复了几乎是半公开的情人关系。
由于国王年幼，此时王太后与吕不韦共同摄政。年轻美丽的王太后，几乎每天都将吕不韦召到自己的寝宫甘泉宫中，商谈国是。这种商谈常常通宵达旦。
至此，商人吕不韦胜利完成了他的投资计划，并获取了N倍的利润。从纯粹商业的角度考察，这真是一次完美的投资范例，其成功登峰造极：
——这位珠宝商用了相当于今天大约不到一百万美元的投资，将自己变成了战国七雄中最强大国家的首相，封文信侯，他的采邑是洛阳十万户，加上蓝田十二县，再加上燕国所封的河间十城，他门客三千，奴仆逾万，一时富贵冠天下；
——他将自己心爱的女人变成了这个国家的王太后，并使她在三十岁时重新成为自己的情人；
——他将可能是他自己儿子的人变成了国王，并在他打下的基础之上成为了中国第一位皇帝。这位未来的皇帝称呼他“仲父”，就是“第二父亲”或“次于父亲的父亲”。
面对这样的成功，想必任何一位竞选或帮助竞选美国总统的人士，都会由衷地心生敬意与妒意。
就在吕不韦登上秦国相位的那一年——公元前250年，李冰出任秦国蜀郡太守，开始了即便在今天看来都堪称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这一工程可能是在吕不韦主持秦国国政期间完成的，使饱受洪涝灾害的成都平原当时就已经成为天府之国。秦国之所以连年征战而粮饷不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天府之国这个大粮仓。
而吕不韦则在他执政的十三年间，主持修建了造福秦国的又一项伟大水利工程——郑国渠。
这条渠的设计者与建造者名叫郑国，是秦国的敌人韩国派来的间谍。派他来的人赋予他的使命是：用修这条渠的浩大工程，消耗秦国的人力、财力、物力、国力，减轻秦国对韩国的压力。当然，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能争取拖垮它。由此可知，这大约是全世界古往今来最为奇妙的一次敌对行动。
中国曾经被这样拿下(4)
吕不韦知道郑国的身份和使命后，仍然继续任命他为工程总设计师兼总工程师，并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这个具有很高科技含量的工程。工程完工后，秦国甚至下令将这条水渠命名为“郑国渠”。这条渠沟通了泾水与洛河，长达三百多里，浇灌面积达四万多顷。工程完工后，四百多万亩土地旱涝保收，亩产最高者达到六石四斗，远远超出当时的平均水平，甚至放到今天都不算低。就此，八百里秦川立即物产丰饶，变成了旱涝保收的第二个大粮仓，也就是第二个天府之国。
为此，秦国国力迅速强盛。秦、韩两国则在这场角力中高下立见。
在投资获利千万倍以至接近无穷大的同时，这位商人兼投资家还主持编撰了《吕氏春秋》，赚取了长达两千多年的思想家的名声。
吕不韦为什么要组织创作这样一部书呢？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他是想与战国四公子争强，才写这部书的。但是，这只能说是原因的一部分。我们看看《吕氏春秋》中表达的一些观点，就可以知道大概了：
“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见《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孝行》）意思是说：统治天下，治理国家，一定要先做根本的事情，而把不重要的事情放在后面。
“凡治乱存亡，安危强弱，必有其遇，然后可成。”（《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长攻》）意思是：但凡治乱，存亡，安危，强弱，一定要在某种适宜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
“贤主愈大愈惧，愈强愈恐……故贤主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吕氏春秋·慎大览第三·慎大》）意为好的君主，事情做得越大越谨慎小心，力量越强越戒慎戒惧……所以，好的君主在平安的时候，会考虑到危险的时候；在顺利的时候，会想到不顺利的时候；在得到了什么的时候，就会想到还会失去什么。
“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吕氏春秋·离俗览第七·用民》）即：治理百姓，首要的还是要靠道义，其次是奖励和处罚。
不必再多举例子了。这部洋洋洒洒的巨著，恐怕并不是一般的杂家之言，在一定程度上，它很有可能是吕不韦站在国家治理的角度上，为他可能的儿子嬴政准备的教材。
从以后的发展判断，秦始皇显然没有按照“仲父”吕不韦教他的治国思想去做。
后来，这部《吕氏春秋》被看成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杂家的代表作。至少，在他死后2238年后，在当时被称为齐、楚、燕、秦、赵、魏、韩诸国的土地上，这本书中的两个章节——《慎大览·察今》和《慎行论·察传》，仍然被编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立高中的课本。
考察吕不韦十三年秦国首相生涯，我们的确很难在他的治国行为中找到为非作歹的证据。相反，他倒是一直小心翼翼地试图避免伤害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王太后与他的国王儿子。
假如不是他那位可能流淌着商人与舞女混合血液的国王儿子，一定要置他于死地的话，这段故事本来应该是一幕绝妙的历史喜剧。可惜，我们看到的结局却是悲惨的。
吕不韦死后，声名狼藉，成了野心家与阴谋家的代名词。
事实上，这也许并不公正。
与发生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官场中的野心与阴谋比较，吕不韦所做的一切，并不令人特别感到恶心而不可接受。
士农工商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崇本抑末重农轻商则是我们帝国悠久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传统，这套制度与传统极为坚强有效地统治着中国人的头脑，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见到其遗存。或许仅仅因为吕不韦卑贱的商人出身，才在自命高贵又掌握着话语权的士大夫们眼中，显得特别不可原谅。事实上，若以今天的眼光回望过去，吕不韦的成功与失败意味极为深长，个中含义历两千多年可能都还没有被国人品味清楚。
另外一个相当私人化的解释则是：或许由于秦始皇的存在，中国人从此丧失了吕不韦那样天生的宏大幽默感，与喜剧大师、投资大师般的才能，使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都或多或少沾染上了某种黑色幽默的色彩。
随着岁月的流逝，吕不韦越来越刻骨铭心地感受着双重的痛苦：
一方面，秦王嬴政已经从懵懂少年成长为雄心勃勃的青年帝王，日益显示出冷酷精明的才干。
就在几年前，他满怀敌意的异母弟弟成峤——一位具有正统秦王室血统的十七岁王子，在一位勇敢、正直、能征惯战且具有侠义心肠的将军樊于期的辅佐下，发动了一次不成功的叛乱。这位将军后来逃到燕国，他就是为了达到接近、取信、最后刺杀秦王嬴政的目的，而宁愿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交给荆轲的那位好汉。他们发布公告，揭露嬴政、吕不韦与王太后之间的秘密，号召人民起来推翻篡位者。
叛乱虽然平息了，公告则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嬴政不可能无视这一奇耻大辱。尽管这位青年帝王在读到那份公告的当时没有任何表示。然而，这才更加可怕。随着他的长大，国王亲政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吕不韦分明在他阴鸷的眼中读出了血腥的信息。
另一方面，王太后则完全无视这残酷的现实。正当盛年的王太后，美丽、成熟而情感丰富，每天都在满怀喜悦地焦灼期待着爱人的到来。
中国曾经被这样拿下(5)
而这位肩负治理国家重担的情郎，已经将近六十岁了。他可能时时刻刻都在咀嚼着身心交瘁的苦涩与羞辱，不得不费尽心机地逃避心爱女人的召唤。最后，这位商业天才想出了一个愚蠢的主意来对付这道无解的方程，从而彻底断送了自己的事业与生命，也葬送了王太后的幸福。
秦国有一个叫ND267＊ND271５募一铮强壮而善讨女子欢心。根据伟大历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这是一个大阴人，即长着特大号生植器官并有极强性能力的人。在一次叫做“纵倡乐”的、相当于现代狂欢节的日子里，此人把一个桐木做成的车轮套在自己的棒棒上，转动着在街上飞跑，一时轰动了帝国的首都。如果不从下流处着眼的话，这个故事十分有趣，至少表明中国人曾经有过活得相当舒展的年代，并不是从来就像现在这样庄重严肃、假模假式。吕不韦为他施行了一次虚假的外科手术；然后，宣称此人已被阉割；然后，将他送进王太后的寝宫做宦官。
不久，王太后怀孕了。于是，他们借口辟邪，离开京城前往王国故宫所在地雍城，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凤翔县附近。随后，在两年多无忧无虑的夫妻生活里，他们秘密生育了两个孩子，假宦官还由于代王养母的功绩被秦王嬴政晋封为侯爵——长信侯。
公元前238年春天，一颗巨大而明亮的彗星飞临帝国的京城。甚至在白天，人们都能看到它那不祥的大尾巴。灾难的预兆搅得人心惶惶，人们祈祷灾难不要降临。然而，灾难还是降临了。
这一年是秦王政九年。国王已经二十三岁了。按照仲父吕不韦的承诺，嬴政应该在这一年正式执掌君王大权。国家规定：他需要先在雍城的王国故宫拜祭天地、鬼神、祖先，行加冕礼，最后才能正式掌握君主权柄。
雍城，这里是秦国最早的首都，秦国历史早期很多精彩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这里。比如申包胥哭秦廷，就发生在这里的大郑宫门前。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506年。当时，曾经一夜愁白了头发的伍子胥辅佐吴王，发奇兵长驱直入地打下楚国首都，成为我们所知的最早的闪电战范例。伍子胥为报杀父之仇，掘开楚平王坟墓的故事就发生在此时，就此给中国文化留下了一个成语，叫做“鞭尸三百”。楚国大夫申包胥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来到秦国首都，站在这个宫殿的门前，痛哭七天七夜，终于感动了秦国君臣，发援兵打败吴军，救下了楚国。
公元前350年，秦国将国都从雍城迁到了咸阳。但是，秦国政府规定，凡是遇到祭祀天地、鬼神、祖先等大礼仪时，必须到国家的故都王宫去举行，其作用很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天坛、祈年殿与圜丘。
一切都顺利完成了。
在青年国王正式下达的几项命令中，有一项是立即任命两位首相，帮助他管理帝国的军事事务，这项命令显然旨在剥夺仲父吕不韦的权力；另外一项命令则是全国放假五天，立即进入“纵倡乐”即狂欢节状态。
中国人有一句古老的格言：物极必反。说的是做事情不要极端，否则会乐极生悲。狂欢节的第五天，一个无赖显示出了之所以被称为无赖的行径：
ND267＊ND271２渭恿艘淮尉坪缶鄱模他赌输了之后，却以暴力拒绝向另一位帝国官员支付输掉的赌债，并在狂怒之中宣布了一个并非众所周知的事实：即他是王太后事实上的丈夫、刚刚行过加冕礼的国王的父亲。赢了钱，却拿不到手，还惨遭殴打的帝国官员惊恐地逃离现场，却迎头撞上了路过此地的国王。一切都无法隐瞒了。国王不动声色地返回王宫，火速调动军队前来包围这座城市。
夜里，慌乱中的假宦官发动了一场叛乱：他声称，有人假扮国王混进了王宫，企图谋害国王，他奉王太后之命包围王宫，捉拿坏蛋。近万不明真相的人跟随他包围了王宫。这些乌合之众遭遇到国王卫队的顽强抵抗。到第二天中午，留在咸阳的仲父吕不韦派来的轻骑兵近卫队赶到了，在国王一百万钱的重赏之下，人们很快平息叛乱，捉住了这个家伙。
ND267＊ND271１怀盗巡⒚鹁抛濉３盗丫褪怯梦辶韭沓捣直鹚ㄗ∪说耐贰⑺手、双脚，向五个方向将人活撕成五块。
两个孩子被装在口袋中乱棍打死。
所有参加叛乱的被俘者全部被斩首。
王太后被打入冷宫，不许离开宫门一步。
吕不韦被撤职，在家闭门思过。
秦王政十年十月，即公元前238年11月，嬴政宣布免去吕不韦相国的职务；一年后，他被送往自己的封地河南洛阳。又过了三年，在洛阳的家中，他收到了秦王嬴政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居然受封河南十万户！你与秦国有什么亲缘？居然号称仲父！带上你的家属迁到蜀地去住吧。”
蜀地当时是秦国流放罪犯的边远之地。
这显然是一封索命书。
两天之后，吕不韦喝毒酒自尽了。时为公元前235年。时年六十五岁。
六年后，早已迁回甘泉宫的王太后赵姬，孤独而平静地死去，时年约四十五岁。时为公元前229年。
这一年，距秦始皇统一中国还有八年时间。
中
以今天的眼光回望过去，我们会发现，科学技术使世界真的变得很小很小。而在这小小环球之上，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这样一个多极世界间的纵横捭阖，与秦王嬴政所处的合纵连横的战国时代，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以今天美国动不动就大打出手，再以美、欧、中、日、俄诸国间的外交风云，我们大约可以略微想像得到当年秦国与六国间争斗的激烈程度。
中国曾经被这样拿下(6)
想想我们今天时不时就充盈于耳的建立什么什么商业帝国、打造什么什么航母、组织什么什么托拉斯之类的豪言壮语，再看看实力还不及那些跨国公司一个零头的公司老总们，出出进进已经俨然伟人的派头，假如我们还愿意回顾一下数年来许许多多折戟沉沙的商场英雄们的故事，我们可能就能够大体了解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不易。
在后来的岁月里，秦始皇统一中国，被看成是中国四千多年历史上的第一大事件，至今还在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人们歌颂他实现大一统的丰功伟绩，也在痛斥着他酷烈残暴的统治。事实上，过去，我们喋喋不休地纠缠于那些已经发生的显而易见的事实，究竟有多大的意义，相当令人怀疑。
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或许实在更应该了解：
——为什么战乱纷争的时代会结束在秦始皇的手里？
——在漫长的征服岁月中，为什么与他相对抗的六个国家——齐、楚、燕、赵、魏、韩，高人无数，却始终处在被动挨打的状态，找不到一个对付他的有效办法，直到一个一个地被灭掉？
——有证据表明，统一中国之前和之后的秦始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公认的坏事，大多发生在他实现大一统之后，为什么？
——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祖龙虽死秦犹在”，中国从此进入了长达两千二百多年的极权专制社会，社会形态长期停滞不前，所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至今还梦魇般地笼罩着中国人的头脑，阻滞着中国人迈向现代社会的脚步。这是为什么？
这些，也许才是秦始皇带给中国人的最大遗产；可能也实实在在是最值得今天的中国人关注的。
翻开史书，上面记载了许多这位秦王政杀人的故事：
一次，他看到宰相李斯仪从显赫，便很不高兴。过几天，又发现李斯的仪仗队少了很多。就认定有人告密。找不到告密的人怎么办？好办。他下令将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全部杀掉，一个不留。
还有一次，今天河南濮阳一带掉下来一块陨石，有人在上面刻了一句话：“始皇帝死而地分”。嬴政大怒。找不到这个刻字的人怎么办？好办。他下令将周围村庄里的人全部杀掉。
从这些历史记载中，我们很容易得出这个人暴虐无道、只会杀人的印象。
但这显然又和中国人传统而又坚定的“不嗜杀人者得天下”的政治经验政治智慧相矛盾。
事实上，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判断，秦王嬴政应该说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帝王：他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工作量，每天必须处理完至少六十斤重的报告才可休息。这使他的案头堆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报告文书，使他可能经常走在路上、蹲在厕所里时都还捧着竹简在看，直到深夜。
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可以把他称之为标准的工作狂。
在兼并六国的进程中，似乎来自商人与舞女的遗传因子给了秦王嬴政不小的帮助，使他很会判断货色的好坏，并且随机应变，特别懂得怎样做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在统一天下的十七年征战中，嬴政自己从来没有亲临过前线。在太史公司马迁的记载中，秦国统一六国的武功，大约有一多半来自王氏一门祖孙三代名将。他们是王翦、王翦的儿子王贲和孙子王离。除了灭亡韩国的战争之外，其他五个国家——赵、魏、楚、燕、齐都是王翦父子领兵灭掉的。其中，灭亡楚国的战争意义最为重大，也最具有戏剧性。
这件事情发生在秦王政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24年。在决定对楚国开战后，不知嬴政哪根神经搭错了，夺了王翦的兵权，交给了一个名叫李信的家伙。
当时，他问年轻有为的将军李信：打楚国大约需要多少兵马？
李信相当轻率地回答：二十万人足够了。
嬴政又问王翦，王翦回答说：至少需要六十万人。
嬴政不太高兴，说：看来将军是老啦，要不然怎么这么胆小？看来还是李将军棒。于是拜李信为帅，给了他二十万人，让他去征伐楚国。王翦很知趣，立即以身体不好为理由，辞职回了乡下的老家。
结果，李信在取得一些小的胜利之后，遭遇了一次大败。七个将军战死，几乎全军覆没。并且楚军乘胜追击，直向秦国杀来。这时，嬴政放下身段，亲自跑到频阳乡下王翦的家里，几乎声泪俱下地向王翦道歉，并且请求他：将军，您虽然生病了，可看在先王的份上，难道您真的忍心抛弃我吗？请王翦回来主持工作。
王翦答应出山，但却坚持要六十万军队，并且向嬴政索要大批良田和庄园作为奖金。嬴政答应给他六十万军队，但不同意给那些赏赐。嬴政的理由是：只要打了胜仗，还愁得不到富贵吗？王翦的回答相当惊人，他说：给大王打仗，反正有功也不能封侯；我要趁着大王现在用得着我，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好处。嬴政大笑。
此后，王翦在行军路上，一口气派出五拨信使去见嬴政，不谈公事，就是替他请求田园赏赐。弄得边上的人都替他难为情，劝他别这么掉价。结果，王翦说出了一番更加惊人的话来：大王本来就是个多疑的人，如今几乎倾全国之兵都交给了我，我不这样做来加深他的信任，难道要让他怀疑我吗？
最后，王翦只用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干净利索地把楚国给收拾了。
中国曾经被这样拿下(7)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君臣二人的谋略和心机都够可以的，寻常人还真是很难做到。
嬴政把自己的亲生母亲赵姬赵太后打进冷宫又请回甘泉宫的故事也很有意思。当时，他下令，任何为赵太后的事儿来劝他的人，全部格杀勿论。谁知，劝人家家庭和好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人们一个一个地来劝，又一个一个地被他杀掉，一连杀了二十七个人，而且杀完后不许收尸，就摆在王宫门口的台阶旁给大家看。结果，还真有不怕死的。这事儿，惹恼了一个外国人。齐国人茅焦到咸阳旅游办事，听说这件事情后很生气，对旅馆主人说：“给我准备洗澡水，明天我要进宫去说说秦王。”第二天一早，旅馆主人怕受牵连，扯着他的衣服不让他去，他撕掉衣服就进了秦王宫。他走后，人们认为他肯定回不来了，就把他的东西分一分都拿跑了。
这时，秦王嬴政准备了一口大锅，烧开水，想着要活活煮死这个狂妄的外国傻小子。
茅焦见到秦王后，不慌不忙地说了一大篇话，大意是：现在天下的人都很尊重秦国，很重要的原因是认为大王你是一代雄主，而且，有一大批人才在辅佐你。现在，你做了一件错事，把自己的母亲打入冷宫，还为此杀了二十七个忠臣，天下的人都在摇头叹息。大王志在统一天下，你想想，今后还有忠臣敢说真话，天下人还敢拥戴你吗？大王一统天下的事业危在旦夕。我真为大王你感到可惜呀。
说完，他便一步步向那口大锅走去，做出一副准备跳进去的样子。
结果，嬴政不但没把他扔进大锅，反而待为上宾，并立刻举行盛大仪式，把赵姬请回到甘泉宫。闹得人们反倒把秦王嬴政当成了孝子。
有一个叫尉缭的魏国人精通兵法，相当能干。嬴政第一次见他时，恭恭敬敬地称呼他先生，请他坐上座。尉缭也毫不客气，只是对他拱手为礼，并不下拜。此后，嬴政尊其为上宾，与他平起平坐，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菜，遇到什么问题，嬴政还会给他下跪，请他指教。谁知，这位尉缭并不买账，反而到处说嬴政的坏话。他说：这嬴政长着长眼睛，高鼻子，鸷鸟胸，豺狼声，虎狼之心，不顺时低三下四，得意了就会吃人。我是个普通百姓，他对我谦卑恭顺，一旦真得了天下，天下人都会成为他的奴虏。尉缭可不想当奴虏。于是就想偷偷跑掉。谁知被秦王知道了，派几路人把他追回来，还拜他为国尉，相当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职务，拜托他主持全国的军事工作。这下子尉缭兄没脾气了，只能老老实实帮他出谋划策。
当时，嬴政最发愁的一件事情是，六国动不动就联合起来对付秦国，怎么能把他们拆开？尉缭告诉他：这很好办。六国中拿主意做决策的人，全都是些见利忘义的家伙。只要给他们钱，你要他们干什么都行。拿出三十万金（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几亿元人民币），肯定能打乱他们的决策，六国也就成了您的郡县了。
嬴政大喜，立即下令照办。结果，两件事情都让尉缭说中了。
在六国亡国的过程中，发生在赵国的故事颇有些悲喜剧加丑闹剧的味道。
赵国国君有一个宠臣名叫郭开，深得国君信任。这家伙一个人就收了秦国一万多金，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近两千万元人民币。他收人钱财为人消灾，不但帮助秦国拆散了最感头痛、实力也相当强的赵、魏两国联盟，还自毁长城，帮助秦国人干掉了赵国最能打仗的一代名将李牧。
这位李牧是中国古代一位军事造诣很高的军事家，曾经在与匈奴的战争中，令匈奴人闻风丧胆，吃过不少苦头。匈奴人和秦国人都有点怕他。郭开收了秦国的钱后，和几个见利忘义的坏蛋一起，编出个故事，愣说李牧心怀不轨，要谋反。结果，李牧还真的在他们设的局中被干掉了。
当秦国大兵压境时，赵王慌了，要请战功卓著的老将军廉颇出马。这位廉颇也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负荆请罪的故事就发生在他的身上；由此导出的他和蔺相如之间“将相和”的故事称得上家喻户晓、流传千古了。与李牧一样，这位廉颇老将军也是令秦国人颇为忌惮的一个人。结果，又是这个郭开买通了去考察廉颇的人，回来报告赵王说：廉颇将军虽然能吃，七十岁的人了，一顿饭还能吃一斗米十斤肉，只是同我坐了不一会儿，就上了三次厕所。结果，这位当着使者的面表演开硬弓、驰马如飞的老将军，到底没能披挂上阵。好端端的一个赵国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走上了亡国之路。也使“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成为千古之叹。
赵国亡国之后，这位郭开把聚敛来的钱财装上几十辆大车往家乡运。半路上遇到了一群大盗，被抢得精光，连人也被杀了。有人说，是李牧的门客干的，也有人说是秦始皇派人干的。姑且存疑。
从这样的事迹中，我们应该毫不怀疑唐代那位大才子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的话：灭亡六国的，实在不是秦国，而是六国自己；就和后来灭秦国的不是别人，正是大秦帝国自己一样。
在当时秦、楚、燕、齐、赵、魏、韩这战国七雄中，只有秦国具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吏治清明，绝少贪官污吏，形成了良好的国家运行机制，从而，吸引了大批各国的人才。
中国曾经被这样拿下(8)
事实上，早在商鞅变法之前许多年，秦国就已经开始在各国引进人才。秦穆公五张羊皮从楚国换来虞国人百里奚做自己的宰相，是春秋时代最为脍炙人口的故事之一。
商鞅则是卫国人，在他手里，秦国建立起了当时肯定是最先进的、相当于我们今天最现代化的政治、法律制度，从而使并不先进的秦国，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具备了最适合国家快速发展的社会机制。这套机制惩恶扬善，相当公平公正，即便放在今天，抽象出其法制精神来比较都会显得极其出色，足以让今日还有一点良知的中国人脸红。它使秦国的普通百姓都有了踊跃建功立业的机会和积极性，整个国家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反观其他六国，则是一片世纪末的衰颓景象：君主昏聩无能，握有各种特权的世袭贵族们争权夺利，贪赃枉法，为了装进自己口袋一点蝇头小利，不惜出卖整个国家的利益。其情形就像后来法国人在一首歌中唱的那样——“为了一块牛排，他们就出卖了巴黎。”
中国人最为熟悉与崇敬的屈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段时间稍前一点。
屈原是楚国的三闾大夫，他的遭遇富有象征意义，与后代大量发生的同类故事一样，令人有十足的理由怀疑，在我国传统的政治生活中，所谓“邪不压正”这句话的正确性。
楚国曾经是春秋五霸之一，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成语典故就发生在这里。另外一个直到今天使用频率仍然极高的词汇——问鼎，也与这个国家强大的国力和军事力量有关。即便到了屈原的时代，楚国仍然是可以与秦国相抗衡的强国之一。屈原的命运可以让我们部分地知道，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如何土崩瓦解的。
屈原出身显赫，其家族属于楚国王室的宗室，是楚国景、昭、屈三大世族之一。屈原的官职最高时做到了左徒，权位仅次于相当于宰相的令尹。从司马迁的记载中我们知道，屈原实际上已经是楚国最高决策层中的成员，参与了整个国家内政外交、大政方针的制定与实施。
当时，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力迅速增强。楚怀王艳羡不已，于是，也让屈原制订方案，准备在楚国实行变革。屈原的一位同事嫉恨他的才能，在怀王面前将屈原描绘成了一个狂妄自大、心怀不轨的小人。结果导致楚怀王讨厌并疏远了屈原，并进而将他的官职贬为三闾大夫，也就是主管三大贵族家族日常事务的闲散官儿。
此后发生的一切，其荒诞可笑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那些胡编乱造的蹩脚电视剧：
楚、齐两国是亲戚之国，就是说两国的国君有互相联姻的血缘关系。秦国为了拆散这两个国家令人头痛的联盟，派了一个满嘴跑舌头的纵横家张仪携珠宝重金前去打点楚国上下，并对楚怀王说：“如果楚国愿意与齐国绝交，并和秦国交好的话，秦国愿意献给楚国六百里土地。”楚怀王大喜，立即下令断绝与齐国的联盟。然后，派人跟着张仪来到秦国，准备接收那些土地。谁知，张仪回到秦国后，一连三个月不露面，说是病了。楚怀王知道后，认为秦国是怪自己与齐国绝交绝得不彻底，于是，派遣士兵在齐国边境上痛骂齐国国君。这使齐国国君大为恼火，不惜折腰低头，迅速与秦国建立了联盟关系。
这时，只有到了这时，张仪才终于露面。他惊讶而断然地对楚国使臣说：“我和贵国王约定的是六里土地，从来没有说过六百里这回事。”
这种公然厚颜无耻的流氓外交手段当然只能导致战争。不幸的是，屈原的祖国一败涂地。当此时，其他国家趁火打劫，而过去的亲戚之国——齐国，则冷眼旁观，看着这个背信弃义的昔日盟国陷入凶险的困境之中，没有施以援手。
令人惊讶的是，在后来的岁月中，楚怀王在被秦国重金收买了的臣子的辅佐下，竟然在同一块石头上又连续绊倒了两次，直到被骗去秦国并最终死在那里。从症状上判断，这位国王很像是心智失常的白日梦妄想狂患者。而屈原——这位一心一意忠爱自己国家和君主的三闾大夫，则因为反对这种愚蠢，而被流放到了洞庭湖边，并在知道楚国首都沦陷的消息后，怀抱着一块石头自沉于汨罗江。
作为一位诗人，屈原的崇高地位无需争辩。若说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则使我们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尴尬。原因是他坚决反对秦国统一全国的努力，使那些硬要用古代幽灵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人们，只好“一方面”、“另一方面”地强词夺理。
此后，楚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屈原这样出色的人物；而后来的楚国君臣则比楚怀王时代还要糟糕。《战国策》描述此时的楚国，用了这样一句话：“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意思大概是说，如果没有重金开路，要想见一见楚国的当政者，其难度直如上青天。这样的国家，其覆灭的命运应该是被注定了的。
由是观之，六国不亡实在也是没有天理的事情了。
吕不韦是卫国人，诚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在他担任秦国首相的十三年里，秦国的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为秦王嬴政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斯则是楚国人。这位大学问家荀子的弟子，长期担任秦始皇的高官，在秦国后来的制度建设中，被认为是发挥了大作用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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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经被这样拿下(9)
还有就是魏国人尉缭，这一位则来自大梁(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这是一个经常对秦始皇骂骂咧咧的外国旅游者，居然变成了秦王嬴政的国尉，就是后来的太尉，相当于今天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居于主持全国军事工作的崇高地位。
再有一个人，也是外国籍人士，他就是赵高。这个祖籍赵国的家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恶名昭著的、真正的坏蛋。此人的不可忽视之处在于，他以极其特殊的方式，对中国历史做出过两项特殊的贡献：其一，他以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方式，为中国文化史留下了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成语，这就是——指鹿为马；其二，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帮助秦二世胡亥作恶，加速了大秦帝国的灭亡，从而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了一个坏蛋如何影响国家政治变迁的可贵资料。
从这些引进与使用人才的机制和事例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当时秦国人将要成就一番大事业所必须具有的博大胸怀。与其他六国掌权者的鼠目寸光、鼠肚鸡肠比较起来，其高下何止以千万里计？
考察秦国发展壮大的历程，还有一个现象极其引人瞩目，就是这个国家对于精确性和标准化的追求。作为一个国家理性化、法制化管理的标志，这可能是决策高度人格化、国家管理混乱不堪的六国相当轻而易举地被秦国打垮的深层原因。
仔细考察当时其他六个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差不多都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变法自强活动，但一个共同的情况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变法进行得像秦国这样彻底，也没有一个国家变法之后像秦国这样坚定不移、持之以恒。一位我十分尊敬的智者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曾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考察历史上的胜负，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制度的胜利!”诚哉斯言。
这一点，理应在今天受到应有的关注与高度评价。
有一种说法认为：秦国的成功，极大地得益于武器的先进。
这种理论断言：秦国采用了先进的钢铁冶炼技术，锻造出的锻铁刀剑远远优于其他国家军队使用的青铜兵器。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套说辞很难得到现代考古发现的支持。
事实上，我国发掘出古代兵器的六十三个战国时代包括秦国遗址表明：铜、铁刀剑的比例为十比一，即铜刀剑为二百七十把，铁刀剑为二十七把，铜刀剑的比例大大高于铁制兵器；
同样遗憾的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些铁制刀剑是经过锻造，从而增加了硬度、韧度，并降低了脆性的。
考古发现表明，在战国晚期的金属冶炼技术中，铸造技术的大面积优先应用，远远超过了锻造技术。
考古发现的证据证明：秦国在冶金技术上没有拥有对其对手们的压倒性优势。
上述那种将一个国家对许多个国家的决定性胜利，归因于技术优势的说法，既轻佻又浅薄。它甚至都无法说明，为什么偏偏是秦国而不是别国拥有了这种技术优势；它同样无法说明，为什么秦国军队在取得胜利的同时，也曾经遭受过惨败这样一些简单的事实。
看看近三百年来日不落帝国大不列颠、日出之国日本与超级大国美利坚的崛起，再看看几乎与美国拥有同样技术能力的前苏联，我们就会明白这种说辞的要害不仅仅是愚蠢可笑，它的最糟糕之处，是模糊了人们对事物的深入认识与判断。
与此相比较，相关的另外一个事实倒是更加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秦国始终不渝地对国家法制机制的完善，和在行政、军政、财政等国家管理上对于精确性与标准化的不懈追求。
在此，我们需要回到商鞅的时代。
在商鞅所实行的一系列变法中，有一条法律极其重要。这条法律重新确定了二十个等级的帝国爵秩与等级，规定了“见功而与赏”的系统化制度。
制度规定：只有那些立有战功和为国家财政收入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人，才能够获得爵位、奖金、田宅等封赏，而且还可以做官。其官位的高低、封赏、俸禄的多少，与功劳的大小相对应。使普通平民甚至奴隶，都可以通过这条道路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获得社会的尊敬。
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世袭贵族、宗室的特权地位与基础。
毫无疑问，这种制度，对于动员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同心同德地建功立业，具有极大的作用。与此相应，商鞅变法中还贯穿着“刑无等级”的法制精神。为此，商鞅本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当时，秦国太子驷犯了法，商鞅无法惩治太子，便对太子的老师予以刑事制裁。结果，十年后，这位太子即位，成为秦惠王，他杀死了商鞅及其全家。然而，即便如此，秦国却并没有改变这套法律制度，始终坚持按照这种法制精神治理国家。
司马迁记载说：这套法律制度坚持实行十年后，秦国人民欢欣鼓舞，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山林中没有盗贼，家庭里食用充足，秦国城乡大治。
这种先进而健全的制度及其法制精神，在战国七雄中，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都闪耀着耀眼的光辉。面对那一切，今天的我们实在应该感到惭愧。
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竹简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法律与行政规定，其对于精确性与标准化的追求，足以让今天那些大而不当的法规制订者脸红。
中国曾经被这样拿下(10)
比如，秦国政府规定：布匹和货币一样可以成为交换媒介，其中布匹必须符合长185厘米、宽58厘米的规定，否则不许使用。
帝国政府规定：地方政府官员使用的量器如升、斗，使用的衡器，如尺子等，误差在1％以上的，该地方官员都要受到处罚。并且，早在统一天下之前，秦国政府就率先实行了度量衡、战车、兵器及其零部件与实用器具的标准化。
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细致的规定。
事实上，当这种高度精确化与标准化的追求，应用到行政上时，其含义甚至可以看成是效率的代名词；
若应用到军政上，则毫无疑问是军纪严明的保证；
而应用到财政上面，它表现出来的一定是公平与效益。
事实上，假如没有高度的精确性、标准化及其相辅相成的理性化管理，我们根本就无法想像那蔚为大观的兵马俑怎么才能做得出来。
秦国做到了这一切。这肯定是其他那六个混乱不堪的国家的最大不幸。
下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帝国的疆域，“东至于海及朝鲜”。就是说，如果不考虑海岸线的变化，那么它的东部边疆，和我们现在是一样的。
其东北部，延伸到了朝鲜的乐浪郡，已经接近今天朝鲜的平壤。
“西至临洮羌中”。临洮在今天的甘肃省岷县。当时秦国的西北部边界，是在今天甘肃省兰州市以西。“羌”是一块很大的地方，包括现在青海、西藏的部分地区。
在西南方向，秦朝的疆域，达到了四川成都平原以西的地区。也就是说，当今四川比较发达的地区，已包括在内。
“南至北响户”。这句话说得很有意思。“北响户”不是一个地名。晋代文学家左思有一篇很长的赋叫《吴都赋》，其中有一句是描写南方景色的，“开北户以向日，齐南冥于幽”，这两句就是根据“北响户”来的。这里的“响”是“向”字的意思。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北温带，冬季室内能有充足的日光是很重要的。所以，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房子，都是在南面开窗。“南冥”指南部边境，当时指日南，在现在越南的北部。那里接近热带，又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的时候，太阳在北面；冬天也不冷，对阳光的需求不像北方人那样迫切。所以，那里有的房子是向北开窗的。这对于北方人来说，是很稀奇的事情。这句话告诉我们，秦国的南部边界，已经到达北回归线以南地区。实际上已经包括了现在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个别地方深入到越南的北部接近河内的地方。
“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河”是黄河，虽然秦始皇曾经宣布把黄河改称“德水”，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后世的承认。所以，离秦朝不远的司马迁仍旧称它为黄河。黄河的后套，是黄河最靠北的一段，秦朝的正北方边界，就是这一段了。它与现在华北地区与蒙古国的边界已经很接近了。
而在东北方向，即辽东方面，大约从现在的沈阳北部到内蒙的阴山山脉，直到呼和浩特一线以外，形成了整个秦帝国的北部边界。
这就是秦朝的版图。它几乎囊括了当今华东、华北、华南和华中的大部分地区，包括了东北、西北和西南的一部分地区。而这部分地区，正是当今中国最发达的地区。换句话说，当今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在秦始皇的时代，就已经得到了开发，并被包括在帝国的版图之内。
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以来，历百余年，秦国六代国王的梦想在嬴政的手中实现了。这是秦国的大事，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
嬴政自己更认为这是建立了亘古未有的功勋。
天下一统之后，他把丞相、御史等人召集到一起开会，相当踌躇满志地对他们说：“现在，六国的国王全服了，天下从此统一安定。可是，如果‘国王’这一称号不改，就不足以表达这一伟大的成功，也不足以把这伟业传给后人。请你们讨论一下，应该怎样称呼才好？”
宰相与博士们纷纷发表了马屁意味极浓的意见，大意是说：“五帝的时候，中国地方不过千里，外面虽然服从中国的治理，但他们时叛时服，天子也拿他们没有办法。现在，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全国都成了大王的郡县，天下一统，这是亘古未有的事。三皇五帝的功业也赶不上陛下。古代有天皇、地皇和泰皇的称呼；泰皇是最高贵的。所以，我们给大王上尊号为泰皇。”
嬴政想了想说：“把那个泰字去掉。古代有三皇，有五帝，就合称为皇帝吧。朕是第一代皇帝，称为始皇帝，以后的皇帝，就称为二世皇帝、三世皇帝，千秋万代直至无穷。”
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幸的是，从公元前221年即秦王嬴政二十六年，秦统一中国，嬴政变成始皇帝开始，到秦始皇三十七年嬴政死掉，在十二年时间里，秦始皇确实是把天下人当成了他的奴虏。驱赶奴役，横征暴敛，无止无休。
据肯定不够精确的统计，当时全国大约有一千八百万到二千三百万人口，除去一半的女性，再除去老人和孩子，全国的青壮年男子大约应该在一千万人上下。结果，被征用服徭役，修建各种工程和征战的人口，达一百八十万人以上甚至达两百万人，大约占到五分之一左右。不用多么聪明的头脑都可以看出，这个比例实在是高得有些离谱。就像今天，我们四五个男性朋友当中就有一个人被征去服无偿的劳役，而且常常是有去无回。此种情形应该是足够吓人了。
中国曾经被这样拿下(11)
从历史资料来判断，秦始皇这个家伙把好事与坏事揉到一起干，让人很难作出黑或者白的判断。他当了十二年的秦始皇，大体上，招人痛恨的事情都是在这个时期干的。
修驰道，并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分天下为郡县治之，是大好事，凭心而论，中国人应该为这些工作感谢秦始皇。
统一度量衡，叫做“一法度衡石丈尺”。“度”是测量，“衡”是重量单位，“石”是容量单位，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当时，有的地方一石是四斗。这种容量单位，解放初期还在我国农村通行使用，长达两千多年。
不仅仅是制定统一的标准，而且还向全国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着一件秦国的方升。它就是秦国的标准容器。
这个方升的侧面刻着三行字，写的是“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及十六尊五分尊壹为升”。其中前一句话是记事的，那时有个习惯，往往把一些重大的事情铸到铜器上。它记录的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齐国的使节来进行访问。后面一句就是记录这个方升的来历。这一年的十二月乙酉日（9月7日），大良造商鞅根据旧的容量单位铸造了这件标准容器，今后都统一按这个标准执行。
有趣的是，在这个方升的背面，又刻上了五行字：
“二十六年，皇帝兼并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疑者皆明之。”
这句话的前半部分，也是记事的。说的是秦始皇二十六年，皇帝兼并天下，诸侯和百姓非常安定，立号为皇帝。皇帝下诏给丞相王绾，指出度量衡不统一，使大家无所依从。今后都按这个标准执行。
当年商鞅制定的量度标准，只能在秦国通行，现在统一了六国，秦始皇又重新颁布了这个标准，在全国统一执行。有了这个标准容器，就不会发生异议了。
这个至今保存完好的方升实物，部分地说明了秦国标准化工作的认真程度。
在统一度量衡的同时，帝国还统一了全国车辆的轮距，就是两个车轮间的距离。那时都是木轮车，走在土路上。车行路上，压出两条深深的辙印。如果车的轮距不同，就会增加车辆在道路上行走的困难。所以要制定出统一的车轮轮距。这就叫“车同轨”。
此后，秦始皇下了很大力气，依靠李斯等人，统一了当时的中国文字。汉字的起源很早，传说是黄帝时代的仓颉观察了鸟的足迹以后，按照那鸟爪子抓出的样子造出了汉字。究竟是否如此，我们找不到坚强的考古证据的支持。不管怎样，汉字从产生，发展到秦始皇的时代，至少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其间，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由不同的人书写出来，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于是，在秦始皇的时代，各国使用的汉字，差别很大。这当然不利于发展和交流，也不利于这个统一的庞大国家的治理。
汉字由象形文字和记事符号发展而来，象形文字又是由记事图画发展而来。人们曾经在祭祀的时候，把与祭祀有关的事情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这样的文字被今天的人们称之为甲骨文。人们还把这些文字铸在青铜器上，这些文字则被称为金文或钟鼎文。这些文字，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初步形成了写法比较一致的字体，一般把它叫做大篆。
但是，大篆保留了很多象形字的形式和成分，写法也比较复杂。就其应用方面来说，各地差别巨大。
秦国及其周围地区，在原来大篆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字体，被称为小篆。李斯建议秦始皇，说：七国分立时，各国文字差别很大。现在已然天下统一，应该对小篆的字体加以整理，对那些与秦国的写法不同的文字，予以废除，颁行全国统一的汉字。
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并让他负责整理现行的汉字。
李斯对通行的小篆字体加以整理，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形式又统一的小篆字体。李斯在介绍这种字体的形成过程的时候说：上古的时候，人们使用大篆，大篆在社会上很流行。但年代已经太久远，以至于很多人已经不能阅读这种文字了。现在，我们删去其中过于繁杂的部分，吸收它比较合理的易写的部分，参照着改成了小篆。此后，在秦始皇巡游各地的时候，刻石立碑，用的都是这种字体，官方文书布告，当然也要用这种字体。这样，这种字体便逐渐在全国通行起来，形成了统一的字体。这就是“书同文”。
小篆的写法并不简单，而帝国的文书却越来越多。那些抄书的书吏们逐渐地简化这些字，形成一种写法比较简单的新字体。当时，书吏也被称为“隶”，所以这种新字体就被称为“隶书”。
史籍中还有一些另外的说法。比如——
据说有一个上谷人，治下在今天的河北省怀来县东南，叫王次仲，他觉得小篆字体过于繁杂，便在写法上加以简化。相对小篆而言，这种字写得很快，抄书的官吏们见了心中喜悦，愿意写这种字体。秦始皇也觉得这种字体很好，便派人招他进京，传习这种字体，可是，使者去了三遍，他都不肯来。秦始皇很生气，便让程邈对王次仲的字体加以改革，便形成了隶书。
中国曾经被这样拿下(12)
另一种说法，和上面的说法异曲同工——
程邈开始时当县吏，后来犯了罪，被关在云阳监狱中。他认真思索了十年，想出了这种字体，共写出三千个字。他把这件事报告给秦始皇，秦始皇觉得很好，就提升程邈为御史。因为程邈曾经蹲过监狱，所以称这种字体为隶书。
还有一说是，因为这种字体连徒隶都可以写，所以叫隶书。
显然，不管怎么说，“书同文”对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堪称功德无量。
再看他修的道路，以咸阳为中心，几乎四通八达，放射全国。其中一条用来对付外来侵略的直道，就长达一千八百余里，从咸阳直达包头附近的九原，宽阔笔直，有些地段甚至今天都还在使用。而那些驰道，通到了秦始皇五次巡行所到达的所有地方，四通八达，辐射全国，基本是他在当上秦始皇帝之后的十二年间修建完成的。这种道路的工程量相当惊人。有些地方道路的宽度可能，可以并排走十辆以上的公共汽车，道路中心两旁每隔七米植树一株，路基上，砸进粗大铜筋，以增强其承载能力。除中心车道外，其两旁道路供老百姓免费使用。放在今天，想想那些林立的收费站，不能说这不是始皇帝的一件德政。
每当征服了一个国家，秦始皇都将这个国家的宫殿照原样在咸阳修建出来，并将该国的美女找来放进去。以至于咸阳成了一座宫殿的世界、美女的世界、莺歌燕舞的世界。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说：“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若是能够从飞机上看下去，这种情形应该很像今天那些被笼罩在工业粉尘与光化学烟雾中的城市。只是当时笼罩咸阳的，是美女们的脂粉气。其景象之壮观可以想见；而其令人悠然神往之处，也显然与今日之烟尘不可同日而语。
即便如此，一个极其奇怪的事情是：我们在史书上找不到这位皇帝吃喝玩乐的记载，也找不到受他宠爱之女子的姓名。在我国早已率先实现了性解放的帝王中，大概这是独此一家。
相反，历史记载，这位始皇帝当得相当辛苦。除了建阿房宫、骊山墓，开驰道，筑长城之外，这位皇帝还不停地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到处检查工作、现场办公兼显摆威风。在十年当中，他曾经五次巡行全国，最短的一次，历时两个多月；最长的一次，时间长达十个多月。其足迹遍及大河上下、长城内外。
秦始皇五次巡行天下路线如下：
第一次是秦始皇二十七年，即公元前220年。此次，他从咸阳出发，走到了陇西，就是今天的甘肃东南部，再到北地，就是今天的宁夏及甘肃东北部，出鸡头山，即宁夏泾源北，过回中，即今天陕西省陇县西北，然后回到咸阳。
第二次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即公元前219年。这一次他走的路不算近：其路线是咸阳——邹峄山，今天的山东邹县东南——封泰山——禅梁父——沿渤海东行，登芝罘，今天山东芝罘半岛——南下琅琊，今天山东胶县西南——过彭城，今天的徐州——西南渡淮水——到衡山，今天的鄂豫皖交界处，遍历湖北，渡江经南郡——今天的湖北境内，然后，经过武关返回咸阳。
第三次是在秦始皇二十九年，即公元前218年。此次他出函谷关，东行阳武博浪沙，就是今天的河南省###西北，再登芝罘，至琅琊，经过上党，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长治市，返回咸阳。
第四次时在秦始皇三十二年，即公元前215年。他出咸阳，东到碣石，也就是今天河北省昌黎县的大海边，刻碣石门，巡北部边境，从上郡，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北部，回到咸阳。
第五次巡行的时间最长，历时近十个月。此次，他在左丞相李斯、大宦官赵高和儿子胡亥的陪同下，出巡。第一大站到了云梦，今天的湖北省武汉市西北一带，然后望礼虞舜于九嶷山，沿大江而下，直达钱塘，就是今天的杭州，上会稽山，祭奠大禹，还过吴地，就是今天的苏州，从江乘——今天江苏省镇江市沿海北行，至琅琊，西到平原津，就是今天的山东省平原南，患病。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大病之中下令全速前进的秦始皇，病死在沙丘平台，今天的河北省广宗县西北。到达今天的河北省井陉县的这一段驰道时，赵高、胡亥胁迫串通丞相李斯，假造秦始皇遗诏，赐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死，将不成器的胡亥变成了大秦帝国的二世皇帝。
那个时代，没有宽大的飞机客舱，没有软卧车厢，没有沙发椅子，没有柏油路面。他乘坐的马车不管多么装金饰银豪华漂亮，可是却没有充气的橡皮轮胎，那硬梆梆的木头车轮长年累月走在沙石路面上，大约没有人会觉得那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想想看，要是没有了他的辛勤努力，没有了万里长城和兵马俑，我们今天受老外的仰慕要打多大的折扣，我们的旅游收入甚至国民经济要受多大的损失？
建阿房宫，修骊山墓，筑长城，再加上焚书坑儒，基本倾向则是招人痛恨了。
据史书记载，当时，秦始皇在咸阳及“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这还不够他住，又在公元前212年，就是他临死前三年，开始修阿房宫。从历史记载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来看，阿房宫并没有最后修完，大秦帝国就土崩瓦解了。但即便如此，我们能够发现的宫殿建设规模之大，已经极为惊人。考古勘探表明：在今咸阳市西起窑店的聂家沟，东到刘家沟的山家沟，以及毛家沟、柏家嘴全部是阿房宫建筑群的一部分。1961年公布的阿房宫前殿遗址现在仍是一个巨大的夯土台基，当地群众俗称之为“ND342Ｚ岭”。位于今日西安市区以西13公里处，渭河以南，与秦帝国首都咸阳城隔水相望。经1994年一次大规模调查，查清了阿房宫遗址的四至：北到西安市三桥镇，东至沣惠支渠，南到和平村，西至长安区纪阳寨一带。在这一区域已探明的重要遗迹主要有阿房宫前殿基址、上天台基址、武警学院内夯土基址(俗称“磁石门”)、纪阳寨夯土建筑基址(俗称“烽火台”)等。
中国曾经被这样拿下(13)
据说，这位皇帝修这么大的宫室是为了在神秘的气氛中迎接神仙的到来。
秦始皇陵即骊山墓则更加邪门儿。整个陵园以封土堆为中心，东西、南北各长十五华里，东到今天的代王镇，西到临潼城边，南到骊山，北到鱼池建筑遗址，现在已经查明的墓区总面积为五十六多平方公里，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陵园。据说，曾经有一位外国的国家元首来此参观时，半是调侃半是惊讶地说：这座陵园比他们的国土面积还大。
秦始皇陵墓中放棺材的地宫长度为四百六十米，宽达一百五十米以上，面积比好几个足球场还大。《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说：光是修骊山墓这一个工程，就动用劳工七十多万人。墓室中，装满了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大约就是装满了各种各样金银珠宝吧。而且，“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上个世纪末，我国科技人员动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对秦始皇陵墓地宫进行检测，结果在与地宫相对应的地表上，发现了一个面积为一万二千平方米的强汞异常区，在其区域内，汞含量远远高出周围其他地区平均值达几十乃至几百倍。由此推断，司马迁的记载至少在这一点上是准确的。
近年，墓区内发现的劳工墓有一百多座，其中尸骨相叠，不计其数。绝大多数埋葬草率；其中部分尸骨上发现有刀砍的痕迹，显然是被杀害后草草埋掉的。
在目前考古发现中，已经可以确认的陪葬坑、陪葬墓等文化遗存达六百多处，包括广为人知的陪葬坑——兵马俑，据说连整个文化遗存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位于秦始皇陵墓外城东侧三百五十米的杀殉坑表明，《史记》中记载的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与赵高合谋杀死众多功臣与皇室宗亲以殉秦始皇的说法是准确的。这里发现的十七座杀殉墓，棺墓讲究，陪葬品丰富，墓主骨骼零乱，大多首、身、肢体分离，有一具头骨上甚至Сhā着一支铜箭头，表明其非正常死亡。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说清修建秦始皇陵墓究竟花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我们能够知道的是：修建这个坟墓前后用了三十九年时间，比埃及第四王朝的胡夫大金字塔修建的时间长出八年；动用人力七十二万，是修建胡夫大金字塔人数的八倍。
假如有人能把秦始皇之前二千多年和秦始皇之后二千多年，总计四千年中，中国人为帝王们修宫殿和坟墓花掉的人力、财力、物力统计出来的话，可以肯定，那一定是能吓死全国人民的天文数字。
筑长城这件事情有点复杂。
中国北部边疆，包括东北部、北部、西北部和西部地区，长达万里以上的国境线，基本是无遮无挡地暴露在外来侵略者铁蹄之下的。翻开史书，两三千年之间，动不动就有异族骑兵像来自北方的狼群一般呼啸而来，饱掠子女玉帛后又呼啸而去。一个国家总这样，也确实不成话。
始皇帝统一中国后，有一个类似今天气功大师的家伙，名叫卢生，献了一本图书——就是一本预言算命的天书给秦始皇，其中有一句预言：“亡秦者胡也”。当时，中国人管匈奴人叫“胡人”，于是，秦始皇马上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上抗击匈奴骑兵。
这位蒙恬相当于今天的北方边疆军区司令，负责防守北方万里国境线。这是一位极有军事才干且忠心耿耿的将军。秦始皇三十二年，就是公元前215年，蒙恬率大军收复了河套地区，第二年，进一步驱逐匈奴，拓地千里，在榆中以北、黄河以东、阴山以南地区设置三十四县。并发动军民，把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的长城修复并连接起来，于是，就成了西起临洮(今天甘肃岷县)，东到辽东，逶迤万里的长城。因此，万里长城应该说是蒙恬修的；只是因为秦始皇是老大，就一股脑地都堆到了他的头上。
实际上，修长城究竟好不好，是一个典型的二律背反：修长城抵抗侵略是对的；不修长城减轻百姓痛苦也是对的。现在，顾了修长城这一头，偏了增加百姓痛苦这一头；百姓编出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来骂人也就当然可以理解了。这就是为什么站在山海关老龙头的孟姜女庙前，我们的心情特别复杂的原因。
问题是，如果生活在现代的人也加入进来骂修长城，这就有点说不清了。惟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骂者送回到汉唐宋明这几个时代去生活，而且得让他们生活在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这些省份的北部。因为，这些地区每隔若干年，总会被北方游牧民族烧杀抢掠一回，闹得当地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那时，他们可能会闭上嘴。很有可能还会责怪秦始皇，为什么不把长城修得再高大再坚固一点。
事实上，地缘因素所造成的政治、军事、经济困境，可能是长城修建的基本理由。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以现代技术的眼光回望长城的修建，显然是很成问题的。
仔细翻检历史，我们会发现：在没有机械化部队的冷兵器时代，长城的修建，对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曾经发挥过极大的功效。仅仅从传统军事学考察，有长城作为凭借的防守和一马平川上的防守，其难易程度上的差异根本无法以道里计。同样，修建长城重点防守与大面积驻扎边防部队，两相比较起来，从财政开支上考虑，也不可同日而语。有证据显示：帝国晚期大规模整修长城时，决策层里，的确有这种成本核算上相当精细的考量。到了康熙皇帝的时代，红衣大炮正式登场；于是皇帝下令：永远不再修建长城。这应该算是一个理智的决策。谁知，到了二十世纪末，康熙皇帝臣民二百多年后的子孙们，突然由此发现了皇帝的英明，热烈欢呼着将此作为康熙皇帝雄才大略的一部分，言下之意是两千年来修长城的人都是笨蛋。想必康熙有灵，也会犯晕，搞不清楚自己的子孙们这是吃错了什么药？
中国曾经被这样拿下(14)
在检索历史资料时，我们还会发现：历史上，长城失去作用时，常常发生在人的身上。就是说，每当帝国国政不修、君昏臣暗、贪官污吏遍地横行时，长城——这北方边陲要塞与屏障就会支离破碎起来。我们国家朝代更迭与轮回的历史告诉我们：但凡到了这种时候，哪怕把长城修得高与天齐、高耸入云端也不会有什么用了。
给秦始皇招来最多痛恨和痛骂的，是焚书与坑儒这两件事。这两件事情都涉及到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
能在中国当皇帝，实在是一件太幸福的事情了。在理论上讲，全国的财富和美女都是属于皇帝的，他拥有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权力。因此，大凡中国皇帝的脑子里，思考得最多的两个最根本问题便是：第一，怎样不被别人把皇帝的宝座抢了去；第二，怎样能活得尽可能长一点，最好是长生不老。
在这两个根本性思考的作用下，发生了焚书坑儒事件。
焚书事件与秦始皇的第一个根本性思考相关。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213年。
当时，已是秦始皇晚年，社会相当动荡不安。于是很多人援引古代的制度，质疑郡县制。甚至秦始皇也对此产生了疑虑。郡县制是李斯所极力提倡并为秦始皇所首肯而进行的一次政治制度重大变革。对此的怀疑，肯定导致对李斯的极大不利。李斯便将这种说法归结为以古非今，妖言惑众。并危言耸听地告诉秦始皇，这种源于古代典籍的说法将会形成异端邪说，进而形成党羽，危及秦始皇的统治，最后导致天下大乱。他的建议是：焚书。具体来说，就是除秦国的史书与技术性书籍外，一切史书、诗书与诸子百家的书籍统统烧掉。偶语诗书者斩首，以古非今者杀全家，官吏知情不举者同罪。秦始皇批准了这个建议。于是，便注定了要背上这一千古骂名。
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又发生了声名狼藉的坑儒事件。这一事件则与秦始皇的第二个根本性思考有关。
秦始皇太想永远活下去了。因此，在通往长生不老的道路上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与财力。最有名的，就是派徐福到海外寻找仙山仙药。
徐福又称徐市，齐国人。是一个类似今天气功大师的人物。以秦始皇之精明，这位徐福居然能够说服始皇帝两次派他出海。第一次无功而返；第二次，他竟然能够携带大批金银财宝、童男童女，甚至还带上了百工与五谷的种籽。这次，他一去不复返。许多中外学者认为，他去了日本的熊野浦。该处至今还有徐福墓。据说，日本的考古学界也在日本发现了秦代文化的证据。如今，这位徐福已经由当年巧舌如簧的骗子，成为备受爱戴的文化使者，受到今日不少人日益热烈的追捧。人世沧桑若此，徐福之亡灵亦可于九泉之下含笑矣。
与徐福同时，秦始皇还把一帮类似的人物封以高官，俸以厚禄，要他们给自己弄长生不老的仙药。
其中，有两个人发生的作用特别重大而且恶劣。他们一个是卢生，一个是侯生。这两个家伙在秦始皇身边高官厚禄地骗吃骗喝了很长时间，怕秦始皇追究，就偷偷溜走了。这个卢生，就是给秦始皇献天书的那个家伙，也是讲“亡秦者，胡也”的家伙。两人跑就跑了吧，还偏偏要给自己找理由，说了秦始皇很多坏话。意思是，不是我们弄不到仙药，而是不想给秦始皇这样的坏皇帝弄。
秦始皇暴跳如雷，下令彻查严办。正好此时有不少读书人对前一年的焚书不满，便被一起牵了进来。最后定罪的，连儒生带方士有四百六十多人，全部“坑之”，即被活埋了。其中，据说主要是江湖术士，就是类似今天气功大师一类的人物。
干了这样几档子事儿，秦始皇便永远没有可能洗刷掉残暴的恶名。
不过，今天，也有人即便在这几件事情上，也对秦始皇赞赏不已。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角度考察，似乎不难理解。当一个民族在皇帝的脚下跪了两千多年，生杀予夺任凭他为所欲为时，产生这样的思维也是正常的。只是这种文化与思维实在是“过”了点儿，似乎有些反省的必要。
从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记载与各种考古发现判断，秦始皇的所有那些功绩与罪孽，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人民深切的痛苦之上的。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绝无可能是感觉愉快的。
就这样，秦始皇很想把天下由他一家一姓世世代代传下去，直至万世。他采取的许多手段和措施也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可惜，经过修骊山墓、阿房宫、焚书坑儒这样暴烈的统治之后，他可能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他死后仅仅三年，秦帝国便土崩瓦解了。
这就是秦始皇的故事。
——商人与舞女的混合血液，加上出生后六年的艰苦生活，造就了秦始皇这样一位让人爱不得也恨不得，夸不得也骂不得的千古一帝。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所做的那些事儿，没有点儿大眼光、大气度、大魄力、大才干，还真干不了。
他一锤定音，建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法律制度，为此后两千年历朝历代所沿用，以至于在今天中国人的身上，还一眼就能看到许多来自他的影响，致使中国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痛苦挣扎在由他那里传承来的极权与专制之中，其恶劣影响，至今阻滞着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脚步。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位始皇帝的功业恐怕到了今天还都无法盖棺论定。
中国曾经被这样拿下(15)
这可能是这位千古一帝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
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有一个加倍的不幸在于：
当中国人两千多年前的祖先，带着痛恨的感情推翻大秦帝国时，在泼出去的洗澡水里，连带着一起扔掉了孩子，却留下了污垢。
这孩子，就是秦帝国那宝贵的法制精神和对于精确性、标准化的追求；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在那留下的污垢中，伴着儒家学说那大而无当的三纲五常、天人感应之类货色，混混沌沌地一混就是两千多年。
这留下的污垢，就是君主极权与专制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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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教育国人两千年(1)
项羽，生于公元前232年。
公元前209年，大秦帝国天下大乱，项羽随叔父项梁起兵，时年二十四岁。
公元前206年，秦帝国覆灭，项羽号称西楚霸王，时年二十七岁。
公元前203年底，项羽死于与刘邦的角逐中，时年三十岁，结束了真正称得上轰轰烈烈叱咤风云的一生。
不管说得多么动听，事实上，中国人是习惯以成败论英雄的，成王败寇是中国社会最真实的信条。或许，在谈到西楚霸王项羽时，会略有例外。面对这位年纪轻轻就英雄盖世，所向无敌却最后一败涂地的人物，人们历来心情复杂。崇敬，怜悯，赞赏，痛恨，喜爱，憎恶等等，兼而有之。
在这所有一切之上，只有一位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女才子李清照，在中国男人日益阴柔的时代，带着同情的理解而不是政治与市侩的功利，为他写过一首与自己的婉约词风完全不同的小诗。
诗曰：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项羽本名项籍，字羽，人们喜欢称呼他的字，于是知道他本名的人反而不多。
他出身于军人贵族家庭。祖父项燕，是燕国的著名军事将领。项羽从小跟着叔父项梁长大。小时候，项羽不好好读书写字，学不出名堂来，家里就转而让他去学剑，还是学不出个名堂，文不成武不就。项梁很恼火，责骂他，他回答说：“读书写字的功能，顶破天也不过是记住姓名不出错而已；学习剑术，只能和一个人对打，不值得花工夫学，要学就学万人敌。”就是说，他要学的是打败万人的本事。这就和今天那些捧着电子游戏机的孩子们中间，有个小家伙突然无师自通地说他要和比尔·盖茨叫劲一样，令人刮目相看。于是，项梁就教他学兵法。项羽大喜。然而，学了个皮毛大概之后，他又不肯下工夫钻研了。
用今天的眼光判断，这小子浅薄浮躁，不学无术，不可能有出息。就是想和比尔·盖茨叫劲，你也总得有一门拿得出手的手艺对不对？
项羽还略有不同。
他的头脑很聪明，据司马迁介绍，叫“才气过人”。他颇有军事才能，年纪还很轻时，当地有什么大型活动，他就已经懂得运用军事原理，把乌合之众组织起来，井井有序，有条不紊。
此人身高八尺二寸，秦制一尺为二十三厘米，他的身高大约至少在一米八八以上。力气极大，可以把五六百斤的大青铜鼎举起来，在今天很有可能成为最重量级举重冠军；而且他还学过武术。这些加起来，在冷兵器时代，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英雄的条件。
有一次，秦始皇巡游天下时，经过吴中、会稽一带，项羽叔侄二人一起站在夹道欢迎的人群中。项羽看着秦始皇，大模大样地说了句：“这个人可以取而代之。”吓得项梁赶紧捂住他的嘴，说：“别胡说八道，这是杀全家的罪过。”
不管怎么样，青年项羽，在吴中，也就是今天的苏州一带，已经成为小青年们敬畏的心中偶像。
陈胜吴广暴动以后，四方纷起响应，天下大乱。项梁带着项羽也加入到了造反的行列。军人世家的背景，大约确实使他们受益不浅。起兵不久，他们就打了一连串的胜仗，甚至秦帝国宰相李斯的儿子李由也被项羽打败并杀死。部队由开始的八千江东子弟兵，很快发展到了六七万人，还在民间找到了一个据说是楚怀王孙子的放羊娃，立为新的楚怀王，用来号召民心。
二十四岁的项羽，这个一心想学万人敌的小伙子，有了一片纵横驰骋的用武之地。
不久，在胜利面前飘飘然的项梁被秦军主力部队打得一塌糊涂，项梁阵亡。项羽率领的部队，也被楚怀王合并到了上将军宋义的领导之下。
没有人能够想到，正是这次失败，给了项羽脱颖而出的机会。
这位上将军宋义是一个挺奇怪的角色。他曾经极其准确地预见到了项梁骄兵必败，但他自己做了上将军之后，做的决策却糊里糊涂，令人一头雾水。
当时，打败项梁的秦军主力部队，在章邯的率领下所向披靡，十分凶悍，将赵国的主力军围困在巨鹿城里，准备一鼓而歼之。各路诸侯前来援救赵国的有十几支部队，却在巨鹿城外筑起高垒，躲在里面，谁都不敢与秦军交战。
楚怀王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副将，率领几乎全部部队前来救援赵国军队。走到安阳后，宋义就下令不走了，全军驻扎在那儿，一住就是四十六天。
项羽急坏了，对宋义说：“赵军被围在巨鹿城里，我们火速渡过河去，里应外合，定能打垮秦军。”
宋义说：“不然。我们的目的是消灭秦国，并不是救赵国；秦攻赵，打胜了兵士们会很疲劳，我们正好以逸待劳，趁其疲惫打垮他们；如果秦军吃了败仗，我们正好一鼓作气向西，一举拿下咸阳。所以，不如先让秦、赵去斗。论起冲锋陷阵，我不如你，说到运筹帷幄，你不如我。”
随即，上将军传令全军：“有桀骜不逊、不听指挥者，杀无赦。”这道命令，显然是发给项羽看的。
然后，上将军每天在大帐中饮酒作乐，高谈阔论。
这时，天气寒冷，下起大雨，军中粮食匮乏，士兵们已经开始掺着野菜当饭吃了。在这种情势下，要被拖垮的很有可能是自己。而秦军主力与刚刚组建的赵军对垒，被打败的则十之###会是赵军。那时，楚军饥寒交迫，不但做不到以逸待劳，反而会让秦军乘胜追击，越战越勇，哪里还能够挡得住他们的锋芒？
项羽：教育国人两千年(2)
项羽越想越怒火万丈。第二天一早，去朝见宋义时，项羽拔剑就把宋义杀掉了。然后派人向楚怀王汇报。怀王下令由项羽主持工作，封他为上将军。
于是，项羽调兵遣将，立即渡河。他率全军渡过漳水河后，下令凿沉渡船，砸烂锅碗瓢盆，每人只带三天的干粮，表示不战胜则死的信念。然后，他们截断秦军粮道，与之展开殊死战。
史书记载说：项羽率楚兵杀声震天，以一当十，连站在壁垒上观战的十余路援军都吓得面无人色。最后，秦军大败。
这一仗，真正打出了项羽的威风。以至于那些作壁上观的各路诸侯将领前来见项羽时，无不在辕门前就跪倒在地，“膝行而前”，就是跪在地上，用膝盖走路。没有人敢仰视项羽。从此，项羽成为诸侯上将军，所有诸侯都成为部属，听从他的指挥。
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时，章邯手中还有二十多万大军，完全可以继续打下去。可是，秦二世胡亥和赵高不干了。
此时，赵高已经杀掉李斯，自己做了秦帝国宰相。章邯兵败后，派人前往京城请求增援并补充给养。谁知赵高闭门不见，而且还派人追杀前来求援的人。见此情形，章邯害怕重蹈赵高、胡亥冤杀大将蒙恬的覆辙，于是，率领二十万大军投降了项羽。
这时，项羽犯下了他的第一个大错：他担心这二十万士兵不服，在新安城南(今天河南渑池附近)，将这二十万投降的秦军士兵统统活埋了。
随后，这位威震天下的青年将军，开始了他所向无敌，却率性而为；不断取得胜利，又不断铸下大错，最后自刎乌江的悲剧人生。
这时，项羽所率领的部队士气高昂，一路向西，直捣秦帝国首都咸阳。到函谷关前，才知道刘邦已经先他而入，打进咸阳了。项羽怒火万丈，杀进函谷关，驻军戏西。此时，项羽统帅的部队将近四十万人，而先期入关、驻军霸上的刘邦只有十万人马，双方力量对比悬殊。
刘邦手下一个叫曹无伤的家伙，想拍项羽的马屁，就悄悄派人告诉项羽：
“刘邦想做关中王，让投降了的秦王子婴当宰相，所有的珍宝都想一个人独吞。”
项羽一听，大怒。下令：“明天一早，给弟兄们吃顿好饭，打垮刘邦。”
亚父范增对此极为赞成，他对项羽说：
“先前，刘邦在山东时，贪财好色。这次来到关中，既不搜刮财宝，也不玩弄美女，还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小子的志向可不小哇。我曾经让人观察他的气场，是龙虎气象，呈五彩，这可是天子之气呀。赶紧干掉他，千万不要错失良机。”
项羽有个叔叔叫项伯，是张良的铁哥们儿。他连夜赶到霸上，找到张良，把这事儿跟他说了，让张良赶快和他一起离开，别跟着刘邦玉石俱焚。
张良说：“刘邦对我不错，现在他有难，我跑了，太不够意思。我不能不告诉他。”
刘邦听后，大吃一惊，搓着手在地上转腰子，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张良问他：“谁给大王你出的这个主意？”
刘邦说：“有个混蛋告诉我，关上函谷关，别让诸侯进来，就可以在秦地为王了。我就听了。”
张良问道：“大王你觉得能抵挡得了项羽吗？”
刘邦默然，半晌才说：“当然不行。问题是现在怎么办？”
张良说：“请你告诉项伯，说你绝对不敢背叛项羽。”
刘邦问：“你怎么认识项伯呢？”
张良答道：“以前我救过他一命，所以，这次幸亏他来给我们报个信。”
刘邦问：“他和你谁大？”
张良说：“他大。”
刘邦说道：“那好，你帮我请他进来，我也拿他当哥哥对待。”
项伯进来后，刘邦请他喝酒，为他祝寿，并且和他约为儿女亲家，然后跟他说：
“我这次入关，秋毫也不敢犯，清查户口，查封库房，就是为了等项羽将军到来。之所以派兵看守函谷关，也是为了防止意外和土匪强盗，我日日夜夜一心一意地盼望项羽将军的到来，哪里敢背叛他呀。请哥哥您告诉上将军我的苦衷，好吗？”
项伯说：“好吧。不过明天早晨，你务必要早点亲自来一趟，当面向他说清楚。”
刘邦说：“肯定。你放心。”
项伯回到军中，向项羽报告了刘邦的说辞，对项羽说：“刘邦不先攻下关中，你敢大摇大摆地进来吗？现在，人家立了大功，却要打击人家，听起来有点不仁不义的味道。不如好好善待他。”
项羽答应了。
第二天一大早，刘邦来到项羽在鸿门的驻地，对项羽道歉说：“臣与将军同心协力###秦国，将军攻河北，我攻河南，我也没想到能先打进咸阳，再在这里见到将军。现在，有小人挑拨离间，致使将军对我产生了误会。”
项羽说：“是你的左司马曹无伤说的。要不然，我也不至于这样生气。”
随后，设宴挽留刘邦一起喝酒。项羽和项伯坐在东向，亚父范增坐在南向，刘邦坐在北向，张良坐在西向。席间，范增多次给项羽使眼色，并三次举起自己戴的玉佩提醒项羽，项羽默然，没有反应。范增就出去把项羽的堂弟项庄找来，告诉他：“你哥哥心太软。你进去给刘邦敬酒，完后请求给大家舞剑。在座位上杀掉刘邦。否则，你我都得成他的俘虏。”
项羽：教育国人两千年(3)
于是，项庄进去给刘邦敬酒，然后说：“大王和沛公一起饮酒，军中也没什么乐子，我来舞剑给大家助助兴吧。”
项羽说：“好哇。”
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也拔剑起舞，不停地用身子挡在刘邦的前面，使项庄没法下手。张良赶快来到大门口，见到樊哙。樊哙问：“怎么样？”
张良说：“不怎么样。情况紧急。现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樊哙┧担骸蔼太危险了。我进去，和他同生共死。”便提着宝剑拥着盾牌闯进军营。卫士荷枪实弹地阻拦他，被他用盾牌一撞，就把卫士撞趴下了。樊哙进来后，面对项羽怒目而视，只见他头发上指，眼角都瞪裂了。项羽手按宝剑，一腿蹲跪起来，问道：“这位客人是干吗的？”
张良答道：“他是沛公刘邦的安全事务副官樊哙。”
项羽说：“壮士。赏他酒喝。”
就给了他一斗酒。樊哙拜谢后，站起来，立而饮之。项羽说：“再赏他一个蹄膀。”
这回给了他一个生的大猪蹄膀。樊哙把盾扣在地上当案板，拔出剑来边切边吃。
项羽说：“壮士。还能再喝吗？”
樊哙回答道：“臣连死都不躲避，区区一点酒还至于推辞吗？那个秦王怀有虎狼之心，杀人惟恐不痛快，整人惟恐不过瘾。闹得天下都反了。楚怀王和大家约好了：先破秦入咸阳者就当关中王。今天沛公做到了，而且分毫不取，封闭宫室，还军霸上，就等着你来。这么劳苦功高的一个人，没受到封侯奖赏不说，你还要听信扯淡的胡说八道，想要杀掉有功之人。这不是重蹈灭亡了的秦国的覆辙吗？连我都在心里暗自捉摸：大王不该这样做呀。”
项羽说：“坐。”
过了一会儿，刘邦借口上厕所，带着樊哙出了项羽的军营，想赶快离开。他问樊哙：“没打招呼就走，怎么办？”樊哙说：“做大事不拘小节。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打什么招呼，快走吧。”于是，刘邦留下张良在那儿顶雷，自己带人从小道跑了。
张良回到鸿门宴上，向项羽告罪：“沛公肚子不好，拉稀了。没能向您告别，他让我把白璧一双，再拜献到大王的脚下；玉斗一双，再拜奉给大将军亚父阁下。”
项羽问：“沛公在哪儿？”
张良回答：“他听说大王有意要修理他，吓坏了，已经回去啦。”
项羽接受了这一双玉璧，放在桌子上欣赏；范增则把那双玉斗扔到地上，拔出宝剑把它砍碎了，说：“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肯定是刘邦这个家伙。我们都要成为他的俘虏啦。”
刘邦回到军中，立马杀掉了曹无伤。
放过了惟一有能力与自己争夺天下的人之后，项羽又连出昏招：
他先是与约法三章的刘邦截然相反，纵兵大掠关中，将咸阳和八百里秦川的珍宝美女统统抢来，运回到他的老家彭城(今徐州)。临走时，放了一把火，把咸阳秦王宫烧了个干干净净。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这把大火足足烧了三个月。
两千年后，一位咸阳附近的农民，天旱打井时一撅头刨出了兵马俑，在后来的考古发掘中，咸阳的第一号宫殿、第三号宫殿、第一号兵马俑坑、第二号兵马俑坑的钻探报告，都谈到了曾经被大火焚烧过的发现。
随后，他又大封诸侯王。
这一招来得更臭。本来，楚怀王和各路诸侯约定，谁先打进咸阳谁就做关中王。现在，项羽单方面撕毁协议，又不愿背上毁约的名声。于是，就愣说当时的偏远地区巴、蜀、汉中一带也是关中，把刘邦发到那儿去做汉王。把秦国中心部分的关中一分为三，封他信任的三员大将分别为王，堵住了刘邦出来的道路。这就是所谓“三秦”的由来。其他人，则部分根据亲疏远近，部分根据战功大小分封到了各地。然后，给自己封了个西楚霸王的头衔，封地包括当时全国三十六个郡中的九个郡，以彭城为都城。
这时，项羽刚刚二十七岁，达到了自己人生事业辉煌的顶点。
本来论功行赏，应该是个皆大欢喜的好事，但由于项羽不由分说一意孤行，结果，喜事办成了丧事。闹得谁都不满意，谁都憋着气。分封完了没几天，诸侯王们就纷纷扯旗造反，天下又一次陷入大乱。而刘邦也是在此时，下定了要和项羽叫劲的决心。
当时，一位姓韩的先生好心好意地劝项羽：关中地区沃野千里，物产富饶，山河形势险要。何不留在这里，成就霸业？项羽回答了一句著名的话：“富贵之后不还乡，就像穿着绣花衣服在夜里行走，谁知道你的衣服漂亮呢？”韩生不识趣，嘀咕了一句：“都说楚人沐猴而冠，真是这样啊。”项羽一听，二话不说，立刻把他扔到一口大锅里煮死了。
此时，项羽还自说自话，把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楚怀王封为义帝，并强行让他迁到大约是今天湖南郴州一带去居住。随后，让人把他乘坐的船凿沉，将这位义帝淹死了。
就这样，在这一连串事件中，项羽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不是丢分儿的：烧杀抢掠丢民心；修理刘邦丢信誉；分封诸侯不公平丢大家的拥戴；杀死义帝就连名分都丢了，让人觉得跟着这个家伙实在太危险。
刘邦为了让项羽放心，表示自己没有出汉中争天下的意思，曾经把关中通往汉中地区的栈道放火烧掉了。这时，他一面大张旗鼓地修栈道，一面从陈仓的小路上间道而出，使注意力集中到栈道的三位秦地之王，猝不及防，被刘邦一一打垮，刘邦得以很快收复了关中地区。这就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故事。
项羽：教育国人两千年(4)
此时，已经差不多天下皆反，项羽自己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
随后，项羽与刘邦之间进行了三年多的楚汉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很有意思：
在项羽与刘邦的正面战场上，项羽曾经以三万精兵，一举击垮刘邦率领五路诸侯组成的五十六万联军，创下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战例；连刘邦的父亲与妻子都成了俘虏；打得刘邦几次仓皇逃命，为了逃得快一点，连自己的亲生儿女都被他从车上推了下去。然而，凡是离开正面战场的地方，或者说，凡是项羽本人不在的地方，便众叛亲离，一片一片的土地从他的势力范围中剥离出去；他曾经拥有的人才，甚至在他事业最顶峰时，就开始离开他：先是韩信，离开他，成了刘邦的大将军；陈平离开他，后来成了刘邦的宰相；他手下最勇猛的战将英
布离开他，成为刘邦的上将军；最后，就连他的亚父范增都离开了他，被他气死在回家的路上。他的粮道也动不动就被截断，搞得大军时不时地就吃不上饭。这种状况表明，项羽这位英勇无敌的西楚霸王，已经失去了对于这场战争的控制能力，他只能在他那匹骏马奔驰的范围内发生作用了。
观察一个真正的英雄如何走上穷途末路，是一件相当令人伤感的事情。
有一次，两军对阵时，项羽对刘邦说：“天下兵荒马乱好多年了，都是因为你我二人。干脆就由你我两个人决斗一场，免得让老百姓再受战乱之苦。”
刘邦笑着辞谢道：“我还是宁愿斗智，不能斗力。”
越到后来，项羽越失去对战争的信心，他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到这时，他所能依靠的东西，只剩下自己的勇力了。
十面埋伏与四面楚歌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03年12月。
当时，刘邦已经完成了对项羽的战略包围。而项羽就像一叶孤舟，漂浮在充满敌意的大海上。
最后，韩信、彭越、英布等各个战场上的部队，与正面战场上的刘邦会师垓下，即今天的安徽灵壁东南，总兵力在六十万以上。韩信为前敌总指挥，设十路伏兵，将项羽兵疲粮尽的十万大军团团包围。
夜里，张良设计，命令汉军在一天的鏖战之后，高唱楚歌。
月白风清之下，被死死围困在刀剑丛中、面对着第二天生死搏斗的楚兵，以为家乡都被汉军占领，士气为之土崩瓦解，纷纷逃亡。就连项羽都惊疑不定，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楚人在唱歌。
在四面楚歌声中，项羽实在无法入睡。他吩咐人端上酒菜，与心爱的如夫人虞姬在帐中对饮。此时的项羽肯定对战争已经相当悲观，相当力不从心。
他自视极高，有很浓厚的贵族气质，表面上彬彬有礼，骨子里极度自私，做事情只考虑自己，从来不为别人着想，也从来没有把刘邦放在眼里。而偏是这个平民出身的无赖，死缠烂打就像一个烂泥塘，让人越陷越深，根本无法脱身。
事到如今，他想放自己心爱的宝马——乌骓马逃生，可那匹骏马却依恋着主人，悲鸣着不肯离去；而那美丽多情的如夫人虞姬，却更加让人肝肠寸断。西楚霸王悲歌慷慨，唱起了那支流传千古的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力能拔山呵英雄盖世，时运不济呵宝马不去。宝马不去呵没有关系，你可怎么办呢，虞姬呵虞姬？
项羽一遍一遍唱着这支悲伤的歌，心痛欲碎，泪流满面。
虞姬站起来，流着泪，为霸王伴舞，并和声而唱。项羽的侍卫们哭成一片，无法仰视。须臾，趁霸王没有注意，虞姬拔剑自尽。这位侠骨柔肠的女子，用自己的生命帮助她爱的男人摆脱了牵挂。
于是，项羽率八百壮士，杀出重围。
到拂晓时分，汉军发觉，派了五千骑兵追击。
项羽渡过淮河，在淮南定远一带迷失了方向。一个老农夫故意给他们指了一条错误的路，结果，他们陷进一大片沼泽之中，终于被汉军追上。
项羽率领壮士又一次冲杀出重围。这时，他身边只剩下二十八位骑士。而追上来的汉军至少有数千人。项羽估计这次很难脱身，对壮士们说：“从起兵至今已经八年了。我身经七十余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这才称霸天下。现在，被困在这里，我愿意为诸位再打一次快仗，三战三胜，为诸位杀开重围，斩将，夺旗，让大家知道，乃天亡我，非战之罪。”
言毕，项羽大喝一声纵马驰驱，汉军纷纷溃退。项羽连斩汉将，杀近百汉军，冲出重围。然后，把部下重新召集起来，只少了两个人。项羽问：“怎么样？”骑士们齐声说道：“诚如大王所言。”
这时，项羽他们已经来到了乌江边上，就在今天安徽和县东北的乌江浦。乌江亭长撑船等在江边，对项羽说：“江东虽小，也足以称王，请大王赶快上船，江边只有我这一条船，汉兵来了也过不去。”
项羽笑着说：“天要亡我，我还渡江做什么呢？当初，我与八千江东子弟兵纵横天下，今天只有我一个人生还。即便他们怜悯我让我称王，我有什么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呢？就算没有人责备我，我难道能够问心无愧吗？”
他对亭长说：“我知道你是一位善良的人。我的这匹马骑了五年，日行千里，所向无敌，我不忍杀死它，送给你吧。”
项羽：教育国人两千年(5)
然后，项羽让骑士们下马，持短兵器步行交战。项羽一个人往来冲杀，身负十余处伤，杀死汉兵将数百人。突然，他看见了自己原来的部将吕马童，便招呼道：“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吕马童吗？”吕马童转过脸去不忍看他。
他说：“我听说汉王要用千金买我的脑袋，封万户侯。这个好处就送给你吧。”随即自刎而死。乌骓马看到主人自刎，嘶鸣着不肯离去，最后跳进江中死去。
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203年12月，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乌江，年仅三十岁。
从二十四岁起兵，到三十岁战死，西楚霸王项羽在中国历史上只驰骋了六年多。然而，这却是无比辉煌耀眼的六年。如果仅仅用六年的时间段来计算，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像他那样留下如此巨大的影响。
项羽死后，在直到今天的两千多年里，始终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大约与下面的两种情形有关：
一是他横行天下、所向无敌、为所欲为的气概，满足了人们潜意识里对自己的期待和对英雄的向往；
二是他相当纯粹的性情中人的表现：快意恩仇、率性而为、不屑于玩弄阴谋诡计的天性，使绝大多数缺少中国式政治谋略的人们找到了知音。
然而，最后，现实以和他完全对立的刘邦胜利，项羽一败涂地告终。从中，或许可以找出后世中国人的集体性格中，为什么偏重阴柔，不喜欢但又不得不耍阴谋诡计；缺少阳刚之气，赞扬却又做不到那么堂堂正正的根源。事实上，在后来的世代里，我们再就很少能够在自己的历史里，找到光明磊落战胜阴谋诡计的例子了。没有人能够说清，这是中国人、中国政治的幸运，还是不幸？
直到今天，人们瞧不起刘邦，却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效仿他，喜爱项羽而又只能停留在口头上。项羽的悲剧，对于后世中国人行事品格的塑造，其影响可谓重大而深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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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字碑对中国男人的深切蔑视？(1)
公元690年9月，武则天号称“革唐命”，将大唐国号改为周，正式登基，称“圣神皇帝”，改年号为天授元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位女性皇帝，时年六十七岁。
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被人谈论最多、咒骂最狠的女人，应该算是武则天了。
从传统儒家思维的角度考察，武则天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女人：嫉妒、淫荡、残忍、凶暴、灭绝人性、毫无廉耻、随心所欲、反复无常，像一头闯进精美瓷器店的疯牛，最应该去的地方就是屠宰场；
从纯粹女权主义的角度考察，武则天将整个男性帝国玩弄于股掌之上，除女性的魅力之外，其智力、魄力、政治谋略与手腕等等，如果不是更高一筹的话，至少也是丝毫不让须眉，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巾帼豪杰。
从现代管理科学的角度考察，武则天具有明察秋毫的洞察力、准确无误的判断力、极其强大的意志力、超拔群伦的亲和力、炉火纯青的决断力和强悍可畏的执行力。一位优秀管理者应该具备的素质她全部具备，天生就该当这个女皇。
这些说法都对，每一个说法都从一个侧面准确无误地描述出了“那一个”武则天。如果我们将所有这些方面组合到一起，就会构成“这一个”武则天，成为一个真实完整的武则天。
大唐祖孙三代开国皇帝中，有两代皇帝做过武则天的丈夫。从十四岁到二十七岁，武则天的丈夫是父亲唐太宗李世民；从三十岁开始，儿子唐高宗李治成为她的丈夫，直到武则天六十一岁。
按照大唐帝国当时的规定，皇帝可以拥有一位皇后、四位皇妃、九位昭仪、九位婕妤、四位美人、五位才人、八十一位宫女，共一百一十三人。这些人统称为后宫佳丽，全部都可以算作皇帝的妻妾。
据记载，武则天妩媚貌美，太宗为她取名为媚娘。然而，在长达十三年的时间里，武则天一直负责看顾唐太宗的衣库，始终居于才人的名位，处在很低的第六级品位上。显然，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太宗并不太看重她。
武则天当政后，曾经在对朝臣吉琐回忆往事时说起：“我年轻时，伺候太宗皇帝。皇帝有一匹叫狮子骢的骏马，那真是一匹好马。只是性子暴躁，没人能驯服它。我向皇帝说：我能，只要给我三样东西，一支铁鞭，一个铁锤，一把利剑。铁鞭抽它的身子，若不服，就用铁锤砸它的脑袋，还不服，则用利剑割断它的喉咙。”她接着说，自己制人如同制马。
武则天说的时候很得意。她不知道，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性情，才招致了唐太宗的冷淡。从两性心理出发，一个相当普遍的情形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个性相同的男女不太容易成为缠绵恩爱的夫妻，因为对方太像自己。许多事例表明，强悍的男人偏爱柔媚的女子，懦弱的男子更喜欢刚强的女人。很难想像，雄才大略、叱咤风云的唐太宗会喜欢上凶悍如斯、不让须眉的武媚娘。如果她是男人，倒有可能被太宗引为知己。
而唐高宗李治却正好相反。“奴懦”，怯弱，没有主见，优柔寡断，使唐太宗一再对自己立他为太子的决定是否正确产生怀疑。李治是李世民的幼子，备受呵护宠爱，特别需要主心骨。太宗去世后，李治在父亲灵前宣誓登基，届时，于众目睽睽之下，这位新天子竟然伏在褚遂良肩上，搂着他的脖子哭得不能自已，暗示出了一种伤痛之外的惶恐。
按照惯例，太宗死后，没有子女的侍妾（武则天也在其中）需要全部出家到寺庙里，成为削发修行的尼姑。有一种记载显示，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第一个儿子李弘，可能就是在寺庙里珠胎暗结的。
据记载，李治第一次到寺庙里见到武媚娘时，身披孝服的两个人相对垂泣，泪流满面。显然这不是一个儿子与众多庶母中的一个相见时所应该有的情态。由此推测他们之间有着很深的交往与默契应该不算过分。
此时，唐高宗李治内外交困，相当烦恼。
在外，托孤重臣舅舅长孙无忌权倾朝野，谋立太子李忠，冤杀吴王李恪和江夏王李道宗，已经露出“窃弄威权”把持朝政的模样。
在内，王皇后与萧淑妃争风吃醋势如水火，闹得他心烦意乱寝食难安。
知道丈夫与武媚娘的关系后，王皇后私下里命武媚娘蓄起长发，并怂恿丈夫将她接回皇宫，晋封昭仪。据说，此举的目的是：这位皇后希望与武媚娘结成统一战线，以打败自己的情敌萧淑妃。可怜的皇后不知道，哪怕十个萧淑妃再加上十个她自己，也不是媚娘的对手。
回到皇宫不久，媚娘生下长子李弘；又过一年，生下一个女儿。没有生育的王皇后挺喜欢这个小女婴儿，时不时会来抚弄看视。一天，皇后走后，婴儿的父亲来了，他和媚娘悲痛地发现小家伙已经死了。其直接后果，自然是皇后百口莫辩。
不久，皇帝亲自带队搜查，在皇后的床底下发现了一个用来诅咒皇帝的小木头人，上面写着皇帝的姓名与生辰八字，心口Сhā着一根钢针。这一下，皇后死定了。
事实上，在这两件事情里，有两个完全经不起推敲的疑团：
其一，如果孩子是皇后弄死的，她下手的对象更应该是同样幼小的那个男婴李弘；
其二，如果要诅咒，皇后希望死掉的应该是萧淑妃或加上武媚娘，没有理由是自己的靠山，即皇帝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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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字碑对中国男人的深切蔑视？(2)
可是，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那些处在第三者Сhā足状态中的男女，十有###会欲令智昏，听不进或者根本不想听反对的声音，坚持着一些在旁观者看来相当可笑的理由，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从而一意孤行。此时的唐高宗李治正处于此种状态中。
另一位权高望重的顾命大臣ND272Ｋ炝肌耙运勒之”，反对废黜王皇后。这位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和颇有贤良名声的宰相不知道，此时的李治，已经不是那个搂着自己脖子哭泣的皇太子了，他怒火万丈，丝毫不给曾经的托孤宰相留面子，下令当场将他驱逐出朝堂，强行废掉了皇后。一个月后，立昭仪武媚娘为后。从媚娘一生的行事判断，大多数史家倾向于认为，这些事情是她一手导演，嫁祸于王皇后的。
媚娘做了皇后，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关进一座废弃的房屋，门窗全部封死，只在墙上开了一个送饭与水的洞。不久，媚娘听说皇帝李治去看望过她们两人，就效法吕后整治戚夫人的故事，将王皇后与萧淑妃各打一百皮鞭，砍去双手双脚，倒捆着装进酒缸，名曰“醉骨”。两天后，二人在痛苦万状中死去。吕后后继有人，证明了某一类女人的心肠丝毫不比最凶残的男人更仁慈。一个据说本性善良的民族，在它漫长的历史记载中，时不时地就发生这样一些野蛮歹毒的事情，的确令人黯然神伤。
媚娘——现在应该叫武后——的亲姐姐受封为韩国夫人，其女儿，即武后的亲外甥女受封为魏国夫人。这两位夫人先后食物中毒而暴死，症状十分相似。另一点相似的地方在于：二人死前，都曾经与唐高宗李治有过较多的交往。这些事件的发生，找不出其他原因。因此，不管是否出于武后之手，她至少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是她所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其他女性能够进入唐高宗李治的视野了。他的十二个子女中，排在后面的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是武后所生。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唐高宗李治受到了武后的胁迫。事实上，在捍卫皇权不受侵害的问题上，夫妻二人显然是同心协力并肩战斗。
长孙无忌是李治的亲舅舅，大唐开国以来，其声名之显赫，几乎仅次于李世民。正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李世民才决定立李治为太子。李世民临死时，亲手将李治托付给了他和ND272Ｋ炝肌＝鼋鲆蛭反对立媚娘为后，应该不足以成为这两位托孤重臣及其周围同僚们被干掉的理由。
很有可能，他们在李世民死后，仍然保留了李世民在世时的习惯，并且不懂得皇帝的地位可以使人变得如何无法辨认。他们正确地看到了新皇帝的懦弱与才略不足，却没有看到皇帝的名位、爱情，与武媚娘的意志、才能组合后所产生的巨大能量，以至于在新皇帝与新皇后心中，可能显得相当自以为是。
显然，他们的作为肯定已经使两位陛下感到不安甚至无法容忍。于是，皇后的废立便成为了导火索。
爆发的结果是：ND272Ｋ炝荚谡獯尉缌业某堂辩论中，被暴怒的皇帝当场赶出宫殿，并随后驱逐出京城，贬到一个偏远的省份，再也没能回到京城；而长孙无忌则被迫自杀。从此，朝廷上再也没有人敢于拂逆皇帝的意志了。
当时，长孙无忌所极力扶持的太子李忠被废，改封梁王，立武后所生之子李弘为太子。不久，李忠继续被贬为庶人，就是普通人的意思，流放到黔州，大约在今天的贵州思南县一带。这位前太子常常化装成女人才敢睡觉，有时一夜之间要换几个地方，以防备武后派刺客暗杀。帝国最高层之间的气氛，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一连串震惊全国的事件中，我们没有确切的资料准确了解武后究竟做了些什么，但是能够清晰看到的是：这位皇后的地位与权势在飞速上升。
长孙无忌被贬的第二年，唐高宗李治患病，史书上称风疾，从其极度头晕目眩、伴之以肩背酸痛四肢麻木的症状看，很有可能是严重的高血压，加上冠状动脉供血不足或者心痹症。我们知道，即便在现代，患上这几种病症，也已经足可以消磨掉任何人的雄心壮志了，何况李治。于是，皇帝将国家事务委托皇后“决之”。
就这样，唐高宗李治以自己的懦弱、爱情与日益严重的高血压等疾病，将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才人武媚娘培养造就成了威权赫赫的一代女皇。
在二人共同生活的三十一年中，大体上前十年，虽然隔一段时间，就会围绕武媚娘发生那么几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但基本还是由皇帝坐在前台。
中间十年，皇后则参与了一切大小国事的裁决，中外称为“二圣”决政。
到后十年，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有一度皇帝甚至打算“退居二线”，将国政全权托付给天后。
这时，皇帝已经很少过问政治事务，基本是在晕眩中度日了。
在此期间，皇宫里动荡不安。——先是太子被毒死，人们怀疑是他的亲娘武后所为；然后，她的二儿子李贤被立为太子，不久废为庶人，并在武后的命令之下被迫自杀；她的第三个儿子李哲被立为太子。但是，在此期间，民间则平静而富庶，曾经达到过米每斗五文钱的程度，相当于今天一斤大米只卖几分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富裕的时代。
无字碑对中国男人的深切蔑视？(3)
公元683年，当了三十四年皇帝的李治死去。这位皇帝很可怜：当皇帝的时间不短，能让人记住的事情却不多，似乎只有谈起武则天来，人们才会想起还有这样一位皇帝。同时也令人感叹不已：在中国，由于一位皇帝的性情柔弱、怀有爱情和患了高血压，原来能够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此后，武媚娘百无禁忌。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二十三年的武则天时代。此时，她已经高龄六十岁了。
武则天时代令人眼花缭乱。
部分原因是太子李哲当皇帝仅仅一个来月，就被废为庐陵王；武后第四个儿子李旦登基，是为睿宗，没几天马上又被她软禁起来；李氏皇族被她杀的杀废的废，所剩无几。
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她起用了一大批臭名昭著的酷吏与一大批名声显赫的贤臣，这两部分人在历史上同样引人注目，在当时的庙堂之上搅在一起，斗成一团。
还有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可能源于她的女性心理。
这位说一不二的女士，对于起名字具有特殊的爱好。她的小儿子睿宗李旦，起初叫“叙伦”，后来改为“伦”，不久改叫“旦”，随后又改回叫“伦”，最后临当皇帝时，确定叫“旦”。她把并称为宰相衙门的帝国三个最高行政机构——门下省改名为“鸾台”，中书省更名为“凤阁”，尚书省改名叫“文昌阁”。然后，把御书房叫做“麟阁”；把叫了几百年，一目了然的吏、礼、户、兵、刑、工六部，改名为天、地、春、夏、秋、冬六部。唐太宗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只用了贞观这一个年号，而武则天和他的丈夫统治的全部五十几年中，用了三十多个年号，最多时，一年就有三个，给后世记叙这段历史的人添了不小的麻烦。
另一个帝国新兴的时尚，则可能源于女性的爱好，就是对金、碧、紫、白等颜色的偏爱。这种偏爱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帝国皇家的旗帜、仪仗、装饰、装潢，甚至内侍、官员、朝臣们的服饰，都变得鲜艳妩媚，摇曳生姿。
女皇还喜欢创造一些很形象的汉字。比如，她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ND322！保日月当空普照天下的意思，和“照耀”的“照”同音同义。很形象是不是？这个字却很快成了当时一个著名的黄|色段子的由头，流传甚广。
武则天时代的故事很多。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位女皇曾经下令百花在严冬开放。还有一种传说，说是由于她的喜爱，洛阳的牡丹花才格外娇艳美丽，至今冠绝天下。这些姑且存疑。武则天时代有一个特别鲜明从而格外引人瞩目的情形——其任用的酷吏与贤臣，在我国历史上都很出类拔萃。
武则天任用的酷吏，在史书上能够查到名字的有二十七个。他们的残酷与恐怖，可能仅有这类人物的后世子孙，特别是外国子孙如日本宪兵队、七三一细菌部队和德国纳粹们才能并驾齐驱。这帮家伙，将间谍、特务、告密者、宪兵队、秘密警察、法官、刽子手的职能集于一身，称得上是无恶不作。他们的使命是扫清武后通往女皇道路上的任何障碍，消灭一切可能威胁武后权威的人与事。看来，这批鹰犬们的任务完成得不错。大唐开国以来三位皇帝的子孙被一批批杀掉，最后只剩下武媚娘亲生的两个小儿子；附在其上的###重臣高官显宦也被一并铲除，二十四位宰相中，除三位寿终正寝外，有十九位先后被杀或被贬。到公元690年，武则天“革唐命”，开创大周国号时，贵族豪门世家已经气息奄奄，所剩无几。
武则天任用的贤臣良吏则清明能干，不但当时众望所归，也受到后来世世代代的尊敬，比如狄仁杰、张柬之、宋ND343！⒁Τ纭⑽涸忠、徐有功等等。这批人受到武则天的保护与重用，分布在从中央到地方的要害岗位上，治国安民，深受百姓爱戴，并流传了许多他们的传奇故事。而那些酷吏们却从来没有机会染指真正的行政权力。
结果，形成了一个极为奇特的现象：
在帝国统治高层，弥漫着血雨腥风，人人惶惶不可终日，甚至早上出门，就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相见。而在民间，却祥和宁静。有几年，国内遭遇重大自然灾害，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况，但五十年间却从未发生过民间的暴动起义之类的事件。号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没有做到这一点，同样威名赫赫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武则天做到了。
在她当政期间，发生过两次贵族与皇室发动的叛乱。一次号称有十万人参加，结果不到三个月就烟消云散；另一次皇室叛乱则更惨，仅仅十来天就被平息下去。由此观之，仅仅用咒骂是很难解释清楚我国历史上这惟一一位女皇的。
在那次号称有十万人参加的叛乱中，有一个小故事很有意思：骆宾王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和散文作家，他参加了这次叛乱，并起草了叛乱宣言。这篇名为《讨武ND322Ｏ》的散文文采飞扬气势磅礴，真正把武则天骂了个狗血淋头。据说，武则天读到这篇痛骂自己的文章后，第一个反应是拍案叫绝，认为写得实在太好了。她特别真诚地责备自己的宰相失职，因为他们没能发现这样优秀的人才。
发生在武则天的男宠、大和尚薛怀义身上的一件事，颇能说明这位女皇的行事。
薛怀义仗恃武则天的宠爱，极为骄横。有一次，在进皇宫大门时，与宰相苏良嗣争执起来。苏良嗣下令左右将这个家伙左右开弓地抽了十几个大嘴巴。薛怀义痛哭流涕，要求皇帝武则天为自己作主。武则天抚摩着情人红肿的脸蛋儿，对他说：“苏良嗣是宰相，你能惹得起他吗？以后躲着点，别走皇宫正门就是了。”
无字碑对中国男人的深切蔑视？(4)
一位研究唐代历史的欧美学者倒是看得很清楚，他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政府工作受到武则天统治作风的危害；这位著名学者提醒人们：传统历史学者对武则天的种种评价很少注意群众的景况，当时，民间的生活，很有可能比心怀敌意的学者们愿意承认的情况要好得多；而武则天甚至可能是很得人心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承认，在中国传统的正统思维中存在着深刻的性别歧视；如果我们同意，以往数千年中国基本上是男权社会；如果我们意识到在价值判断上，中国人至今存在着两性之间的双重标准；如果我们看到历朝历代围绕皇权发生的骨肉相残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作为中国有史以来惟一一位女性皇帝，武则天即便不比绝大多数男性皇帝干得更好，至少也不比他们更应该受到指责。假如不考虑她的女性身份，仅以皇帝的标准判断，或许对她的说法应该会很不相同。就以武则天为大周开国皇帝算起，她可能是所有开国皇帝中杀人最少的一位。
皇位坐稳以后，那些恶名昭著的酷吏陆续受到清算。索元礼受控刑讯逼供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第一个信号。这个人曾经发明过一种酷刑，很像孙悟空头上戴的金箍，那是一个可以伸缩的铁帽子，戴在受刑者的头上，收缩时，可以将人的头骨勒碎。审讯者告诉他：如果不认罪，就让人去拿那顶铁帽子。这个凶狠的家伙立刻认罪伏法。
“请君入瓮”这个典故是由另一个恶吏周兴之死流传下来的，相当别致有趣。
周兴是个制造冤假错案的高手，武则天让另一个同样的坏蛋来俊臣去审问他。来俊臣请周兴喝酒，席间，来俊臣请教说：“有一个犯人很倔，死不认罪，怎么办？”
周兴指点他：“把他放进一个大瓮，用火烤，你想要什么口供他就会给你什么口供。”
来俊臣两眼放光说：“真是个好办法，咱们试试。”
于是下令抬来一个大瓮架在火上，周兴看看火候到了，就指点来俊臣说：“可以了，把犯人带来吧。”
来俊臣掏出武则天的圣旨，对周兴说：“这就是为阁下准备的。请君入瓮吧。”这厮浑身战抖，立即认罪伏法。
武则天时代的一项重要变化，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方法日益深入人心。皇帝亲自策试考生的殿试制度就是武则天开创的。随着豪门世家的被铲除与抑制，普通家庭出身的人们有更多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了。显然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有一个数字可能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取得进士功名的宰相比例在唐高祖李渊时是7%，到唐太宗李世民时为23%，唐高宗李治将这个数字提高到35%，武则天称帝后达到了40%。
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帝国中下层人民现实的途径，其意义极其深远。因为，这种做法标志着真正的文明与进步。
除了上面谈到的种种，武则天对儒家教条的反动，大约是造成她坏名声的重要原因。
儒家经典教义中，对女性的排斥根深蒂固。武则天完全颠覆了这些道貌岸然的理论：
她以高超娴熟的技巧，将整个男性帝国玩弄于股掌之上，使当时的女性很是扬眉吐气。
她一反过去下嫁皇室公主到异族远方“和亲”的传统，派遣男性“新娘”前往突厥去“和亲”。
丈夫李治在世时，这位武后的桃色新闻并不太多；丈夫去世后，像历代男性帝王佳丽三千一样，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大大方方地给自己先后找来大约远不止四位或威武雄壮或年轻貌美的男性“妃嫔”，这使后来的儒家官僚和学者们特别痛心疾首。
到晚年，她最喜欢的“二张”：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俩，终于惹起众怒，成为逼使圣神皇帝武则天退位，还政于唐的导火索。当时，她已经当了二十三年的大周帝国的皇帝，高龄八十二岁。
公元705年，即武则天神龙元年一月二十二日，张柬之等一干人发动政变，杀死了张昌宗、张易之兄弟。
第二天，女皇下令太子监国。
第三天，女皇传位于太子。
第四天，太子李显即位，称中宗。
第五天，女皇退位，迁居上阳宫。
第六天，中宗率领百官给退位的女皇上尊号，称“则天大圣皇帝”。
从这时开始，人们才叫她武则天。
当年十一月，武则天死于上阳宫仙居殿，时年八十三岁。遗言是：去掉皇帝称号，称呼“则天大圣皇后”；与丈夫唐高宗李治合葬乾陵，陵前竖立无字碑。
对于该无字碑的含义，人们说什么的都有。推测其本义，似乎是随便后世评说，其中，显然包涵了深切的不屑与蔑视。我们知道，按照中国人的习俗惯例，这种评价大体是由男人们从事的；我们无法知道，这位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位女皇，她不屑的是什么呢？是中国的男人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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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1)
今天的人们，大约很少有人知道孙觌这个名字，甚至可能连“觌”这个字的准确读音都搞不清爽。譬如我本人，在专门研读该人的资料之前，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将其误读为“liang”（音“亮”），后来才知道正确的读音应该是“di”，和“启迪”的“迪”同音，是见面、相见的意思。由此知道，很多事情若人云亦云，不做深入了解，便难免出乖露丑，谬以千里。
孙觌是晋陵人，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常州武进人。此人生存活动的年代在公元1081年到1169年间。血雨腥风的北宋覆灭和风雨飘摇的南宋立国都让他赶上了；一连串儿那个时代的大人物——苏东坡、宋徽宗、宋钦宗、蔡京、王黼、蔡攸、赵构、李纲、岳飞、秦桧、韩世忠，乃至莫俦、万俟ND273Ｕ吡鳎都可以和他扯上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致使这个人的生平事迹相当令人眼花缭乱。
毫无疑问，孙觌富有才华，在其生活的当时以诗文著称，是颇负盛名的四六文体亦即骈体文作家。
这种文体盛行于南北朝时代，纤巧华丽，骈四俪六，讲究对仗工整、声律平仄；追求用典古雅、比喻巧妙、夸饰华美、物色允当，是一种极度重视形式美感的文体。能够很好地应用这种文体写作，在我国古代常常被认为是文人有水平的表现。
孙觌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代高丽王谢赐燕乐表》的骈体文章，竭尽了此种文体的华美典雅。结果，该文被时人称为“脍炙人口”，受到宋徽宗赵佶的激赏。
我们知道，到宋徽宗时，北宋时期臻于登峰造极的诗词文学，已经随着苏东坡的逝去而趋于黯淡。但是，宋徽宗毕竟是在琴棋书画、诗词文学中浸润长大的一代艺术天才。对于他在辞章文艺上的鉴赏能力，我们完全不需要怀疑。因此，史书记载说：“徽庙以此奇公，欲大用公”（《鸿庆公家传》）。意思是说，宋徽宗为此极为赏识孙觌，准备重用此人。
谁知，史书接下来的记载却是：“会公乡人有以公阴事告蔡京者，故久不调。”（《鸿庆公家传》）——恰在此时，孙觌的老乡里，有人把孙觌的隐私告诉了当朝宰相蔡京，结果，导致孙觌此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升迁。可见，那种靠打小报告损人媚上的污烂小人，早就已经是我们悠久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这样，孙觌身不由己地被扯进北宋末年险恶万状的官场政治漩涡之中。
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一书中，我用“都是王安石惹的祸”和“宋徽宗的浪漫生活”两个章节，详细交待了王安石变法之后，北宋帝国官场上的剧烈变化；交待了蔡京在宰相名位上四上四下之间，造成帝国官场波诡云谲的局势；交待了宋徽宗在蔡京的辅佐之下，对司马光、苏东坡等所谓元ND344５橙撕敛蝗萸榈钠群ΑＴ诖瞬辉俣喾驯誓。
如今，孙觌所迎头撞上的，可能正是蔡京瞄准了苏东坡等人的枪口。北京大学陈晓兰教授曾经做过这种推测，对此，我完全能够接受。从史料上推测，蔡京之所以排挤孙觌，很有可能和苏东坡有关。
有记载说，孙觌幼年时，苏东坡曾经在辗转流离的官场路上，途经常州，从而与孙觌之间发生过一段文坛佳话：
据说，有一天苏东坡在散步时，注意到一个专注地盯着自己的孩子，便招手将这孩子叫到面前。
东坡问：是否已经进学？
孩子答：是。
东坡便出题考较道：衡门稚子ND473Ｓ肫鳌
孩子应声回答：翰苑先生锦绣肠。
苏东坡十分惊奇，赞叹说：真是个ND473Ｓ肫餮!
这里所说的ND473Ｓ耄应该指的是ND473＊ND523＃这是一种生产于鲁地的美玉。我们知道，古代美玉的价值远超过金银，用美玉来赞美人的资质，这无疑是一种极高的评价。这样，“锦绣肠”就与“ND473Ｓ肫鳌毖细竦囟陨狭恕
史书记载说，为此，苏东坡十分高兴地为这孩子取名曰：孙觌。在古代汉语中，觌，有相见、显见、显示等义。据说，这一年孙觌仅仅五岁（一说九岁）。
这段记载可以见于多种史料，大约是可信的。同时，可能也是孙觌终身极度崇敬苏东坡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传说则大有疑问：
据说，苏东坡曾经将一个怀孕的侍妾赠送给了当地的一位朋友；我们知道，当时风流才子们互相赠送侍妾相当常见，不值得大惊小怪。于是，孙觌就在此传说中成了苏东坡的私生子，其名字也就自然可以成立。这种说法不太容易找到史料上的支持，可能出于时人或后人的附会与想像。
然而，这两个或真或假的传闻，却完全有可能成为那个向蔡京进谗言的小人的口实，从而令孙觌大受其累。
北宋末年，围绕着王安石变法，帝国官场分化为阵线极为鲜明的两大党派，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苏东坡、黄庭坚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被打成“元ND344５场保遭到极其残酷的迫害。我国历史上堪称第一女才子的李清照就受此牵连，而长期无法和丈夫团聚。原因是：这位女才子属于元ND344５橙俗优，不许在京城居住与停留。而实施这一系列迫害的最主要人物，就是以王安石的支持者自居的蔡京及其撺掇下的宋徽宗。
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2)
使这一党禁被打破的原因有很多，孙觌在其中肯定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史书记载说：崇宁年间，官居翰林学士的孙觌力主毁党人碑，并相当委婉曲折地说服皇帝，终于导致了对元ND344５橙酥迫害的缓解。应该说，孙觌功不可没。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
徽宗崇宁五年，即公元1106年正月，天空出现彗星，文德殿东墙上的元ND344５橙吮遭雷击而裂。一位大臣以“上天降怒”的说辞，劝徽宗破党人碑。徽宗心中害怕，便命人把标志着政治迫害的党人碑毁掉了。对此，宰相蔡京很不以为然；于是，便变本加厉地实施党禁，致使当时“政禁益严”。
到了宣和年间，有一天，宋徽宗单独召见孙觌，孙觌从容委婉地劝导徽宗说：“像苏轼这些人，虽然愚蠢，但实在不是有意祸害国家；而且先帝也特别欣赏他的文才；过于严厉地禁止他们的诗词文章，恐怕影响不太好。”
恰好，此时深受皇帝信任的道士林灵素也对皇帝说：不少元ND344５橙硕际翘焐系男撬蓿比如苏轼，就是在上帝身边工作的奎宿。
由此，皇帝心有所动，开始放宽了对元ND344５橙说钠群Α
以今天的眼光看去，或许不会觉出其中的意味；若放到当时极度凶险复杂的###的背景之下，应该承认，这位孙觌的作为应该说是很不容易了。
对蔡京等人发起攻击则是孙觌的另外一件事迹。
当时，在宋徽宗、蔡京等人长达二十多年的腐败昏庸朝政下，曾经花团锦绣一般的北宋帝国，已经外强中干，贪官污吏横行，帝国官场卑污到了极点。堂皇庙堂之上，奔走着一群冠冕堂皇的衣冠禽兽。在北宋政权背信弃义，采用联金灭辽的错误决策后，终于招致大金骑兵的猛烈进攻。因此，蔡京、童贯等一干人被时人痛斥为误国祸民的“六贼”，受到抨击。当此时，孙觌带领几位同僚，上书皇帝，言辞激烈地弹劾蔡京，在蔡京及其一批公认的奸臣垮台并受到惩处上，发挥了作用。
然而，事情偏偏有了令人尴尬的地方。原因是：“六贼”之一的王黼当政时，孙觌曾经为这位权臣写过两首祝寿诗，其中颇多谀词，拍马屁的味道很重。而且，孙觌的升迁，很有可能与蔡京之子蔡攸的提携有关；蔡攸倾轧自己的父亲和弟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孙觌与蔡京之间又有过无法言传的恩怨。于是，本来应该是一件可圈可点的事迹，也被官场政治搅成了一团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
就这样，一位才华出众的文人在帝国官场之上，变得暧昧而又混沌。
真正使孙觌招致长期的批评，并在历史上留下很糟名声的，大约是由他坚定的主和立场所导致。
事情起因于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极其深远影响的“靖康之耻”。
在这次翻天覆地的大事变中，大宋帝国的两代国家元首——宋徽宗和宋钦宗，全部成为金国铁骑的俘虏。孙觌是少数几个陪伴着皇帝来到金兵大营中谈判的臣子之一。
当时，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主战的宰相听信一位江湖术士可用六丁六甲破敌的神话，大开城门迎敌，导致壮丽如画、固若金汤的帝国京城被金兵轻松攻破。皇帝急忙宣召亲王侍从人等，结果，只有三个人奉召前来，其他人全部奔窜逃命去了。孙觌便是这三人中的一个。此后五昼夜，孙觌“独掌书诏，不敢须臾去君侧”——一刻也不敢离开皇帝的身边。
史书记载说：五天后，即闰十一月三十日，钦宗皇帝带着孙觌等数人，来到青城金兵大营谈判。金人强制钦宗皇帝，必须奉上降表——就是乞求投降的文书，才可以放他回城。随后，金人连续四次退回降表，要求帝国皇帝必须使用四六对属也就是骈体文来写作方可。结果，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以骈体文著称于世的孙觌身上。
孙觌在《与朱侍御书》一文中，记录了皇帝命令自己写作此文时的情形——
皇帝对孙觌说：“朕归心如飞，烦卿草一表，不可辞！”孙觌回答道：“虽然这不是我的职责所在，可是君父蒙难，不敢辞。”
就这样，孙觌以他出色的文学功底与才华，完成了这项皇帝交待给他的、脍炙了金人之口的工作。从而，给他自己带来了无穷的耻辱，并在此后的八百多年里，始终受到大儒朱熹、四库全书馆臣们和文人学者们的猛烈抨击；以至于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还被一些学者判定为“卖国贼”之属。
国家亡了，皇帝成了敌国的俘虏，这些显然更加耻辱，更加需要批判。然而，在我国的帝制传统与意识形态之下，士大夫们没有人敢于指责皇帝的罪恶，他们轻轻放过了真正的罪魁祸首，却将锋利如刀的口舌文字对准了自己的同类——一个文学侍臣。这无疑表明了帝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所具有的重大缺陷和文化人士们传统的下贱与无耻。
朱熹不愧为一代儒学宗师。他在孙觌死后十六年，写了一篇加上现代标点符号才二百字出头的小文——《记孙觌事》，对孙觌盖棺论定。堪称举重若轻、一字千钧。
其文如下：
靖康之难，钦宗幸虏营。虏人欲得某文。钦宗不得已，为诏从臣孙觌为之。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而觌不复辞，一挥立就。过为贬损，以媚虏人，而辞甚精丽如宿成者。虏人大喜，至以太宗城卤获妇饷之。觌亦不辞。其后每与人曰：“人不胜天久矣，古今祸乱，莫非天之所为，而一时之士欲以人力胜之，是以多败事而少成功，而身以不免焉。孟子所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者，盖谓此也。”或戏之曰：“然则子在虏营也，顺天为已甚矣，而寿而康也。宜哉。”觌惭无以应，闻者快之。乙巳八月二十三日与刘晦伯语，录记其事，因书以识云。
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3)
如果说笔可以杀人的话，这篇小文称得上是典范之作了。其深文周纳、罗织臆测，读来令人不寒而栗。从此，注定了孙觌此人的遗臭后世。
而孙觌毕竟在官场上厮混日久，他于此事可能对自己的生前身后产生重大后果，似乎早已心下了然。他写道：“靖康国破，渊圣表降，亟欲援吾君挤陷于不测之危，岂复计此身诛绝于中兴之后？”——为了救援皇帝脱离被挤兑万分的不测之险境，难道还能够考虑自己今后的身家性命吗？
果然，中兴之后——赵构的南宋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孙觌代皇帝草降表一事便受到士大夫们的切齿痛恨，一再遭到严厉抨击。他被视为“负国之贼”，大臣们要求皇帝予以严惩，倒是那位在南宋人口中被颂为“中兴之主”的宋高宗赵构，于此时说了一句公道话：“大臣误国至此，教他怎奈何？”
这位皇帝也真够可以的，虽然是句公道话，却也轻轻一句，便把国破家亡的责任推到了大臣们的身上。
在“靖康之耻”期间和南宋立国之后，孙觌都是一位坚定的主和派。他的诸多表现极其耐人寻味。
譬如：
——金兵第一次打到帝国首都城下时，曾经连续发生了三次太学生陈东领导的“伏阙请命”事件——就是跪在皇宫前请愿。他们要求诛除蔡京、童贯、王黼等“六贼”，重用主战派领袖李纲领导抗金。此后，李纲成功地率领京都军民进行了京都保卫战，迫使金兵撤军。此时，如前所述，孙觌也主张严惩“六贼”，但却态度相当凶狠地要求对陈东严加惩处，并措词激烈地弹劾李纲，认为李纲煽动了这些请愿事件，“意在要君”，就是要挟君主的意思。
——在靖康之变期间，钦宗皇帝第二次来到金兵大营时，金人宣布废黜钦宗皇帝，立张邦昌为帝，逼宋钦宗脱下龙袍。此时，吏部侍郎李若水抱着皇帝痛哭，并痛骂金兵统帅，当场被杀死；随行的宰相等人跪地恳求，挨了鞭打；惟独孙觌，“不争得免”。
——不久，帝国父子两代皇帝作为金兵俘虏，被驱虏北上。离开首都汴梁时，京都臣民涕泣相送。据说，又是惟有这位孙觌不哭，只是站在那里冷眼旁观。
于是，力争惩治蔡京等“六贼”、强硬弹劾李纲与陈东、代皇帝草降表，再加上这“不争”与“不哭”，孙觌以他自己的作为，为自己组合了一幅极其诡谲的画面。
而事情的诡异之处在于：南宋立国之后，偏偏却是一位坚定的主战派领袖帮助孙觌摆脱了尴尬。
这位当时位高望重的人物就是张浚。
我们知道，李纲与张浚同样是坚定的对金主战派。然而，张浚却对李纲痛下杀手，导致当了七十七天南宋宰相的李纲被长期排斥在朝政之外，再也没有能够得到为国效力的机会。有关情形，在拙著《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中已有叙述，在此不赘。就在这一次，张浚捎带着为孙觌辩护，认为孙觌敢于弹劾李纲，没有做错什么，因此不应该受到惩罚。于是，孙觌回到朝中，并一度颇受重用。
这种极度波诡云谲、扑朔迷离的政治形势，是我们解读上述孙觌那幅诡谲画面的重要背景与依据。
平心而论，作为一位重要的政治官员，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政见，这并没有错。若是在健康的政治环境里，毫无疑问，这甚至是应该受到鼓励的。遗憾的是，帝国政治环境远非健康，且具有重大缺陷。这就给后人诟病孙觌留下了并不理性但却充足的理由。
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在时间中发酵后，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造就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传统心理，那就是北宋覆灭之后，力主抗金并战绩辉煌的岳飞被冤杀，形成了一种由痛切的同情惋惜而反弹的民族情绪。人们习惯上不愿也不敢把责任归结到皇帝宋高宗身上，于是，秦桧便被指为罪魁祸首，被看成是叛徒和内奸，是标准的奸臣。在一定意义上，这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到了后来的诸多世代，每当出现或将要出现战争状态时，人们就会特别容易由此生发出联想，从而，进入到一种相当普遍的、失去理性的激|情之中。
这种情形大体如下：
在北宋之后数百年间，帝国内部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种相当难以化解的刚性思维模式：只有对外采取强硬手段的主张，才能够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并被认为是忠诚与正派的；而希望通过互惠互利来缓和紧张局势的想法，哪怕这种想法纯粹是策略性的，都特别容易被指斥为心术不正或者居心叵测，并使持有这种主张的人常常面临着凶险的后果。他们时常需要冒的风险，就是被指斥为秦桧的同志。由此，在帝国官场形成了一种无药可救的历史后遗症，导致众多的官员不愿担负责任，哪怕错失良机。
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中，我曾经用很大的篇幅叙述了大宋帝国基本国策的形成过程。为了更好地理解孙觌的立场，需要在此援引其中的部分叙述。
——事实上，有宋一朝，在对外主和的人物中，经常有一些人，不论在当代还是在后世都很声名卓著，享有极高的或者文名、或者官声、或者人望；很难用主战还是主和来区分这些人的忠奸好坏。原因就在于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所开创的帝国传统，即偃武修文、重文轻武和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在这种基本国策之下，很难想像人们会鼓励那种好战的态度。这使那些试图以“战”还是“和”来区分所谓忠奸善恶的人们，势必面临着永远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
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4)
大宋帝国执行得相当彻底的重文轻武、偃武修文基本国策，到孙觌生活的时代，早就已经成为帝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风尚，从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秦少游、柳永、李清照、辛弃疾、陆游这些名字里，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这种时尚的魅力。可以说，宋朝经济文化的辉煌灿烂，丝毫不逊色于汉唐明清任何一个伟大帝国，甚至可能还要更好。孙觌正是在这一文化传统中培养出来的一位文人才子。
仔细观察赵匡胤开创的帝国传统，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这位纯粹赳赳武夫出身的皇帝，为自己的整个朝代，建立起来一个偃武修文的坚定信念，那就是：必须彻底地防范、裁抑、限制军人武夫们的权势，否则，他们就会骄横跋扈，尾大不掉，为害国家。为此，他的做法称得上是不惜代价。比如，北宋一百七十年间，枢密院长官基本上都是由文臣担任的。个别武将出掌枢密院，很快就会受到猜疑而去职。最有名的当数宋仁宗朝的一代名将狄青。此人出身行伍，担任执政后，遭到文官普遍的、极力的反对，曾经为此掀起过一场真正的轩然大波。而其中反对最力者，就是今天中国人最崇拜、最敬爱的包拯包青天。尽管这位狄青人品正直高尚，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名将。但是不行！武将们耀武扬威为非作歹的时日太久了，给人们留下的恶劣印象太深了。他们必须受到裁抑，不但在皇帝面前要俯首帖耳，就是在文臣面前，也必须保持恭敬。
有了这样的先例，我们再来观察孙觌斥责岳飞“骄横”，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到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时，继续贯彻以文制武的方针。“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听指挥。”就是说，全国各部队的第一把手都由文臣出任，武将的出入战守必须在文臣的督率节制之下行事。这一制度立即成为帝国传统与惯例。这相当令人不安。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毕竟是要伐谋伐智也要伐勇伐力的。不习战阵的文臣甚至要来指挥一场战役乃至战斗，这就未免有点过分了。
这还不算。大宋帝国的赵家天子沿着真理的道路继续前进，使真理不止走过了一步，而且是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谬误。如宦官督责监军与阵图钳制即是。
宋代宦官监军的陋习，始于宋太宗赵光义。他任用的宦官王继恩，在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时，胡作非为，陷害先锋官马知节的事迹，已经成为历史上相当丑陋的一桩公案。到孙觌生活的时代，即宦官童贯封王时，这种情形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登峰造极。
阵图钳制则是一种相当令人无法理解的做法。其具体做法是：“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意思是，打仗时，由皇帝和几位大臣，在皇宫中制定好作战阵图和战略战术，前线将领不许更改地遵照执行，宦官在旁监视。于是，领兵将领万分痛苦：战争瞬息万变，依从阵图可能有违实际，不从则是违抗上命。即便是彻底的外行，也能看出此做法的愚蠢。这大约是我们翻遍宋代史书，在太祖赵匡胤之后，很少看到宋军打什么漂亮胜仗的重要原因。
就这样，这套东西好坏杂糅，成为了大宋帝国深入人心、坚不可摧的帝国传统。其最大功效，在于从内部使皇家权威不受侵犯的安全系数最大化。对于帝国与皇家来说，这就足够了。与此比较起来，其他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没有人意识到，这样一来，这个曾经强大的帝国就变得不再强大了；在外部的打击面前，已经不堪一击。
我们完全可以想像，这种帝国传统对于孙觌来说，不可能没有重大影响。
另外一个因素，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孙觌的主和立场。
公元1127年，金国骑兵打击宋朝军队时，确实可以使用“摧枯拉朽”这个词来形容。有证据显示，经过金兵的打击，北宋的正规军大部分已经崩溃。公元1125年底到1126年初，宋钦宗登基之后，曾经派遣中央禁军，也就是直属中央的精锐正规军二万人，前去保卫黄河渡口。结果，欢送保家卫国健儿出征的首都市民们开心地看到：这些好不容易爬到马背上的健儿们，双手紧抱着马鞍子或者马脖子，不敢松手。很少有人意识到其背后隐含着的凶险信息：自己的身家性命原来是由这样一些人在掌控和保卫！
史料记载说，金国骑兵的旌旗刚刚露头，数万黄河守军便一哄而散。金国人是用临时找到的小船，一船一船平平安安地把自己的兵马送过天险黄河的。在敌人的国土上，他们不受打扰地花了五天时间，从容不迫地完成了运送骑兵的工作，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始运送步兵。面对此情此景，金国军队的统帅们全都大惑不解，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大宋帝国君臣们到底想干什么。按照一位金国将领的说法：只要有一千兵马守在这儿，想过河都会变得极其困难。
公元1126年下半年，金军第二次大举进攻时，历史资料显示：大宋帝国曾经派出将近三十万正规国防军，前往阻击拦截。结果，无一建树。最典型的一次战例仍然发生在黄河渡口。当时，共有十三万帝国军队守护在黄河岸边，与金国军队隔水相峙。当天夜里，金军并未进攻，只是猛擂战鼓，通宵达旦。结果，第二天早晨，宋军主将发现自己手下的士兵已经全部逃亡，眼前只剩下了一座空荡荡的军营。
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5)
翻开当时的历史记载，几乎每一天都可以看到大宋的文官武将们叛乱、投降、城池陷落、溃败、全军覆没、战死、自杀、逃跑、下落不明的记载。
此后，好不容易站稳脚跟的南宋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当疲惫窘迫。其国土面积大约只有原来的一半多一点，人口则大幅度下降。京西路在北宋神宗年间有八十万户，到南宋嘉定年间，仅有六千多户，不足原来的百分之一；而嘉定年间距离赵构的时代，已经休养生息了将近半个世纪。两淮路和荆湖北路是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淮南东路在神宗年间有六十多万户，嘉定时减为十二万户，减少了百分之八十；淮南西路从七十三万户掉到二十一万户，减少了百分之七十；荆湖北路从六十五万户掉到三十六万户，减少百分之四十五。半个世纪之后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南宋初期赵构时，社会经济破坏的惨烈景象。这也是南宋时期后备兵员补充始终相当困难的原因。
北宋晚期，物价一般维持在米每石四五百钱的水平，大约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一元钱人民币；到南宋初年，米价最高时达到过每石三万钱，大约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六百元人民币；绍兴十年南宋政权相对稳定之后，米价仍然高达每石二千钱，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四元多人民币。根据并不精确的推算，当时一个普通五口之家的平均月收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五六百元人民币左右，可能还不到。人民生活之困窘，可以想见。
当时，南宋的国家常备正规军大约保持在四十万人。发生战事时人数还要增加许多。国家财政收入平均在每年四千五百万贯钱左右。供养这支军队的费用，和平时期大约在两千四百万贯，赵构一家皇室的开支大约在一千三百到一千四百万贯左右，其他所有开支只有七八百万贯。这使南宋政权的财政状况始终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最糟糕的是，从赵构开始，终南宋一百五十二年的统治，这个政权几乎没有为缓解这个压力采取过什么像样的建设性措施。我们所能找到的记录，仅仅是不停地用通货膨胀和增加苛捐杂税的方式，将压力转嫁给民间。于是我们在史学家的研究中只能看到，南宋一朝苛捐杂税的科目之多、赋税水平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经常超出北宋时期的至少一倍左右。这是南宋时期民间动荡不安、反抗较多的主要原因。
由此，证明了一个老生常谈：任何战争，都不仅仅是武力的对抗，而是交战双方综合素质的较量。
从实力对比等等综合因素中寻找战与和的历史动机，应该不会比完全归咎于个人品质，更远离可能的实际情况。
应用上述事实，我们的确无法过分地指责孙觌的主和立场。
由此，孙觌切齿痛恨领导太学生和京都士民掀起主战请愿风潮的学生领袖陈东，弹劾坚定而忠贞的主战派领袖李纲，为那个在陷害岳飞时不遗余力的奸邪人物万俟ND273Ｗ写墓志铭，并指责岳飞骄横等等，似乎都可以在上述理由中得到解释。
孙觌给秦桧写的一封祝贺信，使他在后世彻底地为人所不齿。尽管今天为他辩解的人们极力将这封信解释成是他对秦桧意存讥讽。然而，这种解释十分牵强，很难说服人。
事情起因于秦桧拜相，孙觌给秦桧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该信题为《上秦参政书》，收于《鸿庆居士集》第十三卷。全文如下：
伏审参政正直，质诣鬼神，忠信行于蛮貊，尽室航海，复还中州，四海传闻，感涕交下。汉苏武节旄尽落，止得属国；唐杜甫麻鞋入见，乃受拾遗，未有如公独状忠义于强敌，劫质之中尽得远情于二江，败衄之后，膺受帝赉，恢复中兴，登进庙堂，参秉大政。某以门墙旧物，未获申贺厦之私；而蒲柳残年，方亟上吁天之请，敢图恩纪，曲赐优容，此生得栎樗之形，则他日敢忘蛇雀之报。
平心而论，这是一封标准的“效忠信”。信中以华美典雅的行文，表达了不少其媚入骨、令人肉麻的阿谀之言和效忠之意。这的确使人有理由怀疑这位才子的人品与为人。或者说，经过几十年宦海生涯，这位当年富有才华的学子，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油嘴滑舌、阿谀取容的老官僚。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知道，秦桧拜相之时，曾经引起满朝文武的欢欣鼓舞，朝野上下一派喜气洋洋，文武百官争相道贺，普遍认为这下子可好了，国家从此有希望了。
我们在史料中只能找到一个人没有参加到欢呼庆贺的人群中，这就是婉约派大词人晏殊的曾孙子晏敦复。或许和从事干部人事工作有关，这位时任吏部侍郎——组织人事部副部长的老先生眼光的确厉害，满朝文武中，只有他，一眼看出这位新宰相不是个东西，喟然长叹道：“奸人相矣，恢复焉能有望。”——奸贼当上宰相啦，收复失地哪里还有指望？
即便如此，我们却没有理由要求孙觌也必须这样做。特别是考虑到孙觌的主和立场与秦桧事实上的主和派领袖地位时，更是如此。
至此，事情还没有结束。
——令人无法想像的是，孙觌这一篇完全可以被视为马屁文章的效忠信，却惹得秦桧宰相勃然大怒，并从此一波三折，彻底断送了孙觌的官场生涯。
在我国，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轻则令人尴尬，重则让人恼羞成怒，怀恨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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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6)
我们找不到确切资料证明孙觌究竟是在什么事情上招惹了秦桧宰相，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为后人广泛认可的那个说法。即，秦桧一家不太可能千山万水地穿越金兵层层防线，逃回大宋；他是作为金人的间谍被暗送回来的。由此，才能够解释得通。——秦宰相有心病，因此，把那封贺书看成了孙觌的有意讥讽，从而怒火满腔。
尽管在行文中，我们完全看不出孙觌有此主观故意。
后来，孙觌说：
“得罪于秦公，一至于此。——蒙垢二十六年，窜伏田里，举朝无识面，名迹湮沦，殆将与草木同腐。”
“负天下之大谤，一败涂地，二十六年，谓当赍恨以死矣！”
从此，孙觌归隐于太湖边上的马迹山脚。直到一口气做了近二十年宰相的秦桧死后，又过了几年，方才得以平反，据说，又可以享受官员的政治待遇了。
此时，老先生已经年过八十矣。
就这样，一位充满才华灵气的文人才子，在此后的八百年间，变成了一个鼻梁上涂了一大块白粉的小丑。继朱熹之后，到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的馆臣如纪晓岚者流，无法漠视这位孙觌流传数百年的诗词文章，称其“诗文颇工”，却又说其“秽迹”累累，“怙恶不悛”；直到今日，也还有人将他斥为“卖国贼”、“投降派”、“有文无行”等等。
这种情形，令人黯然神伤，寒彻肺腑。它至少表明：那是一个逼良为娼的时代。而我们的帝国，则是一个缺少容人之雅量、不许人们表达真实情感的民族与社会。
行文至此，我们需要知道历史的另外一个更加吊诡之处了：
我国古代，文化名人众多。他们死后，很少听说他们的故乡有用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地方。偏偏是孙觌，这位背负八百年恶名的文人才子，其家乡竟然有孙觌河、孙觌桥、孙觌小学等。乍听之下，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知道这是真实的事情后，人们大约无法不对历史的诡异充满敬畏之情。莫非，历史在这重重玄机背后，还指示着什么？
潘家园旧书摊与历史写作(1)
——《帝国政界往事》写作自述
潘家园旧书摊相当准确地传达和体现出了首都居民图书阅读中的好恶与淘汰机制。我在写作“帝国政界往事”系列时，如果说遵循了什么写作原则的话，那就是时时刻刻警告自己：不要为潘家园旧书摊提供甩卖的货。
一
我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到北京潘家园去淘旧书。时间久了，发现有两类书时常以一两元钱一本的价钱在那里被甩卖；甩卖者叫喊得很热闹，却少有问津者，估计其不久后的归宿只能是造纸厂的纸浆池了：
一类是成堆的新书。这些书包装漂亮，用纸考究，印制精美，时常起了个耸人听闻的书名，且成批、成套、成系列、成大全，且不乏以我国文史界名人名家为号召，内容则大体上是所谓“攒”——由写手们抄来抄去东拼西凑起来的；据说，这类书的策划和制造者们所瞄准的，并非是读书人口袋里那不多的钞票，而是那些不读书却有钱的各级官员和各类大款们，供他们摆在硕大的客厅或办公室豪华书柜里，以示品味的。于是，书商们得到了钱，摆书者得到了品味，剩余的就来到了潘家园旧书摊。
另一类则新旧杂陈，细细看去，常令人生发触目惊心之感慨。原因是：里面聚集了大量我国史学界的名人名著和教科书。翻开来再看，就会发现，从史料的选取，到史识的应用，如教师爷一般，充满了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不容置疑的结论，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用毛主席的话说，真正是语言干瘪，面目可憎，的确称得上不忍卒读。由此明白了这些书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而另一类历史读物，老几代的如王国维、陈寅恪、费正清、史景迁、黄仁宇、唐德刚的著作，新一代的如李零、吴思、茅海建、张鸣、于涛等人的作品，在那里则全无踪影。数年间，我在潘家园细细搜寻，于此基本没有斩获。和摊主们聊天时，他们告诉我，其基本货源，以废品回收站和在居民小区走街串巷收破烂的为主。由此可知，潘家园旧书摊相当准确地传达和体现出了首都居民图书阅读中的好恶与淘汰机制。其间，让人无法不产生时代演进之沧桑感慨。读书、写书、出书者实在不可不察。
我体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今天的生活是历史的延续；其二则说今日的人们应该用更新、更符合当代人类智慧发展水平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只有这样，以往发生的一切对今天的生活才会有借鉴意义。换句话说，如此，历史才会给人们提供更多的智慧。
这就要求从事历史写作的人，必须忠实于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从真实的、活生生的史实出发去描述与理解历史，而不是用固有的概念和理论去图解历史。那种不由分说地愣把史实往概念中生搬硬套的历史著作和教科书，就像“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高大全”式的文学作品一样，不太可能会有生命力。
我在写作《帝国政界往事》系列时，如果说遵循了什么写作原则的话，那就是时时刻刻警告自己：不要为潘家园旧书摊提供甩卖的货。
二
曾经有人问一位西方的学问大家：如果让他在十个不同的时代和国家生活，他会怎样选择。这位金发碧眼的大学问家第一志愿，就是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北宋时代。我想，我同意这位大学者的选择。但要加一个限定词：就是我的第一志愿是选择生活在北宋的仁宗年间。
写《帝国政界往事》“大宋篇”时，和阅读宋史时的感受很像：大喜大悲，亦喜亦悲，由喜到悲。
这个朝代的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进步、对外贸易与国际交往、城市建设与发展、文化事业、教育事业，差不多都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巅峰。我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是在宋代大规模投入使用的，当时最大的私立大学可能达到了上万人的规模。宋代文化辉煌灿烂，所产生的历史文化名人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而同样是在宋代，酿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冤案——岳飞之死；产生了我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坏蛋——秦桧；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耻辱——靖康之耻，两代国家元首成为敌人的俘虏。还有许多许多。在我国所有大一统帝国中，宋代又是最为“积贫积弱”的一个朝代。
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
我理解，历史写作的任务，就是不但要告诉人们历史真实是怎样的，还要告诉人们，为什么是这样的。过去，我们读到了太多对上述问题的解释。至少在我看来，那些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解释中，有许多是虚假的伪历史。它们只会使人越读越糊涂，越读越愚蠢，越读越庸俗。——如果你还能读得下去的话。这是我写作《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的基本动机。
而阅读明史时的感觉，则特别不好。
翻开书来，不管是官修正史，还是野史笔记，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就是：在那两百七十六年时间里，中国人的生活特别七扭八歪，想要看到活得堂堂正正、神采飞扬的人物与故事，不是特别容易——
比如为王朝打下了大半个江山、最后吃皇帝赏赐的蒸鹅死掉的徐达。
比如刘伯温，在我国民间名气极大，简直是个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神仙一流人物，却只能吃下毒药、肚子里长个大疙瘩、在辗转反侧中痛苦地死去。
潘家园旧书摊与历史写作(2)
那个天下公认的读书种子、满脑袋忠孝仁义的方孝孺，愣是被皇帝灭了十族。
在永乐皇帝朱棣的旨意下，不愿意顺从他的臣子们的妻子女儿，遭到了无休止的轮奸。——只有最坏、最下流的流氓和恶棍才能想出这样的主意。
比如于谦、袁崇焕惨烈的冤死；戚继光、张居正极度扭曲的生前身后；还有在监狱浸透鲜血的稻草堆中辗转挣扎的李贽……
就连家喻户晓的风流才子唐伯虎，似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位大才子点秋香的故事，人人都以为他活得多么潇洒惬意，孰不知此人装了一肚子的苦水；更不用说大画家徐渭徐文长一次又一次的自残了。
有明一代公认的大哲学家王阳明，不但生前活得闷闷不乐，郁闷已极，死后也不省心，家里家外的灰头土脸、一地鸡毛。
那位受到广泛赞誉和崇敬的三宝太监，之所以要七下西洋，却原来主要是为了寻找那可能威胁了永乐爷皇位的前皇帝朱允ND274＃∫灾劣诤罄吹牡惫大臣，为了防止有人再从事这种差点导致国民经济崩溃的壮举，下令烧掉了郑和积累起来的所有航海资料。
而倭寇之乱之所以在嘉靖年间泛滥得几近不可收拾，却原来与明代皇家特别扯淡的朝贡贸易和主管官吏的贪赃枉法密切相关。等等。
在大明王朝，当然也有能够活得舒坦自在、有滋有味的人，比如魏忠贤和他的一大帮同行，严嵩及其前前后后的众多同志，锦衣卫和东厂的大小特务，都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日里精气神儿十足。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哪一个朝代仿佛是专门为小人设计的话，那大约就是明朝了。难怪他们会一茬一茬、前赴后继地生长得无比茂盛。
宋代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朝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身上找到源头；同样，明代发生的众多故事，也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影子。这时，只有在意识到了这一切之后，我们才会深切地意识到：这才是中国人真正的不幸所在！
宋代发生的另外一个重大事件，则是儒家思想——帝国正统意识形态，在南宋的朱熹手中宣告完成。从此，这套货色与帝国政治制度与传统扭搅在一起，对于中国人的头脑与心灵发生了重大影响。曾经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不写写朱熹？我说，我是想对朱熹说点什么，但每每想起，心中却更多的都是凄凉，让人不知说什么好。
朱熹的自我感觉极好，他差不多是自以为已经穷尽了宇宙万物的终极真理了，举凡天、地、人。用今天的术语讲，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加上一个人文科学，到朱熹那儿算是到头了。不光朱熹自己这样觉着，后来几百年世代里的人们都是这么觉着；因此，他差不多可以和孔夫子、孟夫子两位老人家平起平坐了。可是，如果细细品读他的文章，不知别人的感觉如何，至少我本人，除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存天理灭人欲之外，我真的看不出来他比前人究竟更多发现了哪些真理。然后就是，只要你不听他的招呼，你就是禽兽，就是乱臣贼子，就是人人得以诛之。以往帝国政治与意识形态就是蛮横至此。这才真正可以问一句：这叫什么玩意儿？这还怎么可能是人的世界？
到了明代，读张居正的奏疏时，心里的滋味也是一言难尽。一个年近五十岁的首辅大臣，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内阁总理大臣了，诚惶诚恐地跪在一个十岁不到的小皇帝脚下涕泪交流，口口声声称小皇帝对自己是“恩若父子”；原因仅仅是小皇帝在张居正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搏杀之后，表扬了他一句：“先帝说你是忠臣。”
诸如此类之上佳表现，在中国以往的几乎任何一个历史文化名人那儿，差不多都能看到。说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具有重大缺陷，这就是理由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它根本就是栽培白痴的文化。我肯定没有用今人之标准去苛求古人的意思。但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若连这种在帝王面前人如草芥一样的政治文化传统碰也不能碰一下的话，那才真正称得上叫一个下贱，就是真正的贱骨头！
我们民族中的精华人物尚且如此。其他不说也罢。
三
现在，让我们还是回到潘家园旧书摊。
从前年10月出版《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到去年10月出版《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至今已经一年多了。我心中最为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潘家园旧书摊上看到我的书。为此，我愿努力。即便不能永远，至少要让它在那里出现得尽可能晚一点。
混账的皇帝与我们的生活(1)
——读高阳《明朝的皇帝》随笔
明朝的皇帝以混账居多，应该说是史家比较一致的看法。
高阳在他《明朝的皇帝》一书中，细致入微地表现了这些混账皇帝的混账面目，令人不忍卒读又欲罢不能，读后郁闷透顶又莫明其妙地感到一丝如释重负。
细细想来，这种感觉却不可靠；原因是，那些皇帝似乎时时在眼前晃动。于是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深受着那些混账皇帝影响的，在很多时候，他们当日的作为，已经浸透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之中，形成了我们民族集体性格中不绝如缕的组成部分。
一
历史是人的历史，离开人，“历史”的意义是否值得我们深切的关心，便大成疑问。
事实上，如果不是涉及到古人与今人、传统与现代的话，历史的确不是我们该关心的。用一句粗俗的话来说：那些早已成为过去的人和事，关我们屁事儿？
恰恰因为我们的今天与过去密不可分，于是，历史对于我们也就变得格外重大。很难想像一个对于自己的过去稀里糊涂的民族，会是一个对于现在与未来都清醒和理性的民族；而这样一个民族，竟会是一个有出息的民族。
如果承认历史是人的历史，那么解读符号性人物就是探询历史的关键。
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问题。
仅仅回顾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历程，我们并不难发现：那些在前台表演的历史人物的作用并非同等重要，重要的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常常起着枢纽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也从来都是持肯定态度的，恩格斯是这样看的，普列汉诺夫为此还专门写了《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一书。仅仅是在“文革”前后，我们的一些历史研究和教育才真的丧失了思想的能力，变得连两脚书橱都不如，真正沦入到了机械唯物主义的泥沼之中。
这样说可能还是有点不对。把这种情形说成是一种学术上的心理变态或许更合适一些。这种所谓的学问，实际上做着戕害民族心灵与智慧的事情，距离拨乱反正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差距极大。从事者却常常自我感觉良好，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当成真理的裁判员，让人无从辨别真假，无法知道他们究竟是真诚还是伪善。马克思他老人家在天有灵，可能会再一次叹息：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这种状况的出现，追根溯源，大约可以追到辛亥革命以前。
一百多年来，为了推翻帝制，先辈们没有时间理性地清理我们的历史传统和遗产，许多时候难免做了情绪化和较为武断的处理，甚至曲解了历史。在翻天覆地的革命年代和后来血肉横飞的战争年代，一切为了胜利与权力，这些带有浓厚宣传色彩的“理念”或许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