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上述原理,我们现在可以就机器和生产性投资对劳动阶级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影响得出最后的结论。这类产业改良的特征是把流动资本转变为固定资本。本书第一编已指出,在资本积累缓慢的国家,机器的引入、土地的永久性改良等等,暂时往往对工人是极为有害的,因为用于这些方面的资本都直接取自工资基金,人民的生活费用和就业机会会因此而减少,每年的总产量会因此而下降。但在年积累额很大、利润较低的国家,则不用担心产生这种结果。其原因是,在这样的国家,即使输出资本,把资本用在非生产性支出上或把资本浪费掉,只要数额不是过大,就绝对不会减少工资基金的总额,而把流动资本转变为固定资本(固定资本仍然是生产性的)就更不会带来这种结果了。这只是使已经从一个孔流出的水从这个孔流出而已,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蓄水池中的水就会更多地外流,最终导致更多的水流人。因此,尽管对铁路的巨额投资使金融市场陷于一片混乱,给社会造成了损害,但我却决不能同意这样一些人的看法,这些人担心对铁路进行巨额投资会使我国的生产性资源遭受损失。我之所以觉得没有必要担这份心,并不是因为我认为铁路支出只不过是资本转手,资本丝毫不会遭受损失或破坏,凡是熟悉这一问题的人都知道,这样看铁路支出是荒谬的。购买土地的资本倒可以说只是资本转手,因为付给代理人、律师、工程师和测量员的钱有一部分会被储蓄起来,再次变为资本。但用来修建铁路的资本,实际上却被浪费和破坏掉了;这种资本一经支出,就无法再用来支付工资,无法再用来养活工人了;其结果是,耗费了大量粮食、衣物和工具,国家得到的却是一条铁路。但我所要强调的是,修建铁路的资本大都来自每年多余的资本,这部分资本如果不用来修建铁路,便会输往国外或被消费掉,因而既得不到铁路,也得不到任何其他看得见的东西。1844和1845年的铁路投机活动或许阻止了利润和利息的下跌,阻止了各种政府债券和私人债券的价格上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很可能会出现更狂热的投机浪潮,而当其结果因粮食歉收而进一步加重时,最终带来的危机很可能要比实际发生的危机更为可怕。在较穷的欧洲国家,假如不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外国资本来修建铁路的话,则修建铁路的狂潮很可能会带来比在英格兰更糟的后果。我们可以把世界各国修建铁路的活动看作是对剩余资本的一种争夺,这种剩余资本来自象英格兰和荷兰这样的资本充裕而利润较低的国家。英国的铁路投机活动力图把每年增加的资本保留在国内,而其他国家的铁路投机活动则力图获取英格兰每年增加的资本。
由此可见,在富裕国家,因为修建铁路,或因为建立工厂,造船,制造机器,开凿运河,采矿或修建排水灌溉工程而把流动资本转变为固定资本,并不会减少总产量,也不会减少劳动就业机会。再则,资本的这种转变还具有生产改良的性质,而生产改良非但最终不会减少流动资本,反而是流动资本增加的必要条件,因为如果一国想使其资本不断增加,而又不把利润率降至资本停止积累的水平,那它只有依靠生产改良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大大增强了我们的论点的说服力。一国的固定资本增加,最终几乎总会使该国的流动资本也增加,因为所创造的固定资本只要是成功的,就几乎总是会降低劳动者惯常消费的物品的价格。用于永久改良土地的全部资本会降低粮食和原料的价格Z机器方面的几乎所有改良都会降低劳动者衣物、住房或生产这些东西的工具的价格;运输工具方面的改良,例如铁路的改良,会降低远地运来的消费品的价格。即便货币工资保持不变,所有这些改良也会使劳动者的处境有所改善,唯一的条件是劳动者的生殖率不提高。但是,即使劳动者的生殖率提高,导致工资下降,至少利润也会上升,从而积累会受到直接的刺激,在人们有充分的动机输出资本以前会给更多的资本创造投资机会。虽然有些改良不降低劳动者消费的物品的价格,从而不提高利润,也无助于把资本保留在国内,但如前所述,这些改良却会降低利润的最低点,从而在达到静止状态以前,会给资本的积累留出比以前大的余地。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改良以及资本输往世界上无人居住或人烟稀少的地区用来耕种较肥沃的土地或开矿,并不象表面看起来的那样会减少国内的总产量和国内对劳动的需求,与此相反,生产改良和资本输出是国内总产量和国内劳动需求赖以增长的主要原因,甚至是这两者长期而大幅度地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一定的但并非很窄的限度内,象英格兰这样的国家用于这两方面的资本愈多,它保有的资本也就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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