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什么时间，也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一特定的利润率，这一利润率是诱使该时和该地的人民进行储蓄和在生产上使用这些储蓄的最低利润率。这种最低利润率是随着情况的不同而变化的。它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有效积累欲望的强度，也就是此时此地的人民是比较重视未来的利益还是比较重视现在的利益。这一因素主要影响储蓄倾向。另一因素是从事产业活动的资本在多大程度上是安全的，这一因素所影响的与其说是储蓄倾向，还不如说是在生产上使用储蓄的倾向。普遍的不安全状态，无疑也会影响储蓄倾向。窖藏钱财会给大财主增加危险，但与此同时窖藏钱财也是躲避危险的强有力手段，因而这两种作用也许会相互抵消。然而，同把钱保管在自己手边闲置不用相比，一个人若在生产上运用自己的钱或把自己的钱借给别人使用，则他便要冒更大的风险，这种额外的风险是与社会的普遍不安全状态成比例的，也许等于20%、30％或50%，也许还不到1％或2%，但不管怎么说总得是一确定的比例，预期的利润必须能对此给予补偿。

即使资本不产生利润，人们也有充足的理由进行一定量的储蓄。人们在年景好的时候会为坏年景作准备，会为年老体弱时的生活积蓄一些钱财，会为后半生过优闲自在的生活或为抚育儿女进行储蓄。然而，从长期来看完全以此为目的的储蓄是不会大大增加资本数量的。这些动机只是促使人们在一生中的某一时期节省一些钱财，以便在另一个时期消费，或供他们未成年的儿女消费。能够增加一国资本的储蓄，通常产生于人们改善自身生活状况或为儿女或他人遗留财产的愿望。一定的自我克制能力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想要达到的目标，这对上述愿望的强度会产生很大影响，而自我克制能力又取决于利润率。每一国家都有一最低的利润率，若再低，人们就不会为了发财或遗留财产而储蓄了。所以能够增加一国资本的积累，需要有某一利润率作为必要条件，一般人会把这一利润率看作是对节欲的报酬和对所冒风险的补偿。当然，总是有一些人的有效积累欲望高于一般人，即使利润率低于最低水平，他们也会进行储蓄，但也总是有另外一些人，这些人的花钱嗜好和享乐嗜好大于一般人，他们非但不储蓄，反而挥霍掉所得到的全部钱财，这两种人正好相互抵消了。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种限定资本增长的最低利润率，在某些社会状态下要比在另一些社会状态下更低。我在这里可以加上一句，标志着当代文明的那种社会进步有降低这种最低利润率的趋势。首先，这种进步的公认结果之一，是一般安全的增加。战争的破坏以及私人和公家的暴力掠夺给人带来的忧虑越来越少；教育和司法可望得到改良，舆论也更受尊重了，这些都为防止欺诈和胡乱经营提供了越来越大的保证。所以，为补偿生产­性­投资所冒的风险而要求具有的利润率，现在已比一个世纪以前低了，今后还会比现在更低。其次，人类已不再是眼前利益的奴隶，而越来越习惯于在遥远的未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目的，这也是文明进步的结果之一。远虑的这种增加，是人们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把握未来的自然结果，而且，工业生活对人类的感情和喜好所产生的影响，大都有利于远虑的增加。随着生活的变故日益减少，随着生活习惯日益固定，随着除了依靠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外用其他方法发横财的机会日益减少，人们愈来愈愿意牺牲眼前的享乐以实现未来的目标。先见能力和自制能力的提高，除了影响财富的增加外，肯定还会影响其他事情，这一问题下文马上就会讨论到。不过，当前的社会进步即使无助于增加人们的积累欲望，也显然有助于放松这种欲望所受到的束缚，有助于降低诱使人们进行储蓄所绝对必需的利润率。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即风险减少和远虑增加，当前在英格兰，百分之三、四的利润或利息便足以促使资本增加，而在缅甸帝国或在约翰王统治时期的英格兰测需要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利润或利息才能促使资本增加。在荷兰，过去100年间公债的利率为2%，这一利率虽然没有促使资本增加，但也没有使资本减少。尽管最低利润率的变化很大，尽管无法确切说出某一时期的最低利润率是多少，但无论如何总是存在着最低利润率；不管最低利润率是高还是低，一旦达到最低利润率，资本就会暂时停止增加。于是国家也就处于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那种停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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