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金属以通常的贸易方式输入时,其价值必然同其他任何外国生产物的价值一样,取诀于相同的原因,并服从相同的法则。金银主要就是以这种方式由各开采国散布到商业世界其他一切地方的。金银是这些国家的主要商品,至少是它们经常大量输出的物品之一;而且金银象其他各种可输出的商品一样,是为进行投机买卖而装运海外的。因此,如果我们假定只有两国、两种商品进行交易,一国(例如英格兰)为换取一定量的金银块而须提供的本国生产物的数量,就将取决于相对于开采国(例如巴西)对英格兰所能提供的物品的需求而言英格兰对金银块的需求。这些物品必须以这样的比例相交换,即,它能使双方的需求都完全得到满足,从而这些物品的价值不因竞争而有所变动。英格兰所需要的金银块与巴西所需要的英格兰棉布或其他商品,必须恰好相互抵偿。然而,如果我们以实际存在的复杂情况来取代这种简化的情况,则国际需求方程式必然不在英格兰所需要的金银块和巴西所需要的棉布或宽幅毛料之间确立,而在英格兰的全部输入品和全部输出品之间确立。外国对英格兰生产物的需求必然与英格兰对外国生产物的需求保持均衡;因而,包含金银块在内的一切外国商品必然以这样的比例同英格兰的生产物相交换,即,它能通过这些商品对需求产生的影响来建立这种均衡。
贵金属的特殊性质或用途,丝毫不会使贵金属成为一般需求原理的例外。只要人们为了享受或在工艺上对贵金属有需要,对贵金属的需求就会象对任何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样,不规则地随着价格的下降而增加。只要贵金属为制造货币所必需,对它们的需求就会十分规则地随着价格的下降而增加,需要量总是与其价值成反比例。就需求而言,这是货币和其他物品之间唯一真正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对目前的论题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因此,货币如果只当作商品输入,则将象其他各种输入品一样,其价值在外国对其输出品的需求最大而本国对外国商品的需求最小的国家最小。然而,除这两点外,还要加上另外两点,它们是通过运输费用产生影响的。获得金银块的费用是由两个因素构成的,即购买金银块时所提供的货物和运输费用;金银块出产国将在国际价值调整过程中承担一部分(虽然是不确定的一部分)运输费用。运输费用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运送货物到金银块出产国的费用,一部分是运回金银块的费用,这些费用都受矿山距离的影响,前者还深受货物体积的影响。其可输出的生产物由精细的制造品构成的国家,同只有笨重的原料可供输出的国家相比,如果其他的情况相同,可以用较少的费用获得金银块和其他一切外国物品。
因此,为了精确地说明问题,我们应当说,其可输出的生产物在海外具有最大的需求、输出品体积最小而包含的价值最大、离矿山最近、对外国生产物的需求又最小的国家,是货币价值最低的国家,换句话说,也就是物价常常最高的国家。如果我们谈论的不是货币的价值,而是货币的费用(即一国为获得货币而必须消耗的劳动量),则除上述导致币值低廉的四个条件外,我们还应当加上第五个条件,那就是,“其生产性产业的效率最高”。然而,最后一个条件完全不影响以商品计算的货币的价值;它只影响物品的一般充裕程度和获得一切物品(包括货币和各种商品)的便利程度。
因此,虽然西尼耳先生的以下说法是正确的,即英格兰很高的劳动效率,是英格兰能以小于大多数国家的费用获得贵金属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不能象他那样认为,这是贵金属在英格兰价值较小的原因,是它所能购得的商品数量较少的原因。如果这是事实而非错觉,那么,这必然是由如下两个原因引起的,即:外国对英格兰的各种主要商品需求很大;英格兰的这些商品与各商业国家的输出品如谷物、葡萄酒、木材、糖、羊毛、皮革、动物脂、大麻、亚麻、烟叶、原棉等相比,其体积一般都较小。这两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英格兰的一般物价会高于其他国家,尽管英格兰本身对外国商品的巨大需求对物价有抵消作用。然而,我坚决认为,所谓英格兰商品的价格高,货币的购买力低,是表面现象而不是事实。确实,食物比较说而由于食物支出在收入少而子女多的家庭的支出中占很大比重,因而对这样的家庭来说,英格兰是物价高的国家。而且,大多数劳务费用英格兰也比欧洲其他国家高昂,因为大陆上各贫穷阶级的生活方式所费较少。但是,制造品(除了大部分要有高度鉴赏力的那些制造品外)在英格兰显然是比较便宜的;或者说,如果买主们满足于同样的原材料和加工质量,它们就会比较便宜。所谓英格兰生活费用高,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主要是出于愚蠢的习俗;在英格兰,生活状况比日工好的一切阶级都认为,他们所消费的物品的品质绝对必须与比他们富裕得多的人们所使用的那些物品相同,或至少在外表上几乎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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