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于各种经济现象作过许多思考,甚至曾以富有独创性的探索对理解这些现象作过贡献的人们,为什么也信奉上述如此荒谬的学说呢,我认为,他们是受了对某些商业事实的错误解释的蒙骗。他们以为,各种商品的一般供给过剩的可能性,已为经验所证明。他们相信,他们在某些市场状况中曾经看到过这种现象,其实,对这种市场状况是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解释的。
我在前面已经描述了伴随着所谓商业危机而出现的商品市场状况。在此期间,一切商品确实超过货币需求;换句话说,货币供给不足。由于大量信用突然消失,每一个人都想掌握现金而不愿脱手,许多人由于渴望获得现金而不惜承受任何损失。因此,几乎人人都是卖主,而几乎没有买主;因而,由于商品充斥或货币缺乏(两种说法可以不加区别),一般物价确实会极度下跌,虽则只是在危机持续期间会下跌。但是,象西斯蒙第那样认为商业危机是一般生产过剩造成的,却是大错而特错的。商业危机仅仅是过度的投机性购买造成的。低物价不是逐渐出现,而是过高价格的突然反跌;其直接原因是信用收缩,因此补救的方法不是减少供给,而是恢复信用。如下一点也很明显,即,市场的这种暂时混乱成为一种弊害,只是因为它是暂时的。下跌的只是货币的价格,如果物价不再上涨,则任何商人都不会受到损失,因为对他来说,现在较低的价格具有和过去较高的价格相等的价值。这种现象与那些著名经济学家就生产过剩的弊害所作的描述毫不相符。这些作者以为,由于缺乏市场,生产者的境况会长久衰微下去,但是,这种想法从商业危机的性质那里是得不到支持的。
对于一般财富过剩和积累过剩的概念似乎予以支持的另一现象,具有较为永久的性质,即,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的发展,利润和利息会自然而然地降低。利润下降的原因是维持劳动的费用增加,而这种费用的增加又是人口和对食物的需求增加(超过了农业改良的进展)所造成的。对于各国经济发展中的这一重要特征,我们将在下一编加以详细的考察和论述。这和商品市场的缺乏显然完全是两回事,虽则在生产阶级和商业阶级的抱怨中常常将二者混同起来。近代或现在产业经济的真实情况是,如果人们能够满足于小额的利润,刚任何数量的营业几乎没有不可进行的;而这一点,一切勤勉而精明的工商业界人士都完全懂得;但是,甚至那些遵从历史趋势的人,也不满意于这种历史趋势,他们希望资本少一些,或者象他们所说的,竞争少一些,以得到较高的利润。然而.低利润和需求不足是两回事;而只是降低利润的生产和积累,不能称为供给过剩或生产过剩。这种现象的真相如何,其作用和必然界限如何,我们将在探讨这一特殊问题时给予说明。
据我所知,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两个经济事实外,其他任何经济事实都不会使人认为,在实际经验中出现过各种商品的一般生产过剩。我确信,无论要解释商业事务方面的什么事实,都不需要作这种空想的假定。
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一点上的任何不同意见,都牵涉到对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它的实际应用方面。依据一方的见解,我们只须考察如何使充分的生产能够同最佳的分配结合起来;但是依据另一方的见解,则尚须考察第三件事情,即怎样才能为生产物创造市场,或者怎样才能使生产不超过市场容量所规定的限度。在本质上如此自相矛盾的一种理论,只会使经济学的核心发生混乱,使它无法清晰地理解许多较为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我以为,这个错误是前述三位卓越的经济学家即马尔萨斯、查默斯和西斯蒙第的体系(如果当作体系)的致命伤,虽然这三位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基本定理作了极好的表述和说明,但是这个致命的误解,却象一块幕布,把这些定理和经济学的较为棘手的部分隔了开来,不许有一丝光线穿透。更不用说,这样一种混乱的观念在连续不断地妨碍着智力不及这些经济学家的人们的思索,使他们一直迷惑不解。为了公平对待两位杰出的人物,必须促使大家注意这一事实,即,对这一最重要之点作出正确说明的功绩,在欧洲大陆主要应归功干卓有见识的让·巴蒂斯特·萨伊,在英国则主要应归功于詹姆斯·穆勒先生;穆勒先生(除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作了确切的说明以外)在为参与当时的论战而发表的题为《为商业辩护》的早期小册子中,十分有力而清晰地阐述了这个正确的学说;在他的著作中,这本小册子是使他出名的第一部著作,而且他格外珍视这本小册子,因为正是通过这本小册子,他开始认识了大卫·李嘉图,并同李嘉图建立了他生平最宝贵、最亲密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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