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为止我只限于对社会主义的极端——共产主义学说进行观察。按照这一学说，不仅生产手段——土地和资本都是社会的共同财产，而且产品和劳动也要尽可能平均地进行分配。对社会主义的反对意见，不论根据是否充分，矛头主要是针对它的这种形态。其他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不是单纯依靠路易·布朗所说的勤劳光荣，而是多少保留了个人金钱利益对劳动的刺激。因此，声称要实行按劳动比例付酬的原则，已是对严密的共产主义理论的一种修正。在法国由独立核算的工人的联合组织进行的将社会主义付诸实践的各种尝试，大多在开始时不考虑个人所完成的工作量，采用平分报酬的做法，但不久都放弃这种做法，而以工作量计算报酬。原先的原则要求具有较高的公平标准，因而适合于比现在高得多的人­性­道德状况。按照完成的工作支付报酬的做法，只在工作多做或少做可以自由选择时才是真正公平的。如果工作量取决于体力或能力的天然差别，这一报酬原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它是锦上添花，给予天赋最优厚的那些人最高的报酬。然而，将它作为对目前道德标准所形成和现行社会制度所鼓励的自私­性­格的一种妥协，是非常方便的。在教育得到彻底改造以前，这样做较之在较高的理想下所进行的尝试，更有可能迅速收效。

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两种­精­巧形式，称为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主义，通常极力主张反对共产主义的那些议论，对它们毫不适用。虽然它们豁达大度地对待反对自己的各种议论，然而由于它们在很多方面具有巨大的智慧力量（这是它们的特征），以及对社会和道德的某些基本问题进行了大量富于哲理­性­的论述，它们可以公正地当作过去和现在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

圣西门主义的方案不打算实行产品的平等分配，而打算实行产品的不平等分配。它不主张所有的人从事同样的工作，而主张人们的工作应依照他们的禀­性­和才能而有所不同。象军队中军官的情况那样，各人的职务是由指挥者选派的，薪金是和这项职务在指挥者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和担任这项职务的人员的功绩成比例的。指挥机构的建立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做法，但要在根本上和该制度保持一致。它可以通过公众投票而加以任命。按照原作者的设想，指挥者都是才华出众和具有美德的人，他们可以凭借智力上的优势而得到其余人的自发支持。在某些特殊的社会条件下有成效地实施这一方案，这不是不可能的。历史上确有实行与此有点类似的方案而获得成功的实例，那就是我提到过的耶稣会在巴拉圭的实验。他们把一些蛮族用一种村社制度组织起来并置于文明人­精­神统治之下。这些野蛮人原先是非常厌恶为遥远的目标作出持续努力的，现在却恭恭敬敬地服从他们的绝对权威，听从他们的劝告学习文明生活的技艺并为村社劳动，但却没有一种动力能促使他们为自身劳动。这一社会制度为时不长，就被外国势力通过外交途径破坏了。它之所以能够实行，也许是由于少数几个统治者和所有被统治者之间在知识和智慧方面差距过大，在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中间等级（不论是社会的还是文化的）。在其他任何情况下，它可能会完全失败。这种社团的指挥者要有绝对的专制。如果按公众讨论的结果不时更换接受委托而实行专制的人（与这一制度倡导者们的意见相反），这种专制就不会有多大的改进。但是，设想不论怎样选拔的一个人或几个人，靠其下属机构的帮助，就能妥善地做到每个人的工作与其能力相适应，每个人的报酬与其功绩成比例，事实上成为对社会全体人员进行合理分配的执行者，或者设想他们不论如何使用这个权力，都能做到人人满意，或不靠暴力的帮助就能使人人都服从；这些几乎都是空想，毋须反驳。人们会默认一定的规则，例如平等的规则，也会默认命运或苍天的安排。但如设想少数几个人会公平地估量每一个人，并完全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判断，给甲多些，给乙少些，则除非大家相信这些人是超人，怀有不可思议的恐惧，否则，他们是不会服从的。

社会主义所有形态中最巧妙和最无懈可击的是傅立叶主义。它并不打算废除私有制，甚至不打算取消继承权。相反，它公开承认要把资本同劳动一样作为产品分配的要素来考虑。它提出产业应该由有大约两千名成员的社团来经营，他们在自己选出来的首长领导之下，在面积约为一平方里格的一块土地上共同劳动。在分配上，首先对社团的每个成员，不论是否能劳动，都分给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其余的产品则按事先确定的比例在劳动、资本和才­干­三个要素之间分配。社团的资本可以按不相等的股份归不同的成员所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象其他任何合股公司那样按持股多少领取股息。每个人按才­干­应得的产品份额，是按其在所属集团中的级别或地位高低确定的。在任何情况下，这些级别都是按照集体的意愿授与的。各人得到的报酬毋须共同花费或共同享用，居住是按户分开的。除去所有的社团成员都要住在同一个建筑群中（这是为了在建筑物上和家庭经济的每一方面节省劳动和开支）以外，并不要求实行其他的共同生活。社团的全部买卖业务都由一个代理人经营，现在被单纯的销售商拿走的、由很大部分劳动产品构成的巨额利润由此会减少到最低限度。

这个制度至少在理论上不象共产主义那样要把现今社会中各种促进工作的动力全部去掉。相反，如果这个制度按照它的设计者的意图实施的话，甚至还会使这些动力得到加强。因为每个人确信自己会因脑力或体力劳动技能的提高而获得更多的劳动成果，而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下，只有处于最有利地位的人或运气特别好的人才能大有所获。傅立叶主义者还有一机智之处。他们相信自己已经解决了使劳动具有吸引力这一根本问题。他们以十分有力的论据争辩说，这件事不是不可能实现的。特别是在如下一点上他们和欧文主义者是一致的。这就是：人们以谋生为目的进行的劳动，不论多剧烈，其强度都不会超过其他一些人为寻乐而进行的劳动（他们已具有充分的生活资料）。这肯定是一意味深长的事实。研究社会哲学的人可以从中汲取重要的教训。但是，以此为依据的议论很容易被夸大。如果不舒适而又劳累的工作会被很多人当作娱乐随意进行，人们为什么不想一想，这样的工作成为娱乐活动，不正是因为这些工作是随意进行的，因而也可以随意不­干­吗？是否有离开某种工作的自由往往是痛苦和欢乐的分水岭。很多人一年到头住在同一个市镇、同一条街道或同一座房子里，从来没有搬家的念头，但是，他们若按当局的命令圈在同一地方，就会感到这样的监察是绝对无法忍受的。

按照傅立叶主义者的看法，几乎没有一种有益劳动必然和肯定是不合心意的，除非这种劳动被认为是不光彩的，或者是过量的、无法激起竞赛兴趣或赢得他人同情的。他们坚决认为，任何人都不会过分劳累。因为在这个社会里不存在有闲阶级，不会象现在那样把大量劳动浪费在无益的事情上；组织起来又能够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节约消费。他们还认为，使劳动富有吸引力的其他必要条件是所有劳动都交给社会小组来承担。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同时参加若­干­小组。他们在每个小组中的级别由他们的同伴根据所能提供的服务好坏投票评定。从公社的每个成员可以按照各自的兴趣和才能参加几个小组可以推断，人们从事各种各样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并可在某一个或几个小组中占据高位。这样实际上就会达到或接近于真正的平等。但这不是靠对各种个人天赋的限制，相反却是靠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才能来实现的。

从如此简短的概述中一定可以看出，这个制度不会违反影响人类行为的任何普遍法则（即令在现今这种德育和智育不完善的状况下也是如此）。现在说这个主义不可能成功或它的支持者的大部分希望均会成为泡影，是过于­性­急了。这个主义，和所有别的社会主义一样，都是令人向往的，因而完全有权利要求取得实验的机会。它们都可以适当的规模进行实验。除参加实验者外，是不会有什么人身或金钱上的风险的。要靠经验来确定哪一种公有制度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或多快的时间内代替现在的以土地和资本私有制为基础的“产业组织”。同时，我们可以确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尽管毋须试行限制人­性­的最终发展，政治经济学家所主要关心的还将是，基于私有制和个人竞争原则的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条件问题；在人类进步目前阶段所具有的主要目标不是取消私有制，而是加以改良，使社会每个成员都能得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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