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默斯博士沿着同一思路就另一与此紧密相关的问题，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这个问题就是政府为战争或其他非生产­性­开支而举债会产生什么结果。这种公债是从资本中抽出来的（这和赋税不一样，赋税通常由收入支付，并且部分或全部因经济的增长而得到补偿），因而依据我们提出的原理，必定会使国家贫困，然而，这种开支规模最大的年份却常常是表面很繁荣的年份。国家的财富和资源并没有减少，相反却在这一过程中显示出迅速增长的迹象，而且在其结束后扩充到很大的规模。众所周知，英国在上一次旷日持久的欧洲大陆战争（译者按：指1792—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期间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由此而在政治经济学中产生了许多无根据的理论，人们一时都相信这些理论。这些理论几乎都赞扬非生产­性­支出，而贬损生产­性­支出。列举出所有这些理论，要占很大篇幅。有许多因素致使这种对一国生产资源的突然抽取没有产生预料的结果，我们不准备仔细观察所有这些因素，而只假设有可能出现最为不利的情况，即政府借得并毁灭的全部款项是放债人从已投入生产的投资中抽出来的。因此国家在该年的资本也就相应减少。但是，除非所抽走的款项非常巨大，否则该国的资本在下一年就没有理由不和以往一样多。公债不可能取自购成工具、机器和房屋的那部分资本。公债肯定全部取自支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资本，劳动者会因此而受苦。但如果没有劳动者饿死，如果他们能忍受工资的这种减少，如果慈善机构能使他们免于陷入绝对贫困，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的劳动在下一年会比上一年生产得少。如果他们生产得同往年一样多，而他们所得到的报酬却少了几百万镑，那么这些钱就落入了雇主手中。这样，国家资本遭受的损失立即得到了弥补，不过这是用劳动阶级的贫困以及真正的苦难换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这种时期，即令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仍有人会很容易地获得暴利，而这些人的兴旺发达往往被社会看作是国家的繁荣昌盛。

由此便导向了查默斯博士特别提到的那个令人伤脑筋的问题，即一国政府在额外的非生产­性­开支方面所需的资金，是靠发行公债来筹措，赋税只提供利息好呢，还是靠课征赋税一下子把所需的款项都筹齐（用财政术语来说，这叫年收年支）好。查默斯博士坚决主张采用后一种方法。他说，一般认为，要求在一年内得到全部金额，这是在要求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或很难办到的事；人们一下子从年收入中付出全部金额困难很大；最好是要求人们每年以利息形式支付小笔金额，而不是一下子作出这样大的牺牲。对此查默斯的看法是：在两种情况下所作的牺牲是同样的。不论花费多少，都得从年收入中抽取。国内生产的全部或每一部分财富，产生或帮助产生了人们的年收入。以赋税形式抽取所需款项固然会带来贫困，但以公债形式抽取所需款项，同样会带来贫困。苦难并未被防止，只不过转嫁给了劳动阶级，转嫁给了最无能力并且最不应该负担的阶级，而为了经常支付利息课征租税所产生的一切身体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麻烦，也是纯粹的损失。每当从生产中或从生产基金中抽取资本，借给国家用在非生产­性­方面时，抽走的全部金额便是从劳动阶级身上扣得的。所以，公债实际上当年就得到了偿还；偿还公债所需作的全部牺牲实际上也已作出，只是付错了人，因而并未消除债权；并且是靠最坏的赋税，一种只向劳动阶级征收的赋税来偿付的。而在以这种最痛苦和最不公正的方式作出了偿还债务所需的全部努力之后，债务却依然存在，依然要长久地为其支付利息。

我认为，就公债所吸收的价值如不这样使用就可用于国内生产这一点而言，上述观点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实际情况却很少完全符合这样的推测。不太富裕的国家的公债，主要来自外国资本，外国资本也许只会向较有保证的政府债券投资。而富裕繁荣的国家的公债，通常不是从生产资金中抽取的，而是来自收入不断造成的新积累，一部分新积累如果不这样使用，就会转移到殖民地，或者向国外寻求别的投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后面将对此进行更加详细的考察），靠公债获得所需的款项，非但不会损害劳动者，不会扰乱整个国家的工业秩序，反而同靠课税筹集款项的方法相比，也许对劳动者和整个国家的工业更为有利，因为赋税，特别是沉重的赋税，几乎总有一部分要由本来可以节省下来增添到资本上去的资金来支付。而且很显然，如果一个国家每年能如此大量地增加其财富，能拿出一部分作非生产­性­开支而不会减少资本，甚至不会妨碍资本大幅度增加，那么在这样的国家，即使公债抽取的都是资本，都是在国内可以得到利用的资金，劳动阶级遭受的损害，也要比所假设的第一种情况少得多，反对靠公债筹款的理由也弱得多。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放在后面也许更为合适；这里简要地预先予以讨论，是为了防止人们从列出的前提条件中得出错误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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