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差大臣和珅等抵达昆明后，重点是以海宁检举信为依据，确定从李侍尧亲信家奴、李侍尧本人和馈送银两的几名属员三方面下手，分别调查讯问，为防止相互串供，又迅即采取措施，将有关涉案人员隔离起来。

调查落实海宁指控李侍尧贪婪各款用了不到十天时间，并没费很大气力。乾隆四十五年三月上旬，钦差大臣和珅向乾隆奏称：经查，李侍尧收受庄肇奎银二千两，素尔方阿银三千两，汪圻银五千两，德起银二千两，张珑银四千两，共银一万六千两。又以修理在京房屋收受素尔方阿银五千两，德起银五千两。又勒卖珠子二颗给同知方洛、昆明县知县杨奋共要银五千两。以上情节经诘讯李侍尧家人张永受与素尔方阿等，各供相符，李侍尧亦不否认。总计李侍尧受贿索贿约计三万一千两，比海宁呈禀所列各款超出许多。

《大清律例》中，大体相当于现代刑法贪污罪的罪名，是“监守自盗仓库钱粮”，其最高刑为死刑。原律是“（赃至）四十两，斩”。但在司法实践中，对监守自盗罪拟刑并不援照上述本律，而是根据雍正三年遵旨所定附律条例：“凡侵盗钱粮入己，自一千两以下仍照监守自盗律拟斩，准徒五年；数满一千两以上者，拟斩监候，秋后处决，遇赦不准援免。”（白银千两大约折合今天人民币十五万至二十万）此后，该条例虽屡经修改，但自乾隆元年始，“监守自盗钱粮一千两以上拟斩”则作为“正例”一直沿用不改。就法律本身而言，《大清律例》有关对贿赂罪的惩治，要严于贪污罪。清律中大体相当于现代刑法贿赂罪的罪名，是“枉法赃”与“不枉法赃”，其最高刑也是死刑。枉法赃至八十两即绞，不枉法赃则一百二十两绞，由于折半科罪，实际上赃至二百四十两才处绞。“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容或有些夸张，但如果真正严格依据《大清律例》惩治贪污贿赂法条办事的话，恐怕随便拉出一个官员杀掉都不会冤枉他。特别像李侍尧那样肆无忌惮的大贪官，根本无须发动他的下属起来揭发检举他，随手捡两样面儿上­鸡­毛蒜皮之类的问题，就足够他死上几十次了。但李侍尧竟然奇迹般地死里逃生了！

三月十七日，钦差大臣和珅汇总调查李侍尧被海宁呈控贪污各款情况的奏折，递到御前，当时皇帝所乘御舟正沿苏北境内运河南斗圩至十里亭一线南下。自查抄李侍尧家产以来，乾隆早已料到这位风头正健的能员可能手脚不­干­净，而他的贪纵营私，又很难与他大量进贡珍宝古玩、西洋奇珍脱开­干­系，不过令他大为意外的是，和珅的奏折及所有涉案人员的口供都表明，李侍尧在云南婪索下属的说词，除其自家修理房屋之外，竟然全部与进贡有关，如果这样公布出来，让人难免会产生李侍尧为进贡所迫、不得不让属员“帮贡”的联想。看来问题远比原来设想的要严重，乾隆再也无心观赏运河两岸明媚的春光了，查办李侍尧一事已经到了必须向全国臣民公开的时候，他不能不静下心来专心思考如何找一个既保全国体，又不损及自己颜面的得体的说法。

第二天，通过行在内阁发布的明发上谕是这样开头的：

“李侍尧由将军用至总督，历任各省，前后二十余年，因其才具尚优，办事明­干­，在督抚中最为出­色­，遂用为大学士。李侍尧具有天良，自应感激朕恩，奉公洁己，意图报效。乃昨据海宁呈禀李侍尧贪纵营私各款，因命侍郎和珅、喀宁阿前往查办。”

谕旨最后宣布将李侍尧革职拿问，素尔方阿、汪圻、庄肇奎、张珑、方洛、杨奋一并革职，交和珅等严审定拟具奏。同时由内阁公布的谕旨还有，将云南巡抚孙士毅革职，发往伊犁，自备资斧效力赎罪（按：但不知为什么，孙士毅临行，乾隆又命他留京纂修《四库全书》，特授翰林院编修，理由是孙学问优长。实际是孙士毅与和珅私交甚好，盖和珅从中斡旋也）；调奉天将军福康安任云贵总督，命严希深驰驿前往署理云南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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